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已有微词：1926年复职风波

自1923年初蔡元培因“罗文干案”辞职远走欧洲之后，关于他能否继续担任北大校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从1924年开始，每当国内政治环境稍有变化，北大师生即频繁发出函电，催促蔡元培回校复职。1926年初蔡元培归国之后，面临的是北伐在即的政治变局和经费枯竭的教育状况。毛子水将1923年曹锟贿选以后至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之前的这段时期，称为北大的“晦盲否塞”时代。正是出于对当时现实形势的实际考量，蔡元培才会对北上复职一直踌躇不决，并最终选择上书国务院及教育部，想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留在南方为新政权奔走筹划。

客观地说，与五四运动中的“挽蔡”及1923年的“驱彭挽蔡”相比，1926年的蔡元培辞职事件，并没有引起全国范围内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其影响大致只限于京师教育界，特别只是在北大教职员、学生内部。但此一事件正是蔡元培与北大关系的转折点：蔡元培本来被北大师生赋予厚望，但他非但未能临危受命，反而采取断绝关系的辞职方式。北大师生频繁急促的慰留函电背后，外间的猜忌和怀疑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时人记忆中的蔡元培的形象，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 竭力挽留：各方对蔡元培复职的认识

1923年12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纪念会上，代理校务的蒋梦麟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说。他指出，北大虽屡经风潮，但正是因为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因此“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其实，蒋梦麟对“北大精神”的概括，仍源于蔡元培长校之时屡次强调和遵循的治校原则。自蔡元培离校后，北大校务不过是因循旧例，勉强维持而已。特别是在1920年代中期教育经费愈发难以筹措的状况之下，蒋梦麟曾坦言，他所能做的只是“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尽管自1923年后蔡元培已经不再过问具体校务，但北大师生仍坚持认定蔡元培为校长，盼望他能早日回校，一遇机会便发函电促其归国。1924年底，北京政局激变，贿选总统曹锟去职。“各方面皆抱有更新之希望”。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顾孟余、李石曾等人及北大评议会、北大学生会，纷纷致电远在欧洲的蔡元培，劝其归国主持校务。傅斯年、罗家伦也写来长信陈说蔡元培归国之必要，“情词悱恻”。此时同在法国的刘半农更是受命亲自相劝。然而，蔡元培对此显得多少有些冷淡。他只是分别致函评议会和蒋梦麟，解释自己在欧洲的美学及人类学研究刚刚开始，“未便中辍”，并未答应回校复职。蔡元培后来又给评议会发一长函，恳请援引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至少于暑假后再续假一年”，继续留欧研究。他的申请经评议会讨论通过，其归国时间遂延至1925年暑假前后。不过，蔡元培归国行期一拖再拖，初定于1925年5月间，又因事耽搁延至9月，再改为11月，及至启程动身，已是12月中旬。

1926年初，当离开北大将近三年的蔡元培自法归国的消息公布之后，北大学生会便首先行动起来，开始筹备欢迎校长之事，并最终商议确定了先行去电欢迎、派代表赴天津欢迎、抵京时全体赴车站欢迎、停课一天开欢迎大会等众多计划。2月初蔡元培抵达上海之后，一直忙于参加各类团体的欢迎会，并未对是否回北大复职问题公开发表任何看法。3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披露了蔡元培复北京一友人的电报，称“目前时局愈形紧张，拟暂不北上”。当时，北伐在即，南北局势已是剑拔弩张。蔡元培有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4月初，他又公开致函北大评议会和代校长蒋梦麟，表示自己“目前尚难于抽身，稍缓即决定行期”。不久，吴佩孚在汉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采访时声称：“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北方则有蔡元培……等人，中国年少之士，被其所毒，非加遏制，则政府难安。”此番言论经北京各报章载述，蔡氏返京已难以立即成行。

