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瓣”与“百花”——杨绛先生菲尔丁论文的两个版本
杨绛先生是作家、翻译家，也是一位学者，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文学评论》发表过的几篇论文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今日读来，仍能得到许多教益。
《文学评论》是1956年“双百”方针的产物。这一年11月，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第一次编委会在京召开，1957年3月创刊号问世，刊名初为《文学研究》季刊，1959年第1期改现名且改为双月刊。早在1955年7月，文学研究所（1953年2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成立大会，当时编制上属北京大学，1956年改属中国科学院）出了三十二开本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刊登所内一部分研究论文，篇幅上几乎没有限制，该刊基本上半年出一册，接连出了五册，最后一册的出版时间为1957年5月，末一页的《停刊启事》署的时间是1957年1月20日，显然两份刊物是前后衔接的，新来者面对全国学界征稿，不再关门办刊。1964年春，文学研究所决定恢复《文学研究集刊》，专门成立了编辑部。同年7月第一册印刷出版，刊有杨绛先生的《李渔论戏剧结构》和钱锺书先生的《林纾的翻译》。杨绛先生成为专业研究者后，对戏剧理论、作品结构颇多关注，也是顺理成章的。她在沦陷期的上海就是有名的剧作家。《李渔论戏剧结构》是60年代出现的沟通中外的比较文学杰作，如翻译成外文，其学术价值会得到普遍承认。杨绛先生指出，在传统戏曲中，“曲”重“戏”轻，而李渔在《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和“演习部”讨论了戏的结构，重视故事的整一性，隐含着戏曲向戏剧的转变，这是他对中国戏剧理论的非凡贡献；但是“李渔说”的戏剧结构带中国特点，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所谈的悲剧模式异趣，更接近史诗。杨绛先生阅读《诗学》，很有心得，论文中十几条引文都是自己翻译的。
杨绛先生治学，注重叙事技巧（如全知视角与第一人称视角的利弊）和艺术特色。她进入文学研究所后，就将注意力集中于小说。1949年夏她从上海到清华大学兼任教授，教大学三年级英文，主要讲的就是英国小说。
在《我们仨》的第三部第12章，杨绛先生回忆，她完成法国18世纪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译文》从1954年第1期开始连载）后“就写了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杨绛先生自称这篇论文“并无价值”，但是她做了精心准备，前后费时约三年，“不过大量的书，我名正言顺地读了”。以前这样的条件无法想象：“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看得出来，她对这篇论文很有感情。《我们仨》初稿于2002年9月30日完毕，一周后的10月7日，杨绛先生写《记我的翻译》，再提起这篇文章：“我在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之前，写了一篇研究菲尔丁（Fielding）的论文。我想自出心裁，不写‘八股’，结果挨了好一顿‘批’。从此，我自知脑筋陈旧，新八股学不来；而我的翻译还能得到许可。”这两处说的学术论文就是《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亦即总第2期）刊出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第107～147页），字数略多于五万。
英国18世纪小说家“斐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现在通用译名为菲尔丁）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53年11月底的维也纳会议上决定1954年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另三位是德沃夏克、契诃夫和阿里斯多芬）。没有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一号召，中国的英国文学学者写关于这位英国作家的论文，会有一定的风险。当时我国文化界的纪念活动开展得有条不紊。1954年第9期《译文》（即现在的《世界文学》杂志）刊出苏联学者叶利斯特拉托娃的《菲尔丁论》。1954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青年宫举行隆重纪念大会，这一年的《人民文学》（1954年第6期）和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54年第12期）刊出萧乾的《关于亨利·菲尔丁——读书札记》和黄嘉德的纪念文章《菲尔丁和他的代表作〈汤姆·琼斯〉 ——纪念亨利·菲尔丁逝世二百周年》。当时为了强调菲尔丁如何站在被压迫的民众一边，有关人士揭露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的国体、政治的腐败，全面否定英国的一切政策，多少有点夸张。伏尔泰于1726年至1729年流亡英国，回法后撰写《哲学通信》，对英国的法治和重商主义很是赞赏。各国有各国的国情，菲尔丁参政议政，从无改朝换代的念头，将英国的制度彻底掀翻对他来说不可想象，这绝不是他的所谓“局限性”。
