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城市阐释

由于主流研究方法存在诸多不足，很多学者开始转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二战”后的重要城市事件，形成了一股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的热潮。斯大林主义者认为经济生产模式或者基础决定了政治和文化进程，在这个模式中，国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用辩证推理取代了决定论、庸俗唯物主义的因果模式，力图从一种更加互为支撑的角度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它们强调的“新黑格尔学说”（Neohegelian）的批判性思维，提出了“整体”分析的概念。这一社会行为及其所有的因素都作为总体或者辩证法的“契机”（Moment），将经济与政治和文化联系到了一起。同时，法兰克福学派阐述了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社会形态，通过某种方式揭示上层建筑像经济基础一样运行，刻画了社会形态的整体特征。自我解放的个人行为被整体地封装进资产阶级的生产模式并不断被迫转型，支配性的运作不仅通过生产关系，而且通过意识形态，通过机制的异化抽取了可能威胁到制度运行的潜在风险，进入个人化破坏形式的日常生活。这种全新的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帝国主义理论中重要的地理关注主要是被列宁发现的，但是被葛兰西在《监狱笔记》中发扬光大。他的作品围绕着意大利的地区委员会的发展，强调日常生活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水平。一方面，城市可以提供“再生产”或合法地确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市民可能通过集体斗争的行动来战胜制度。随后，阿尔都塞学派主张当前的城市发展契机能够通过思想并能以基于这种分析的彻底干预来把握，他们倾向于用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考虑城市问题。在他们之后，20世纪60年代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恩赛·曼德尔（Ernset Mandel）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区不平等分析都代表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空间维度。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将研究的对象直指城市问题，真正关注到这一问题的是亨利·列斐伏尔。他在“二战”后开始关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随后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农村社会学，20世纪60年代后，他最先关注到了特定的城市空间问题和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并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卡斯特、哈维以及其他理论家争论的焦点。这些早期理论在苏联加入了“新社会空间组织”的讨论，福柯（Foucault）将之加入了结构主义的“空间力量”，建立了“地点和关系的异质空间”，构建了“异托邦”思想。安德森（Anderson）和阿郎索（Alonso）两人通过对城市和系统城市的研究都意识到传统空间崇拜思想的主要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市分析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所驱动的社会生产的演变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这种方法可以把一种空间分析具体阐述为“一种社会结构的表达”，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或相对独立自主的一系列空间关系来理解。

一 空间与城市化

在当今世界，任何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观念，任何试图空间化当前理论或者任何将自己的理论包含进空间关注的社会理论都不能被简单认为是某种理论的合成或者叠加，空间分析已经成为城市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空间的隐喻和属性被广泛使用，并且将它构想成为只是一个社会进程的容器或者表面，那么不同空间的差别不再重要，人类活动所扮演的角色会被历史辩证法的时间进程所定义，空间只不过是理论整合的一个部分。这种处理方法会使空间现象被处理成社会进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知识和实践，而时间才是一切社会进程的逻辑起点。相反，如果一个理论将空间放在主导地位，这意味着空间最小化理论会被转化为另一个理论，那就是哈维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这种做法，那么无论是当前社会理论的空间解释还是存在的理论延伸进入空间都已经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问题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