在时人眼中，蔡元培对于北上，略显推诿，也由此引来不少猜忌。就连平日向来很少过问校务的周作人也特意致函蔡元培，劝他早日回校。周作人表示，自己在得知蔡元培返国即行北大的消息之后，“以为北大不久可得先生复归长校，不特在风雨飘摇之中学校可望渐臻稳固，即个人亦可得请益之机会”，所以“不胜欣忭”。但是，翘望数月，自春徂夏，却未见蔡来京。且近来又有蔡暂不北上的消息传出，“不能无惑焉”。周作人对蔡元培不忍与卑污政治为伍的行为也表示“非不能了解”，只是存有一些“未敢尽赞同者”。所以，他说：

先生当年因曾系以政治问题去国，唯两三年来，事过境迁，北大同人已主张“政教分离”，评议会已议决不再以学校干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在先生去国之时，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撑，得过且过；今先生既已归国，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此其二。“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宽容是幸。

周作人此信言辞恳切，同时略有质问之意，可谓相当直接。从行文看，他先是消除了蔡元培复职政治上的顾虑；再举出北大当前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动之以情；最后则将因蔡元培不允回校可能引发的北大规章冲突，引申为“北大法治之精神”的失落，而补救之道则唯有蔡回校。此信后来发表在1926年4月3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北大校方显然也有欲借周作人此信表达众人之意的意味。然而，相对于周作人的“语长心重”，蔡元培的回复则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了。在周发信二十余日之后的5月15日，蔡元培才回复一短函，表示“感荷无已”，但仍表示自己“对于北大，既不能脱离，而久旷职守，慊愧万分”，只是因为胃病发作，不能立刻北上。

4月底，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北京政局陷入更大的混乱。奉系军阀派兵包围北大，蒋梦麟被迫避险逃走，校务几乎停顿。到了5月13日，北大发电报再次催促蔡元培于新内阁成立后即行北上。蔡元培将回复周作人的信文，在字词上稍作修改后发给了北大评议会，仅答应俟胃病稍愈“即行首途”。18日，北大评议会觉得以往催促蔡元培返校的电文未能尽言，特意再发一长函，详述挽留理由。此前，评议会中已有人揣测蔡元培之所以“行止之不决”，“或不是因为本校外界环境有何危险，而系于对本校内部之改善有所疑虑”。对此，评议会特意“敢负责”地解释，尽管自蔡元培离校后“外间对于本校诚然有不少的攻毁”，“虽不敢谓外间攻毁，概属非是”，不过，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俱有显著的进步”。所以，“假使先生北来，则凡先生图利学校与学术之计画，实不难次第实行”。此外，信中还抛出北大“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想借助蔡元培“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之职，为北大筹措经费。蔡元培读过此信，也表示“函中情词勤恳，面面想到，培非木石，能无感动。苟能力疾启行，自必即日首途”。

但是蔡元培再次食言。6月28日，他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及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之职。此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北大师生及京师教育界的强烈反应。7月2日下午，北大评议会开会议决，一面致电蔡元培请其打消辞意，一面函请教育部速去电挽留。后又开第二次评议会，议决两项办法：（1）再去恳切详细公函，请立即打消辞意；（2）召集教职员大会，讨论办法。4日上午，北大学生会暑假留京代表也开大会讨论蔡元培辞职问题。会议一致议决，除了致电蔡校长“请其顾念及全体同学爱戴诚意打消辞意，早日回校主持一切”之外，也函请教育部恳切挽留，并表示“在蔡校长未回校之先，部派任何人为代理或正式校长，均不承认”。同时，学生会还要对外发表宣言，表示“除蔡孑民先生外，国内任何人均不堪胜任北大校长之职；故苟有妄冀为北大校长，而冒昧一试者，将以极强之手段对付之”，“务达到蔡校长回校之目的而后已”。

