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阅读

在初步梳理了排满立论的歧义与多义之后，我还打算对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实际阅读做一些讨论。这是因为既有研究多注重排满报刊和明末遗献本身，而较为忽视这些报刊和遗献的阅读和接受的情形。王汎森在讨论明末遗献和反满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即使读的是同样的文献，也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一洞见提醒我们或有必要重新思考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被阅读的复杂性，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点应值得注意。

第一，若细察即时的文献，我们或许不能从后设的由改良到革命的线性方式来考察排满报刊的阅读和排满言论的接受情况。在许多辛亥革命回忆录中我们屡屡见到的是：某位读书人先读《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报刊，然后被革命思潮吸引，向往革命，随即弃读维新报刊，改阅《民报》等革命刊物。这些描述不少都应该打上问号，因为在历史实际进程中几乎不存在那么阶段分明、轻易转向的“阅读”。所谓“改良（维新）”与“革命”经常是我们后设的分野，当时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像毛泽东在知道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就曾在“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篇文章在毛看来是“第一次发表政见”, “思想还有些糊涂”，竟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到1940年代，俞颂华则直陈：“当时我年幼寡知，思想如一片白纸，无论革命的理论，维新的主张，脑筋正像吸墨水纸一样，都吸得进去。”这些从常熟士人徐兆玮的阅读经历中也可得到相当充分的印证。

徐兆玮认为1900年的惠州起义是“康党”所为。1905年3月他记其读过的报刊，其中既有《时务报》、《新新小说》和《国文汇编》，也有《江苏》、《浙江潮》与《女子世界》。5月他则读《时务报》、《绣像小说》，也读《女子世界》、《二十世纪大舞台》与《国粹学报》。从他的阅读书目中颇可看出所谓“革命”与“维新”报刊阅读的混杂性。

第二，以报刊对阅读者具有的吸引力而论，从各种材料中可以看出清末《新民丛报》等梁启超主笔的报刊至少有不逊色于革命派报刊的阅读受众。徐兆玮在1902年即说：“梁任公之倡《新民丛报》……我中国守旧迂谬之儒同声赞美，不胫而走，沪上行销几及万本，村塾僻陋亦置一编。”

反观革命派报刊，虽有大量研究不断论证其被阅读接受的广泛性，但反例也甚多。以《民报》为个案，在四川小县城里读书的郭沫若就指出：“《民报》是禁书，我们没有可能得到阅读的机会。”这和吕思勉说的“《民报》亦禁邮递，内地之人，得见者罕”,章太炎说的“萍乡变后，《民报》已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等都构成了呼应。即使在上海这样的海滨大城市，1906年宋教仁曾请日本书商新智社代售《民报》，却遭到拒绝，理由是“内容太激烈，甚危险，实不敢代售”。

除了购买搜集的不易，从读后感来看，读者对《民报》文字和思想的接受既不容乐观，同时也多样、易变。像吴宓就觉得《民报》“沉闷而无趣味”，如《论土地国有》、《俱分进化论》等文章，篇幅太长，“读之不解，且厌恶”，只有释卷不读。吴宓以为：“用此报提倡 ‘排满’、革命”，尚不如“《中国白话报》登载《扬州十日记》原文及新撰《玫瑰花》小说，反能引动一般人也”。萨孟武也说：“《新民丛报》文字通俗，影响清末的人的思想甚大。《民报》文字太过古奥，所以影响力不如《新民丛报》。”

而1907年徐兆玮在遍读革命派、排满派、立宪派的“新出各报”后，得出的结论是：“惟《民报》与《新民丛报》之辩驳最为嚼蜡无味！”

钱玄同因为师承章太炎的缘故，不喜欢读初期的《民报》，因为“此为兴中会（孙文所组织者）之机关报。内容不甚佳”，在他看来，与《江苏》之类在同一层次。但到1906年11月钱氏对《民报》的评论发生了变化，认为《民报》“较之松江一般词章新党及《江苏》之口头禅，则不可同年而语也”。到1907年3月，他才明白道出，原来“《民报》自太炎以来，固大放异彩，一至于此，真令人佩服”。