1968年的法国五月事件后，皮克万斯（Pickvancel）通过一系列论证解释了城市起义的缘由与结果，从而激起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城市社会学的极大兴趣。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法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使城市问题的研究逐渐发展，进而使城市社会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得到长足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卡斯特介绍了自己对城市问题感兴趣的原因，给出了一个更有解释力的说法。1968年的历史断裂和政治运动的兴起使大学和研究院所都被抗议运动波及，左翼资产阶级的阶级霸权逐渐兴起，并获得了广泛的政治自由。能够获得政治自由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为了理解社会起义的原因对这股力量进行了金融上的大力扶持，最终使左翼政党、财团和激进左派获得了利益，而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城市发展及其可选择道路的多样性取代了技术城市主义的思想，并成为理论界广泛认同的观点。最后，有力和有效的经验和理论调查通道被打开，使城市研究获得了便利的条件。卡斯特认为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为有效解决政治行动的问题打开了大门，城市研究开始关注政治领域，尽管这种研究是独立于政治活动的。卡斯特把空间作为一种既定社会形态的物质产品来进行分析，这种对空间的强调架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方法。在研究之初，卡斯特评价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通过对“有机进化论”（Evolutionary Organicism）进行研究，他发现了其理论上的缺陷，卡斯特认为空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因此研究空间不是要摒弃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发展它，通过更加具体地阐述芝加哥学派庸俗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概念化其他社会组织的因素，厘清这些因素与社会经济方面的关系。空间理论是由社会组织一般理论的特殊性所构成的，“并没有一门专业的空间理论，但为了说明这一特殊的社会形式——空间的特点，以及它与其他形式的联系，它被历史性地赋予了力量”。因此，卡斯特发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希望将结构理论放在研究的首位。

20世纪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财政危机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注城市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危机在城市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研究；另一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因为改变实际工作场所的失败所产生的不满情绪逐渐转变为城市政治革命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关注城市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视域转移到了生产关系之外。

卡斯特还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处理具体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存在缺陷，形成了相对僵化的理论架构。卡斯特认为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通过历史分析得到再定义和再诠释。他通过求助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解释城市问题，而埃德蒙·普雷特希尼（Edmond Preteceille）和法蓝（Topalov）通过使用国家垄断理论增强自己论断的说服力。

二 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

20世纪50～60年代，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者转向黑尔格哲学，以此来回击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Marcuse）、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本杰明（Benjamin）等人。他们声称，要通过确认社会中自主意识行为者的个体意识，把达尔文主义的动力推到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必然规律中。这种批判主要是由结构主义的优势地位造成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场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运动成为法国知识界的主要潮流，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一股反人文主义、反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胫而走，并大肆发展。结构主义用一种依靠与个人的行为处境、与存在主义主题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分析社会事件的思潮。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是阿尔都塞，他通过保护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观念，以及有关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相对独立的批判性理论洞见，使城市免遭政治经济学的伤害。另外，由于辩证法聚焦于矛盾，结构主义者也往往追随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危机基础的重视。这场旷日持久的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影响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也在城市学研究界形成了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分野。

自从资本主义批判进程开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将城市现象看作一个理论问题，并且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持不同的观点。城市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存在主义的城市理论阶段，如人类生态学和城市实践将城市规划批判为是意识形态的；第二阶段，在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和代表思想之外创造理论阶段。在这些争论中，批判指向存在主义的城市理论和城市实践，主要围绕着决定论和人文主义两个方向展开。在人文主义方法论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将城市危机看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问题的核心。另外，决定论的方法论以卡斯特的思想作为起点，他在研究中首先关注到了阶级斗争。两种研究方法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主要关注了空间生产和日常生活，而后者则将工人运动与城市斗争的关系摆在了分析的首位。但是，两种研究方法也有共同点，它们都反对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寻求理论基础，并且一方总是将另一方批判为意识形态。

1．列斐伏尔的人文主义城市观

自1968年以来，列斐伏尔发表了大量有关城市状况的作品。对他而言，现代社会转变进入了一个人文主义的社会，必须发生一次“城市革命”——就像围绕着未疏离的日常生活来组织空间设计的革命一样。因此，在对列斐伏尔的思考中，“空间实践”被提升到与重组社会关系的努力并列的重要位置上，而且他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理论观点。列斐伏尔城市思想的特点是不单考虑了城市是什么，而且展望了它可能成为什么。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历史主义色彩，因此他的著作没有受到阿尔都塞的欢迎。更进一步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错了，他假设了一种分析模式，空间关系被视为城市社会中一种独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判断受到普遍抨击。但在后期的作品《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进而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中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