8日上午，北大教职员再开全体大会，讨论挽留蔡元培的具体办法。到会人数甚多。大会由谭熙鸿任主席。首先，法律系教授黄右昌发言道：“蔡先生长校已有多年，其学问道德为人人所钦佩，能容纳各方建议，不分党派，使各种人才得尽量发展所学，始有本校现在之精神，为他人以党派色彩办理校务者所不及，故为北大前途计，非挽留蔡先生不可，并非为蔡一人计，或教职员私人饭碗问题计。”接着，物理系教授李书华提醒教职员们注意政府的态度。因为据某英文报消息，政府对蔡元培第一次辞职，当然挽留，二次再辞则当即批准。法律系教授燕树棠则分析了外界种种推想，认为“蔡先生前承认回校后，忽然辞职，必有重大原因”，所以要专派代表到上海，向蔡元培表明态度，解释种种误会，并表示“非蔡先生回校主持校务不可”。其后继续发言者甚多，大意相同。大会讨论基本达成一致认识，即“非蔡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最后，大会通过三项办法：（1）与教部接洽，请其专派代表到沪，切实挽留，并对教部坚决表示非蔡先生不可，另换他人誓不承认；（2）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其打消辞意不可；（3）对外发表宣言，申明北大非挽留蔡先生不可之理由。北大教职员的态度和行动可谓相当坚决。

在教职员大会召开当日，《北京大学日刊》即刊发了北大评议会致蔡元培的长函。信文从蔡元培关系北大生死存亡立论，语气和态度都相当坚定。评议会表示“决不能任令先生与学校脱离关系”，因为即便蔡元培此时不能返校，“尚不过使校务进行，暂时略受影响”，但若直接去职，则“直可使学校生存根本发生危险”。评议会以相当沉痛的语气表示：“近数月来，校中同人，不避艰苦与危险，继续在此间奋斗，亦无非欲继先生之志，为国家成就一个真正讲学机关。倘斯校竟因官僚之压迫摧残而遭横死，先生对于学校、对于在此间继续奋斗之同人，其感痛为何如！倘先生之坚决言去，实速其死，先生之感痛更将何如！用是本会一面向政府严重交涉，促其切实挽留，一面函恳先生立即打消辞意，以全学校。”北大评议会诸人自然深知蔡元培为人，知道于北大有着深厚感情的蔡校长是决不会置北大的生死而不顾的，遣词用句也有些许逼迫的意味，所以信末也自称“情急言戆”，请求蔡元培谅解。

教育部方面对挽留蔡元培的态度也算积极。早在7月7日，教育部已经召开部务会议，就挽留蔡元培的问题达成了一致。同日，教育总长任可澄亲自发电慰留。11日，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的代表又往见任。对代表所提的“北大教职员坚决挽蔡”且“非蔡不可”的要求，任说，“昨已去电挽留，此事毫无问题”，而且表态道：“北大校长，除蔡外，难有相当人物。不特北大非蔡不可，即教育界还有许多事件，亦须蔡出为帮忙。外传政府拟批准辞职等语，全属子虚。”在当时波谲云诡的政局之下，教育总长也难有绝对的权威，其发表慰留函电也只能算是敷衍。而从任可澄的言外之意来看，之所以爽快答应慰留，恐怕背后更多是有在俄国庚款问题上借助蔡元培声名的考虑。蔡元培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之所以要辞去俄庚款委员会委员之职，正是已察觉到有被利用的前兆。

蔡元培对于众人的挽留非但未有太多积极的回应，反倒是在7月12日又发一电给教长任可澄，再请辞职。函电称：“一月以来，衰病渐深，北大校长职务，实难担任，仍盼俯赐体谅，另荐贤能接替，俾免旷误。”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将回复给曾以“私人资格”来函的北大某教授的信文，发表于当时的各大报刊，再次表示“辞意已决，无论如何，决不回校”。

此后“挽蔡”运动逐渐走出北大，成为京师教育界关注的话题。15日，北大乙丑毕业同学会临时召集大会讨论挽留办法，并致电蔡元培，希望他能“体念教育前途，维持母校生命，打消辞意，速驾北来”。16日，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也加入“挽蔡”的行列。他们致函蔡元培，表示值此“京师教育屡频危境”之时，“补救维持非异人任”，“不独九校同人深资倚畀，即首都教育亦同庆更甦”。

