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一直有你——恭贺《文学评论》六十华诞
《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了，值得庆贺。一个甲子，风云变幻，沧海桑田，《文学评论》的命运有起有落，我与《文学评论》的缘分也时断时续，但用得上这么一句话：“生命中一直有你”。
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就知道有个《文学评论》杂志。50年代后期，家兄在北京工作，是一位爱好创作的文学青年，曾在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讲习班学习过，当时给学员上课的都是国内文学研究最负盛名的专家学者，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文学评论》主编的何其芳先生也亲自给他们授课。后来家兄从北京带回来的书刊中，就有《文学评论》，记忆中该杂志朴实无华但不失大气和厚重，当时这种纯学术的文学杂志很少，我虽然看不懂，但心生敬畏，一直将其珍藏在家里的书橱中。后来1966年“文革”开始，家里被红卫兵抄家时，这几本《文学评论》连同其他书籍字画统统被付之一炬。
等我经历了十年动乱、上山下乡，再次捧读《文学评论》时，已是把握住了恢复高考的机遇、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事情了。该刊在1966年6月停刊，于1978年初复刊，躬逢其盛，我是入学之后第一个春天在学校图书馆见到刚复刊的《文学评论》的，真有劫后余生、久别重逢的感觉！多么希望拥有这久违的老友啊，那年头书刊读物刚刚开禁，百废待兴，印刷落后，纸张奇缺，私人订阅报刊是非常困难的事儿。我好不容易找到扬州地委机关的一个关系，才订上了一份《文学评论》，拿到全年的订单，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这在后来几年大学生涯中成为重要的学术导航，它将我的专业学习引领到一个高大上的平台上。一直到今天，我还妥善保存着当年自己装订的《文学评论》合订本，那时为了便于阅读、查找和收藏，过一段时间就会将零散的各期装订成册，给每册糊上牛皮纸，加上标记，此事特别费事，但我却乐在其中。
与《文学评论》同人的初次交集是在1985年4月，我已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了。当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扬州师范学院承办的“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扬州召开，我的导师周来祥先生让我随他回来参加会议，其间结识了许多曾经在《文学评论》上拜读过文章但尚未谋面的前辈师长，以及当时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的知名学者，聆听了他们的高见宏论、要言妙道，受到了一次非常难得的精神洗礼。我还陪同周先生去住处看望了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先生，记得刘先生还向我推荐《文学评论》，称之为“了解学术动态的窗口”。那一年后来被称为“方法论年”，其显著标志就是在厦门、扬州、武汉先后举行了三次有关文艺理论方法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其学术信息在当年的《文学评论》这一“窗口”均得到及时的反映。
到了1980年代后期，我中断了该刊的订阅。后来重新订阅《文学评论》，已经是21世纪之初的事儿了，因文艺学重点学科建设而获得了经费支持，每年给学科成员订阅《文学评论》，至今不辍，已成为本学科的常规。
后来《文学评论》与我供职的扬州大学文学院联合办会也是21世纪了，一次是2001年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回顾与展望：共和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暨2009年《文学评论》编委会。两次会议都选择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节，春江潮生，海上月明，老友新朋，济济一堂，谱写了新世纪文学研究的新篇章。每一次盛会，都强力推助了我院学科建设、梯队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我从2009年第4期起任《文学评论》编委会编委。
与《文学评论》的文事交往也成为我个人学术生涯中的浓墨重彩之处，其中有许多令我难以忘怀和深长思之的片段。
1999年参加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南京会议，我提交了一篇题为《文学传统与科学传统》的论文并作大会发言，第二天《文学评论》编辑部黎湘萍兄找到我，说钱中文先生读了我的文章，觉得写得很好，希望尽快完善一下，以便《文学评论》刊发。当时那篇文章是用老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又是油印，模糊不清，纸张质量也较差，而钱先生恰恰从大量的会议论文中把它挑了出来，这种把握研究动态的学术敏感、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奖掖后学的仁心高义，使学术精神的精髓得到有力的昌明和光大。该文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中的一部分，后来同名书稿撰成，我感念钱先生提携，不揣冒昧请先生赐序，先生欣然应允。但先生文事綦繁，不宜催逼太紧，我已打算推迟书稿的出版时间，恭候先生拨冗赐文，不意元旦夜晚接到先生电话，告知已利用假日写就，从网上发过来了。且不说先生的关照之情让我感动不已，先生彰明的学理更令我受益匪浅，先生在这一长篇序言中通过对拙著的阐发，对当下若干重大学术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包括审美文化、人文精神、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现代性、文学终结论等问题，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也是一次可贵的激励和鞭策。