列斐伏尔认为任何表现都是意识形态的，如果它直接或间接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起到作用，那么意识形态与实践密不可分。他还将决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意识形态的，因为无论思想路线怎样，它都对革命行动的发展产生实际影响。列斐伏尔反对区分科学和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方面也没有特权，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混杂着真理、错误和虚伪。列斐伏尔认为意识形态与有关革命实践影响的理论和那些保护政治一致性和相互牵制的理论有一定关联。根据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社会实践的政治理论。他反对仅仅用学术和分析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正如卡斯特坚持用集体消费的分析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样，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和策略，首先思考什么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需品，另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于政治中。

在城市主义方面，列斐伏尔试图建构一系列思想来鼓励激进的行动，进而反对他认为是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新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主义的城市理论和城市规划有着技术性特征，将空间视为纯粹的科学对象。城市理论及实践和规划，反对包括空间在内的政治力量，并将政治看作不合理的存在，而仅仅是基本空间形态的生产。因此，存在主义也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坚持要通过空间的非政治问题和空间的使用来维持现状，并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使用城市空间和空间蔓延产生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断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但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城市空间，以及城市的现实不能简单地被构想为生产和消费场所的总和……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空间的安排仅仅是增加了生产力，正如在一个工厂或一个行业里的装备和机器。一个人使用空间就像一个人使用机器一样”。这种主张可以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生产方式由两类物质对象组成，第一类是劳动力，第二类是经过劳动力加工的对象，如原材料以及劳动方式之类的东西。这些工具被用于生产。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认为：“在这一主题下，我们解决了为了主要运作表现而形成的对象……其他一些对象，尽管自身不是工具，但也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像建筑、楼房、码头、公路和土地，都包括在这一类工具中。”因此，建成环境成为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尤其是劳动力的生产方式。空间的再生产仅仅是指这一方面。但与把空间仅仅视为生产方式相矛盾不同，列斐伏尔以及其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城市是一种生产力。如科恩（Cohen）所指出的：“空间有资格加入生产力的序列。空间的所有者明确地在经济结构中给予了空间一个席位。”这一观点，被列斐伏尔进行了深化与完善，他认为城市化进程显著地描绘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城市这一媒介，社会再生产了它自身。对列斐伏尔来说，为了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空间秩序控制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它对空间的使用得以生存，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强化的空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空间关系的辩证属性与生产模式的外部属性在列斐伏尔的表述中都有明确的表达，这种表达方式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空间与城市的认识，空间除了有革命性的特征外，空间的生产与所有权关系和物质关系相联系，形成了资产阶级生产模式的核心。

与将空间理解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的纯粹科学对象相反，列斐伏尔认为批判空间的政治理论被政治化了，因为空间形式是政治的产物，并且它行使着政治功能。空间的生产可以被联系到任何形式的生产机制中。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理解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是一门很重要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关于空间的科学。列斐伏尔建议建立矛盾过程的辩证法，为城市问题提供政治斗争的基础。空间生产中的基本矛盾是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的，政治斗争反映了个人和集体的策略。

