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 国外研究动态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双重背景下，当代区域经济的研究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再加上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变化，政治情况日益复杂，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等，导致新的区域问题不断出现，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双赢发展客观上要求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政策及区域管理与之相适应。同时，区域经济研究环境的深刻变化也为区域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机遇。各国所面临的各种区域经济问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特殊性又有复杂性，这也极大地拓展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空间。20世纪80年代，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在创新机制中发现了“地理”的重要性，创新地理研究由此诞生。西方经济地理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借鉴价值链、嵌入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等理论来研究全球化。21世纪初，曼彻斯特学派提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充分考虑了全球经济的多层面（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空间尺度（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目前，各国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主要反映在9个方面：一是区域的边界与区域生命周期；二是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增长理论；三是区域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四是新型区域产业分工理论；五是区域竞争力的形成机理；六是区域竞争、区域营销与区域管治；七是产业集群的识别、风险和衰退问题；八是企业迁移与产业转移理论；九是企业空间扩张行为及空间组织。

从区域视角看，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代表性的理论有J. H．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坦勒的中心地理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费农的梯度转移理论等。当代的区域发展理论主要有意大利的“新产业区”学派、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新产业空间”学派、波特的“产业集群”学派、Corona Leonel等的“区域创新系统”学派等。这些理论主要从区位空间角度解释区域经济的发展。比较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包括竞争优势理论是以产业分工为主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Pike等认为区域发展理论在21世纪也展现出多元化的视角，其中Harvey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循环视角、Coe等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视角、Martin等提出了演化视角、Asheim等提出了知识与创新视角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文化与创意视角等。

从经济增长的视角看，区域经济又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对象，这方面代表性研究包括以Nurkse为代表的均衡增长理论和以Hirschman为代表的不均衡增长理论，胡佛和费雪的发展阶段理论，Francois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Williamson的“倒U形”理论和Myrdal的循环积累理论，Williamson（1956）、Amos Jr.（1988）、Barro（1991）、Coulmb（1995）、Dilling Hansen（1994）等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地区差异收入趋同假说，这些理论以区域经济增长为目标函数，研究了经济增长时间维度与不同空间的相关性。

二 国内研究动态

（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引进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探索。理论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梯度与反梯度理论之争，涉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最终结果还是梯度转移理论以及非均衡发展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的提出，试图解决我国县域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差异化矛盾。胡鞍钢提出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张培刚提出的“中心开花论”也叫中部崛起理论，厉以宁的中心辐射战略、城市圈域理论，魏后凯提出的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和“网络开发理论”等中性发展战略，曾坤生结合现代协同理论提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之路。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一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不能将均衡与非均衡的发展战略绝对化。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均衡与非均衡相互转化的过程，这也就是我国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哲学依据所在。因为无论从二者功能上的差异还是从发展的本质而言，均衡与非均衡的相辅相成才能使经济健康、快速、协调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适度非均衡协调发展，即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这既是区域发展的战略模式的最佳选择，又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现实途径。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更加重视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通过区域振兴、产业转移及升级，在推进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循环经济和绿色生态等方面工作的联合，区域发展向更加协调、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产业集聚拉动效应的显现与发挥，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的效益明显提升，初步形成了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携手前进，各地发展亮点不断显现的新局面。另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概念的引进及演变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以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及相关学科理论为支撑和分析工具，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制度演变及发展效益等为主要内容。三是对国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从不同角度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和路径。孙大斌从产业发展趋势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及动力机制进行了探析。他把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界定为“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孙大斌进一步分析认为，在经济一体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产业发展呈现的产业簇群化、梯度转移、融合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必然构成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周金堂提出，县域经济也可以理解为是开放条件下的、现代经济特征明显的、县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各类经济的总和。李盾、董云对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建思路进行了探析，认为CEPA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层次性低、整体实力强，属于同一主权国，经济互补性强，并具有开放性等特点，出现了贸易扩大效益、生产要素配置效应、投资刺激效应、经济结构转型效应、示范效应和开放效应，并进一步认为参考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的做法，先按地缘结盟，然后再扩展的发展模式，结合“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发展的现实，可选择渐进式北扩的发展模型来建立中国“两岸四地”的自由贸易区。贾丹华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发达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困难及出路进行了分析和探析。毛艳华以珠三角为研究对象，对区域产业集群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综上所述，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以经验描述和定性分析为主，研究视角相对较窄。不论国外的研究还是国内的研究，都缺乏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期效益的分析。应当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短期内能给成员国以及相邻近行政区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存在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但各国或行政区都实现了利大于弊的目的。而且从长远看，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将使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在区域协调合作的长期性、稳定性等方面得不到保证。如何解除这种困境也将是未来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国内贫困地区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发展优势产业带动区域发展。国内此类研究成果有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经济的增长能绝对的减贫；另一类认为经济的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不能自动发生，它受经济环境、自然条件、文化风俗习惯、制度安排等影响。其中，有学者发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或使经济增长的分配效应更偏向于穷人，能改善经济增长的减贫绩效。胡鞍钢（2006）、汪三贵（2008）、张凤华（2011）等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减少了农村贫困，但收入差距扩大削弱了这一效应。王小林（2011）则发现，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不利贫的；王小林等（2010）、胡鞍钢等（2009、2010）对全国和青海省的多维贫困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随着第二类观点被广泛接受以及对贫困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包容性增长”、“统筹发展”与“包容性创新”理念相继出现。杜志雄（2010）、俞宪忠（2010）等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进行了解读，并归纳了“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福利善良”的基本含义。任保平（2011）、刘军民（2011）、向德平（2011）则分别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的区域差异，发展方式转变对减贫效应的影响以及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扶贫政策的变迁与走向。在如何实施包容性增长这一核心减贫战略方面，国外有多人提出了“运用商业战略缓解贫困”的经营理念，开创并发展了“BOP（金字塔底层）战略”与区域包容性增长的“包容性创新”分析框架。实践中，政策制定者们则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需采取“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方式。同时，连片特困区的发展与扶贫则是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及方式的系统创新。黄承伟对连片扶贫理论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初步探讨；刘卫东等、李乐为等、郭文炯等分别研究了特困区的评价与划分，连片特困区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跨行政区协调供给，县域空间结构优化以及连片特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问题。张大维则基于生计资本视角分析了武陵山片区的贫困现状及治理思路。

综上，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很少考虑到我国落后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山区等有代表性的且具有典型性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区域相分裂的特征，在优势安排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在脱贫路径探讨上，迷失了主体——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劳动者——这一重要的能动因素，劳动者主体“不在场”的经济增长对于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改善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另外，关于包容性创新的连片特区统筹发展多维减贫研究，这些年也有长足的进步。井冈山革命老区既是山区，又是贫困地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其作为新十年扶贫攻坚主战场，并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探索发展方式创新与多维减贫的扶贫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