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规范阶段
在构建了城市思想的框架后,哈维关注到了后现代、解放政治学、新帝国主义等名词已经和城市密切相关。城市理论想要增强说服力就必须可以解释当前的社会现象。因而,他在城市研究中加入了更多有代表性的时代元素,构建了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进而将其上升为政治理论。这使他的城市思想更加规范与强大。
一 后现代:大卫·哈维城市理论产生的时代基调
《后现代的状况:文化起源的变化》(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1989)出版,这本书的书名与利奥塔(Lyotard)的《后现代的状况》相似。但是,相似的主题得到的却是对近二三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完全相反的论断。利奥塔认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剧烈改变和断裂已经出现,而对于哈维来说这种改变仅仅是资本主义外观的改变。资本主义改变了它的组织结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加快了技术发展,但是资本的逻辑是不变的。“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消费而消费”,“生产是为了利润”仍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如果是这样,那么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究竟引发了什么?资本循环的加速是为了治愈资本的过度积累,全球资本的激烈竞争激起了技术和资本的组织变革,这样做的结果使距离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因此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艺术的生产被视为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所谓的“后现代”有很多现代的元素,特别是在创造性破坏和技术革新方面,并且危机也是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本性,同时危机倾向也仍然存在。那么我们经历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时空压缩的非凡效果起源于资本积累和循环的驱动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空间被时间消灭了。但是这个过程,“通过时间消灭空间”使空间更具政治性而不是减少了重要性。
《后现代的状况》可以被认为是与所谓的后现代文学的辩论。后现代文学主要以后结构主义、反构成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哲学为基础,职责是反对所有的宏大理论,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它们都是“元语言叙述”,哈维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回应了这一挑战。他在书中论述了空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哈维看来,1972年前后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出现了剧烈变化,这一变化与空间体验和实践方式的改变直接相关。后现代主义文化迅速崛起,更加弹性的资本积累方式相继出现,这与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的“时空压缩”及城市化进程存在着必然关系。对于后现代的性质,哈维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后现代不是一系列僵化的观念,而是一种需要阐明的历史状况。时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是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
1996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出版,哈维构建了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通过这本书,他努力去寻找关于人类想象的基础性概念,将时间、自然和空间都嵌入我们的思考,并且试图展示和构建永恒的价值和社会主义政治行动的优势。事实上,通过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在意识构成和连贯的政治行动中的影响。这本书可以被看作《后现代的状况》、《意识与城市经验》、《资本的城市化》的主题延伸。书中首先指出空间、位置、时间和环境等基本概念是任何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核心,并通过“过程辩证法”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他基于话语理论重新定位了理论的功能,回答了时间之社会构造的机理,并探讨了以正义和差异为中心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和方向。他努力地用地理学在自然面貌和社会正义之间进行调解时,实际上也改写了地理学知识本身,使地理学想象融入了宏大的社会理论中,并为后者注入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随后的4年中,哈维不断校对着自己的理论视角,探寻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可能性,随后出版了《希望的空间》(Spaces of Hope, 2000)。这部在西方理论界引起高度重视的作品,完成了哈维从《社会正义与城市》以来的地理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建构。书中讨论了不平衡地理学的发展,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独特的空间和地理维度切入点,论证了资本寻求空间调控的理论:地理转型、空间定位和不平衡地理学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到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资本积累与地理事件有着密切联系。如果没有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就不能发挥其控制政治经济系统发展方向的作用。不断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行“空间定位”,再加上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形态不平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样就产生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资本主义通过地理学的间接手段,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向推翻腐朽的封建势力。同时,利用立法和政府部门,资产阶级把拥有军事、组织和财政力量的国家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执行机构。并且在资产阶级掌权之后,还会凭借着内部、外部的地理转型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在内部,随着大城市的建立和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农村地区最终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这部著作中,哈维强调,后现代性是一种新的时间与空间的体验方式,即对时间与空间的高度“压缩”,生活变得急促而空虚。他从地理学家特有的角度提醒人们,地理考察是认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起点。哈维仍然以批判的视角,指出迪士尼乐园、郊外封闭小区等是一种“变质的乌托邦”(Degenerate Utopias),这些貌似欢乐、闲雅的人造小区使人忘记了外面充满麻烦的真实世界。在阐述后现代社会问题时,哈维汇集了建筑学、城市规划理论、哲学、社会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学科,在他身上,我们似乎又看到早期地理学家那种博大、无所不包的研究。“城市化使劳动力和生产力在空间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财产转变为最终在民族国家、法律和军事机构中得到巩固的大规模集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当交通、通信系统、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城市的基础设施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础时,自然力就必须要服从于人的统治了。”