《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积有数年功力，从规模、深度和文笔来说远胜1954年的所有纪念文章。杨绛先生读周扬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社版）和德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柏林，1953），很有心得，她甚至引用了发表于50年代初中期的英文、法文学术期刊（法文的《比较文学杂志》《法国文学史杂志》和英文的《英国文学研究杂志》）上论文的观点，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杨绛先生尤其重视批评观念与实践的演化，艾特金斯的《古代文艺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quity）、斯宾冈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文艺批评》（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威利的《十八世纪背景》（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和韦勒克的《近代批评史》等著作都出现在论文注释中。
但是外国文学研究界在回顾学科发展史时普遍忽略杨绛先生这篇文章，令人遗憾。
论文分上、中、下三部分。上：斐尔丁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中：斐尔丁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实践；下：几点尝试性的探讨。文章的开篇介绍时代背景，近两千字。杨绛先生谈到英国政体为什么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巩固久长，采用了《资本论》里的解释；为什么18世纪英国思想家持保守态度，引征的是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的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新编近代史》。她还提及高尔基对菲尔丁的推重，根据是发表在《译文》上的《菲尔丁论》。诚然，学术论文的注释反映了时代特征，但是杨绛先生完全不是生搬硬套苏联学者的观点，她无非用来强化自己想说的话，这也是一种叙述技巧。她还指出，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对自然规律的摸索并不排斥信仰，宗教上的怀疑主义尚未到来：“外界秩序井然的星辰，内心是非了然的理性，都证明上帝的存在。”英国当时主流思想的特点是“在开明的趋势里采取保守态度”，而菲尔丁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种立场。1954年纪念菲尔丁的文章一律回避宗教话题，杨绛先生实事求是地讨论18世纪的信仰，已经是一个突破。
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在当时国内外都是新的话题。《李渔论戏剧结构》与这篇论文有明显的连续性。菲尔丁论文第一部分依旧关注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悲剧与史诗的差别，杨绛先生首先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法国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如何继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菲尔丁如何赓续这一传统并推陈出新，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他的小说理论。论文第三部分讨论的问题包括：一、关于反映现实以及创作方法和作者世界观的关系；二、关于典型人物；三、关于写作的技巧。
世界观是不是能够决定创作方法？何为“反映现实”？何为“典型人物”？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是5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杨绛先生涉足这一领域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她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照本宣科，请看两个例子。
作家的人生观如何形成？杨绛先生在“下”的第一节末尾强调：“小说家的世界观往往不是经过自己有意识的思辨、精密的分析和批判后综合起来的；里面有偏见，有当时的主流思想，有从切身经验得来的体会等等，感情成分很重。”不能简单地看作家的抽象的世界观，或容易上口的观念上的赞同，而且世界观也不是脱离社会实践、成长过程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比较了活的记忆和死的记忆：“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他举例说，雕在石头上的字，年代久了也会销灭模糊，而刻在树上的痕，年轮越多，字迹却越长越牢。杨绛先生晚年回忆小时候在上海启明女校的三年多寄宿生活以及那几位爱她的修女嬷嬷，就是刻在树上的痕。爱国心如此，思想觉悟也是如此。抽象的、观念上的赞同并不是真正的出自内心的信仰，后者经过感情的渲染才能长久。注重形式的训导不一定具有移人的力量，所谓的“化”必然是润物无声的。清末民初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在《中华民国图治刍议》中反思前清日日求材，不知播种，官僚阶层的贪腐却不能绝迹。政府频繁发布长篇训诫，却收不到实效，“外域人见之，则吃吃不止”。何以故？原来国外的少年儿童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养成了最能体现公民美德的习惯。没有好的习惯，大道理是进不了心的。成人担任公职后再死记硬背一些条文，未见得有用。《汤姆·琼斯》里那位布力非少爷很会说大道理，但是他是心口不一的典型，嘴上的仁义道德或做一点好事都是说给人听的，而琼斯虽然做过荒唐事，却是心地纯良的人。要看他思想是否正确，没有什么意义。世界观或作者的主观思想与创作方法、作品的客观意义未必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的矛盾，在20世纪50年代的理论界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形象大于思维”一说往往用来论证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有人对这个说法大表怀疑。