22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大会举出的挽留代表钟观光、谭熙鸿到达杭州，当面劝慰蔡元培。两日后，蔡元培态度发生了些许改变，显然是代表们的当面劝说发生了功效。钟观光向北大教职员汇报说：“连日长谈，于学校方面之愿望，与先生所有难处，彼此谅解，言无不尽。”他们判断蔡元培“对于吾校爱护之志意，仍极诚挚”，所以，把能否留任归结为教职员此后的努力程度，并提议为蔡回京筹备川资，以表诚意。虽然此时蔡元培仍回复教长任可澄表示不能再任北大校长，“祈速觅替人”，但在写给北大全体教职员的信中，他也表示了可以在“替人未到以前”，“与诸先生共负责人，维持本校”。但此信最初在《晨报》发表时却被删去“已又函请教育部速觅替人，以使交卸，惟替人未到以前自当与”二十五字，变成了蔡已应允回校，与原文意思大相径庭。后来《晨报》记者才了解到蔡氏本人辞意甚坚。之前京城流传的蔡已打消辞意的传闻只是“望蔡主持北大过切者故造之空气”。为此，《北京大学日刊》还特意刊出《紧要启事》进行澄清。8月底，北大又发函促蔡元培还校。此时蔡元培则忙于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难以抽身。到了1926年底，奉系军阀接管北京，再下严令控制教育界。1927年7月底，有改组国立九校的计划，至8月初即把北大并入京师大学校。后又宣布新任教育总长刘哲兼任京师大学校校长。

可以说，在这次风波之中，尽管也有不少人喊出“非蔡不可”的口号，而且北大也有派出代表南下当面挽留的行动，但较之于此前蔡元培1919年因五四运动辞职及1923年因“罗文干案”辞职之时掀起的全国学界的风潮，此次运动的规模以及其影响范围已不能同日而语。从1923年到1926年，即蔡元培仅在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的这段时间，北大师生亲历了政界、教育界的种种风潮，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无时无刻不给北大带来生存危机。不过，蔡元培当年出走的选择，使其未能在此时对北大校务有直接的介入，而客观地说，蔡元培的缺席却恰好使其在五四前后的北大革新成为无可替代的理想状态。众人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认识和追忆无不从蔡元培出长北大之时开始。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仍是将北大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蔡元培回校之上，希望凭借蔡元培的声名和威望重整北大。

二 “毁誉听之”：蔡元培的态度

有人曾评论说，蔡元培的“风度是柔和雍穆，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其最犀利的武器充其量不过是‘不合作’三字而已。他是柔性型的人，如拿一些硬性或刚性的词语来说他，好像有点不伦不类。实则，凡是亲炙过先生的人，都知道柔是他的外表和风度，至于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蔡元培自1923年辞职之后，即未曾正式踏入北大。尽管北大师生从未放弃过挽留蔡校长，但以蔡元培的性格来看，他既已抱定了“不合作主义”的决心，便能保持绝对的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在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后不久，蔡元培也向胡适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

弟三年前出京时，本宣布过“不合作”之意见，虽不为先生所赞同，而亦以成事不说之态度对之；而在弟却不可不有前后相应之态度。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合作，有是理乎？且五月二十八日之北京《国民晚报》与六月一日之英文《导报》均载某与《密勒评论》主笔之言，其所准备，可以想见。先生殆亦早知之，故有“六十老翁复何所畏”之忠告，诚见爱人以德之美意。然牺牲主义，本以所为牺牲之事实为标准，而并不以年龄为标准。今所为牺牲者，乃一本人所认为万无希望之公债，则不敢认为有牺牲之价值也。

蔡元培继续言道，曾听来自北京的友人“传某方定有改组北大之计划”，而且又曾接到消息说，政府中人将北大校长人选看作政治交易的筹码，早已另有安排。所以，在“先辞职”或“待免职”孰为妥当的判断中，蔡元培认定“辞职为较善于被免职”，便毅然决定主动辞职。蔡元培在信末还特意叮嘱胡适，“此函承阅后请付丙，请勿示外人。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