列斐伏尔空间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解释资本主义长时间存在的历史原因。资本主义通过征服和整合空间而得以维持，空间在很长的时间都被认为是消极的地理环境或是空洞的地理存在。它已经变为一种机械的存在。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被生产，现在正变为一种新的稀缺，和水、阳光和其他资源一样，被当作同质的和可计量的商品被创造和使用。正如桑德斯（Saunder）指出的，城市革命的主题被创造，和工业革命中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资本主义手工业转变的历史一样重要。现在，城市社会被创造，城乡的物理分界已经不再重要。作为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列斐伏尔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方面。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城市在全球空间背景下，成为生产关系再生产日常生活经验的场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通过日复一日的使用空间得以再生产，因为空间被资本和附属于它的逻辑所捕获。空间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场所，并且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进而控制空间的生产，进而再生产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和城市革命有着自身的问题和矛盾，城市革命的分裂和人口的去中心化，使经济和政治力量远离中心。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弱点和日常生活被传播到了边缘地区。因此，由于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割裂，资产阶级霸权受到了边缘地区的挑战。政治斗争的不断加剧，在中心和边缘之间产生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也表达为人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持续关切。另外，作为乐观主义者的列斐伏尔也认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也卷入了对生活质量提高的探讨。城市危机是存在主义资本主义面临的中心问题，并且资本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可以被看作空间使用和日常生活控制之间的斗争。列斐伏尔对城市危机的分析对社会主义策略有一定程度的暗示。第一，建议劳动力必须为了社会需要而进行生产和使用；第二，边缘通常是被动地连接到生产力运动中，日常生活的组织要根据自我管理再排列。自我管理还导致资本主义主导力量的废除。新城市社会有一定优势和潜在的人类自由。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空间控制和日常生活及空间技术思想的斗争取得胜利，那么人类潜在的自由将会得到实现。

根据列斐伏尔的论断，城市不仅仅是一种建成环境，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题。如卡斯特一样，他强调再生产在实现家庭延续、劳动力社会化和生产三个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列斐伏尔对财产关系很感兴趣，认为财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维系和反对国家政治斗争的起点。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在征服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力量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财产关系而不是集体消费领域的国家干预。和卡斯特不同，列斐伏尔不只是转变了日常生活的角色，而且认为空间的剧烈转变也是必要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转变问题应同时被探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列斐伏尔城市思想的主要特点：第一，城市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与私有财产有着十分相似的矛盾关系，它与城市用于获取财富的方式保持一致。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城市在生产模式中与资本和劳动力具有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而且城市还是标识社会矛盾的重要源泉，城市作为一种生产力意味着它是一个进程的基本组成部分。第二，城市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还是一种关系的产物，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对象。第三，城市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通过对城市的使用，确保其对地方的控制、其严格的层级、整体的统一和部分的隔离。它由此成为一种管理上的控制，甚至成为政治的空间。因此，城市在组织形式上除了展现层级的构建外，城市设计也相应地表现为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其结果也显而易见，城市关系刻画了存在于社会形态中的再生产，并在层级结构上管理国家和政府的实践。第四，阶级斗争成为城市空间的必要部署，换言之，阶级是存在于城市中的不和谐与冲突，这其中既包括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也包含非经济因素的冲突。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主要矛盾在城市中的体现，城市空间被无限碎片化了，形成了各种层级的空间形式，私人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居住空间，甚至全球化空间应运而生。这种空间活动可以视为空间爆炸形成的重要后果，空间逐渐成为层级化的社会关系。社会中不同层级的公民和团体在这种精密调节的空间差异中存在各种冲突，表现为阶级斗争。这种冲突在不同的空间区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不论是在个人、社区、区域还是全球区域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国家能够维持它们造成的这种无序、矛盾的空间。我们在各个层面上都目睹了这一爆炸性的空间。从当前生活层面来看，空间正在四处爆炸，不管是生活空间、私人空间、学术空间、监狱空间、武装空间还是历史空间。在任何地方，人们都意识到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在城市的层面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城市的爆炸，还看到了全部涵盖城市现象的管理框架。从区域的层面来看，这一外围边缘正在为了他们的自治在某种程度上的独立而奋斗……最后，从国际层面来看，不仅是所谓的超越国家的公司行为，而且那些伟大的世界战略，都必然在准备营造出新的爆炸空间。”因此，空间对象产生的冲突实际已经打破了所谓的阶级界限，因为它不单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因此，他宣称，城市现象——当它已经通过阶级对象表现出来时，就不能再通过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探讨了。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只能从理论上具体说明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抽象空间，但是却制约了以经济为主导的种种关系。因此，需要通过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来把握城市，因为它产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使用以及一种抽象空间的征服。所以他总结道：“空间不仅仅是经济，其中，所有的部分都是可交换的，而且具有交换价值。空间不仅仅是为了同质化社会各部分的政治工具。正相反，空间保留了一种模式，在同类性质的国家统治下，在资产阶级经济中，一个永恒的使用价值的原型不断抵抗交换价值的普遍原理。空间是一种使用价值，但更是一种时间，它在根本上与时间保持着联系，因为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基本的使用价值。时间已经在现代社会的空间中消失了。”城市需要用辩证的方法来掌握，因为它既是一个具体的抽象概念，同时又是一种物质，“任何事物——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其主观和客观的方面，其行为与事物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这些孤立的客体已经与自然界分离了，一个通往自然界，另一个通往人。它借助于它的定义、可衡量的界限被抽象化了，也因为它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存在，成为其他类似客体之中的一个客体，同时成为除了它的物质性以外整个系列的新关系的承担者”。因此，理解城市必须要把握作为一个具体的抽象概念的多重空间是如何生产的，这也正是列斐伏尔研究的核心所在。

