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再历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与通贯史事

有了新的史料基础，接下来则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现在对1911年革命的影响、性质、成败等基本历史评断多是从“后见之明”出发而产生的，比如至今不少研究仍把1911年革命定性为不彻底的革命，而其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1911年革命让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之后袁氏非但不能坚持走共和之路，还做起了开历史“倒车”的“皇帝梦”。这样的逻辑看似条理清晰，也可以找到不少史料来佐证，但和历史的真实情境并不是那么接近。李大钊在1912年评价袁世凯道：

袁项城之事业历史，在武汉起义之先，公使也、总督也、军机大臣也。处前清专制淫威之下，欲建悠远重钜之事业，固必须出以机警深稳之手段，操纵捭阖，虽不能尽人尽地而施，然有时为成功之捷径。要箸所需，容有不得不施者。小儒动持小信小义，立人之背后，而斥其长短，此其眼光只可论白衣秀士王伦耳。……武汉起义后之袁项城，事业历史，前此曾国藩、李鸿章之所瞠目惊心，不敢为，不能为者。袁项城动声色，除旧布新，定国事于至危极险之倾。虽曰时势造英雄，前后所遭遇之时势，固有异同，然其举大任于风声鹤唳之时，外为急进志士所磨齿唾骂抨击，欲得而甘心，炸弹日环伺于侧，生死至难决定；内为宗社强要所扼防，深忌缧绁在身，时有不慎，则必至举国以殉，而民国亿兆同胞胥断送于万劫存亡不可知之数。内患外迫，至难捉摸，稍纵即逝，卒能从容布置。千难万险，合南北而一之，融五族而共进于共和之域。得至于今日者，袁项城之所以为袁项城，固自有在，常智又乌足以测之？复仇云者，胁迫云者，举为井蛙梦呓之语。旋乾转坤之业，固非按部就班者所能达也。往事既如此矣。民国之经营搆设，亦非袁项城之大刀阔斧，无由荷其负担十年……诚如孙中山所道：揆诸人心国运，袁项城所以自效于国，与其所以自待，人之所以望袁项城及其所以望袁项城者而望之于国，俱不难昭然若揭。……俟我民国之袁项城，丰碑铜像，巍巍高立于云表，最后之一日。尔所谓拿破仑之雄才大略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克林威尔之热心魄力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尔所谓华盛顿之德量信念者，以视我袁项城何如？

李大钊这番对袁氏大加颂扬的话并不是个孤证。1912年有县守就在对乡众宣讲时强调：“八月间武昌继举义旗，不一月而南方响应者十数省。当其时兵连祸结，南北相持。几不知何时底定。幸而天厌祸乱，佑我中华，清廷启用袁项城，委曲求全，不两月率能手定大难，南北一致，诏颁共和，致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何莫非袁项城一人之功之力所赐也？”《时报》上的文章则说：“袁贼世凯未出山以前，非人目之为英雄耶？及至助桀为虐而假面具揭破，昔之崇拜者自知迷信后悔无及。然今犹有一般人迷信袁贼者，竟梦梦不醒一至于此！”这些均说明了当时与李大钊持相同看法者或许不在少数。

即使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顾颉刚仍观察到“一般社会”皆以为称帝是“英雄事业”，民众皆“太息其垂成而失”;陈独秀也承认：“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1923年有报纸评论说：“推袁复清两者虽皆失败，然以政象日劣，民不聊生，追念前清之旧与民五以前，以为唐虞、尧舜渺不可攀者尚大有人在。”1925年金毓黻认为：“迨项城就任，宇内统一，中枢巩固，而各省犹以都督兼综民政，于是黎黄陂首倡军、民分治之议，项城因之废都督制，一省之内，以将军与民政长分掌军、民两政，制度之良，莫过于此时矣。项城即世，中枢威信坠地，各省虽有分治之名，而省长实惟将军之命是听，否则不能一日安其位。”许啸天在1926年初次出版，到1949年止重版30余次的《清宫十三朝演义》中则把袁世凯看作“民国的第一个雄才”, “政府里一点也不曾残缺，真是整整齐齐，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时，有这种气象。民国在这时，很有些太平的气概”。