在我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中，2009年第2期的《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是影响较大的一篇。该文认为，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出现了重大变局，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文学，文学理论自身的方法和话语也变得不确定了。这种书写方式被称为“理论”。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其原因在于现今的知识状况发生了变化，更在于后现代氛围中人们价值取向的转折。支撑上述判断的是我对《文学评论》杂志2005～2007年“文艺理论”栏目发表论文所作的统计，三年来该栏目发表论文共109篇，其中没有引述任何文学作品的论文共75篇，占全部论文的68.81%；引述文学作品的论文共34篇，占全部论文的31.19%，而且后者多半只是引用文学作品的篇名，对作品未作具体的分析和解读。这一数据显示，这些论文与文学的关联度已相当薄弱。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一次开会党圣元兄对我“将了一军”，说你这篇文章本身也没有提到任何文学作品啊。此话引起了我进一步的思考：文学理论是以文学批评为中介对于文学现象的本质、规律所作的提炼和总结，它与文学现象隔着两层。白马非马，马也非白马，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提升但两者又不是一回事，因此文学理论与文学现象之间存在距离、与文学作品相对隔膜是可能的，此其一。其二，文学理论运用的研究方法理应与文学本身相适应，这是基本要求，但它借取其他知识领域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譬如文学研究对于哲学、伦理、宗教、科学等方法的吸收早已有之，故此现今引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方法也实属正常，经过上述1980年代“方法热”中对于种种新方法的吸收借鉴，要想再回到那种假想的纯净、单一的文学研究方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其三，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它有自身的原则、逻辑、方法、模式、规范、命题、范畴，其中每一个方面是具有自洽性、自足性和自组织性的，如果丢掉了这种自主性，那就失去了文学理论。有论者称文学理论是“仆人的仆人”，认定它的作用在于辅佐批评家，而批评家的作用则是通过阐释经典来为文学服务。这一说法让业界的同人很伤自尊。不言而喻，文学理论虽然挂着“文学”二字，但它绝不是文学的附庸和仆从。正因为以上原因，所以在具体运用中有可能出现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关联度被淡化和弱化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在如今后现代语境中被夸张和放大了，就像福柯那样为了避开文学竟刻意进入边缘学术的领域，使用非文学的话语，就是显例，其实在后现代语境中谁也无法超乎其外。而改变这一格局的转机在于文学理论经过“理论”与文学的游离状态又合乎逻辑地呈现出朝向文学、美学、诗学的复归的势头。而这一点，正是我在《从文学理论到理论》一文的结尾之处着力阐扬和充分肯定的。
在与《文学评论》的文事往还中，我不仅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中有所长进，而且在编务的探讨中也颇多感悟。由于目前学术不端行为在发表、出版过程中呈蔓延之势，各个刊物加强了在这方面的管理，借助先进的信息处理手段来加以监控，在稿件的编辑中增加了“查重”的环节。不仅检测文稿与他人成果的雷同之处，而且检测与作者自己成果的重复情况。以往人们只知道前者，但对于后者却不甚了然，而现今后者也被纳入“学术不端”范围。《文学评论》大约是2016年在编务中增加了这一道“查重”手续的，而我有一文稿恰恰撞在枪口上，当编辑将校样发给我时，看到文章中一块块刷红之处被指认为“疑似剽窃文字”，简直心惊肉跳！再加之“查重”的电脑软件特别的不人性，我以往文章中写过的每一句话，该文稿只要使用便统统被判定为“自我剽窃”，呜呼老天！对此我不敢苟同。后来我与责编通电话讨论此事，我认为，对于作者论文中某些自我重复之处，不宜一概以“剽窃”论处。因为学术研究是讲求连续性、一贯性的，它往往是学者已有研究的延伸和扩展。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取向有相对的稳定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肯定不是好的状态。对于某个学术问题，学者不能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另一套。如果说学者的整个学术观念像一张网的话，那么他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看法便是网上的一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新见解的论证难免牵扯到以往的研究成果。另外，学者对于某个概念的界定是经过长期思考和反复推敲的，再次使用这一概念时，对它的定义可能连一个字都不能更改。由此可见，同一作者的不同论文存在自我重复之处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但只要是必要的、不超出常识认可范围的，都可以允许。其实我特烦做自我重复之事，我有学术“洁癖”，不会去沿袭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在我看来，走走过的路、吃嚼过的馍，是一件特别乏味、特别没劲的事儿。因此我乐于在修改稿中体现这一点，将“自我重复”之处清理干净。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意愿，如果推及一般层面，是否有必要将文章中的自我重复之处认定为“疑似剽窃文字”，这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商讨和辨正的问题。据知《文学评论》目前给出的限度是每篇文章的自我重复之处不超过一千字，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理由相信这一限定在实际操作中会变得更有弹性、更具宽容度，就刊物而言，可进一步完善检测的标准，就作者而言，可使对于学术规范的恪守更加严谨，这在双方都是一件促进学术发展的好事。
（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