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概述

本书在对消费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国内外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根据研究目的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承载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的材料，从消费文化的视角，以纵向的历史演进为参照，运用定性描述的具象分析和定量测量的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探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流变轨迹，重点考察消费文化对衣食住行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生活方式的影响作用；阐述了“消费文化功能”日益呈现出的优势化特征以及原因，揭示了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互动中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以及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

何谓消费文化？总体来看，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生活以及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的总和。消费文化以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为载体，以消费差异为诉求，以消费意义的满足为目的。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类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在消费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消费文化包括物质消费文化（消费产品、消费手段、消费设施、消费环境等）、制度消费文化（消费贷款制度、消费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休假制度等）和精神消费文化（消费价值观念、消费心理、消费伦理、消费时尚等）。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存在着直接的互动作用。作为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生活受到文化的制约，从而形成生活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文化成为决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消费文化与当代生活在性质及时空领域具有一致性；消费文化的变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同构过程。人类生活方式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价值、人的幸福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消费文化把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体验、生活的符号和生活的实践，促使生活方式目标的实现。社会学要研究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就必须研究消费文化。

生活方式在不同年代、不同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随着时代转换和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而支配生活方式的消费文化（通常表现出一定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内涵。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及其变化情况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背景的烙印。为了使时间有个跨度和流变的过程，我们所界定的“当代”为中国社会历史最近的30年时间，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拟把历史的镜头再拉长一些，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流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以前阶段（1949—1978年），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政治消费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清苦型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还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在低水平上徘徊。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这是经济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解放。但这次解放的是国家和大集体，增强了国家的权力，结果形成一个僵化的国家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过度地强调了社会对生产及销售的控制，从而也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形成无所不在的制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很多物品并不能通过购买来获得，这样作为分配产品主体的国家远比金钱重要。三大改造及以后的生产运动从形式上看是一场经济革命，但实质上还是政治革命，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赶超英国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依托的产品倾向于生产资料和国防产品，如钢铁、原子弹，而轻工业、食品的生产则处于较不重要的位置，因而人们生活的改善或多或少地被屏蔽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建设因战争破坏而变得百孔千疮、沉疴遍地的国家，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推行和实施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国有化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整个国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家庭中都非常简单干净，缺乏消费的氛围，即便是百货商场、饭店也没有什么消费的格调。消费文化政治化表现在：（1）消费一统主义，国家统购统销，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几乎没有个人的选择和风格，消费服从于时政的规范；（2）消费禁欲主义，消费只是维持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和有限的文化需要的水平上，积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需要；（3）消费批判主义，给追求富裕或时尚生活方式的人戴上“封、资、修”的帽子而成为“文化专政”的对象，消费和生活领域被视为无小事，在这个领域阶级斗争同样抓得非常紧；（4）消费革命主义，虽然这时期的消费还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大一统的，很难进行阶层、品位的区分，但这一时期的消费同样具有炫耀性的特点，不过炫耀的不是别的，而是对革命意义的夸示与表演，消费被赋予了红色政治的意义，例如着装，军装显示出当事人革命的姿态，中山装则拓展了中华文化和民族自豪感展示的空间。上述四个方面表明，政治型消费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生活方式有如下特点：第一，生活内容单调适度。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社会上的物质很匮乏，钱的比值也很低，不需要花许多钱，因此节俭成为客观的制约。第二，生活地位有阶级差异。这是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粮票布匹的分配必须是革命阶级、出身好的人才配拥有，革命军装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能穿的，平均主义只是相对于劳动分配情况而言的。在生活领域里，并非人人都有吃上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锅饭的权利，“阶级敌人”只能自谋生路。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初级阶段（1979—1989年）。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是一场真正的经济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生活的解放。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生产消费文化与温饱型的生活方式，居民生活方式开始打上现代的烙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急剧转折的年代，在这个拐点上中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状态模糊暧昧而充满各种诱惑。它上承政治压抑、文化荒芜的岁月，下启思想开放、物欲凸显的时代。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政治型消费文化被生产型消费文化所消解，或者说生产就是政治的重心，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生活去宏观化而向个体重心转移，日常生活凸显自在性，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来取代过去国家抽象意识形态对生活的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充满动荡的历史时机中，生产消费文化以自身的方式有力地参与推动社会状况和日常生活的转变。生产消费文化借助经济改革的东风，对以往政治革命对日常生活的压抑展开解放运动，结果各种变化接踵而来，各种欲望和诉求，各种想象和浪漫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兴起，逐渐导向货币市场占主流的历史潮流。国家为了化解计划经济时代所带来的物质生活匮乏问题，着力于发展经济，尽快提高生产力水平，让民众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使过去那种艰难的维持型生活方式得到极大改善。但是这一阶段的消费还是以生产为中心，消费只是维系生产与生活的手段，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因而还只是一种前消费社会。由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消费中开始出现了趋于平和的大众消费现象。这是一个传统生活方式走向解构，但新的生活方式还没有定型的时期，是一个满足于温饱然而又是欲望满满的生活方式年代。

