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背景

诚然，“价值”问题与人的存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理说，自人类诞生的那天起，价值问题就会随之产生。然而，价值问题被纳入哲学家的视野却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事，远远晚于人类的诞生。为什么直至19世纪中叶，哲学家们才把目光转向人类生活世界中早已存在的价值问题呢？究竟19世纪中叶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革？19世纪的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哲学的认同危机，内忧外患；二是人的精神危机，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一）哲学的认同危机

“在十九世纪的哲学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无疑是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革命性变革。这些变革动摇了曾经被奉为经典的科学理论和概念（如牛顿的经典力学），使曾经经典的自然科学陷入危机之中，这也必定会动摇以这些理论为重要依据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在近代哲学中，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勾连在一起，“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以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自然科学的变革势必动摇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随着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变更不断出现，直到19世纪中叶，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彻底被怀疑，曾在德国哲学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越来越遭到人们的唾弃，黑格尔体系在德国随之解体。整个德国哲学呈现一幅混乱的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景象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德国在最近几年里发生了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19世纪中叶德国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都陷入颓废消沉、混乱境地。当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哲学流派，但都昙花一现，没有一种哲学能够占据主导地位，造成哲学上的无政府状态，人们对哲学的兴趣逐渐下降，哲学逐渐丧失了曾经的影响力，哲学正一步步地被其他科学消解、吞噬，这标志着近代哲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促使人们不得不对近代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重新思考哲学的主题和任务。于是，哲学界开始对近代哲学发起挑战。对近代哲学的公开否弃成为哲学认同危机的最主要的表现。否弃了近代哲学，那么哲学将向何处去？哲学的对象和任务究竟应当是什么？这些问题关乎哲学的过去和未来，哲学能否继续存活下来以及如何才能存活下去，引发了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

最早对近代哲学开战的是实证哲学，早在黑格尔去世前一年，实证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发表了《实证哲学教程》一书，用实证哲学挑战近代哲学。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呼吁将形而上学逐出哲学和科学，从而展开对近代哲学的批判。经斯宾塞到马赫，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哲学潮流，冲击着近代哲学。实证主义的基本主旨就是否定形而上学，进而否定哲学要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实证主义的思想顺应了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实证主义与科学联手使哲学最终变成了经验科学，完全奠基在自然科学之上，具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哲学完全沦为实证科学。

与此同时，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那种公开向近代的理性主义发起攻击的哲学——非理性主义被拥向前台，并且广受称赞和好评。与实证哲学不同，非理性主义主张哲学不仅要与实证科学分离开来，而且将哲学归属于超越实证科学的领域。如果说实证哲学局限于理性的话，那么非理性主义则主张超越理性的局限，以包括人的本能、情感、意志和信仰等在内的非理性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时期，最早的非理性主义者非叔本华莫属，叔本华虽然早在1819年就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到1848年革命之后，叔本华的思想才得到人们的认可并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时之间风靡整个德国。经克尔凯郭尔到尼采，非理性主义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到尼采那里，超人的权力意志代替了理性的自主性，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顶峰，非理性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实证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不但没能真正化解近代哲学的危机，反而使哲学再次陷入危机之中。一方面，实证主义逐渐使哲学沦为实证科学，完全丧失其属于自己的专门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引发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产生，逐渐造成对哲学本身的消解。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情势下，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才得以产生，它反实证主义和克服相对主义以试图寻求哲学的出路，重新规定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二）精神危机

伴随着1848年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整个欧洲世界开启了新的纪元，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新的变迁。恩格斯精辟地阐述道：“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实践的领域。……但是，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不仅德国如此，整个西方世界在19世纪中下叶都呈现对理论兴趣的大大下降，对理论的执着追求让位于对眼前利益的追逐。

