第一章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及区域战略与老区建设的关系

第一节 国外相关理论综述

一 区域经济及郡县经济理论

（一）区域经济经典理论

国外对县域经济的具体研究比较稀缺，但国外从区位视角、区域增长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等方面对较为宏观的区域经济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经典的研究理论。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以研究成本和运输费用为内涵的工业区位论，其集大成者德国学者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区位因子体系，从而创立了工业区位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根据聚落和市场的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后来，费特尔、廖什、瓦尔特·艾萨德、奥古斯特·勒什、戈林赫特、赛默恩、弗勒德、斯科特、施托佩尔、沃克尔、麻斯等经济学家相继在区位理论上做了深入的探索并有所建树。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时期兴起的，主要有：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纳克斯在《市场规模和投资引诱》《经济发展问题的某些国际方面》确立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一些区域经济学者把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威廉姆逊的倒“U”形理论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增长理论。1961年，珀洛夫与温戈所提出的资源禀赋决定论；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了区域发展政策。1999年，克鲁格曼提出区域经济差距的模式是由区域趋向发散的离心力和区域趋向收敛的向心力两种作用力的比较产生的。凯勒指出，技术转移与扩散是决定区域收敛与发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郡县经济理论

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县大多数是指其国家的二级行政和经济区域，一般被称为郡。国外的经济发展权限一般赋予一级经济和行政地区，郡一般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这与我国的县级行政单位差别比较大。所以国外对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少，涉及县域经济研究的则更少，更多依赖的是市场的调节作用，并配合发挥地方的公共服务职能。从国外研究来看，关于郡县经济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郡县经济的发展模式方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以地中海沿岸地区、荷兰西部沿海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农村县域发展模式，以新西兰、奥地利、希腊等首都为代表的城市服务业辐射周边的扩散发展模式，以美国田纳西州和墨西哥北部边境地区为代表的边远和内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在郡县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国外研究一般认为地区自我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是郡县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推进乡村人口城市化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和方向，郡县作为二级行政区域主要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普及信息化，建立免费义务教育体系等内容。

第三，在郡县经济的发展特色方面。国外一般认为不同的乡村或郡县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域的发展要素和基础选择适合各自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十分注重以县域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有选择地推进经济发展、人口市民化或者生态保护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

二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一体化也在加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覆盖。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三大组织是最为典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10+1”“10+3”等扩展运作机制，在地区和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角度

不少学者、专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对区域一体化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54年，Tinbergen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并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将经济一体化区分为消极一体化、积极一体化两个类型。消极一体化是指消除歧视和管理制度，引入经济自由化；积极一体化是运用强制力量改变现状，建立起系列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在Tinbergen给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即一体化是指市场上产品、要素的移动不受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Jonge（2012）提出人们应该从整体观、系统论的角度全面认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区域生态环境甚至整个生物圈的影响和作用。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理论融合互动的角度

经典理论一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分为四个阶段：自由贸易区阶段、关税同盟阶段、共同市场阶段和经济联盟阶段。对自由贸易区理论有比较全面研究的是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en）。他认为，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进行，而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基本形式则是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在关税同盟理论研究上，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于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即各参与国的关税完全取消，而对来自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关税。他还认为，关税同盟会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动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他还在书中从生产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说明贸易创造会引起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

（三）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

国外对区域经济的研究较早，成果也较多，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的实践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汉森就美国与墨西哥经济一体化对美国经济区位的影响做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墨西哥经济一体化促使了美国边界经济的扩张。亨里克森等以欧洲经济一体化为研究对象，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能促进经济增长做了实证分析。曼佐齐等运用了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区域经济对区域内部和外部成员带来的综合效益。崔宗日对10个东亚国家商业周期同步性是否受到国际双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双边贸易依赖性的增强与商业周期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雷斯米尼在2003年对欧盟东扩在区域层面给成员国所带来的空间，能促进各国国界边缘地区的经济增长。耶普尔（2003）运用三国模型就多国企业FDI的联动一体化战略进行研究，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能降低成本，各企业能从中受益。巴里奥斯等以西班牙和葡萄牙邻国为研究对象，对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欧盟区域商业周期趋同的正向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两个国家加入欧盟后对伊比利亚地区的边界效益有明显的降低。法雷尔（2004）以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例，就欧盟区域资金对区域趋同的影响做了研究，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能相互支持对方一定的资金。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态的角度

关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态，新古典主义学家提出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主要有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学说、North的出口基地论和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等。有学者则从相反的角度认为区域经济必将产生非均衡发展，如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赫希曼与弗里德曼提出“核心—边缘区”理论等。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或开发模式，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梯度推移发展、增长极式开发、点轴开发与网络开发等不同类型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整体发展会产生区域经济间的互补与相互融合作用。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区域经济间的互补与相互融合，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发挥比较优势的先决条件是产品和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根据新古典主义的要素比例理论，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因此投入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会提高流出地的边际价值和价格，降低流入地的边际价值和价格，长期而言将有利于缩小地区间要素报酬差距，促进地区间的资本、劳动比率实现相等，进而促使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产品交换与生产要素流动具有类似的性质，通过市场网络的扩展而逐步实现要素报酬均等化。