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发展阶段（1990—2013年），这一阶段进行的是一场消费革命，引发的是市场消费文化与小康型生活方式。在消费革命中顾客转化为消费者。顾客顾名思义是光顾的客人，是被动的，而消费者则有了主动性，能够在生活活动中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这时社会主体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生产社会中的主体是通过个人在生产中的贡献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价值，那么在消费社会中，那些消费并非自己生产的且不产生任何购买商品障碍的消费者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体。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消费不再只是生存与生活的手段，而跃居为生产与社会发展的目的，消费的水平成为生产和社会发展状况的衡量标准，由此中国社会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但中国特色的消费社会首先是围绕着小康社会的目标来建设的，在中国社会中引入市场经济，通过商品市场繁荣来改善民生，实现小康生活水平，是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与特征。市场型消费文化带有强烈世俗化的特征。当一个社会把个人欲望的满足，把市场经济作为最高的准则而建立某种秩序，作为实现国强民富的主要路径的时候，人们当然要视市场经济为幸福生活之源。因此，在市场经济推动下，民众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世俗享乐主义消费文化。这样，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观，或者说两种不同层次的生活方式混合一起且并行不悖：政府倡导的小康型生活方式与大众追求的享乐型生活方式。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格局中，商品物质意义的消费成为导向，由此产生了消费主义文化。由消费文化转向消费主义文化，不仅意味着消费者地位的上升以及物质消费生活的升格，而且意味着从社会结构的层次上，消费一跃成为一种经济动力，更是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消费文化成为一种控制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构成生活方式正当性的来源与合理性的基础。

第四个阶段为改革开放深入阶段（2001—2013年）。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时代、休闲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文化得到了传媒的有力推动，由生产消费文化、市场消费文化转向媒体消费文化，与之相对应，我国生活方式呈现出发展型的势头。当然，在我国社会结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生产消费文化仍然受到鼓励，市场消费文化方兴未艾，但媒体消费文化作为“后起之秀”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在一部分群体当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取向。现代、后现代话语及实践在我国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消费社会商品形态逐渐被符号形态所取代。消费文化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符号象征意义突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在关注产品使用价值的同时，更看重产品给人带来的价值（乐趣、地位）意义。以符号与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模糊了神圣与世俗、高雅与低俗、生活与审美之间的界限，加大了生活方式日常化。符号消费文化极大地推进了生活方式的发展，这种符号消费文化不仅体现于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商品本身，而且体现于生活环境与生活品位当中。消费的文化观念、文化意味和文化时尚通过符号化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中，追求个性化、自主性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人们的生活行为也就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形态。随着新媒体革命的悄然兴起，媒体消费文化经历了由大众消费文化到个体审美消费文化的变化过程，生活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