在以上说法背后其实关涉到帝制解体后，原本维系政教的秩序崩溃，新的秩序如何重建，当时具备哪些可能性，为何某一种可能性最后成为现实的复杂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对1911年革命的研究中有许多还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其进路则在于对既有答案的去熟悉化和通贯史事，兹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1911年革命有没有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问题。“深入人心”与否是一个回答起来有相当难度的问题，其最关键处在何谓“深入”。目前大致可判断的是，“共和”观念在1911年前后已成趋新各方所推崇的“新名器”。既然“共和”观念成为“新名器”，则各方所谈的“共和”不管真与假，此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是可说的。而且书籍报章中种种所谓民众对“共和”不识不知的言论，很多大概不宜看成历史的实相，而可视作各层级读书人对于“共和”认知的另一种表述。

由此，我们或要追问共和如何“深入人心”？深入了哪些人的心？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因偏重于解说1911革命各方面的“不彻底性”，我们通常低估了当时共和观念普及的程度。王奇生就指出“民主”主题词（包括德谟克拉西、民权、民治等）在《新青年》中出现频率极低，而之所以在通常认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调的五四运动中出现此种似不合逻辑的现象，恰是因为从晚清开始民权、立宪、共和等话语已渐渐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是不必多谈的东西。

这个判断富有洞见，它提示我们虽然学界已经对清末的立宪运动、民初的建政努力、政论报刊的宣传、白话报刊的功用、下层启蒙的状况等课题做出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但有几个面相仍然是可以继续深入的。

第一是科举改革对共和观念的传播作用。对于清末十年共和观念的传播，我们多注意的是报刊舆论这一层面，而相对较少去关注1901年科举变章，八股改作策论这一层面。从时人的记述看，科举改策论后从考题去取到应试风气都有大变化。如江西学政吴炯斋爱出“希腊学派论”、“英日同盟法俄同盟究竟论”此类与新学密切相关的试题，导致“非常看新书新报者不能措手，故书报之销尤为踊跃”。因此士子应考时才会“玉版金符兼秘牒，非是时文非试帖，新闻之纸东洋书，叠叠重重堆满箧，腹中学此间接挟”。

有了考官与士子的上下呼应，虽然他们中大多数并不能真的去深入理解新学知识中所包含的精神和义理，但能借助应付考试的普遍性和获求功名的进取心，形成新学（其中包括共和观念）浅层次普及的持续动力。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们需要关注《清代朱卷集成》，各省留存下来的乡试录、报刊、书商为赢利而汇编的策论集、时人日记、回忆录中留存的考题、答卷和阅读体验来做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第二是学堂建立的衍生效应。废科举、兴学堂后，因为财政困难、人员混杂和新政骤兴，很多学堂面临着“经费难筹、教习难延、经理无人”的窘迫局面。地方社会对学堂也是爱恨交织，一面对新学抱持较高的期待；一面又因观念冲突、利益争夺等因素而频发毁学风潮。但学堂取代科举作为一项截断中流的大改制，其在各方面的衍生效应仍非常明显，尤其在观念的传播上。从较长时段看由学堂开始的观念传播和城市中新兴的各类生意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并未因学堂处境的窘迫和毁学风潮的频发而受到太大的影响。

万千学堂带来了教科书出版和买卖的勃兴。还有围绕学堂日常运作而产生的种种商品：有学生的课业、毕业奖品，广智书局在“学堂奖赏之良品”广告中就包含了《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和《福泽谕吉谈丛》这样的书。包天笑则回忆说，他的小说《馨儿就学记》销量累积达到数十万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按，《馨儿就学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到第10版，直至1938年抗战期间仍在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难后第4版。其中作者虽强调自己“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但此书宣传共和观念实不遗余力）