在讨论“典型人物”时，杨绛先生谈及《学习译丛》1956年2月号刊出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上的《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也从柏林1953年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中引了恩格斯致明娜·考斯基信上一段文字：“［恩格斯］称赞她描摹的人物，‘每个人是类型（ein Typus），然而同时又是性格分明的个人（ein bestimmter Einzelmensch），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ein“Dieser”）'，也就是说她写出一个人的类型的共性之外，再能写出他个人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杨绛先生把德文“ein Typus”翻译成“类型”，而不是“典型”。接着杨绛先生对“类型”与“典型人物”作了区分：
斐尔丁创造了许多人物，除去没写活的几个人，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角度上分别出三类：（一）没有个性的，（二）有个性的，（三）个性鲜明而有概括性的。第一类一般称为类型（type），或称平面人物（flat character）；第二类一般称为有个性的人物（individual character）；第三类一般称为典型人物（typical character）。典型两字的意义有时用得有点儿含混。我们通常说的典型就是典型人物的简称，但西文典型（type）和典型人物（typical character）有个区别：前者指一类人的共名，或者指属于这类型的任何人，等于类型；后者指类型里的“这一个”，个性鲜明而有概括性——就是我们所谓典型。为了避免混乱，下文把西文典型所指的称为类型，以别于典型人物。
杨绛先生以此为背景分析了菲尔丁笔下的一些人物，尤其指出作家必须防止“公式化概念化”，写得极为精彩。她强调一位典型人物可以表现出几种类型的特征，这可以说是差不多三十年之后关于性格复杂多面性的先声。1984年爱·摩·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译成中文，书中谈得较多的“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激发了新时期批评界的创新活力，创作界也力求走出“扁平人物”的窠臼，同一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在这篇文章里已经提到了。18世纪英国小说家都喜欢在小说里发议论，小说初创时期没有一定之规，菲尔丁直接跳到前台，无可厚非，有时作家借书中人物代言，“这来［样］不仅阻滞故事的进展，还破坏人物的个性”。让笔下的人物做自己的传声筒，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常见的。
这篇菲尔丁论文对于我们了解杨绛先生的创作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甚至还可以说，读了上篇第一节“散文体的滑稽史诗”（comic epic in prose），对《围城》的类型也有参考的意义。杨绛先生的创作、翻译和学术研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她翻译的《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和《小癞子》都可以归入“散文体的滑稽史诗”一类。杨绛先生后来谈萨克雷、简·奥斯丁的文章（尤其是关于“笑”的分析）也和这篇菲尔丁论文前后呼应。《围城》和《洗澡》都有点喜剧的精神，这也是两位作者的性格所决定的。杨绛引述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一段话：“一种人严肃，他们写高尚的人，伟大的事；一种人不如他们正经，他们写卑微的人物和事情。前者歌颂，后者讽刺。前者成为悲剧作家，后者成为喜剧作家。”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都属于喜剧作家，写的是沉浮于时代浪潮的普通人物。这类作家还有一个好处：虚荣心不重（菲尔丁《汤姆·琼斯》的第六卷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说‘爱’”：“以自我为中心，是虚荣心太重在这儿作祟。这是我喜欢奉承——也就是无人不喜欢奉承——的一个事例。因为几乎所有的人，不管多么看不起一个阿谀者的人格，而奉承起自己来，却都要尽猥自枉屈之能事。”）。他们注意的焦点是周围的人和事。杨绛称柯灵“惯爱抹去自我，深藏若虚，可是他抹不掉自己的才华”。她在《读〈柯灵选集〉》中评柯灵写情写景：