2．曼纽尔·卡斯特的结构主义城市观

卡斯特在研究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之后，试图在空间理论中找到占领城市社会学的空间。对他而言，要在知识中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至关重要，如同阿尔都塞所做的一样，他建议严格区分科学和意识形态，建议在争论中应用结构主义的理论范式，“把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总和的表现来分析。那么，通过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并通过它们的结合与源于它们的社会实践的种种因素来研究它的具体形式”。在研究中，卡斯特一直在寻找理论上的研究对象，即能够提供一种城市概念界定——在空间理论范围内——城市本身专有的社会结构理论，他呼吁回到城市空间的本质所带来的理论问题——现代社会的空间形式中来寻找答案。在这里，空间涵盖了在工作生产中所有潜在的社会关系。所以，他指出：“提出空间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城市空间，相当于在一种社会结构实例与社会结构元素之间进行单元定义，构想它们的种种关系。为了使术语更加具体化，城市的界定包含着一种单元的认定，既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也不是政治司法上的，或是经济上的。”

第一，卡斯特认为没有现存的领域可以被认为是城市，他坚决反对传统城乡在空间和文化方面的二分法。他反对将城市化看作工业化的文化表达。同时，卡斯特还指出城市社会自治组织在当今社会不可能被发现，作为理论对象，“共同体”不仅仅是被城市地区包围的地点。这里，皮克万斯（Pickvance）的观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卡斯特和他持相反的观点，因为卡斯特反对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对立。他对城市理论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城市现实，认为城市是空间和集体消费的关系。集体消费是为了给城市理论以确切分析的分析工具。

第二，卡斯特和列斐伏尔一样，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主义城市理论。卡斯特认为存在主义之所以是意识形态的，是因为所有的观点都没有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就没有建立现实社会的科学分析基础。城市进程被解释为个人行动，人类或人类意识的概念被意识形态实践所生产，而不是科学。个人主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派别而不是社会的整体被关注。卡斯特认为如果意识形态得以实现，从本质上要依赖于隐喻的自由，无论是真实的客体还是理论的客体都需要科学地分析。对于城市空间的科学分析，卡斯特认为真实的客体是集体消费的真实空间单元，空间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元素的消费进程，包含着劳动力体系中的最基本资源。通过分析理论客体的角色，真实的客体被阐述，回应了整体理论体系。城市系统是形成社会基本元素的节点，城市是劳动力居住的单元或集体消费的单元。城市不能被定义为经济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或与生产相关的方面。什么是消费？对于城市而言消费意味着在生产中公司扮演的角色。换言之，公司在生产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在劳动力再生产进程中的城市单元里实现。