蔡元培这封信是特意向胡适解释，所以其中的信息可谓窥探其内心想法的重要材料。他在信中提到的辞职原因皆是指向外部的现实政治，而丝毫未提及他一直向外界宣称的身体原因或心态问题。不妨说，蔡元培对北大仍抱有相对积极的认识和态度，并未如启事中所宣称的那样完全决绝。“不合作”是指不能与军阀政府合作，不能在军阀势力之下办学，而并非针对北京大学。蔡元培还在信中向胡适表示，如果科学研究院能够成立，那么，“凡现在由北大散去之学者，与北大现在尚未能延揽之学者均能次第会聚，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则目前北大之小小挫折，亦不患无所补偿，而弟个人对于北大之罪疚，亦得稍从末减矣”。后来，他又对胡适说：“北京国立各校将来终有统一之办法，若有一最高等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而启。……时局若无新发展，北京政府殆无清明之望，此等研究学术机关，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移转之。”

蔡元培之所以会想到要转移文化中心，与1926年之后北京愈来愈严酷的人文社会环境有关。1926年初，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清明政治存有的幻想。周作人评价说，“三一八”惨案“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代表了知识阶级对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代表北京政府对知识阶级以及人民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的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国闻周报》的记者严慎予则以“黄昏景像”来形容此时的北京教育界。他认为“教育界遗失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却“保留着五四运动的皮毛和政治罪恶两种结果的总和”。而蔡元培是“不再想在政治上有活动，也不想在商业上求立足，又不是思想消极，但求优焉游焉以乐余年的人”，所以，即便他“对于教育实在是有兴趣又有勇气的人，实在是环境不容许他向前罢了”。

此时仍在北大任教的吴虞，曾在1926年6月22日日记中描述了北大教师的生存境况：“因北京困难，纷纷他去，如化学主任丁燮林，物理主任颜任光，数学主任冯祖荀，哲学教授胡适及其他教授李四光、林玉堂、沈兼士、钱玄同等。或被他校请去。或宣告暂行离职。顾孟余、李大钊、陈启修、于树德、朱家骅，因政治关系未到校授课。蒋梦麟、马叙伦，亦皆销声匿迹，不敢再露头角。”到了9月，北大的情况则更趋恶化：“学校放假，几同倒闭，开学无期。北大教授，除党派色彩太重者上季遁迹外，鲁迅、陈垣十余人或附厦门，或往清华。闻黄晦闻（庵）下季亦将请假。二三硕果，风流云散。惟一般谈乡谊，保饭碗辈，继续活动。”因经费的拮据和政治环境的恶化，北大已难以再现五四前后的辉煌，蔡元培等人于是便有将北大这一学术文化中心做一迁移的考虑。由此看来，蔡元培即便心中放不下北大，却也在现实面前无法对回校复职抱有任何期望了。

若再仔细检视蔡元培与北大各方的来往信件，他对胡适所言之“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更透彻地说，是“无法与辩”的意思。所谓“无法与辩”，既是说无论是辞去北大校长还是回京复任，已不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牵涉到现实政治和教育界的派系争斗，蔡元培很难做出公开解释，同时也是指对不同立场和观念的质疑之声，蔡元培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认为无需辩白。可以说，“毁誉听之，不愿与辩”的态度正是蔡元培此后多年对外界的评价所持的态度；同时，也正是这种态度给外间留下了不少可供想象的空间。