作者并不像杜少陵那样“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乐游园歌》），或陆放翁那样“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露出诗人自我欣赏的姿态。他着眼的是浔阳江上夜航讴歌的舟子，为全家老少饥寒温饱或忧或喜的打鱼人，傍岸的采菱妇女，或顶风逆浪向暴力拼斗的孤舟。水乡渡口，他看到的是沉默的摆渡老人和来往渡客。（《杨绛文集》第2卷，第352～353页）
喜剧作家好用幽默、滑稽的笔法，他们写作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娱乐和消遣。文学是要正人心、厚风俗的，喜剧润物无声，“化”的作用绝不亚于悲剧。杨绛先生说，斐尔丁主张严格模仿自然，就是要“举起明镜，让千千万万的人在私室中照见自己的丑相，由羞愧而知悔改”，这也符合西塞罗论喜剧的名言：“喜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品性的模范，真理的反映。”菲尔丁论文中“上”和“中”两部分有很多关于“笑”的论述，杨绛先生谈萨克雷的《名利场》时也说到“忧郁的微笑”，至于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为什么好，“笑”更是一个关键词。奥斯丁生性开朗，富有幽默感，“看到世人的愚谬、世事的参差，不是感慨悲愤而哭，却是了解、容忍而笑”。杨绛先生在数个场合引用过18世纪英国小说家华尔浦尔的妙语：以理智来领会这个世界，就会把它看成喜剧。她在《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中说，笑并不是调和，因此也有不肯权宜应变的“闪电般的笑”：“奥斯丁不正面教训人，只用她智慧的聚光灯照出世间可笑的人、可笑的事，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探索怎样才不可笑，怎样才是好的和明智的。”自以为有正义感的人不能在阅读时“自己去探索”，不免要责备奥斯丁说得不够明白，他们是愚陋的读者。
马克思曾说：“如果你愿意欣赏艺术，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杨绛先生好读书，善观察，通人情，还积有大量翻译、创作经验，是真正有艺术修养的。她的论文中多经验之谈、感悟之言，这是不知创作甘苦的专业研究者和空头理论家所不及的。
二
这篇斐尔丁论文的全貌一般读者是看不到的，《杨绛文集》第4卷和《杨绛全集》第5卷所收的《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只是发表于《文学研究》的原文的第一部分，篇幅约为原文的2/5。杨绛先生并不是舍不得自己文字的人，她在为《杨绛文集》写的《作者自序》中说：“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但是“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1979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杨绛先生的论文集《春泥集》（此前一个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钱锺书的《旧文四篇》）。改革开放后，钱、杨两位先生差不多同时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春泥集》篇幅不大，只收六篇论文，其中五篇就是在《文学评论》发表过的论文，外加一篇《重读〈堂吉诃德〉》。作者的《序》（写作时间为1979年1月）很短，应该全文录下：
这里是几篇旧文，除了《重读〈堂吉诃德〉》一篇外，都是十多年前在《文学评论》、《文学研究集刊》上发表过的。这次编集时，我都作了删改。龚自珍有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但愿这些零落的残瓣，还可充繁荣百花的一点儿肥料。
将这些旧文称为“零落的残瓣”是自谦，但也是事实——几篇文章都是删改过的。残瓣化作春泥，希望迎来百花齐放。《春泥集》出版后，朱虹先生在创刊不久的《读书》（1980年第3期）上发了书评《读〈春泥集〉有感》，很多人物的性格也是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堂·吉诃德，关于他们的讨论不可穷尽。“这里没有武断的线条分明的鉴定，而是充分看到此类形象中那种使人永远琢磨不尽的多重性”。这本文集割弃最多的就是《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朱虹先生回避了这个话题，不然不免勾起牵涉到原西方组（后来分为数个研究室，英美室为其中之一）不大愉快的回忆。杨绛先生仅保留了这篇长文的“上”，即第一部分，题目改为《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春泥集》，第66～96页）。原文开篇部分有六个段落，现在第五段的主干构成了第一段。旧作的目的是按照菲尔丁自己的小说理论来讨论他的创作，并进一步结合他的小说来看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反映现实、典型人物和技巧，等等。由于原论文第二、三部分“中”和“下”都舍弃了，读者不知菲尔丁如何在实践中体现他的理论，旧作第五段收尾的一句不得不删去：“好比学画的人学了大师论画的法则，又看他作画，留心怎样布局，怎样下笔，怎样勾勒点染，又听他随时点拨，这就对作画的艺术容易领会，对那艺术成品也更能欣赏。”《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是砍余之文，杨绛先生也略有增加，末尾一句不见于杂志上最初发表的版本：“以上从斐尔丁的作品里撮述了他的小说理论，也许可供批判借鉴之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判”两字是不可缺位的护身符，说多了也就变成套话。在《杨绛文集》的版本里，“批判”两字删去，这一点小小的改动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大环境的巨变。