综上所述，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流变的四个阶段可概括为表1。

当然，上述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的，越是发展到后来阶段越是如此（因此第三阶段的特点延续到了第四阶段，在阶段划分上也有重叠）。目前中国是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国家，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已告别生产社会普遍进入消费社会和形成现代、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存在状况十分错综复杂，有的地域或人群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和形成具有消费文化符号意义的生活方式，但有的却还处于经济社会当中，生活还停留在对产品使用价值和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活方式不仅千差万别，也会出现矛盾和冲突，特别容易出现二元对立，如贫富差距的扩大、生存型生活方式与享乐型生活方式的反差、平庸型生活方式与审美型生活方式的龃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错位，一方面，从生活发展的客观状况看，虽然我国居民生活状况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总体来看还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社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所决定；另一方面，从文化诉求来看，人们的生活欲望又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以及跟随国内富裕阶层消费与生活行为的导向，追求的是“跨越式”与“超现实”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与生活方式出现了主观先验的消费主义文化倾向。因此，在我国现阶段中，面临着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的错位，即客观的实际生活水平还处于中等发展的阶段，有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甚至还处于前现代阶段，但主观的重视生活享乐的消费文化观念却普遍地大大超前了。值得关注的是，当今大众媒介与网络技术使得信息传播迅速，消费文化又是其中传播的热点，广播电视等媒体中宣传的都是最时尚、最开心的生活方式，这样加大了现实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效果，鼓动社会大众对媒体美化放大了的高水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这就出现了涂尔干所说的“理想目标”与“实现手段”的差异乃至悖论。涂尔干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提供了理想目标，但却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条件和有效手段，则容易导致社会失范行为。首先，消费者会被诱导认为，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行为就是符合社会期望的，是社会提倡的，就是进步的，从而导致对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抵制，认为后者过时了，落后了，其后果将导致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追求，甚至不顾自身的实际消费能力与条件来实现高消费的目的，这样难免会做出违反道德甚至违法的事情来。其次，理想目标往往只能代表少数人能够有条件实现的目标，甚至有可能把少数人的理想作为社会理想注入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把生活现实同实现某一目的非常明确的社会条件或明确地宣布了的具体政策相比较，这种比较是切合实际的，但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常常把生活现实同某种理想生活相攀比，这样，“现实中的生活”和“理想中的生活”之间的反差在对照中一定会暴露出来，这就难免会认为现实的社会缺少公平正义，需要进行改革，于是，理想消失了，不满出现了，这样容易发生社会动荡与不安定。最后，生活现实（客体客观）与理想（主体主观）之间的距离代表了欲望，在现代、后现代社会中，社会是主体朝着对客体的更大控制和欲望增长的特性发展的，尤其在客观的物质及商品处于一个丰裕并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但是，这种增长既引起了主体的消费欲望，又让消费主体感到个体的不足与无助，按照西美尔的看法，客观物质文化的巨大增长并没有被主体转化，相反，主体遭遇了作为外来领域的物质商品世界的冲击，客观物质文化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主体吸收它的能力，这就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所在，这一内在矛盾是一种文化的“悲剧”。我们理解为，关于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就消费文化及生活方式来观照，不仅表现在消费主体缺乏客观条件（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等）来吸收和消费物质产品，而且也表现在消费主体在精神条件（消费价值观念、消费道德与审美等）方面没有建立起正确的文化吸收体系。消费主义文化宣告了消费者的权利和自主性，认为消费者实现自己美好的生活目标是天经地义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假如膨胀的消费欲望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良好消费道德与审美价值观等文化理念没有建立起来，就不能很好地处理好个人需求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可能会一味地将个人消费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比如炫耀性消费、超前性消费、浪费性消费引发的环境问题，损害他人乃至社会利益的灰色消费（指不利于社会，但情节轻微的消费）、黑色消费（指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消费）等影响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如何客观地评价前现代消费文化、现代消费文化与后现代消费文化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如何围绕着塑造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促进它们的相互融合，这既是理论也是实践需要面对与解决的紧迫而重要的问题。另外也表明，消费文化作为理念价值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生活方式理论研究的趋势之一，就是对生活方式的研究越来越转化为消费方式的研究，转化为从客观存在状态到主观观念的研究。民以食为天，消费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客观现象，是个人及其社会存在的基础。但是在传统社会，并不是任何东西、任何事物都能与消费现象挂钩，消费只是存在于社会经济领域、与生产紧密联系的现象，只是人们生存需要及其日常物质生活的一部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消费愈来愈超越其狭隘的世俗意义，以其广泛的文化意义覆盖着人类社会，成为大众的普遍行为，也普遍地渗透到大众的生活方式中，上升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消费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要标志，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当一切都泛化为消费对象时，消费的内涵和外延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关键的不是消费什么、消费多少，而是怎样消费，按照何种观念消费，消费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消费就转化为消费文化，这标志着消费时代的真正到来，也使得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可以说，消费文化是生活可能回归到人类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只有通过对商品作为符号和象征意义的消费，人们才能升华生活的自主利益和自我发展需要；只有通过消费文化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转变和建构，商品对人的生活的全面发展意义才能显示出来。消费文化的丰富多彩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多彩；消费文化的真正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当下的经济要求。消费文化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生产结构，带来劳动力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促使企业生产出大量具有符号意义的产品，同时也生产出了一系列对整个现代社会有着深刻影响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结构性变化、生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当代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应着消费文化的重大反响，这种“从下”获得的变化更能获得公众的接受和认同，从而具有合法性（哈贝马斯）。