二 新帝国主义与解放政治学:大卫·哈维城市构想的合理出路
进入21世纪后,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则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哈维开始关注资本对空间的塑造和由此导致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2001年,哈维出版了《资本的空间》(Spaces of Capital)一书,这本书收录了其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的论文,记录了他企图改变地理学科和相关领域一般公众思考方式的尝试。书中批判了芝加哥风格的研究方式,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资本积累的地理学、空间生产和不均衡地理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他的努力不限于此。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开启了通往其他各种知识工作和政治评论的大道,涉及了如地理知识的政治争议性质、环境议题、地方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知识和社会与政治理论的一般关系等多样的话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研究场域,致力于研究政治权力如何利用和界定地理知识。在书的最后,他重新回到了地理学的中心问题,即如何界定一门批判地理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看似中立或自然,甚至是显而易见的知识,背后其实是维护某种政治权力的工具性手段。因此,需要建立一种解放政治学,以对抗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而寻求真正的变革。
随后,哈维于2003年出版了《巴黎,现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一书。他关于巴尔的摩等城市社会空间问题的探讨,曾经引起巨大反响。这部关于巴黎的著作,也是城市社会与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书从介绍巴黎这座城市开始。巴黎虽然一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但它却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摇身变成我们今日所知的现代性样板城市。在1848~1871年两次失败的革命之间,巴黎经历了一场惊人的转变,俗称“巴黎大改造”。奥斯曼男爵,传奇的巴黎首长,一手打造了巴黎的外观,以今日巴黎四处可见的林荫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纪城市面貌,成就了今日如梦如幻的巴黎。这段时期也兴起了以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为主体的新型资本主义形式,以及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同时也导致了巴黎阶级界限发生断裂,导致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以及随后的血腥镇压。哈维的全景式观照与戏剧性的叙述,使得这本书充满了张力,他将这种现代性空间称为“创造性的破坏”,于是展开了关于创造和破坏两面性的研究。在书中,资本的空间性、空间压缩和空间归属三大主题贯穿始终,使全书充满了空间关怀,空间关系也成为贯穿全书的关键词。在他的研究中,“空间不是外在场所,而是事物自身的属性,即空间性,这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点。资本的登场与运行,是造就现代性的总根源。哈维告诉我们,资本需要并创造了怎样的城市空间”。哈维研究的特色就是善于将社会变革、经济、人生、城市面貌和建筑融为一体,将貌似毫不搭界的竞争、适应、环境变化、合作、时间安排和空间等词语有机地结合,从而将地理空间与众多主题联系,众多主题均包含空间特征,揭示一个复杂的历史地理过程。哈维说:我将在整体与部分之间采取折中途径,试着通过一连串交错而连锁的主题来理解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历史—地理的转变。“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构成特定时空下社会转变的驱动力量。”哈维在很多章节中会以马克思的话破题,这说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城市空间虽然扩大了,但是速度却将空间压缩,巴黎的现代性空间是辩证的,这种地理扩张与资本加速流通隐含着革命性质。同时他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周期性的“时空压缩”倾向。同时,哈维也注意到城市毕竟是人类的居所,巴黎的现代性创造是资本的狂欢,也是人文的断裂与折磨。在巴黎光鲜的背后,是人们归属感的丧失,集体意识解体,金钱关系取代了所有社会联系的纽带关系,多元、流动、零碎成为新的人文特征。正如本雅明所说的巴黎人疏离了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由于贫富区域区隔,城市中出现了过去只是由环境主义与种族主义建构的“他者”,资产阶级例行地将生活在贝尔维尔边界上的工人描绘成野蛮人。原有的人际关系形态在新的空间中将不复存在。
同年,哈维还出版了另一部引起极大反响的著作《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研究的背景从欧洲转向美国,从两个产油国的故事开始展开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以及一个“新生的”帝国主义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的探讨。在书中,哈维力求从长时段的视角出发,通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镜头来实现研究目的。他通过从各种骚乱和动荡的表象中揭示出一些深层的变化,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世界并对此做出反应。全书探讨了四个重要的主题,即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资本积累与资本循环、剥夺性积累和从认同到强制。这四个部分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哈维穿行于历史、经济、地理和政治的长河中,利用极具说服力的论据和清晰的文字,解析了21世纪初期世界的混乱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指出,所谓帝国主义的领土逻辑就是指“国家和帝国政治”,指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土上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资本逻辑即“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进程”,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在时间空间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过程,对资本的控制和利用是第一位的。