三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

（一）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主要研究包括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原则、要求，相关国家和一些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做了研究，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因不同的侧重点而不同，但核心内涵都是界定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发展战略和系统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研究。Barbier运用环境三功能理论，设计了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型，强调人类生产生活过程对生态和环境的依赖性。2004年，科隆大学会议明确提出了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学者们开始明确将环境与经济地理联结起来。主流经济地理学家Gibbs、Hayter、Brereton等、Costantini等尝试从制度、文化转向出发，生态现代化和管制理论、将进化制度主义、地理信息系统、创新地理学等研究理论应用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空间评价和环境规制的研究中。

（二）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

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主要以贫困人口如何维持长远生计为研究对象，该理论从贫困居民生产、生活的角度提出“生计资本”概念来解决和治理贫困问题。可持续生计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中提出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的和稳定的生计。纳列什·辛格和乔纳森·吉尔曼在《让生计可持续》一文中提出：“消除贫困的大目标在于发展个体、家庭社区改善生计系统的能力。”目前被广泛认可和采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可持续生计研究分析框架，是共同目标发展署（DFID）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化资本、金融资本共同构成“生计五边形”所建立的可持续发展生计方法（SLA）。国内最早的理论文章出现于2005年。张大维（2011）认为生计资本缺乏是贫困的根源，并从增加生计资本的五类资本方面提出发展山区的举措；赵雪雁（2010）利用生计资本概念对青藏牧民贫困进行了实证分析；李星星（2007），葛根高娃、乌云巴图（2003）对西北，东北及西南特定区域生态移民活动进行过研究；刘学解（2002）、杨维军（2005）对生态移民的必要性和效应进行了研究；东梅等（2011）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论证了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区域生态脆弱，贫困与迁移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生态移民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可持续生计资本理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热点。这些文献大多数均从可持续生计视角研究或探讨了城市贫困人口发展、低保制度、贫困地区大规模生态移民、失地农民生计等问题，在破解失地农民问题方面，提出了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解决思路和对策，部分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可持续生计理论以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宗旨，从社会物质、精神等不同角度较为清晰和全面地分析贫困人口在长远生计中的脆弱性背景，合理利用各类资本的方法和途径，并对现有的发展成果进行评估和检查，这为我国探索生态移民的生计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和指导意义。

（三）生态脆弱性理论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生态经济学于20世纪60年代应运而生，人们逐渐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Herman Daly的《稳态经济》对传统的无节制的增长观点发起了挑战，被普遍认为是生态经济学的萌芽。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下一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Turner（1989）等正式提出了“循环经济”概念，循环经济借助于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再循环（Recycling）三个原则（即3R原则），实现如何治理因经济增长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层面的物质闭环运动。Grant（1994）在循环中加入人口的因素，提出了“PPE怪圈”的理论模式，即“贫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过度增长—环境（Environment）退化”的恶性循环。

生态脆弱性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Joern Birkmann将概念从最初的对破坏或扰动的敏感性，逐渐发展到关注系统对刺激的承受能力和反应能力，以及受到刺激后的恢复能力，将生态脆弱性的内涵从一维拓展到了多维（见图1-1）。生态经济学还关注到可持续性的另外一个方面，即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修复，Perrings指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让系统回到它的起始状态，修复被称作“霍林可持续性”（Holling sustain ability）。Herman E. Daly和Joshua Farley（2007）合著的Ecological Economics: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生态经济学：原理与运用》）代表了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最高水平，尝试着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对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做出新的表述。Spangenberg认为存在四类资本：人力资本（知识、技能）、人造资本（技术、设备）、自然资本（提供和保持服务的生物物理、生态系统）以及社会资本（组织、与人相处的文化能力），所有这四类资本存量是实现可持续性所必需的。Norgaard指出，代际公平和可持续性主要依赖于每代人在为后代转换资源所承担的义务，它取决于产权、收入分配以及代际的偏好。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Nicholas Stern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自此低碳经济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四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

贫困地区或落后地区统称欠发达区域或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因而欠发达地区把实现经济发展，赶上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当作其主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要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另一个是要探索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

（一）欠发达区域贫困成因理论

第一，贫困的积累因果循环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 Model）。缪尔达尔（Karl Gunar Myrdal）（1957）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各种经济变量存在着较多复杂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个恶性的因果循环，这是贫困落后地区之所以贫困的根本原因。以后卡尔多·狄克逊等把该理论具体化为经济模型。阿马蒂亚·森和让·德雷兹认为生活的贫困包括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的机会的缺乏，从而使其不能自由地选择其他生活方式。

第二，核心边缘区理论贫困解释。赫什曼提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从边缘区域向核心区域流入，从而导致边缘区域陷入贫困境地。弗里德曼在其学术著作《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试图通过“核心—边缘”理论阐明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到发展不平衡。

第三，区域极化效应——发展不平衡理论。索瓦·佩鲁强调一国经济增长是不平衡的，总是由少许产业（主导产业）增长带动的，这些产业会形成力场或磁极，吸引其他要素流入，最终这些产业会在区域空间形成经济增长极或增长带，而相应的其他空间区域由于“极化效应”而陷入落后。