我国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见本书第二章）。但就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本土化研究比较少。以往的研究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限于消费文化—消费经济的关系范畴；或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只关注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心理的特征；或者从文化学的角度，满足于将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例如商业文化）加以定位。这些研究由于忽略了一些不该忽略的社会因素（如作为承载消费文化主体的年龄、性别、职业、阶层、群体等特征），或者舍弃了一些社会变数（如影响消费文化的制度因素、科技因素、媒体因素等），特别是没有把消费文化置于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中，从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中来透视消费文化，这就大大削弱了消费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我国关于生活方式变迁的研究看，主要存在着宏观化、客观化的倾向，表现在：第一，认为社会是个功能系统，因而其变化必然会引起微观水平上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看法忽略了社会宏观结构如何“社会化”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中间环节，有可能导致一些决定性的“断裂”的危险。第二，在考察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变迁的原因和发展水平时，往往偏向于客观的因素（如生产力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等），而忽略了诸如“文化”之类的与生活主体联系更为密切的“精神力量”，这就堵塞了外在的客观因素“内化”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通道。

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对于生活方式的变迁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个观点是把生活方式变迁看作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认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直接就会引起微观水平上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另一个观点认为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个个性化的过程，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完全是受个人因素（家庭背景、价值观念、文化程度、个人性格等）决定的，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上述两种观点来解释生活方式及其变化都会遇到困难：前者不能解释在同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为什么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不能说明在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业已发生变化的条件下，为什么原有的生活方式仍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后者则难以解释同一个体在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难以说明千差万别的个人为什么会形成类似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现象。引进消费文化的理论，则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困难。一方面，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并受社会上层建筑所倡导或限制的，因而与社会的宏观结构相联系；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又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对其有着导向作用、定位作用，因而又与人们的微观生活行为相联系。通过消费文化这个中间环节，就能够较好地说明现代人生活方式变迁的具体发生过程及其变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能较好地说明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生活行为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同时能够解释社会结构变化与生活方式变迁的速度差异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已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消费社会”，这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与此相应，消费文化对于生活方式的作用也愈加凸显。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须臾不分，它往往表现为支配人们生活行为的消费的知识、信仰、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审美情趣、风尚习惯，以及反映在生活中的文化范畴和文化准则。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消费文化表现出不同（政治、经济、媒体）的形态，从而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首先，本书的研究将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抓住了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新的层次和领域，过去研究社会结构侧重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研究，只注意了生产领域与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而忽视了人的生活与世俗文化活动；其次，本书的研究试图将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实践结合起来，放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一定的社会空间来进行透视，还可以从社会关系的视角了解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联系和区别，克服了过去孤立地研究消费文化的现象，使得消费文化的各种社会意义在灵动的生活活动中得到体现。因此，研究消费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的作用，探讨通过消费文化调控生活方式的途径，成为社会学一个崭新而又十分重要的课题。