尽管如此，为了分析城市现象，卡斯特寻找了很多城市化理论中相对保守的观点，如人类生态学和沃斯（Wirth）的城市化理论。人类生态主义者的生态系统和沃斯关于大小、密度和异质的概念，提供了调查研究的理论领域。帕克（Park）和沃斯反对人类主题的概念，并试图发展决定进程的理论。对于帕克而言，整合是一个理论客体，同时认为整体有特殊的文化内容。但是，卡斯特认为他们的理论都不足以发展出有差异的城市理论，城市理论需要用经验研究来阐述城市现象。

卡斯特在其著作《城市问题：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中试图用阿尔都塞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列斐伏尔的理论，他认为所有的结构性体系，如晚期资本主义，都是通过相似的规律在运行。所以，社会秩序是可以根据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三重模式来进行分析的。正因为如此，社会秩序的子系统——城市综合体系——也可以这样分析。但是，列斐伏尔是完全反对结构主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结构与政治和思想结构相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卡斯特追随阿尔都塞的观点使用经济手段去认识城市，认为经济层面的城市由生产和劳动方式构成，前者还用来分析地区问题，后者用来分析城市单元。地域层面的分析反映了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导致的矛盾，空间的生产则忽视了城市的特殊性。社会空间关系是由经济结构主导的，因为根据阿尔都塞的先验图式，这恰恰是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模式。因此，卡斯特也用经济因素来定义城市，因为这种定义符合了阿尔都塞分析的必备条件。在他独具特色的分析模式中，他区分了经济结构中的两个基本元素：生产工具和劳动能力。

卡斯特主要关注了集体消费的进程，集体消费为生产力再生产提供了公共产品的支持。如戈特迪纳指出的，卡斯特的主要关注点转向集体消费进程意味着他开始处理与城市问题相关的理论而不是空间理论。对于马丁代尔（Martindale），戈特迪纳认为卡斯特使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转向了城市，他们将城市看作用社会病理学实现的地点，而不是生产的空间。卡斯特主要的兴趣不是城市空间如何被生产出来，而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和城市问题如何产生。

卡斯特集体消费的概念被作为城市政治研究领域中唯一的理论被迪内斯（Dunleacy）和桑德斯（Saunders）的城市社会学所接受。但是对于卡斯特自己而言，他对城市政治的主要兴趣在于城市社会运动。城市社会运动被看作解决利润率下降问题的一般危机理论来探讨，危机是政府干预失败的结果。生产方式和国家不得不为了阶级斗争的空间化结合而接受检验。这种运动是现实的标志，阶级斗争已经从工作地点转向了共同体生活。阶级斗争的方向和目标从直接要求涨工资转向无目标方向。换言之，阶级斗争的主要方向集中到消费领域，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范畴。在这里，国家作为消费的调节器，成为城市政治的本质。

卡斯特主张群众层面的政治斗争，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一种阶级斗争。他认为：“城市问题空间分析的核心是一种城市政治研究，也就是说，意味着城市与阶级斗争领域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关联，其结果是，作为政治干预的一种实例（国家机器）——是政治斗争的对象和中心，也是问题所在。”由此可见，城市社会运动已经成为城市政治的基本点，卡斯特致力于研究城市内部政治行为存在的方式，并试图去解释它。国家通过扩大中产阶级数量来干预这种斗争，尽管中产阶级本身也片段化了。但是，地区国家的干预形成了冲突，因为国家干预创造了新的不平等。根据戈特迪纳的看法，这里卡斯特理论的本质表现出来的是这种不平等和阶级关系没有联系，而是与消费过程的地位相一致。我们以它自身的特质来面对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新结果。因此，城市社会运动不是这种新不平等的根源，而是结果。城市社会运动表现了从工厂到社区生活空间的一种替代，因此阶级斗争已经偏离了其历史上对过剩财富按需分配的这种关心。卡斯特认为：“由于没有在经济学领域建立起一个集中的规范过程（通过公司），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整体消费过程的编排者；就是所谓的城市政治的根源。”总之，卡斯特的政治冲突理论是以阶级冲突的形式为基础，被迫迁移到社区，并涉及与劳动能力再生产紧密相关的需求考虑。因此，他的城市政治运动既没有反映阶级冲突，也没有反映消费领域的国家干预。