以上种种或都可以稍揭不同读者阅读《民报》与其他报刊所产生的多样性感受。

第三，我们要注意很多读书人阅读这些革命报刊和明季遗献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读出了什么。

就“为了什么”而论，“许多晚清知识分子对搜读明季文献有极大热忱，有些是倒满的支持者，有些则只是跟随时代风潮”。像徐兆玮就是一个“跟随时代风潮”的典型人物。

徐氏在家乡常熟以搜集整理明季文献多而闻名，但他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很多时候是因为想借此做“书贾”来赚钱。1902年12月徐氏就在与友人谈集股印小说报的信中说：“《新小说》万难学步，不如取其旧者。明季野史多可喜愕，诚能汇集数十种，杂以新译东西小说及近人所著小说可爱玩者，月出一册，亦足开一新眼界。”又过几日，他继续提出：“取明季野史及近人杂记，亦是避熟就生之法，能多觅几种罕见之本，即东瀛文学士亦喜欢也！”到1903年10月徐氏收到合伙友人的信说：“图书集成局之《明季稗史》销罄已久，若即续印，定可广行。”他根据友人提供的市场行情回函道：“《稗史汇编》极佳，无庸增损。鄙意不如将初编排印，重定续编，取《明季稗史》之佳者编入，亦以十六种为限，定可风行也。”

另有研究者以刘声木为个案指出，刘氏虽读《国粹学报》并在其中摘录顾炎武的遗佚书信，但他却是要以此为根据强调明季士人的风气正是造成明清鼎革的主因，“遗毒更甚于流寇，为明亡之由”。

和明季遗献相似，不少读书人阅读后世认定的“革命报刊”可能也与其是否认同或参与革命没有太大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报刊或许只是应对科举考试的利器。像《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刊物上都有激烈的反满文字。刘师培就在《江苏》上发表过《史可法遗书五首》、《亭林先生佚诗二首》、《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等或利用明末遗献，或采纳民族主义学理来排满的短札和文章。但1903年徐兆玮读《江苏》时在日记中压根对此只字未提，而是说：“近时留学生竞出杂志，有《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湖南）、《直说》（直隶）五省，掇其菁华，亦正无几。拟删取要略，嘱儿辈抄阅，以为新学进化捷径。盖繁文不杀，阅之亦颇费日力也。”

以“读出了什么”而论，有学者已发现：咸、同年间不少读书人在日记或书信中谈禁书和文字狱时“口气中似乎全无种族情感的激动”。到庚子后，情况虽和咸、同年间大不相同，但在部分读书人那里依然有“种族情感”匮乏的延续性表现。

像皮锡瑞读《新湖南》时认为：“说胡、左皆有异志，未免屈人地下矣。”读《大陆史》则说：“（此书）与《东洋史要》十同八九，而不及彼之详明，且宗旨全然排满，一切删剃，此书似可不刻。”读《江苏》、《浙江潮》则指出：“《江苏》又甚于《浙江潮》，此等亦乌可长也？”读《苏报》，更是不赞同《苏报》的种族革命之论，看了《革命驳议》后皮氏就说：“（此文）甚是，谓适足以招外国之窥觎，速中原之瓜分，以滇、粤事证之尤合”，且言“中国无大苛政，民无自由思想，甚是！”

这里尤需注意的是，皮锡瑞并非没有满汉之分的意识，同时他在戊戌时是相当趋新之人，到新政时也不守旧，但这种“不守旧”恰是他不赞同种族革命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趋新有一尺度，即前文已述的“法可变，道不可变”，逾越了这一尺度则可能玉石俱焚，难得生机。比如当他知道杨度考经济特科，本已录为一等二名，却或因“复试文字”用新名词而遭摈弃时，感叹他们“皆为《苏报》所误”；又说：“太守出示，有用 ‘团体’、‘目的’、‘自由’、 ‘民权’等字者，照犯圣讳例不取。阻抑至此，不能不憾《苏报》之始祸也”。