诚然，19世纪中下叶整个欧洲世界不仅出现哲学的危机，而且更深刻地显现出精神的危机。文德尔班总结道：“德国的年轻一代正面临着另一种挑战，并且这种挑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也就是说，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民族生活的精神根基了，重新思考如何给出正确的评价，而不是湮没于物质成功带来的陶醉中，或者湮没于长期劳作带来的巨大压力中。”那么，欧洲世界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危机呢？其精神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欧洲世界的这一精神危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物质功利至上，个人主义至上。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追求功利，曾经为人们所顶礼膜拜的上帝已经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商品、资本的膜拜。对此，19世纪中叶伟大的哲学家尼采深刻地分析出了这一社会现象，直呼“上帝死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基督教的上帝是彼岸世界的，这个彼岸世界是人们无法达到的，追求一个永远无法达至的上帝对于热衷于尘世的现代人来说，这无疑是多余的。于是，现代人不再顶礼膜拜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定的上帝，将目光转向了尘世。然而，“一旦社会不再有一个神圣结构，一旦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或上帝的意志，这些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嬗变由人”。一旦人们重新设计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就会采用工具主义理性的尺度。所谓工具主义理性就是以最经济的方式将手段应用于对目的的追求，讲求最大效益。工具主义理性一方面使人们获得解放，另一方面却控制人们的生活。效益或利益成为一切事情的标准，遮蔽了生活本身的自由度和丰富的意义，使生活本身变得平庸化、狭隘化。工具主义理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起着更大作用的是自然科学明显的功利”。自然科学的最终目的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演变成追求功利，追求能够为人们带来好处，自然科学的研究重心也随着逐渐转向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备受冷落。

19世纪中叶不仅自然科学中渗透着功利，就连伦理学中也浸透着功利，功利主义与进化论结合后在欧洲国家得以蓬勃发展。“这种功利主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将其对‘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关注局限于人类的尘世福利。对精神财富虽然不予拒绝，但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却存在于一个物体、一种关系、一次行为、一个意念可能引起的快乐或痛苦的程度中”。这种伦理学带有明显的功利因素，只注重行为的效果，完全忽视了行为的动机。这种功利主义助长了私欲的膨胀，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日益成为时尚。有教养的人虽然表面上大肆谈论道德，本质上却沉迷于金钱、美色和颓废的悠闲生活，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了。

不仅如此，就连文化也逐渐被商业化，文化工业时代来临。大量的艺术品被不断机械化复制出来，艺术丧失了其独特性和创造性；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大量的文化产品越来越低俗化、肤浅化。作为文化本质的精神性逐渐被吞没了，文化不再是精神的载体，而是沦为一种商业，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标。

可见，19世纪中叶整个欧洲世界呈现物质功利至上的景象：信仰的失落，自然科学的功利追求，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盛行，文化的商业化，等等。物质功利的全面深入渗透，使得整个欧洲世界出现精神瘫痪、陷入精神危机之中。

19世纪中叶，整个欧洲世界的精神危机不仅在于物质功利至上，更在于个人主义至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掀起了一股反普遍主义、提倡个人主义的潮流。这股潮流始于斯蒂纳，经班森和克尔凯郭尔，最终到尼采那里，将近代的个人主义推向了反道德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相对主义。从现实的视角来看，当时的社会也明显地呈现个人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鼓励人们追求自我的利益，并试图将一切利益都转化为自我的利益，自我中心化，每一个个体沦为原子式的个人，“孤独的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只是以利益为前提，完全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谊。应该肯定的是，个人主义本身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一大进步，因为，个人主义充分肯定了个体的独立性和价值，这正是启蒙运动希望达到的目标，为人类走向自由解放创造了条件。但是，个人主义也会使个人在实际行为中丧失更大的社会和宇宙的视野，失去更重要的东西，会“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换句话说，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缺少意义，更缺少对他人及社会的关心”。个人主义最终会使生活变得平庸化和狭隘化，囿于自我，使人们的生活失去更为宽广的视野，使生活丧失意义和价值，令人缺乏精神追求，以致出现精神荒漠，令社会陷入精神危机之中。

可见，物质功利至上和个人主义至上两方面共同造就了19世纪中叶的精神危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离不开另一方的存在，二者相互蕴含着，物质功利本身就蕴含着个人主义的要素，而个人主义本身同样促进物质功利的追求，双方共同作用引发了精神危机的来临。

概言之，正是在哲学的认同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才积极着手建构绝对价值以化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