有帮助学生学习的药物，像艾罗补脑汁会在广告中自夸为“学堂要品”，认为其是“新中国之利器”, “具国民思想、欲兴国民义务者不可不一服”，到革命时则转变为“共和之利器”。又如人造自来血的广告会大书“共和之进步”，国产人丹的广告会说：“呵呵，共和国民还不要紧注意国产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还有开展校内活动的参考读物、阅报室里的新书报等都成为当时共和观念传播的上佳孔道。

第三是一些当时包含着共和色彩的流行说法如“国家如公司”论，因其不反皇帝且其滥觞者如梁启超在后人心中渐渐“落伍”而不再被人提起。又如不少进入近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概念，因常用而渐渐被人们忘记了该概念与1911年革命的关联及其对那些升斗小民的民主观念塑造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像“同胞”一词，有时人就生动地回忆了其应辛亥而兴的现象：

辛亥八月十九，一夜除夕爆竹般的步枪声，把几百年传留下来的大人老爷称号吓了个暂时逃避无踪，代之以兴的，就是“同胞”两个字。……若是遇见谁，你若忘了称他一声同胞，谁也会刻骨切齿的恨你；因为你不称他同胞，就是不承认他曾参加起义，不承认人家曾经参加起义，是如何重大的侮辱啊！……父兄、叔伯、兄弟、师生，在那时也化家为国的略份称同胞了。……人人互称“同胞”，和法兰西大革命时人人互称“国民”一般，同是革命潮浪里应有的泡沫。……我们巡查走过旧藩台衙门，一堆还在冒烟的火场上，有许多起义的同胞，在那里支着铁釜……烧煮“光复”来的火腿和猪肉，见我们走过，都喊：“同胞快来！中华民国，大家吃得。”

《申报》的材料也揭示了当时上海集会时演说者爱用“同胞”一词，如“要到处演说，演说的方法一要会骂人，如王八蛋、汉奸、奴隶等不离口，二要多用同胞字眼”; “同胞二字之流行已多年矣，光复以后几成一般人士之口头禅。会场之上，募饷之地必有无数同胞、同胞之声浪接触于耳鼓，甚至公举一人，攻击一人亦必曰为同胞，为同胞”。

最后则是不少出现在1911年前后，可用于宣讲普及的小册子，像《共和浅说》、《新社会》、《绘图中华国民必读三字经》、《中华民国共和唱歌诗》；用于作为学堂补充读物的《论说入门》、《论说入门二集》、《最新论说文海》、《共和论说初阶》、《共和论说升阶》、《共和论说进阶》、《初学共和论说指南》、《初学共和新论说》、《高等共和论说指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中等新论说文范》等。商务版《共和国民新读本》、中华书局版《共和国民读本》和报纸副刊的相关余兴文章等都是了解时人如何理解、接受共和观念的好材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所表现出的从清末到民初共和观念普及的延续性。

像《共和浅说》的编辑就是清末发行量极大，且被学部列入《审定书目：宣讲书目表》的《国民必读》编辑之一高步瀛。如比较这两套书的内容，除了增加一点“五族共和”等革命后的新内容，其他则大同小异。又如预备立宪公会的大将孟森，他在清末写过《公民必读初编》、《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等用于宣讲普及的册子，在1912年又编订了《共和国民新读本》两册，此书据其广告内容基本上类似于清末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立宪国民读本》。

民国新立，政体共和，然欲实行共和政治，必先使人民人人知共和之本旨，欲人民知共和之本旨，必以共和国之制度学理，使国民略知大概。本馆前编《立宪国民读本》，颇为学界欢迎，销流甚广，兹更取法欧美各共和国制度，欧美政法大家学说，就吾国现势人情辑为是编，凡吾国民苟因是完成共和国民之资格，益进而研究政法诸学，则是编不啻为革新时代之引针也。