在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新形式方面，卡斯特认为城市社会运动的特殊贡献在于它能聚集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群体进入斗争。卡斯特的主要假设是纯粹的城市实践不能靠一己之力，只有将实践输入其他领域，使更多的人加入，才能形成有影响力的新结果。城市社会运动可以也必须在新社会结构的影响方面被重新定义。总而言之，卡斯特的空间理论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阿尔都塞方法对建成环境生产解释的一种践行；第二，它表现出了救助“城市”的尝试，通过从理论上来定义城市是建成环境结构体系内的一个空间单元，来表达城市单元的特殊性与现代社会及其危机的关联，进而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途径。

三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集体消费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方面，还有很多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弗郎索瓦（Francois）、拉马切（Lamarche）和简·洛伊坎（Jean Lojkine）等人。在本书中，笔者会简要介绍弗郎索瓦的文章《城市问题的地产发展和经济基础》，以及洛伊坎的《马克思主义资本城市化》一书，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发展的多样化，及其对哈维的有益启示。

弗郎索瓦并没有对城市概念做过多的分析，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空间的关系。他用循环的概念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空间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商品和信息等的循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需要空间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资本被弗郎索瓦称为地产资本，在循环中减少了空间消耗。地产资本组织了空间，并且增加了其他资本片段的经济活动效率。只有当城市规划的目的和地产资本的规划相适应时，城市规划才能实现。在分析理解地产发展的角色方面，在空间中进行有目的的干预是有意义的。

另外，洛伊坎关注了集体消费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角色。集体消费方式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因素，因而可以增加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城市是降低生产、循环和消费成本的一种空间形式，可以放松资本的循环。在资本主义城市中，不仅仅是生产和循环的方式被集中，集体生产的方式也被集中了。前两个过程对于非资本主义形式国家同样适用。集体消费方式生产了服务，服务被集体所消费，并且在消费后没有消失。但是洛伊坎提出了限制资本积累提供稳定消费方式的三个重要障碍。第一，资本进入消费领域会导致贬值；第二，资本主义公司间的竞争，会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发展，使空间的优势和劣势分离；第三，土地财产、土地的所有权是积累的障碍。因此，集体消费的三个障碍导致了国家干预。无收益的矛盾是消费方式的主要特征，通过国家金融这个矛盾被部分解决。国家干预是对阶级压迫的回应。所以，目前城市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卫生的环境和土地所有权垄断的影响都可以被解决。

对集体消费进行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重新界定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从卡斯特、桑德斯再到洛伊坎都在试图围绕着集体消费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中的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进行分析，进而展示一个与传统社会学分析不同的新图景。在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化消费模式，即消费品是通过市场购买获得，人们的购买力或者说生活机会一般取决于其在生产中的地位，即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因此在马克思时代，阶级权力是造成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统治的基本因素。但随着政府开始在生产和消费领域进行干预，阶级地位不再是得到生活机会的唯一因素，资源分配不仅仅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也会根据政府权力行使的政治逻辑来分配。于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出现了，即围绕着消费，主要是集体消费形成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从消费分层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所处的阶级地位并不必然等同于一个人所处的消费地位，换句话说，消费分层可以在同一阶级内发生，比如拥有住房的工人与没有住房的工人。同样，作为集体消费品的消费者，不同阶级地位的人们也会有着某些共同的消费利益，比如不同阶级的家庭对政府提供子女教育的需求，消费分层可以在不同阶级间形成。因此，集体消费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研究的重要分析对象，给哈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坐标。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还简单总结了一些理论家对城市问题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方面的探讨，如皮克万斯关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他没有关注传统的社会科学学科边界。例如弗郎索瓦对早期经济的分析，洛伊坎横跨经济和政治领域，卡斯特关注政治和社会领域等。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客体相当地重叠——但不意味着整体——经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已经没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