徐兆玮对《苏报》以文字倡革命也基本无认同之感，他从另一种民族主义的角度做评论：“《革命军》风潮甚巨，但压于外权，章、邹依然逍遥法外。国势积弱，何苦以空言为网罗，徒令竖子成名？邹容仅弱冠，且不必通同，此之刊《革命军》全是小儿脾气；章则怪僻性成，书生造反，终究不成，断不如枭匪之可畏也。”

在温州瑞安的张棡阅读倾向革命的《神州日报》等报纸后知道浙江发生以徐锡麟、秋瑾为首的党狱巨案。虽然他受这些报纸影响，认为秋瑾是一介弱女子，竟被清廷冤杀。但他对清廷兴党狱以压制学生闹事却无太多意见，给学生出的作文题就表露了其心中倾向，云：“近今仿行西法，废科举，崇学校盖取士之典……然而各省学校屡起风潮，士习远不及古人、外人者，其何故欤？”同时张氏也定期阅读《国粹学报》，但似并未受到其中明季遗献的激发而读出种族革命的宏愿，反而说：“章氏《诸子学说略》中多抨击孔圣之语，其强悍博辩，咄咄逼人，宜其为革命党魁不见容于祖国也。此君逋逃海外，尚无忌惮，若此设得志于中原，天下大局宁堪设想乎？有心人所以深世道之忧也。”

清末十余年的排满似真亦幻，从其立论依据看总不乏“炎炎大言”与“虚构矫饰”之处。章士钊的回忆中就提到《苏报》向壁虚构“严拿留学生密谕”一事，以致皮锡瑞知道此事后愤愤然道：“拿留学生谕是《苏报》伪造，以鼓煽人心，尤乖公理！即西人报律亦未必许之。”而章太炎则先将历来视之为“夷狄”的欧美拉入“中国”，称：“如欧、美者，则越海而皆为中国。其与吾华夏，黄白之异，而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是故古者称欧洲曰大秦，明其同于中国”;后又为与严复商榷《社会通诠》，在其如椽文字中听任蒙古、回部分离而不顾，其理据是：“回部诸酋，以其恨于满洲者，刺骨而修怨及于汉人，奋欲自离，以复突厥花门之迹，犹当降心以听，以为视我之于满洲，而回部之于我可知也。”刘师培为论证日本大和民族与其他蛮族不同，也特据《说文》引申云：“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同时解释“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时也无惧挑战以往各名家的经典注疏。

以上是清末排满立论中“炎炎大言”与“虚构矫饰”的一些例证。这种现象到民国恐怕都未见收束，反而是更为凸显。

金毓黻读章太炎的《检论清儒篇》即直陈：“种族之见，乃近世所起之义。章氏盖藉清儒以申己见，非衷于情实之论耳。”

邓之诚读《太炎文录续编》指出：“太炎自居光复有功，每于清初及洪杨事，多信传闻无稽之辞，如谓曾文正刻《船山遗书》为提倡革命，梅伯言为太平三老五更，皆决无是事，决无是理。”

恽毓鼎读《清外史》一书则说：“后代人为前朝修史，所修者某朝，即以某朝为主人翁……不以所修之朝为胜朝，而以所修朝之前一朝为胜朝……清朝人作一书叙明朝事，必称之曰太祖、成祖、庄烈帝，决不段段加明字，曰明太祖、明成祖、明庄烈帝”；而《清外史》一书“于列圣庙号上皆标一清字，甚至直呼帝名，而满朝、满帝、清廷等字满纸”，不独写史之“义例”大谬，且“其事偏僻失实”, “可议处必丑诋之不遗余力，而善处则一字不书，其不公平如此！”

从排满文字的阅读接受情况看，当时确实有相信“今天下之教习均不可恃，十分之三为康党，十分之七为孙党”的读书人。但在大多数时人眼中此等人不过是“妄人”而已。真正受到明季遗献和种族思想波动之影响的，或许只是大清帝国的一部分人，甚至是相当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士大夫，即使在接触到大量禁毁文献仍然非常忠于满清。”

不过呈现排满的似真亦幻并不是讨论的结束，而可能是一个起点。前文大致说的是反满在多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幻象”，这里则要对其“似真”的一面做一个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对话间的简单检讨。

