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蓝图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本来想立即着手实现其使中国现代化的夙愿，但是，军阀们的倒行逆施使他不得不先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军阀势力的斗争上。在与西南军阀决裂、革命受挫后，他在上海仍抓紧短暂的革命的间歇期，于1917～1919年撰写他的《建国方略》，这是孙中山留给后人的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个方略他毕生都没有写完。当时已完成的有三部分。

方略之一为“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这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发展哲学。从他的其他论证中可以看出，他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突出体现了他的发展哲学的反传统精神。“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在中国古籍中始见于伪古文《尚书·说命》中傅说同武丁（殷高宗）的对话。以后，《左传》等古典中都有类似的话相传下来。意思是说，“知”并不难，难就难在“行”。孙中山反驳说：中国数千年的思想见识，已习为自然，许多所谓知识并未经过科学考察，不知其谬误，就算作是知识。这种“知”，自然容易。若按科学考察，就会发现其大谬不然。而“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那就不容易了。因此，孙中山特别强调了“先知先觉”、创造发明、认识新知的艰难和“后知后觉”、“仿效推行”之易。他大力揭示“知难行易”的主张，体现了他的理性的科学精神和对因循迷信的陈腐态度的抨击，其中也蕴含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几代人为图中国之富强付出无数牺牲和巨大代价、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体验。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无论是物质建设还是精神建设）的艰难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他认为，只要国人懂得了“行易知难”的学说，破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大敌”, “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清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因此，“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作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哲学，它还具有明显的赶超型和模仿型的特征。孙中山一再强调：“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他每每以美、日为例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种种有利的人文、地理等条件，便预言：“美国需百余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时间耳。准此以推，中国欲达于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已足矣。”其爱国之情可感，其急于求成之愿可鉴。

建国方略之二为“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这是孙中山的“方略”的核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这个“实业计划”是孙中山1918年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提出的计划书，他把中国实业的发展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复兴的背景中考虑，希望借势求得共同发展。同时，他又强调：“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这是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由六种计划组成，以水陆交通建设为先导，做了宏大而又具体的规划，同时对农业和食品工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与建材工业、交通工具运输设备工业、印刷工业、燃料工业、钢铁与有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等农、轻、重各业的发展均有所论述。他生前未能见到这一计划的实现，但是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思想和一幅很有参考价值的蓝图。其中，许多计划现在经过修订已逐步实现；有些计划，如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的铁路网，则至今还只实现了一个尾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铁路通车里程总和现约6万公里）；有的则正在创造实现的条件，如世界第一水力发电站三峡工程自此以来，经70余年设想，50余年调查，40余年勘测，30余年争论，今终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项，20世纪末将正式上马。总之，要实现孙中山的遗愿，仍任重而道远。

建国方略之三为“民权初步（社会建设）”，这已不是同盟会时期纲领性的民权主义和《临时约法》中对公民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的原则规定，而是力图使之具体化、可操作化。对各种集会、结社的组织方法、规则、程序，主席、委员等的产生和职责，会员的权利与义务都做了具体规定，尤其对议会动议、提案的提出和审议做了非常细致的说明。作者力图通过这一整套现代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的完善取代传统的专制统治。因此，他强调：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应该“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这是孙中山为使中国社会组织生活特别是政治运行机制民主化、现代化所做的苦心设计和具体教材，是一种启蒙性、普及性、可操作性的组织社会学和政治组织学的读物，对中国社会组织生活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他以为有了这么一套计划，大家都懂得了，便会照办，新的社会秩序便计日可成，“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则未免太简单乐观。

按他的著作计划，《建国方略》之四《国家建设》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等册，后来只完成了一部分。

综观孙中山当时和后来已完成的以及设想而未完成的建国方略，实为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文化、外交、国防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现代化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设计中的有些具体内容现在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但是在当时，许多仅是主观的愿望，还有一些则属于误会、轻信。例如，他当时虽然已经历了不少挫折，仍然对国内旧势力的根底的深厚、改革之艰难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对国际帝国主义也指望过多。孙中山当时已看到了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因而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引起的经济上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上的阶级分化和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不过，他对国际上多达数十种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未来得及弄清究竟，就把自己的这一套方案归于社会主义的范畴，并“欲使外国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其实，他的方案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恰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方案。

到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基本方面的因素，可以说都初次出台了。但是：第一，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第二，现代性因素稚弱，很不巩固；第三，无论是现代性的诸因素之间，还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中以及城乡各地区中的推进，都很不平衡。以后还经历了多次巨大的反复和挫折，现代化的发展条件才基本到位，有关情况将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