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西洋学理的多义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先谈自己读蒋氏《东华录》等书后“民族思想渐渐发达”。又说“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对于太炎谈“东西洋学理”的这段话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但笔者仍觉得对于“东西洋学理”之多义这一问题的讨论似有意犹未尽之处。
一方面对于同一个东西洋学理，当时的理解却不止一个，每个读书人都会因自己所处的中西新旧位置的不同而有多样的、暧昧的和游移不定的理解。其突出表现在清末西方人种新知引入后催生的“如何区分种族”这一问题上。面对“种族”这个硕大无朋、无远弗届的“东西洋学理”，读书人的理解之多义和言说之困难实在非常普遍。
首先，当时“种族”论的基石性叙述是以白、黄、红、棕、黑等肤色区分人种，进而基于进化之公理做“种战”，这是清末革命派和非革命派都大致信从的“学理基础”。但在相同的“学理基础”上，对于黄种究竟是包括满人，还是不包括满人乃至如何“包括”满人却有多种的解说。
黄种不包括满人之说笔者尚未见，但对于如何“包括”满人却形成了三种意见。
一是有些读书人为反击排满论，直接以黄种包罩满人，而不言其他。1902年美洲一华侨上书言事时就说，“今满汉也，皆黄种也，同一民族也”。1907年亦有人说，“满洲、蒙古、汉人，皆属亚洲黄种”。
二是包括满人，但其论述中表现出要以汉人为中心来建构民族，即梁启超所谓“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
三是以往我们较为熟悉的：包括满人，但必须“剖清汉种与满种”。需要注意的是，在“剖清汉种与满种”的推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特别的历史现象。
一个现象是做“剖清汉种与满种”工作的绝不仅仅是持排满论的革命党人。在庚子之前，源远流长的“内中国十八省”意识已隐然把满与汉做了区分，只不过是未用“满种”一词。张晓川君则撰文指出，像卫三畏撰写的《中国总论》、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等书也都成为“区分”满汉的重要思想资源。
庚子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曾清楚地表示过汉种与满种不同。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就专门有《人种》一节。该节主要参考日人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而成，属于“东洋学理”。其中特别指出，“对于白、棕、红、黑诸种，吾辈划然黄种也；对于苗、图伯特、蒙古、匈奴、满洲诸种，吾辈庞然汉种也”。
另一个现象是诸家虽基本都不引“满种”为同道，但不少却能容纳日本人等显而易见的“异族”，这就使得究竟谁是“汉种”同类成为一个不确定的论域。
夏曾佑曾问道：“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这提示了排满运动在“排拒”满人之同时，又可能包容其他“异族”，而且其包容性之大恐怕都已超出“异族”自己的想象范围，特别是日本人。
桑原骘藏将亚细亚人判分为两大种：中国人种（汉族、西藏族、交趾支那族）和西伯利亚人种（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土耳其族）。但深受其影响的梁启超对人种的划分却与桑原氏大相径庭，《新史学》中表述的黄种三大类中的甲类直接是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及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邹容更为有趣，他在《革命军》中将黄种分为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西伯利亚人种包括蒙古族和土耳其族等，这些大概是源于桑原氏，再参考梁启超的分类方式。但接下来邹氏与桑原氏论述的最大差异在于：日本人、朝鲜人等均被前者置于中国人种之列。
当然也有不把中日等混为一谈的，像《共进会宣言书》就说：“这世界上的人，种族是不同的，分成黄、白、红、黑各种颜色的种，我们就是黄种。但这黄种中间又分了几样，就是汉种、满种、日本种、朝鲜种等类了。”
其次，有些读书人尽管认同“种族”学理，却跳出了当时较为通用的“肤色”或“洲界”的分类限制，而另有一套标准。
刘师培提出：“欧洲人分五洲民族为五种，一以洲界为分，一以肤色为别。此固至确之说。”同时他又提出另一套分类法，即“以世界及肤色区民族可分为五”，但“以性质区民族可分为三”，一是温带民族；二是寒带民族；三是热带民族。汉族为温带民族，“盖地球上最优之民族，文物声明为地球各国冠”。而且“今者寒带、热带之地皆为温带民族所并。其以寒带民族治温带土地者，仅满洲治中国、土耳其治东罗马而已”。此外，还有以头发为标准作为分类依据的。
