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

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农民问题的著作，但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对农民问题的论述。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论述农民问题的过程中总是有“正反感情并存的矛盾态度”。一种认为马克思不太重视农民，对农民的态度比较消极，甚至其农民问题思想在东欧和俄国一度被奉为教条而酿成不良后果；另一种却认为马克思对农民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并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化，至今还具有指导意义。本章试图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去梳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并尝试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以期系统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

（一）农民具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重属性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形成时，用“中间等级”概念来指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的群体。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内的中间等级的下层，由于缺乏经营大工业的资本，经不起资本市场的激烈竞争，或者其手艺被新的生产方法所淘汰，而逐渐沦落为无产阶级。农民作为中间等级下层的一部分，并非天然的无产阶级，他们要成为无产阶级，有一个因为资源禀赋不足而在生产经营竞争中逐渐落败而形成的过程。马克思在其晚年反驳巴枯宁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时再次论述了上述观点：农民是私有者，不属于无产阶级；即使在客观上他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在主观上他们也不会自觉地认同自身的无产阶级属性。作为土地私有者的农民滑落成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其过程是被动和渐进的，伴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

私有者农民与无产阶级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私有者农民不具有革命性，并且在阶级斗争中有一定的反动性。中间等级，包括农民在内，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的存在，避免被灭亡，他们不是革命的，至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同时，马克思还将农民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归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定义为“反动的社会主义”, 认为农民的斗争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然而农民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是变化的。农民可能的革命性，主要是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来说的，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目前的而是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原来的阶级立场进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既将农民视为资产阶级，又将农民视为无产阶级，体现出马克思对待农民的矛盾态度。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待农民的态度是积极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力量。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看法主要不是正面的，而是在积极与消极中徘徊。导致这种矛盾的研究结论的原因，或许就在于马克思所认识到的农民具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重属性，而且这两种阶级属性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小资产阶级的属性逐渐消除，无产阶级的属性逐渐滋生。如果共时性地去看这个问题，就觉得马克思的态度是矛盾的，而如果历时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就会豁然开朗。

事实上马克思也是这么理解的。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中把农民视为现代文明国家中的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在不断地重新组成。在生产经营的竞争中，身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要么上升为资产阶级，要么沦落为无产阶级。只有当农民不再“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时，农民才真正脱离小资产阶级，从而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目标。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没有对农民群体加以细分。而在其晚年，马克思针对巴枯宁的“贫贱农民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这一观点，使用了“私有者农民”这一概念，以便与“农民”这一概念加以区分，否定了巴枯宁以偏概全、混淆视听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认为农民内部是具有差异性的，需要区别对待。

总体上看，马克思视农民为无产阶级天然的革命同盟者。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并且在这一著作之后他又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完整地论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革命要成功推翻资产阶级，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而农民也必然会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协调的，而“现在”农民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资本变得相互对立；农民不仅开始担负起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使命，还把城市无产阶级视为天然的同盟者与领导者。

（二）农民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作用

马克思对农民的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思想品格和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准确评价。这些评价是马克思对待农民态度的直接的重要依据。

在历史地位上，农民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指出，农民的“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农民的社会地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改变的。在17世纪的后半叶，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的人数要多一些，而且在当时农民比“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不得不替主人把他的弃妾嫁出去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当“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被日益消灭”，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社会地位也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最终“变成无产阶级”。农民的生产方式必然消逝，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会被废除，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难逃沦落为无产阶级的命运。

在政治地位上，农民“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也不能形成政治组织，只能受到支配。由小农组成的农民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阶级；各个小农彼此之间是分散的，各自具有同质性的利益，相互之间的联系只是地域性的，难以形成全国性的联系与共同的关系，更未能形成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不能通过议会或国民公会的名义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习惯于在行政权支配的社会里由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来保护他们。农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处于弱势地位，并且他们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导致了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遇到失败。但是马克思在考察了18世纪、19世纪法国农民的现实状况之后指出，面临每况愈下处境的农民在共产党的积极宣传引导下，开始意识到只有瓦解资本，农民的地位才能提高；只有依靠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政府，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才能结束，低下的社会地位才能提高。并且农民开始“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这说明农民开始将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这不仅体现了农民在政治上具有的革命性，同时体现了农民将“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的必然性。

在思想品格上，农民一方面有怯懦性和动摇性，另一方面在革命中也“表现出来勇敢无畏、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和不怕牺牲的崇高道德品质”。即使农民心里清楚“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但当“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时，“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农民的分散性与落后性使他们在革命中依然保留着对私有土地制的幻想，所以当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的恐吓与诱惑时会有动摇和害怕失去私有土地的表现，正如马克思在《十亿》中总结的，因为革命未能保护农民的利益，而是让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他们离开了革命。虽然农民在革命中有其局限性，但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及其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形成了优良的道德品质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了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到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少不了农民勇于抗争的精神。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农民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力量。马克思准确地判断，如果农民发动的斗争只是为了在内容上或形式上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那么“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必将“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而一旦农民的境况不断恶化，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他们就会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资产阶级就开始感到害怕。尤其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虽然马克思认识到农民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任何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他仍然坚信可以发挥农民思想品格中优秀的部分，并积极地探寻着改良农民的办法，将农民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试图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争取更大的支持。