在哈维看来,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区分新旧帝国主义的重要标志。有时领土逻辑更受重视,但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相区别的恰恰是其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在固定的空间内权力的领土逻辑如何能够应对资本积累的对外扩张?哈维认为必须要通过时间空间的生产才能得以生存下来。“时空修复理论”就是指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办法。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者社会支出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第二,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在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下为资本积累的实现提供可能性。因为在非均衡性的地理环境下,通过不公平和不平等的交换,可以榨取垄断地租。“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利来保护增长的财产。”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如何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避免经济危机出现的呢?哈维认为它们是通过剥夺性积累的办法做到的。哈维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劫掠、欺骗和暴力基础之上的积累,而现阶段的资本积累是建立在法律、私有财产、契约和货币安全的制度框架上,通过以价格垄断为基础的市场交换而繁荣起来的。这种积累方式主要是通过四种手段实现的,即私有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和操纵国家再分配”。剥夺性积累主要强调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有时可以不通过生产得以实现,而这正是当前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所在。剥夺性积累所做的是以极低的价格(有时甚至免费)释放一系列资产。现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通过这一手段解决过度积累的危机。最后,哈维回到了政治问题上,认为霸权的政治权力通常是由强制、效仿和深化认同这三个不稳定体构成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三者的实现又是建立在金钱、生产力和军事力量的基础上的。当前,新帝国主义的霸权已不仅仅停留在对个别国家的控制与剥夺上,控制全球成为这种霸权的最终目的。
三 新自由主义: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批判核心
2005年,哈维延续了之前《新帝国主义》研究的线索,再度将研究的核心锁定为新自由主义,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和论文集《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两部作品。哈维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历史,认为那些年是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因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理论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幸福感。那么,新自由主义到底从哪来?它又是如何占据世界舞台的?哈维对这个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了批判的考察,为我们确认和构建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了有益的框架。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哈维详细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的进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进程,它不仅摧毁了之前的社会制度,而且还摧毁了劳动分工、社会关系、福利供给、技术混合、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再生产活动、土地归属和情感习性。新自由主义赋予市场如下地位:市场交换“本质上具有伦理性,能够指导一切人类行为,代替所有先前的伦理信念;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中契约关系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将市场交易的达成率和频率最大化,社会公益会因此最大化;新自由主义试图把一切人类行为都纳入市场领域。这需要种种信息创新技术和能力,积累、储存、传递、分析、使用庞大的数据,用以在全球市场指导决策。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于信息技术具有强烈的兴趣和追求。这些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压缩了市场交易不断增加的密度,它们制造出一种特别强烈的、他在别处称为时空压缩的迸发。地理跨度越大越好,市场契约期限越短越好。后一方面对应了利奥塔的著名描述,即把后现代状况描述为在职业、情感、性、文化、家庭和国际领域,以及在法律事务上,临时契约取代了长期制度”。在书的第一章中,哈维探讨了为什么会有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以及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进程,指出“二战”后资本积累的危机和经济滞涨使各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而新自由主义由于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而得到长足发展,并作为一种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危机的潜在方案在过去30年中改变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随后,他指出“阶级”的含义和自由的前景,认为当自由成为咄咄逼人的行动刺激因素时,自由的意义就会变得自相矛盾,歧义丛生,自由的理念也会变成仅仅是对自由企业的鼓吹,新自由主义会变成独裁、压迫和反民主的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将权力和金钱留给了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而把微薄的收入留给了其他人,这样的社会需要改变。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化是如何和由谁实现的?哈维认为一种实现形式是用强力镇压一切劳工内部创立的团体和城市社会运动,由上层阶级来支持实现的;另一种形式通过获得民众的赞同和认可,依靠财政或军事力量来得以最终实现。接着,哈维探讨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张力和矛盾,指出垄断权力、市场失灵、政治混乱等问题在新自由主义国家广泛存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也危机重重。