也许杨绛先生在1978年依然要表示她虚心听取二十年前针对她的批评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绛文集》（2004）第4卷和《杨绛全集》（2014）第5卷所收的《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就是《春泥集》的版本。也就是说，发在《文学研究》第2期的长文的第124～147页的三万多字全部割爱了。也许，在70年代后期，她以为介绍菲尔丁的小说理论比较方便，在此基础上作一些引申的发挥容易引起争议，而她并不愿意成为注意的焦点。也许当年批判过她的人命运坎坷，已不在人世，非常值得同情，杨绛先生愿意听取他的意见，将一朵完整的花摧折成“残瓣”，固然可惜，也是一种无言的追思？
《文学研究》第2期发表杨绛先生的长文时正处于极为敏感的时期。王保生先生《〈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1966》一文（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提供了具体的背景。1957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进行辩论，1958年第1期的《文学研究》“学术动态”专栏有一篇综述。这一年第3期《文学研究》是大批判专刊，第4期继续刊出一组批判文章，受批的四位资产阶级学者分别是李健吾、杨绛、孙楷第和王瑶。
批杨绛先生的作者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确定《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一面白旗”，错误首先是歪曲、贬低了菲尔丁作品的意义，更严重的是“介绍了大量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菲尔丁的世界观是进步的世界观，讽刺的主要对象是上层阶级，同情下层人民，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杨绛文章用的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形式脱离内容的研究方法”。文章第二部分是“放在真空管里审视他的本来面目”，第三部分关于典型人物的讨论“大力发挥了‘人性论’”；而对怎样算是“反映现实”作了“自然主义”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讨论过主观意图与实际创作的不一致。杨绛先生说：“我们研究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就明白小说家尽管有主观意图要反映客观真实，事实上总受他立场观点和人生经验的局限，不免歪曲了人生的真相。”这句话在那篇批判文章作者看起来就是不正确的：“杨先生不是说我们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现实，就会歪曲人生的真相吗？”杨绛原文的意思被简单化了。作者恐怕并未对“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的差别有什么体会。倾向性越“鲜明”越好，“他揭发、讽刺统治阶级的种种不义，但对劳动人民处处表示深厚的同情”，但是菲尔丁本人担任过相当于伦敦警察厅厅长的职务，设计了防止穷人犯罪的方案，自己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这一期的《编后记》说，发表的几篇有关学术思想批判的文章，是由文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写的，所谈问题都曾在“该所的学术批判会上讨论过，文章的作者除了自己的论点还吸收了会上其他一些同志们的意见”。何其芳主持下的编辑部绝无将几位学者一棍子打倒在地的意思：“希望大家特别是被批判者提出不同意见，以进行讨论。学术问题是需要反复讨论的，真理是愈辩愈明。”
被批判者写作的权利并没有被剥夺。1959年第3期《文学评论》登出了李健吾的《司汤达的政治观点和〈红与黑〉》和杨绛的《论萨克雷〈名利场〉序》。两人都没有直接回应批判。杨绛增加了俄文的资料。她首先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肯定萨克雷：“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他观察细微，对人生和人类的心灵了解深刻，富有幽默，刻画人物非常精确，叙述非常动人。他认为当代欧洲作家里萨克雷是第一流的大天才。”这段话后有一注释，引的是《俄罗斯作家论文学著作》俄文版。她在说到时代背景时还参考了列夫宁科夫的《世界史近代讲座》和叶非莫夫的《近代世界史》，这两本书已有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青年社的中文版。杨绛四次引用了俄文版的阿·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这本后来在我国英语文学研究界特别有名的著作1956年在苏联出版，1959年10月出戴镏龄先生等六人中文译本，还没有翻成中文，杨绛先生使用的是俄文原版。这也说明杨绛先生除了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还学过俄语（当时钱瑗在北京师范大学俄文）。但是在《杨绛文集》和《杨绛全集》的《论萨克雷〈名利场〉》，阿·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从注释中消失了。但写到人物描写时，杨绛丝毫没有从1957年的观点退缩。她说萨克雷刻画人物总是力求客观，绝不因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而把他们写成单纯的正面或反面人物，能把真实的人性全部描写出来是他唯一目的，他创造的任何人都是复杂多面的。《名利场》里没有理想的人物，没有英雄。小说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就好，写出真实情感。他不仅揭露种种丑恶现象，指出其根源，还要“宣传仁爱”，跳出狭隘的自我，舍己为人，一心想到别人的快乐，反而能摆脱烦恼，领略到幸福的真谛。