二 研究方案

（一）研究主题和意义

1．研究主题

本书主题是研究在消费文化推动下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流变。“流变”是一个力学的概念。流变（the rheological）是由美国化学工程师E. C．宾汉（E. C. Bingham）为了表示液体的流动和固体的变形现象而提出来的概念。据《辞海》所载，E. C．宾汉1929年首先提出了“流变学”（rheology）的概念。流变学主要是研究物质的变形和流动的一门科学。借用力学流变的意思，我们主要描述和解释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流动和变化过程，这种流动和变化同样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动。生活方式的流变分为两种：一是性质的流变，二是程度的流变。统称为生活方式质（性质）量（程度）的流变。在流动中的变化有顺向的，也有反向的。影响生活方式流变的外在因素有社会结构的各个因素，我们引入了一个中观概念——消费文化，借此将宏观的社会与微观的生活加以连接。同时，面对外在（这里主要指消费文化）促变的力量，生活方式内部存在一种与外力相对抗的内力使其保持原状，此时存在的内力称为应力（Stress，借用了流变学的概念），也就是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其主体都难以把握，这是因为在生活方式变化的后面，隐藏着许多外在的影响因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消费文化给生活方式带来的作用。

虽然消费文化是作为一种现代西方社会的特有产物出现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并发挥作用，只不过消费文化被打上了不同的烙印。从我国来看，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的正向影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之前的影响是反向的，所谓反向即消费文化并不支持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支持的是政治或适合政治需要的生产，即是一种“政治消费文化”。我国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并不只是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人们是以充满社会平均福利的人伦之情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勤俭节约的消费价值观念进入新时代的。但以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新时期的改革氛围格格不入，市场经济与工业发展逐渐消解了人们依恋的那些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以至于被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同化和替代。在消费文化一直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影响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是如何变化的？在变化中具体表现出了怎样的特征？变化的历程又是怎样的？目前对这个主题进行深入全面探讨的研究还不多，尤其缺乏实证的研究。本书尝试在社会消费文化的背景下，引入“卷入”与“互动”两个变量，构造出适用的影响生活方式的消费文化类型变量进行分析，重点考察消费文化对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及其生活观念所带来的影响，并从生活方式的不同维度描绘出其所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此外，本书将对比中国近60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在生活方式各个方面的差异，并探究不同时代生活方式所受到的消费文化层面的影响程度的差异。

2．研究意义

从消费文化角度研究生活方式将成为当代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表明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这一研究将长期以来惯常的对作为形而上观念的文化的忽视和批评，将生活视为纯粹的经济决定的产物，转变为必须将生活置于一定的文化框架中来观照，置于观念定式的角度来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超过了经济力量对生活方式的作用。现代社会已进入重视生活质量的时代，强调生活本质是体现人的全面发展，重视文化的塑造熏陶作用，实现从以物为本的生活到以人为本的生活、从经济管理生活到文化调控生活、从单面生活管理到全面生活提升的转型。与此相适应，社会文化及消费文化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得到了凸显和提升。第二，文化内涵在个体生活中越来越得到张扬，对个体生活起着增量增值作用。文化探索与构建人们的生活意义，对人们的生活起着引导和提升作用。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生活质量的要求。生活行为主体即使具备了丰厚的物质产品、生活设施等外在条件，但是如果没有具备文化底蕴、缺乏精神支柱，那么人们的物质生活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无法发挥积极功能从而给人们带来真正幸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联系由潜在变成了显在。第三，生活现象表面上是一种经济现象，但实际上更是一种社会文明。在当代诸多文化中，消费文化作为最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形态以及新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对生活方式的作用及其内在的变化过程，成为一个焦点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书的研究对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出我国生活方式变迁的特点和轨迹。本书的研究以中国社会发展为背景，考察消费文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通过生活方式来有效地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本研究把消费文化看作是引起生活方式变迁的变项或动力，这就抓住了生活方式变迁的生长点与关键点。使人们能根据“消费文化”的背景，找到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操作支点。

