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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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似真亦幻:清末“排满”的立论与接受

今日满汉之畛域,非因满汉而有意见也,乃因意见而有满汉耳。

——程德全


“排满”为行文方便,以下叙述中“排满”“反满”不再加引号。是20世纪初中国一个颇显著的历史现象,因其与1911年革命的紧密联系,又加上“新清史”研究的推动,研究成果非常之多。择其要者有刘大年《评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1961年),氏著《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310~324页;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 《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崔志海:《辛亥时期满汉关系问题论争的再考察——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 《史林》2011年第4期;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vol.32, no.1(2006): 1-28。相对而言,以往论者多注意排满思想的兴起、传播及其对1911年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排满究竟由何而起,其实际影响的范围有多大,为何在革命之后消失得如此之快,这些问题均值得再做一些讨论。汪利平通过对杭州旗人的深入研究发现,排满情绪高涨并非源于杭州地方社会中实际民族矛盾的激化,而是来自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产生的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这提示我们,排满大致是一场理念与时势互相绕缠,真相与幻象彼此交错的“以思想来造社会”的运动。对此不论是赞同排满还是否定排满的清末民初读书人都有相似的认知。

常乃悳说排满,他看到的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到百日,清朝就终于亡了。这就是文化运动与思想革命的真力量的表现。”常乃悳:《中国文化小史》,中华书局,1931,第171页。陈独秀则批评排满是:“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那有不失败之理!”陈独秀:《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向导》第86期,1924年10月8日。

1911年革命是否“失败”自有可讨论的余地,可参考本书第二章“重识辛亥:1911年革命研究的 ‘再历史化’”。但以上所谓文化与思想的“真力量”和感情的“浮动不能固定”说的其实都是“以思想来造社会”的排满“似真亦幻”,有其多重的面相。

为何排满运动会“似真亦幻”?杨国强先生指出这缘于清末读书人的反满意识中充斥着许多“不可究诘的多义与歧义”。杨国强:《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三联书店,2008,第326页。从这一洞见出发,重新认识排满就需要对这些不可究诘的歧义与多义予以更多考察。而考察的进路在“夷夏之辨”和“东西洋学理”这两个排满立论的支柱之上,其立论的落实则在排满报刊和明末遗献的阅读与接受的历史之中。因此本章将围绕以下三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作为排满立论发源的“夷夏之辨”,其多重歧义在历史的演进中如何产生与嬗变?有重重歧义的“夷夏之辨”在清末排满言说的理路当中形成了哪些论述上的内在困境?二是对于作为排满立论重要资源的以“种族”论说等为代表的“东西洋学理”,时人基于古今、中西、新旧做出的不同解读有哪些?这些解读如何生成排满立论中的矛盾性与多层次性?三是时人阅读反满报刊及明末遗献后,其即时感受和评判的多样性表现在哪里?相较后设的“革命与改良”之争,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该如何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