1936年钱穆评说章太炎的学术，指出“近年来之学者只知民族主义之可贵，不知其可爱”。这一洞见提醒我们，排满就其即时的历史过程看“似真亦幻”，但其折射的却是古老中国走向现代进程异常复杂的情形，其表现在：一方面排满体现了现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对其“可贵”一面的重视和强调。前文已指出，革命一方借排满以立种族，同时亦希望以排满来建国，甚至他们将排满看作中国屹立世界乃至称霸世界的步序之一。而所谓改良或立宪一方其实与革命一方分享着相当多的共同观念，章士钊就指出，“立宪党人之持论，与革命党人仍有其不可畔越之共同点”。在这些共同观念里虽不乏中西交冲、创巨痛深后催逼出的狂想与妄想，但也有现代革命与古老大同理想相结合的希冀，所谓“大革命即大同主义之先声也。夫为一姓而革命，功不及于一国，为一国而革命，功不及于全球，而吾华之革命则异是，有世界之观念者，其可忽视此时机耶？”

从日后的历史进程看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对现代民族主义“可贵”一面的重视和强调着实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抗战前夕，胡适在《政治统一的意义》（1934年）一文中就分析道：“在那割裂之中，还能多少保持一个中国大轮廓，这不完全仰仗那些历史的大维系，其中也还有一些新兴的统一势力。”在这些势力中，有一点就是通过“报纸与学校里传播出去的一点点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爱国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虽然薄弱的可怜，也居然能使一个地方发生的对外事件震撼全国，使穷乡僻壤的小学生认为国耻国难”。

另一方面，这种对民族主义“可贵”一面的强调往往会压抑中国人对民族主义“可爱”的认知。我们发现，在这一个初始以排满为名称的现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出现了一个以“中华民族”命名的集体认同，但1895年后中国人破碎的自我形象和民族自信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反而似有愈滑愈落的趋势。因此，我们或许要拨开种族、国家（国民）、帝国主义等问题给排满缠上的重重迷雾，重新审视那些关于民族主义之“可爱”的因子。据章太炎和钱穆说这些因子就在一个国家的语言、风俗和历史中，整合国家，凝聚民族的力量正是由这些因子所积蓄的。

但无论是章太炎还是钱穆，其读中国书的深厚基础虽然帮助他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可爱”与“可贵”的同等重要性，却都在根底未扎实的青年时期难挡“东西洋学理”中强分种族思想对其内心的侵蚀。如章太炎在《正仇满论》里就用文字、风俗等因素来强行论证日本与中国亲近，而满洲与中国疏离。这种今日读来至为牵强的说法看似在谈历史、析语言、讲风俗，实则相当无视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语言与风俗。

1916年杜亚泉指出：“吾国民族，虽非纯一，满、蒙、回、藏及苗族，与汉族之言语风俗，亦不相同；然发肤状貌，大都相类，不至如欧洲民族间歧异之甚，故相习之久，亦复同化。南北五代及辽金之割据，与元清两朝之创立，虽不无对抗纷争之迹，但综揽大局，仍为一姓一家兴亡之战，不能视为民族之争。”

1928年常乃悳作《中华民族小史》更反驳说：“满洲人种本与女真同种，性格骨相上均与汉族相近，故其同化极易……一切语言，文字、习惯，嗜好，皆逐渐与汉人一律。”

到1930年代，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派凌纯声、商承祖等前往东北调查赫哲。在报告中凌氏等指出：“满人男子虽与汉人无异，常人不易分别，然学过人类学的一见即知其为通古斯民族。”“学过人类学的一见即知”恰又反证满与汉之差异对于普通人（未学过人类学）的不易辨别和有限区分。

因此，如何在今日各个民族（甚至于不是民族的“民族”）已然“大分”，语言、风俗、历史建构似乎不再同一的境况下，重塑庞大中国的文化性认同或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不禁让人想起抗战期间，在日据北平苦熬岁月的陈垣一改其早年激烈的反满立场，强调：“昔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分，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也，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大。分之则无益于国家，无益于民族！”厘清排满似真亦幻的价值或正在于反思近代以来在读书人心目中流行的种种貌似慷慨激昂，实际却问题重重的新知、新说，进而重建起能够“见中华之大”，而有益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