（二）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理论

第一，外力推进学说。以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和斯特里顿为代表的学者强调落后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不应该从个别部门或区域入手，而应该整体推进。以佩鲁、赫什曼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发展的不平衡性，利用增长极、增长带或优先发展主导产业带动相关区域或产业发展的模式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外力推进理论在以田纳西流域为代表的美国西部开发中卓有成效，获得成功。

第二，内部培育学说。以伯格曼、梅尔和托特林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外力推进，而更强调依靠内力如知识技术的创新能力来推动区域发展，其主要有孵化器理论、粘胶效应等理论来达到促进本地区创新能力提升和防止本地区资本外逃等。内部培育学说在孟加拉国（乡村发展银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初步取得成效。

国外由于各国国情差异较大，产生贫困的原因迥异，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西方欧美国家由于市场机制的原因造成的贫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诱导资金流入消除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成因与历史、国情等因素有关，加之国力较弱，因而在脱贫措施上较多依赖贫困地区自身，如印度、孟加拉国等。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因而照搬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脱贫模式都有一定的难度和局限。

五 规制经济理论

国外研究规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比较多，但尚未形成完全的系统。从表1-1可以看出一个大致轮廓。从规制经济理论的产生过程及其主要特点和缺陷可以看出，规制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对市场活动所进行的规定和限制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规制目标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府为什么要进行规制，如规制主体代表谁的利益、哪些产业易受到规制等问题。

就整体而论，规制目标理论大体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三大阶段。但波斯纳认为，规制经济理论可算是规制俘虏理论的一种。应当说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其区别也很明显。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指的是当市场失灵出现时，从理论上讲，规制有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如果自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和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不能产生良好绩效，则政府将规制市场以纠正这种情形。这暗示着政府是公众利益而不是某一特定部门利益的保护者，将对任何出现市场失灵的地方进行规制。这是对政府规制目的的最初认识，也是传统规制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维斯库兹、维纳和哈瑞（Viscusi, Vernon and Harring, 1995）对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能够驳斥它的事实依据。许多既非自然垄断也非外部性的产业一直存在价格与进入规制，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相关。进一步说，更多的情况是厂商支持和促使院外活动来要求规制，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铁路规制就是典型一例。另一个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相冲突的事实在于即使对于自然垄断进行规制，实际上并不总能有效约束企业的定价行为。施蒂格勒和弗瑞兰德（Stigler and Friedland）所进行的一项著名的研究——对1912～1937年间美国电力事业价格规制的效果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并不像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所宣称的那样规制对价格具有较大的下降作用。阿顿（Utton）对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还评价到，公共利益理论仅以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学为基础，这太狭窄了。除了纠正市场失灵之外，政府还有许多别的微观经济目标。克鲁、克林多佛尔（Crew and Kleindorfer）更进一步认为，公共利益理论中“公共利益”术语本身就是模糊的。而规制俘虏理论则认为，规制的提供正适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而且规制机构也逐渐被产业所控制。不管规制方案如何设计，规制机构对某个产业的规制实际是被这个产业“俘虏”，其含义是规制提高了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规制有利于生产者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经验观察导致规制俘虏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规制俘虏理论与规制历史极为符合，因而比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更具说服力。

尽管如此，规制俘虏理论同样面临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相同的批评，如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原因在于规制俘虏理论并没有解释规制如何逐渐被产业所控制和俘虏的。受规制影响的利益集团有很多，包括消费者、劳动者集团以及厂商，为何规制受产业厂商控制而不是受其他利益集团的影响？规制俘虏理论的最初形式并没对此提供某种解释，它只是假设了规制是偏向生产者的。反对规制俘虏理论的最有力的证据还在于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不被产业支持的规制，产业利润水平因为规制反而下降了，包括石油天然气价格规制，对于环境、产品安全、工人安全的社会规制。

从总体上看，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和规制俘虏理论都称不上真正的理论，而仅仅是一种假设和对规制经验的一种陈述。规制历史表明，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因规制而改善，需要一种新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而且，这种理论必须能同时解释规制实践过程中对产业规制及放松规制的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发表的《经济规制论》，首次尝试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标准分析方法来分析规制的产生，开创了规制经济理论。规制经济理论从一套假设前提出发来论述假设符合逻辑推理，是规制目标理论的一个巨大进步，它解释了规制活动的实践过程。后来佩尔兹曼和贝克尔等人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规制经济理论，使其在解释和分析政府规制目标和方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规制经济理论的结论与许多经验事实看起来仍有不一致的地方。这表明在理解规制为何产生及采取何种形式方面，不管是哪种规制目标理论，都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各种理论在理解规制活动方面都有可取之处，同时也揭示了政府规制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事实上，公共利益最大化至少仍是许多国家政府所宣称追求的规制目标，但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表现却不尽然。这也揭示规制目标理论的发展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六 非均衡发展及梯度转移理论

（一）阿尔伯特·赫希曼——不平衡增长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二）佩鲁——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三）弗里德曼——中心—外围理论

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四）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这一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

（五）威廉姆逊——“倒U形”理论

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形”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形”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形”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