上述例子说明清末关于“共和”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在国民思潮和立宪运动的框架下已有相当的规模，但在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论（进而将革命等同于民主、共和）以及将共和制视为君主立宪制更高阶段主张的影响下，我们常常会低估清末共和观念的普及。

第二个例子是1911年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以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两个密切关联的大问题。以往的讨论给出过很多答案，诸如全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满革命、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失败的、不彻底的、未完成的等，同时这些答案又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质疑。因此我们大概要改变提问的方式，从1911年革命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入手，将问题置换成：从1911年开始，对于此次革命的成败、性质等问题在历史中形成了哪几套叙述？这些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怎样竞争？这样的提问方式就要求我们不仅仅把研究时段局限在清末民初，而且要通贯史事，从较长的时段去考察作为概念、知识、记忆的1911年革命的历史。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有关1911年革命成败和性质的叙述形成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权力关系的操纵，各类政治、文化力量都参与在它的建构过程之中。概要而言，主要有四股力量。

首先，最早为1911年革命界定性质的并非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中岛端在1912年10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里就说革命要使“一切旧物破坏之，荡灭之”，而“支那派”之革命“无一刀两断之勇”, “无一气猛进之概”，可谓“无精神之革命，不彻底之革命”。如从我们今日对辛亥的一般判断出发，这段评说似乎不无道理。但我们只要把他那本书通读一遍，就会图穷匕见。正因为“支那人无共和国民之资格，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国民之素养、无共和之信念”，日本才要实行“东亚孟禄（Monroe）主义”，以免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这套论证逻辑曾被李大钊以逐段驳议的形式揭示过，作为中日对于“亚洲主义”观念的一次比较重要的交锋目前却少见有人提起。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子及其追随者。他们同样也认为1911年革命是无精神、不彻底之革命，革命后非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众的大联合”,反而先有洪宪帝制、后有张勋复辟，因此瞿秋白在1921年就认为十年前的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谟克拉西一个字要到十年后再发现。

从时人回忆看，上述1911年革命无精神、不彻底之言论入人心的效果相当不差。一个1916年才出生，连二次革命都未见过，称帝、复辟时尚在襁褓之中的学生也振振有词地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生在有总统的时代和有皇帝的时代没有什么大差池，真的革命还是在欧战期间展开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

再次是国民党，国民党对于1911年革命的解说一般强调三个方面。第一，总是希望证明“惟己独革、惟己最革”，强调自己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先行者、主力军和领导人的作用。第二，以孙中山为革命图腾，以支持和反对孙中山为标准书写从清末直到其当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第三，建立国民革命与1911年革命（民族革命）之间的勾连与区别，在区别里尤其突出革命的阶段性，进而推导出和前述相似的结论：辛亥无精神，不彻底。作为国民党元老和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阐释者之一胡汉民就认为辛亥失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辛亥革命以后，不应该容留反革命的势力存在，而不予铲除，让它潜滋暗长起来，于是破坏了革命势力，而革命之功于是未成。二，辛亥革命以后，党员不能十二分信仰总理，对于总理的主义、政策、方略，通通不遵守，不按照实行，总理的一切大计划既不能实现，于是民国空有其名，革命只做了破坏而没有做建设，所以就不能算是成功了。三，要怪到国民的不觉悟、不负责了。

最后则是共产党，近几年中共的重要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都已有全文检索数据库，只要以“辛亥”或相关主题词进行搜索和阅读即能略窥中共对于1911年革命成败与性质的界说与演变。这里略可展开的是，中共基本是以革命的阶级论来定位辛亥的不彻底性，最基本的归纳为“从资产阶级的革命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过这样的阶级论到192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一种较流行的共识，并不仅为共产党所专有。

与此同时，对1911年革命的成败、性质的判定又受到无数个人的感觉、情绪和记忆的影响。这些感觉、情绪和记忆当然与前面所说的权力关系有关联，但也同时源自每个人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差异甚大的生活情境。对当时绝大多数人来说，1911年的革命可能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重大变故，1920年代初有满族文人就借一个叫“徐生”的自传说道：