第二，对消费文化作用于生活方式变迁的机制提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模型。依据社会结构指标将消费文化分为经济消费文化、政治消费文化、媒体消费文化以及社会关系消费文化；对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量关系及其类型进行推论假设。将卷入理论与互动理论纳入本研究的框架中，从动态理论的角度来观照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为分析两者关系构建了“结构-过程”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第三，借鉴经济、心理及文化的理论和成果，为建立一种分析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及其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打下了基础。

（2）实践意义

“回到人自身”和“回到实际生活”成为新时期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整个社会变革的根基就在于此。生活方式在社会结构中是一个活跃的变革因素，是各种社会诉求摩擦互撞和不断产生活力的场域，对生活方式变革的要求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归宿所在。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为目的的，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然而社会作为一个功能系统，是如何作用于人，作用于人的生活方式的呢？本研究从“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在联系出发，将消费文化纳入社会运行的轨道，提供了一种连接宏观社会调控与微观生活方式优化的纽带或桥梁，如图1所示。

通过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对消费文化与现代人生活方式关系的动态研究，阐述社会如何通过消费文化的中观层次而影响作为微观层次的生活方式的具体机制，即倡导一定的消费价值观念、制定符合消费需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创造合适的消费条件（如延长假期，消费贷款），采取产品报废制度和加快产品更新速度、引导消费时尚、发展闲暇产业等措施，营造特定的消费文化（如政治消费文化、生产消费文化、市场消费文化、媒体消费文化等），从而达到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通过对蓬勃兴起的消费文化的研究连接感性的日常生活，最终在文化、社会、历史和生活之间建立起互动的链条。

本研究将有助于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别是近30年生活方式的基本轮廓。通过生活方式类型划分，跨越一般调查以人口统计变量作为生活方式细分的限制，而增加消费文化的影响变量，深入具体地从日常生活和心理层面来探知国人的生活态度和实际生活状态，以正确地理解生活方式的特征，描绘出已有生活方式的概貌，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使政府及相关部门能够制定出有效的措施来提高生活的质量。国家统计局陆续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从20世纪初开始，涉及我国百姓基本生活的大部分物质资料产量已趋于饱和，这说明我国总体上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迁，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应据此制订合理的消费文化调控对策。本研究通过对我国当前不同类型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时滞现象（认识时滞、实践时滞）和空间梯度转移规律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制定通过引导和营造消费文化来推动我国生活方式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并为此提供研究成果和依据。

（二）基本思路

“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流变”这一论题中包含着两个重要系统：“消费文化系统”与“生活方式系统”。重点是研究前者对后者流变的影响。尽管两者存在着互动关系，但是按照“文化塑造社会-文化构建生活”的文化影响规律，消费文化作为观念和欲望通常是影响性因素，生活方式作为实践系统，总是在消费文化影响之下塑造的。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是逐渐渗透的过程，因而生活方式的变化一般是渐变的、合乎常规的，就像一条波澜不惊的河流，但是在遇到某个急转弯的关头，在新的消费观念和新的消费条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突变，与原来的生活方式发生分裂，从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在考察中国人生活方式流变时，促使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甚至促使生活方式产生革命的消费文化的特点有哪些呢？这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思路之一。