（三）必然式微的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争取的力量

马克思收集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关资料，分析和预测了农民发展的趋势，论证了农民趋于贫困和消亡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手工业者或者农民，存在必然的发展趋势：要么逐渐成为小资本家，去剥削别人的劳动，要么变成雇佣工人，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由于耕作的改良，税务负担的不断加重，尤其是面临大租地农场主和工场手工业的严峻竞争，农村副业日趋没落，农民日渐被消灭。马克思认为这是农民发展的规律性的趋势，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场主阶级和他们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将取代小农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传统农业没落，最终农民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趋于消亡或终结。

马克思特别强调“不能像在巴枯宁的革命进军中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分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地产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马克思对农民发展趋势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人疏远农民群体，或者使人产生社会主义者应该加快农民灭亡速度的想法，但这不代表马克思放弃争取农民支持革命的可能性。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想方设法为农民多做实事，“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为此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如果要把农民吸引到革命阵营中来，就应当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以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这些措施既不能得罪农民，又应当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

随着现代大农业的发展，小农经济面临严峻的竞争而逐渐破产，农民的经济条件不断恶化，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日渐低落。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土地却在不断地被分割和碎片化，其价格变得日益昂贵，其肥力却在下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农业生产不断衰落和农民债务的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的债务负担一代比一代加重，农民的生活条件一代比一代困难，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代比一代地更加依赖抵押贷款；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到新债时，土地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在本质上受着同样的剥削，只是受剥削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为了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更好地发展农业，马克思还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农业发展及现代化之路，并就未来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以及改良农民的方式提出意见。他认为，改良农民需要顺应农民的发展趋势，不能得罪农民，要让农民逐渐认识与城市工人的共同利益，但是千万不能为了欺骗农民采取违反社会发展的手段以达到利诱的目的。

至于如何将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马克思曾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意见。首先要让农民意识到剥削和阶级问题的存在。农民必须明白：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所有权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本质上只不过是资本用来支配他们、用来唆使他们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工具；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其次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怎么让农民明白这些问题。“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丛、历书以及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这些语言已经由于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随意地夸大、粗暴地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者的意向和思想，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在法国阶级斗争中发现了农民变化的迹象，他也相信农民逐渐发生的这种转变预兆着农民是可以与工人联合起来参与阶级斗争的。

马克思在世时与恩格斯的研究焦点主要还是放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问题上。农民问题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是马克思在研究国家各阶级状况时才逐步意识到的，这种重视反映在马克思后期对俄国等东方国家的研究中。直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中承袭马克思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完善了马克思关于农民的理论，并于1894年完成《法德农民问题》。在这本书中恩格斯整合完善了帮助和改良农民的原则与具体办法，在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后来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互为补充的。

（四）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

客观地说，在马克思的学术理论体系中，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并不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国内外对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的少量相关研究也少有对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讨论，导致我们对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的认识还存在不足。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在其学术理论体系中的非中心位置，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一些针对农民的看似存在矛盾的观点呢？

这要求我们把理论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去分析。马克思生活在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迅速发展的时代。19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加剧，西欧工人运动开始演变成一个新的、独立的政治运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牢牢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将研究聚焦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相对于工业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在封建社会占重要地位的传统农业生产以及耕种着小块土地力求自给自足的农民，此时就不再是社会中最显性的现象和事实了。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力图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以及反动政府的丑陋本质，其理论主旨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他在研究了英国、德国、法国等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欧国家的状况以及当时的工人起义后，提出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根本性的分类框架去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这切中了当时西欧国家的根本症结：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工业化、市场化的欧洲社会需要“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力量主要来自工人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密切相关。

另外，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生活在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俄国和中国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生活在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对农民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认识没有那么直接和强烈，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就比较少。当然也有马克思个人的原因。马克思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构建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异化理论和剥削理论，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透过阶级斗争分析历史，以及领导工人运动。再加上他严谨的学术态度，“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这些或许是马克思在其作品中较少论述农民问题的个人原因。

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受到人类古典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西方社会是推动世界历史形成的单一的动力，资本主义向全球的空间扩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但是有学者研究发现，马克思后期的著作有摆脱人类学古典进化论的影响，重新评价农民的历史地位的趋势。19世纪7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俄国革命事件，马克思开始思考俄国社会的问题。最初，马克思研究俄国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写《资本论》收集材料，二是延续之前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研究，考察俄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及其发展的过程这两个问题。在深入研究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不但接受了俄国农民公社对重建俄国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承认了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发改变自身的能力。尤其是马克思开始研究科学人类学和实证历史学之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逐渐摆脱古典进化论的影响，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元多线式的演进，而非一元一线式的演进。这一思想的转变对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学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马克思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经历了初步探索、思想转变和发展成熟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分别是1850年之前、1850年至1883年之间、1883年至1895年之间，这三个阶段的思想特征分别是指出农民的保守性和反动性、分析农民的革命性和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强调工农联盟以及区别对待农村的不同阶级。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们应该用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关于农民的观点。

总的来说，马克思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农民问题，没有用一成不变的教条去看待农民。他并没有消极对待农民的保守性和落后性，而是积极地寻求改良的办法将农民吸引到革命队伍中。他的农民问题思想是在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背景中阐发的，在分析了农民的双重阶级属性、双重作用之后，认为农民是可以争取的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些论述是直接反映马克思对待农民态度的重要依据，构成马克思农民问题思想的基础。之后关于农奴的解放与独立、自由的小农阶级的诞生、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基本关系等问题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农民问题思想以及他的这种“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的做法，对于解决我国当前严峻的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