辛亥那年革命，真是很奇怪的事。在那年八月以前，任何明眼人，也看不出有革命的事来。就以此次学部考试而论，报考的人数，实在比往年多好几倍。他们官袍带履，翎顶辉煌，俨然皆以宣统朝辛亥科新贵自居。他们绝不知道革命党的消息，而且也知道革命党不能成功。因为那时君主立宪很占实力，所以这些留学生，不去作革命事业，一个个挺高兴的，都到北京来考试，谁知在考试期中，武昌的噩耗便传来了。大家跟做梦一样，也不知怎回事。不过消息一天比一天坏。我们便在这革命声中，勉强考完，还在内阁里验放一回。那天老早的大家都在太和殿前面聚齐，得中的新贵心里任是怎样难过，也不能不作希望之梦，到紫禁城里来面君，却也怪，这庄严灿烂的皇宫，不知怎的，一点威严也没有了，不论那里，都仿佛阴阴惨惨的。康雍乾三代的文治武功，深仁厚泽，也救不了末代子孙的劫数。此时宣统帝正在冲龄，不能临朝，所以派了八堂王大臣恭代。我们六七百留学生，分十人一班，传进内阁，中设宝座，各王大臣都分左右站着。我们十人一班，唱名而进，不免向宝座一跪，称臣的称臣，称奴才的称奴才。各人报了各人的履历。我是旗籍中人，不免称了一声阿哈。某某，年龄多大，满洲某旗人，然后随班退出来。验放已毕，大家退出，九月初五日，皇上下上谕赐给大家举人、进士等等的出身，这道上谕，是爱新觉罗皇帝对于全国所颁的第末一次行使完全权力的上谕，以后都是被逼出得了。留学生考完之后，清朝的运命已然告终了。所有及第的新贵也就无所托足，因为革命军声势大了，他们只得掉转马头，另行从事革命事业，建设民国的大计，他们组党的组党，运动议员的运动议员。前朝的新贵都成了民国的元勋。

正因为革命来得太突然，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流动基本被彻底打乱。尤其是那些读书人，他们既享受了一些革命的成果，也承受着革命带来的苦痛，而他们中不少人正是日后正统革命历史的书写者，或是重新被挖掘出来丰富革命叙事的“失踪者”。这里可以大致梳理出四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如毛泽东、叶圣陶、瞿秋白等农家子弟、城市平民和所谓“破落的士”的家庭中人，他们对革命有高涨的参与热情，但又因参与革命没能改善自己的边缘地位而对革命感到失望，他们笔下的辛亥就会浮现出种种不太令人满意的迹象。

第二条线索则是吴宓等如不发生1911年革命就即将从学堂毕业，然后出国深造，拥有顺畅前途的知识人。他们因为革命期间不那么愉快甚至惨痛的经历，而对暴力和离乱有着深深的恐惧。在其留下的材料里处处可见他们对1911年革命乃至历次革命中另一面的记载和省思。

第三条线索是从口岸文人到鸳鸯蝴蝶派那批活跃在上海报馆中的文人。他们以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等为揾食之所与安身之地，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表现自身既尊西崇新，又不乏旧文人趣味的立场。这些文人通常以嬉笑怒骂和杜撰戏说的方式来书写革命，因此在其主笔的报刊里经常会出现各种1911年革命的野史、惨史和外史，这些作品不知不觉地亦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1911年革命原来如此的印象。

第四条线索则可观察满人和遗老。他们本是革命中的失语群体，但当下的研究对他们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批失语者经历和文字的重现展示出1911年革命在他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充斥着动荡、邪恶、黑暗与血污的鼎革过程。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不同群类在革命期间的生活情境差异甚大，但由此而产生的对于1911年革命的成败、性质的判定在一些层面上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这也是1911年革命不彻底、无精神的印象会如此根深蒂固的另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