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的作用是与政治体制、生产方式、市场经济以及多元媒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强势有时候压抑了生活，人们只能遵循大一统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有时候又提升了生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使得人们能够在生活中当家做主，生活方式成为个体自由支配的方式。从我国来看，消费文化的政治性淡化，现代意义上消费文化的形成与张扬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结果。王宁指出，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生产者权威”开始逐渐衰落，“消费者权威”崛起。在以生产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生产者（实际上是国家政府）说了算，消费者是被动接受的，甚至没有什么选择，国家通过各种票证规定和限定人们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没有什么自己的消费观念的，也不会产生适合各种需要的消费观念，只有大一统的国家主义的消费文化，严格地说，这种国家的消费文化不是从民众的生活消费需求出发的，相反，是需要民众的消费绝对服从并服务于生产，是工具性的手段，因此与其说是消费文化，不如说是生产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政治消费文化。这种实际上近乎忽略生活的消费文化可视为一种虚无主义的消费文化。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生活中的喜悦很少，熬清守淡，过着艰难的生活。改革开放后，消费成为生产的目的，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角色。西方的消费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鼓励消费的文化也日益掀起浪潮，我国生产结构随之发生了改变，农业、轻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产业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促使生产（资源的投入、产品的设计、产品的质量等）以消费者为导向、以生活为中心，由此带来了社会生活结构的改变，由清苦-温饱进入小康甚至享受的生活方式，另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化。进入21世纪以后，在网络媒体消费文化的影响下，生活方式有了虚拟性的一面，但其个性化、体验性、符号性的意义增强了。

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研究的模型。该模型所持的基本假设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消费时代，可以说具有了明显的消费社会的特征。当代消费社会由使用价值消费进入符号消费、由价值消费进入意义消费，消费文化成为消费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本土消费文化系统作用的产物，并受到国外消费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在共时性时表现为相互映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在历时性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变化也呈现出对应的互动。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空内，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与消费文化所提出的生活意义及理想生活图景之间是对应一致的，其中消费文化的符号意义、大众媒介以及各种新媒体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一个逐渐积累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在一定的消费文化形态影响下的生活方式有着自身的独特发展规律，它的活动形式和行为特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的传承性。但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又必然随着制约它的消费文化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发生相应的变迁，这种变迁是整个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体现新兴消费文化特点的新的生活方式往往先是在一些特定群体中率先践行或在特定地区中萌芽，然后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催生下社会化，逐渐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些受到社会条件抑制的消费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则日趋式微，走向边缘。本书主要以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作用的情境和轨迹展开研究的视角，从而揭示社会条件对生活方式变迁影响的具体机制和发生过程，并把视角对准由消费文化所引起的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上。因此，本书拟采用一种“焦点消费文化-参照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即首先找到我国在一定时期或在一定范围内占优势的消费文化，由于其作用明显，以至于造成了某种生活状态和样式，这可通过对特定历史阶段的消费文化与参照的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得到证实。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运用程序体现了研究的视角和路径。从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说，本研究主要涉及文献分析法、具象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这三种方法。之所以采取这三种方法是由本研究主题和内容决定的。

第一，文献分析法。要对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流变历史进程进行追溯，文献分析法最为恰当。因为从时间角度看，文献法就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故文献法也称为历史文献法。本书研究内容涉及的时间范围长达60年，决定了我们在研究过去的事实时必须借助于文献。围绕着研究主题，我们收集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政府文献和官方统计资料，也包括民间流行的（期刊、网络、调查报告、信息发布等）资料。此外，这一方法也适合做理论方面的研究。

第二，具象分析法。由于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大量具体的、丰富多彩的消费现象、生活活动，因此具象分析法的特性能够配合研究主题，有助于我们达成研究目标。具象分析是具象思维的过程，刘天君认为具象思维是个体对其意识中的物象资料进行有目的加工（构建、运演、判别）的操作活动。它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方法是相对应的。本书的具象分析以消费文化、生活方式在我国的具体表现（通过历史资料、生活事件、客观现实、社会实践表现出来）为考察对象，主要抓住“吃穿住行乐”等典型的日常生活，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情节或叙事加以描述。尽量真实地再现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丰富多样的流变过程。