最后，还有一些读书人以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汉人西来，苗人原住等另一些“东西洋学理”来衡量品评“种族”这一“东西洋学理”，令排满和保满均在另一套“公理”的考量下失去其意义。
刘师培就以无政府主义学理点评过排满的种种不足之处。
另有人从女权主义出发道：“男子曰：满人，吾仇也，是当攘。女子亦从而和之曰：满洲，吾仇也，是当攘。夫男子之仇，尤重于满洲之仇。今也，助仇人以攻其所仇，转置切身之仇于不顾。”
亦有人在《天义》上据“汉人西来，苗人原住”之“学理”发文说：“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
与此同时，在同一学理的不同表述和理解之外，当时接受的东西洋学理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其间孰取孰弃，谁为主要、谁为支流都值得重新考察。
前文提到的杨毓麟以反满著称，但他和刘师培一样，也有写给满洲大员端方的密信，其间杨氏对满汉问题的态度极可引起注意。他说：“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终有浑融之一日。”
这段话充分揭示了因东西洋学理输入，再与中国传统因素相结合后排满论述的复杂性，即他们“是用前人的腔调，穿着古代服装，参加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其表现在：清末的排满自有“满汉分际”（夷夏区隔），甚至“杀尽满人”（灭夷兴夏）的言说理路，其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自不必多言，这是排满论述最为引人注目的第一层面。
可是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而言，谈满汉分际，最重要的大背景是自1840年开始，特别是1895年后中国“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很多读书人要为甲午之后中国各项对外战事惨败找原因，最后纷纷归结为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由此他们内心苦无出口的愤懑情绪也会集中指向清廷。1900年钱洵就曾激愤地对汪康年说：“近今中国人声声言白种必奴隶黄种，几几有不甘奴隶之心。然试问，我国人以前能自伸黄种之权乎？以前既自甘为奴隶，以后何必不甘？窃恐白种究胜满洲也。”由此，“今日汉人之天下全坏于满人”就成了读书人一个自然的推论。进而他们会讨论如何通过排满来建设新国家、塑造强国民，这就是排满论述的第二层面——“国家（民）主义”之一面。
1899年温州平阳的读书人刘绍宽在日记中发大段议论来探究满人是如何因误读宋儒而导致“富强功利之学”不彰的，他说：
满人又误读宋儒书，而隐坏于宋儒。盖汉人之学文而博，满人疏陋，自顾不能及，于是相率为程朱之学，思以精深文浅陋，迨相沿既久。至于国家大计稍有变更，辄谬效程朱言而斥之，曰是富强功利之学。不知此言一出，既冤程朱，又冤董子，而祸遂中于天下。盖董子“正谊”“明道”两言，即孔子先难后获之意，极其至，即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之义。夫所谓仁，所谓道，所谓谊，即大功大利也。欲图大功大利者，不能兼顾小功小利。至其收效之远，有非一人一家所能目睹，吾但求自尽吾道，惟日孜孜，死而后已，此为仁者必然之事，故曰明道谊，不计功利也。
至于“富强”二字，显见荀子有《富国》《强兵》二篇。荀子本儒术，二篇之言，醇乎其醇。自程朱诋諆《性恶》一篇，又非十二子之言，未餍后人之心，遂至斥其书于诐邪遁淫之列，虽其中精语亦置不齿。若夫董子之醇，亦非仅“正谊”“明道”二语，程朱亟称二语，朱子收入《小学》，又借“功利”二字诋永嘉诸子之学，于是后人尊程朱者，遂讳言功利，并讳富强等言为霸者之谈矣。使以今人误国之言质诸朱子，朱子必龂龂与辩，以明其不然也。满人治程朱学者，如倭文端，及近人文仲公侍御悌等，亦不多觏。总之，不论满汉，皆为时文所误，崇王斥霸，经术误苍生等语，皆时文中议论，学者无识，沿而袭之，遂误国耳，其源则由误读宋儒书录也。
之后的读书人不像刘氏那样引经据典，他们说得更加清楚直接。郭沫若就认为：“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1915年章士钊则总结道：“其根本所以致恨于满人者无他，满人之不能救国。”1920年刘文典回忆往事时也说，当时以为“中国贫弱到这样（其实那时候的国势比现在强多了），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计自然也充裕了，内忧外患自然都没有了”。
正是有这些将排满成功与国家强大直接关联的想法，所以鲁迅才会指出清末的“老新党”们“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不过排满的国家（民）主义层面并非读书人追求的终点。清末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已一分为二，一个对应于国家观念，另一个则对应于“世界”观念，由此排满论述在种族和国家之外还会有第三个层面——反帝国主义之一面。
