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学界针对美国货币和金融制度范畴的相关问题，以多学科视角，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了长期研究，迄今已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美国政府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所做的统计，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手文献资料，包括美国国会的记录和听证材料，总统年度报告，以及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银行家协会（1875年成立）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1921年成立）定期出版的月度和年度报告、综合性出版物、专题统计资料和工作手稿等成果，其中就有相当多资料涉及政府与金融业关系问题。不过这些官方机构鲜有将这些数据材料与金融制度变迁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成果。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所著的《联邦党人文集》（1788年）、查尔斯·A．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所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著的《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2006年）、杰瑞·马克汉姆3卷本的《美国金融史》（2002年）、迈克尔·赫德森所著的《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2008年）、默里·罗斯巴德关于美国银行制度变迁以及银行经营管理问题的研究成果、罗伯特·赖特和戴维·考恩所著的《美国金融奠基之父》（2008年）、约翰·S．戈登所著的《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1653—2011）》（2011年）、查尔斯·吉斯特所著的《华尔街投行百年史》（2013年）等，对美国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金融业和华尔街市场的发展历程等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不同时期的研究论文，如托马斯·威利，亚瑟·J．罗尔尼克、沃伦·E．韦伯和克里斯托夫·J．尼格尔等人的著作，也探讨了这些历久弥新的问题。

从事企业史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美国部分学者在研究企业和行业发展时会对时间跨度较大的问题进行研究，如单一银行制度、双重银行制度、中央银行制度（第一美国银行、第二美国银行和“银行战争”）等，并对金融业的一些重点问题，如银行业的恐慌和危机、大萧条中银行制度的重塑等进行了专题分析；其他学者（如青木昌彦）则从比较制度研究角度，对美国银行制度的独特性进行了比较研究。

相比之下，我国学者的研究起步晚，侧重于对制度和现实问题的分析，同时注意翻译和吸收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相关文献涉及一些具体金融制度的研究，包括对中央银行制度、监管制度和美联储的研究，以及对美国早期新英格兰地区银行业开放问题的研究等。

国内出版的相关著作，数量少且与本论题相关的不是很多，仅有王继祖的《美国金融制度》（1994年）、宋清华的《银行危机论》（2000年）、刘积余的《美国银行业大变革透视》（2001年）、刘振亚的《美国债券市场》（2001年）、向松祚和邵智宾主编的《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2008年）、同生辉的《金融之巅：美国投行兴衰史》（2012年）、廖理等人的《互联网银行——美国经验与中国比较》（2015年）、徐以升和马鑫所著的《金融制裁：美国新型全球不对称权力》（2015年）、中国金融博物馆编著的《百年美联储：一个独立帝国的金融真相》（2015年），以及路乾的《美国银行业开放史：从权利限制到权利开放》（2016年）等。这些成果为全面了解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发展经验和规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研究基础，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

国内外不同时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诸多问题所做的研究，对于本书研究切入点的选择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如学者对银行监管、美国银行业的结构特点、美联储的政治起源和制度变革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为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国内外学界关于美国金融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虽然积累了不少基础性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比较零散，专门且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且涉及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各自的切入点和聚焦的问题各不相同，旨在论证的观点也是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是虽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忽略了对文献资料的理论性分析和规律性总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体制和规制约束的角度，探讨其对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二是研究的问题条块分割，有所偏重。大多数研究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两个时期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变迁，对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金融制度的变迁关注不够，对于其他方面的制度变迁有所忽视；在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研究金融制度变迁时，又缺乏历史思维。

三是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思路。没有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周期与各种金融制度变迁，以及政治周期与金融制度变迁的动态和互为因果的关系。如美国新经济史学的学者诺思、福格尔和科斯等人从产权、交易成本和企业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变迁的原因；默里·罗斯巴德运用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用情意学（Thymological）方法，把实证分析与人类行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动机和影响；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则偏重于实证研究和分析，忽略了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分析。

四是国内学者的专题研究多，全面研究成果偏少。即使是某些专题的研究者，在一手资料的搜集和运用，以及对国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方面也有待改进。现有的研究成果介绍性文章较多，有理论深度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较少。

为了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美国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问题，应从重现实分析，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地进行深入分析；从对某一制度变迁的孤立分析，到对制度的整体分析和比较研究；从短时段的分析，到长期的历史过程考察，以进行纵向研究和比较；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和分析框架的构建，进一步来研究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规律、特点和经验。

有鉴于此，笔者怀着抛砖引玉的态度，将美国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作为本书的论题，旨在在美国社会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以政府、产业、企业和市场等变量为中心，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以美国金融制度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深入研究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因、路径、效果和影响，以此探讨美国金融与经济发展、政府与金融业的关系，金融企业的发展动力，金融创新，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本书的主要理论观点，可以作为解释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主要框架和基本内容，有助于理解美国金融制度变迁和金融业发展的特点、美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规律、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在金融制度结构和监管方面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和影响；有助于从追根溯源上重新认识美国金融业发展的非自由市场经济特点，揭示美国金融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探索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刻原因，及其传导机制和影响，为全面总结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提供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