书的第三部分描述了一幅资本主义不均地理发展的图景,哈维翔实地勾勒了197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的运动地图,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墨西哥、阿根廷、韩国等国家纷纷面临着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危机,最终导致了不均地理发展。这一变动既是外部霸权强制的结果,也是多样化和创新的结果,是国家间、地区间、大都市治理模式之间竞争的结果。不均地理发展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在地方和国际层面阶级力量都发生了重构。在书的最后,哈维回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探讨了掠夺性积累的问题。他认为私有化与商品化、金融化、危机的管理与操作、国家再分配是其主要特征,将一切都商品化、环境破坏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结果。最后,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新自由主义的空间》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哈维三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即《新自由主义与阶级力量的复辟》、《不均地理发展理论笔记》和《空间是个关键词》。三篇文章继续了《新自由主义简史》的讨论话题,将自由主义与时空关系、阶级力量、日常生活、资本积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加完善地探讨了不均地理发展理论,并将空间再次纳入研究的核心。
四《资本论》:大卫·哈维城市理论的研究焦点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哈维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的预言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这使全球学者都关注到了这位理论家。同时,哈维出版了一本新的专著《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Crises of Capitalism)。这本书从导致2008年经济危机的一系列事件说起,对资本主义的演进历程、资本运行背后的规律做了深层次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以及周期性失灵的原因进行探讨,哈维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他研究怎样尽量避免经济危机,呼吁建立一个公平、负责任、人性化和可持续的新社会秩序。《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一书是围绕着资本流动来展开的,在对次贷危机进行了一番细致描述后,哈维提出了关于资本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为什么说其本身就蕴含着危机的种子?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首先对资本集聚的必要条件,经济持续性、永久性增长存在的潜在障碍,以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常是如何跨越这些障碍的进行了研究,最后分析了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碰到的主要困难和障碍。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后,哈维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资本运转的全过程中。首先介绍了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充足的劳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前提;生产资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素;自然资源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制约;城市化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最佳方式;技术和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以及多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都是资本进入生产的重要条件。随后,哈维介绍了资本进入市场后发生的变化。哈维认为“资本持续积累的最后一个障碍出现在新生产出的产品以商品、服务之类的身份进入市场并销售,以收回原始成本并赚取一定利润之时”。他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形成的多种成因中,有效需求不足、货币资本稀缺、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同部门之间比例失调、自然因素的制约、非均衡的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变迁以及劳动过程中无纪律是首位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问题出在信贷体系和国家—金融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上,但实际根源却在于,与劳方相比资方被赋予过多的权力,并凭借这些权力压低工人工资,进而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虽然这一问题暂时被世界某一地区由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及另一地区新生产能力的扩张所掩盖了。为了探究经济危机的成因,哈维还考虑到了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考察社会发展的七大活动领域及其相互影响,哈维让我们了解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中穿插的动荡和变革。同时,哈维还观察到次贷危机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全球,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导致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分析经济发展的地理特征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经济危机。他总结了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发挥作用的三个地理学准则,即打破资本积累的地域限制,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经济活动集中在某地区。他指出当前城市化已经成为全球性行为,城市建设中的获益者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的最后,哈维指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给环境造成破坏;地区间的差异性、国家行政制度都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而国家间政治、经济力量的较量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而言至关重要。对经济危机的另外一种解读是时空布局的错位,哈维将其发展为一种地理决定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包含着对新的地理空间的开拓,资本主义再生产取决于地理空间的创造。因此,哈维提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面对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未来有多重可能性,资本主义将发展向哪里?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下,人们的生活才会更好?