中国传统时代读书人的大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甲午之后中国屡挫于东西洋列强，遂使得自强图存之情结深植人心。但天下观念的留存使得读书人并不仅仅关注自己一国之存亡，还发展出对世界上其他受东西洋列强欺凌侮辱国家的关注与关切。当时被中国人引为“同种”的除了菲律宾人、越南人和朝鲜人等近邻外，还包括了不少在实际地理距离上非常遥远的族类，诸如波兰人、南非人、土耳其人、古巴人、印度人和夏威夷人。这些关注与关切在持排满立场的读书人那里如章太炎等多有之。受到章太炎极大影响的鲁迅就回忆当时情形说：
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还是别的原因，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波兰印度，文籍较多；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却很替他们抱着希望。其时中国才征新军，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
这种读书人的群体心理遂让排满“尽管带有种族色彩，其最终针对的，主要仍是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日后李季就指出：“当时推翻满清，并未忘记反帝国主义，或许说当时所以要推翻满清，只是鉴于满清无力对付帝国主义。”瞿秋白则直接认为：“辛亥革命为反抗满清及列强之双方的民族主义革命。”
可是在清末要应对以“金铁”为凭恃，以“霸蛮”为态度的帝国主义势力，在时人看来已基本不可能再通过以往平和无进攻性的“教化”天下的方式，而不得不转变为亟亟乎富国强兵来“竞雄称霸”于世界的方式。因此排满革命即成富国强兵后“竞雄称霸”世界的一个步骤。同时基于想象中光明未来所开启的美好愿景，不少读书人在反帝国主义时诡论性地出现了双面特征，即一方面他们强烈关注、同情着寰宇各受压迫欺凌的弱族；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富国强兵的幻想家”，经常做着日后由中国来主导改变世界秩序的“好梦”。
像邹容在《革命军》中就强调，中国本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如果没有满洲人的羁缚，“英吉利也，俄罗斯也，德意志也，法兰西也，今日之张牙舞爪以蚕食瓜分于我者，亦将迸气敛息以惮我之威权，惕我之势力！”而印度、波兰、埃及、土耳其等国，“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
刘师培则对“醒后之中国”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做过一番畅想：其版图“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其人口接近7亿，“中国人之宗主地球，岂不易哉！”其陆军“战必胜、攻必克”；其实业“世界极盛之英德美不足与比也”，等等，不一而足。
《江苏》杂志中亦有《大阪怀徐福》诗云：“员峤蓬台觅地新，实行政策殖黄民。由来不少哥仑布，兹是神州第一人。”
到辛亥基本功成前后，在报章和时人的日常之作里。这类“执牛耳于东亚”, “俯视世界”乃至“称霸全球”式的论述更多。
从报章论，南社中人包天笑在给《时报》写评论时虽以“人心思汉，天意灭胡”等排满套语开篇，但最后归结到“看我新民国一跃而为地球第一等国也”。在杭州出版的《汉民日报》发表的“革命祝词”中亦有各类投稿虽先说“胡酋强暴诉无门，黑雾漫天大地昏。嘉定三屠冤莫白，扬州十日记犹存”等，但文章写到收尾处要么会说“举动文明欧美慑，中华民国奠金瓯”，要么就是“从此寰球腾美誉，飞扬云起大王风”，足见报章文体已形成从排满到“报捷全球”, “声震五洲”的模式与套路。还有时人已不囿于内陆18省的“走向共和”，认为“汉室复兴，方将并蒙古，包新疆，合西藏、青海而建设一共和大国。与美利坚联邦政府相提携于太平洋之上”，因此东三省绝不能让给清廷，因为“白山黑水，衣冠制度，久为我大汉民族之殖民新地”也。
以时人的日常之作论，郭沫若在1912年春节时就写过不少联语来歌颂革命，其中一联云：“实行黑铁主义，可保平和；世道尽强权，问欧洲十九世纪之神圣同盟，究有若何成绩在。竟有黄种新书，殊堪快慰；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此联已可说是“豪气干云”。另一联则更有“国势未可量也，何难郡县西欧城美澳，统地球员幅，尽入版图”这样的句子。茅盾在学堂作文里亦有相似的句子，其写道：“睡狮既醒，群龙势危，加以土广人众，物美气和，将席卷欧美，雄视全球”，他的阅卷座师则应和批语云：“西人闻之，当为破胆！”可谓师生同心，梦想一致，足见时人心态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