在此次“挽蔡”事件中，蔡元培对各方发出挽留函电的回复都很简略：在提出辞职之前，一直都并未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回任；而提出辞职之后则表现得相当坚决。他之所以不在欧洲考察期间或回国之后就提出辞职，也是因为有很多顾虑。早在1925年蒋梦麟就曾致函蔡元培表示：“学校内外，现甚平静。对于将来维持计画，亦已筹及。第一步谋减轻先生责任，使但留校长名义。第二步始能谋摆脱也。办事程序如此，操切必生变故。一切详细办法，容当面罄。”后来，蔡元培又在回复老友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本欲再留两年，而蒋梦麟兄来函，言有种种为难情形，非弟回国一次不可；如弟必不能留，则亦可回而复出；并承彼代弟计画，于暑假中暂回，要求电告。弟此时若提出辞呈，则使梦兄益增困难；不辞而又不回，则态度又太暧昧，故复电允于暑假中回国一行，而要求再得续假一年，备暑假后再作欧游。现尚须观察时局，如到七八月有可以回国之情势，则准回来一次。

1924年12月初，蔡元培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劝慰的来函中也表示：

此次来欧，本已决脱北大关系而专心于此，后来因种种关系，不能不暂居其名。弟以为，既有其名，势不能闭门读书而不与外事，故对于教育事业或学术集会，不能不参与，事后思之深觉非计，自今以后，于此等关系亦将一概谢绝，惟对于北大居名而旷职，深为不安，当亦谋所以解决之，惟冀知我者能见谅而已。

蔡元培想脱离北大固已有年，但问题在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和蔡元培的声望，北大校长一职并不是那么容易辞去的。正如前文所述，京师教育界此次“挽蔡”运动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之前各次，尽管蔡元培一直都坚持表示自己的辞职决心，但却不免被众人视为托词；而蔡元培所取的“毁誉听之，不愿与辩”态度也无意中加

重了外界的猜测，甚至不可避免地落入被他人利用的境地。

1926年9月，《国闻周报》上发表了有署名“老敢”的文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文章的论证过程和最终结论看似公允，毫无偏向，但细读之下却能发现作者实则另有深意。此文开篇即摆出欲揭露教育界黑幕的架势。作者说，“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这个题目，“在北京的智识阶级中，差不多是不许平常人随便讨论的——除非你是要鼓吹蔡元培怎样圣贤和北大校长怎样非他不行一类的论调”。作者以为，这种现象“虽然不能说是一种病态”，但“也不能算是健 [康？] 的表现”，因为“凡一社会问题，若是不能容人公开讨论，不能容人自由发表意见，不能容人尽量批评，那个问题的里面，便一定有了不可告人的隐处。换句俗话说，便一定有了鬼”。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因为背后有一部分学阀“私心把持”教育界，欲借“挽蔡”有意争夺北大的教育权。虽然蔡元培无心把持，“而旁人却想利用他做把持的傀儡做把持的工具。此所以近来蔡先生要辞职，把持派却绝对不愿他辞职，不准他辞职（不愿蔡先生辞职者，固不尽属把持派，不过他派对之不似把持派态度之坚决耳）。”接着，作者详述了把持派不让蔡元培辞职的理由：一是“现在的中国人，除蔡元培外，再无人配做北大校长”；二是“他人若做校长，定将破坏北大，摧残教育，所以维持北大及保护教育计，无论如何非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不可”。由此，能担北大校长重任的标准便是：“应有普通学识”，“应有专门学识”，“须有发达高深学术的愿力和能力”，“应有高尚的人格”。而以此标准，蔡元培除了高尚的人格“完全具有外”，“其余三条，或完全没有，或仅有其一部分”。作者顺势对北大校长人选做了大胆的预测，并提名胡适、胡敦复、蒋梦麟、李石曾和吴稚晖，尤其推崇李、吴二人。且在文章末尾再次强调，北大的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所以“无论何人对于这个问题均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把他完全看成蔡元培和北大教职员的个人私事就好了”。话锋至此，难免让人怀疑此文应有不少言外之意：蔡元培已是不合任用“标准”，那么他的辞职也是顺理成章。文中所批判的蔡元培被胁迫把持北大，与其说是在揭露教育界内部的黑幕，毋宁说是为提名李、吴做一铺垫罢了。本不欲陷于任何政争的蔡元培，仍是难逃被用来做政争工具的命运。