2010年和2013年哈维先后出版了两本解读《资本论》的专著,即《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和《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哈维每年都会做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讲座,并将视频在网上播出。在经济危机之后,失败的经济现状和再一次严重全球危机的威胁正步步逼近,在学界形成了一股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建设性再评估的浪潮。《资本论》研究成为热点,而哈维的演讲视频的点击率也超过了25万次,大家都在寻找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书的开篇哈维指出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去读《资本论》,而且是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它。在哈维看来,有三种主要的知识和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激发了人们对《资本论》的分析,并且它们都受到马克思对批判理论和批判分析所负有的使命感的推动。汇集在《资本论》中的三个大的概念框架是:第一,从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在英国,从威廉·配第、洛克、霍布斯和休谟,一直传承到伟大的三人组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同时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等;第二,来自哲学的反思和探究,主要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常常被援引以为他的论点提供支撑,斯宾罗莎和莱布尼茨等人物也常常出现;第三,乌托邦社会主义传统。这三条主要的概念线索支撑了《资本论》的整个框架,马克思将激进的政治研究,从他所认为的一种相当浅薄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转变为一种科学共产主义。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从生产的视角探索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市场,也不是全球贸易,而只是从生产的视角出发的。《资本论》(第二卷)从交换关系的角度出发,《资本论》(第三卷)则基本集中探讨了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产物的危机的形成机制。随后还研究了以利息、金融资本的回报、地租、商业资本利润、税收和其他形式出现的剩余的分配问题。因此,哈维也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在第一本书中主要研究了生产,而在第二本书中重点探讨了交换问题。在书中,哈维首先从商品与交换、货币入手,探讨了价值与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交换价值、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商品交换过程、商品流通等问题。其次,从资本研究转到劳动力领域,在探讨了资本总公式的基础上,指出公式中存在的基本矛盾,进而提出劳动力的买卖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力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再次,哈维进入了对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环节的考察,并对《资本论》观点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梳理。哈维认为“他(马克思)从单一的商品这一概念开始,在其中嵌入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在交换价值背后隐藏的是作为设计必要劳动时间定义的单一的价值概念。价值内化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使它们通过价值在价值的相对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二重性中被表示出来,从而在一种交换活动中结合其他。从这一点开始,一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的普遍表现出现。但是,这掩盖了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去生产商品的拜物主义的内在含义,它被理解为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在市场上,人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作为人与人而是作为物品的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而市场的等价原则与剩余价值生产中所要求的不等价之间,形成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表现,就是阶级关系。马克思研究的特点就是环环相扣,是按照不同的层次逐渐展开的。作为论点,它从商品中简单的对立,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运行的,这种辩证的扩展贯穿全书。在进行点评之后,哈维关注了劳动过程和它实现价值的过程,进而对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分工和制造进行了逐一考察,对技术发展、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在书的最后哈维回到了资本积累领域,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原始积累的秘密进行了评述,对当今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反思和预测。他回答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时代要如何运用《资本论》一书的问题,并在研究中加入了自己关于当今世界的相关性的理解,梳理了《资本论》文本中最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