1959年第3期《文学评论》还报道了一条消息，讲的是这年4月12日至14日召开了一次编委会，与会者共24人。17日，周扬应邀与《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的编委举行座谈会，专门谈方向问题解决以后如何提高学术水平的问题。他说学术水平要上一个层次，必须形成有利于交流思想的氛围，“学术讨论不要随便扣帽子，而应是平等自由的讨论，采取商量的态度”。周扬已经落后于时势了，《文艺思想论争集》（1964）里反“修正主义”的立场和文体正是在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
杨绛先生的菲尔丁论文稍后又受到一篇权威性的总结（《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的关注：
有一篇论菲尔丁的文章一开头就笼统肯定“欧洲十八世纪是讲求理性的时代”，英国十八世纪主流思想的特点是“在开明趋势里采取保守态度”，由此出发，当然会自然而然，错误地把“充分表现了时代精神”的菲尔丁的小说看作了对于社会现实的纯客观的反映，而且总是“不免歪曲了人生真相”的反映。实际上，不作阶级分析，抽空社会内容，结果当然只看见这位现实主义小说家作品里反映的一些表面现象，看不见那里所反映的本质方面，也曲解了现实主义的概念。
讨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现在一般翻译为“人物”）是很难的：“我们分析作品里的典型人物也显然必须结合作品反映的当时社会的实际矛盾关系的分析来进行。我们不能从概念出发，着眼在抽象地或者孤立地考虑人物的性格。”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是不可分开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认识现实、概括现实的创作方法问题，不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作家掌握了正确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方法，我们就容易恰当分析作家创造人物的艺术技巧。”认识并概括现实还有一层意思，“现实”不是自然主义的现实，必须包含着对现实的本质规律的深刻领会。“作家塑造正面典型人物，施展高度集中的概括本领，无须兼顾到再在人物身上加几点瑕疵。读者或者听众如果真被一个正面艺术典型形象吸引住了，感动了，也不在乎能不能在他身上找出几个斑点。”反面人物也是这样，读者不在乎他身上是不是具有某些人性。单纯谈技巧是行不通的，即便谈得好，“也还是说不清我们更需要了解的作家如何通过人物塑造来反映现实本质、表达思想意图的艺术”。如果作家主张“写美人一定要在她脸上着一点疤痕，写英雄一定要在他性格上涂一些阴影，才贴切自然，才合乎‘人性’”，那就是错误的。
杨绛先生为《春泥集》准备这些文章应该是在1978年，可以肯定杨先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之前交稿的。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典型，文学作品有无可能超越时空引起“共鸣”，这方面的辩论旷日持久，甚至撕裂了学界，因观点不同而使同事、朋友反目的例子所在多有，今人看了，能不连连叹息？比如朱光潜先生在创刊不久的《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2期）发表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典型的五封信》，在这种时候就此表示意见，容易引起误会，而且杨绛先生不会加入学术争论，将《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一文的中、下两部分删去，就不难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提出过个别探讨性的议题，但是当时学界还不能走出条条框框，往往拘泥于相关的论说，视之为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用来生硬裁减活生生的文学创作实践。
走笔至此，还应该为批判文章作者、当时文学所西方组的杨耀民先生（1926～1970）说句公道话。杨耀民先生患小儿麻痹症，行走不便。他父亲是燕京大学的校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得知杨耀民先生好学，让他到英文系注册读书，以示对这位残疾青年的关心和鼓励。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我的同事回忆，文学研究所成立后，杨耀民先生经常向同在西方组的钱锺书先生请益，他在1958年写批判“师母”的文章，不能说没有跟风趋时的一面，也可能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一项交派的任务。据说后来他曾向同事吐露愧怍之情，但是他没有勇气向杨绛先生当面致歉。杨绛先生当然也不会责怪作者本人，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声誉嘲讽作者。杨耀民先生1970年自缢身亡，年仅44岁。杨绛先生斧削菲尔丁论文时，不可能不想到它的批判者令人唏嘘的命运。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冀元璋曾经在1966年夏批斗过她，自己因冤案（“5·16分子”）受调查时，一度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杨绛先生偷偷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他感受到人间毕竟还有温暖在，熬过了“逼供信阶段”。杨绛先生对那些“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的人，深深怀念。《集外拾零》只有七篇短文，其中四篇是怀念故人的，他们（园林学家“吾先生”、清华化工系教授高崇熙先生、剧作家石华父［陈麟瑞笔名］和傅雷、朱梅馥夫妇）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干校六记》之三“学圃记闲”中“扁扁的土馒头”下面的那位“庐主”去世时年仅33岁，想必也是被打成“5·16分子”后对人世绝望了。