其实，与到此时才出来争夺教育权相比，由五四而成长起来的更激进的学生一辈，早已不满蔡元培在谈论教育问题时相对保守的态度。早在1923年9月，恽代英就以《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为题，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当时蔡元培刚刚因“罗文干案”远赴比利时研究美育，曾对国内政局及教育方针发表评价说：“中国有识之士在野运动以民众势力推倒军阀，此诚为根本要图。惟中国社会毫无组织，民众势力犹如散沙，非有长期间‘教育训练’，恐难有望。余极不满今之青年口谈革命而不务实力，且借口于志在革命而抛荒学业，其结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堕落，此则余所反对者也。”恽代英文章开篇即引用此段评论，也同意蔡元培对那些“只知空空洞洞的干喊革命，实际没有组织，没有办法，亦并无丝毫真个去进行革命的诚心”的浮嚣虚伪青年的批评。不过，他觉得蔡氏所发之要救中国“诚然非教育学识不可”之类的话，不过是“似是而非的议论”。他要追问的是：“究竟哪一种教育学识，才能救中国呢？纵然有了长时期的教育训练，中国便有希望了么？”在后文的分析中，恽代英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入手，提出要去追求“教育的功效”，认为“社会的无组织，民众的如散沙，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训练的原故”。恽代英认为，“要靠训练一般民众的领袖，利用民众骤发的团结，以进行推倒军阀的革命”；然后再去“发达大的实业，与人民以直接参政权，这才是有效力团结民众的办法”。所以，“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而且不仅是要研究社会科学，亦要研究了得着甚么结果，便自己向前试验去”。这样的教育训练才是真的教育训练。发表恽代英此文的是作为中共青年团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它担负的正是宣传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的任务。此时恽代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部长，同时兼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已走上了革命道路。而蔡元培所依靠的教育救国的稳健方式，已渐渐被视为落伍。所以，恽代英特别提醒一般青年“还须用自己的鉴别力，来估量他们说的话，不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

到了1926年，同样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为“纯”的作者则批评了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大学毕业礼上的演说。蔡元培演说时曾表示希望“现在勿再有学潮发生”。这可谓他对待学潮的一贯态度，而且五四之后也曾不断言及。但作者却直白地批评说：“蔡先生没有一句积极的话，只是空空希望‘勿再有学潮发生’，只是空空希望即有学潮，亦勿‘退学’或‘转学’，即是要心悦诚服地低首受压迫与束缚。”此文作者其实和恽代英有着同样的困惑，即是“蔡先生办北京大学亦七八年了”，但是为什么“这七八年不看见中国有转机”，反而朝着越来越恶化的方向行进。寻求救国新道路的更年轻一辈，希望看到更快更直接的结果，而蔡元培看似已经过时的陈词便必然开始引发怀疑。正如作者所言：“蔡先生的‘新精神’每一天更成‘往迹’了，青年学生应该景仰的只能是‘新精神’时代的蔡孑民先生，至若今天的蔡先生，咳——而今已矣呵！”

回想五四前蔡元培、林纾的论战，尽管蔡元培也未有过多回复，但参与双方总算有来有往，皆是据理力争；而当时未直接参战者，或选择参与其中，或选择冷眼旁观，由此才有可能营造出一场影响甚大的论辩。而此时的蔡元培除了不断致函表示坚决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之外，一直在南方忙于苏浙皖三省的政治重建，反而较少以教育家的身份直接出现在时人视野中。与此同时，他又选择了不予辩解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质疑，颇有些准备逐渐淡出教育界的意味。由此，外界对蔡元培的关注相对其出长北大之时已少了很多。蔡元培越是对外界置之不理，反而越是纵容了外间的有意利用，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更多的猜忌和怀疑。趋新的年轻一辈，更是由此一方面批评蔡元培观念的落伍，一方面又开始追念引领五四新潮流的蔡元培。特别是随着193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剧，人们更愿将记忆留驻在五四前后北大最为辉煌的时期，更愿意蔡元培是北大永远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