三
卞之琳先生在1986年春天为他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12月）写的“前言”是值得细细体味的。卞先生自述，书中有的章节曾打印出来提交了讨论会。其实关于《里亚王》、《哈姆雷特》和《奥瑟罗》的三篇长文分别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第2册和第4册。卞先生注意给研究对象划成分，归阶级。比如《论〈哈姆雷特〉》（接近七万字，1955年2月10日写毕）里就把丹麦王子定性为先进势力的代表。在当时，卞先生对这篇文章还是感觉良好的，他在总结外国文学研究时一次次把自己这篇文章的特点用作衡量其他文章的标准。1986年春天，卞先生作了自我批评：
过往的文学现象，比当时的社会现象更为复杂，我如此作阶级分析，固然有点简单化、庸俗化、机械、生硬，大体上倒还通达，后来中断了一些岁月，再捡起莎士比亚悲剧研究这个题目，既从西方现代莎士比亚评论新说中得到了一些启发和面对了一点无形的挑战，又从国内当时批判“洋、古”的文艺思潮中受到一点不自觉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分析趋于烦琐，一方面立论趋于偏激。这些倾向正有待领教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才得解脱。
80年代中后期，卞先生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作了一些改动，“删去一些废话、套话，略去一些浮夸语、过头语，摘去一些本不恰当或属多余的‘帽子’，揭去一些容易揭去的标签……即使是自己的失误也可以成为他人的启发”。我认为，这些文章的问题恐怕不是个别用词是否恰当。
杨绛先生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在《文学研究》刊出近六十年了，她是真正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的，因而她的文章和思想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篇代表着当时国内英语文学研究最高水准的文章，无须改动，这是她让人由衷敬佩的地方。杨绛先生以她的深厚学识修养赢得学界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杨绛全集》再版时可以考虑收入被杨绛先生因一些我们无法猜透的原因舍弃的文章，不然太可惜了，而且，不会有钱锺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说到过的“被暴露的危险”。杨绛先生在为《傅译传记五种》作序时有一句乐观的话：“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杨绛先生自己的文字，也是这样。
郭宏安先生的《走向自由的批评》一文也是他所编辑的他导师李健吾先生批评文集的后记，他写道：“文学批评演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然地优胜劣汰的过程，天道无言而人道有言，当代人的盲目、迟钝甚至偏见完全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或者使一些新观念新趋向遭到不应有的漠视。于是，萌芽尽可以夭折，只要种子不死；河流尽可以消失，只要它潜入地下；总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总有汇入大海的时候。”
读《干校六记》，必须把钱锺书先生的《小引》（写于1980年12月）当成书的画龙点睛之笔。所谓的六记分别为记别、记劳、记闲、记情、记幸、记妄。钱先生则觉得，杨绛先生少记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大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钱先生说，在这次清查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有些受冤枉的人可以“记屈”“记愤”，而一般群众都得写一篇《记愧》，或因自己糊涂随大溜，或因“惭愧自己是懦怯鬼”，看出冤屈却没有胆量出头抗议。另一类人最应该“记愧”：“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缩以致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他希望将来有一天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这篇“记愧”的大文章，应该大家来做。今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杨绛全集》，也应该收入1957年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全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