第三，问卷调查法。在本书中问卷调查法相对于前两种方法是作为辅助或补充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太适合历史的考量。本书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试图了解当下我国消费观念的变化情况，对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关系的流变有一个历史与现实比较分析。本书通过对广东人生活方式流变进行消费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实证分析，以此作为镜像，对中国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流变做一个由现在推及过去的考量，以此映照历史的轨迹。观念的实证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研究路径是必要的且可行的。

针对本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理路。

1．宏观社会历史研究与微观日常生活分析相结合

依据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社会条件，从日常生活活动层面较完整地呈现消费文化的意义，并映照生活活动丰富多彩的内容。探索建构一种将社会学的日常生活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与消费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框架，将实存状态的日常生活与一定的消费文化相对应和对照，从而将对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扩展为对特定时代人们的社会经济现象、生活条件、人际关系、时尚潮流、道德变化的把握，扩展为对时代内在的生活观念、价值心态、欲望冲动的解析。我国每一次社会转型，都会形成新的消费文化状态（自觉或不自觉的），从而形塑特定的日常生活方式。本书在这里坚持将结构主义社会史观与人本主义的社会史观结合来考察我国消费文化流变中的生活方式变迁。一方面，我们遵循结构主义社会史观强调的“表层”受“深层”决定的模式，从表现出来的生活行为及社会关系，挖掘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包括经济基础和精神文化因素，此外，我们在表层与深层之间增加了连接两者及其转化的中层因素，消费文化就是这样的中层因素。人的生活方式是带着一定的文化（消费文化）观念在有着共同经历、共同感受的群体（家庭、组织、社区等）中形成的。因此，消费文化是社会客观存在和社会意识力量的中介，是理解生活方式变迁的关键。另一方面，按照人本主义社会史观的看法，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一个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财产关系、风俗民情、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变迁过程。人本主义社会史观反对把人视为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的消极被动的产物，而认为人的观念、实践经历等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思路出发，我们引入消费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力量，通过内在层面的角度来观察生活方式的变迁。总之，本书的研究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表现出来的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更加关心推动生活变化的背后的社会结构原因与文化力量；不仅关心决定生活方式的客观的“社会时间”力量，而且也关心个体选择生活方式的主观“个别时间”力量。本书力图把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伟大的历史潮流、微观生活事件与宏观历史叙事结合起来。我们必须看到，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乃至精神状态的最基本和最细微的表现都有联系，互相制约。

2．抽象消费文化透视与具象物质文化映像相结合

通过收集和分析政府历年中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地方志、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等了解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状况和变化。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符号、一种价值观念，还可以通过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客观材料展现出来，通过对一些日常消费品的使用及流行过程，通过服饰、住宅、音乐、电视、电影、舞蹈等载体可以洞察到生活方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具象物质文化是物质表现出来的具体形象，但是与物质的表象不同，物质表象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直观表征。表象物质指人们通过感官所察觉到的物质形象，这种物质形象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物质具象则是人们在生产或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既丰富多彩又高度凝缩的形象，是综合了实践中各种生动具体的物质表象以后又经过取舍加工而形成的。它不仅仅是知识智慧的结晶，而且打上了创造者的情感烙印。具象物质文化能够赋予生活以充满活力和发展的意象，抽象消费文化则隐藏在具象物质文化中，不被人们所见但支配着人们的多种生活方式。物化文化通常指的是人工制品，是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物品，如工具、器皿、食品、服饰、建筑物、水坝、公园等，都是物化文化的有形部分，在它们上面凝聚着人的价值观念、知识智慧、审美需求和创造能力。正因为如此，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是物质的文化内化或者是文化的物质表现，人工制品“是人类劳动结果的形式，与同样具体的自然现象相对”，它是连接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桥梁，是文化构建中的客观力量。引入丰富多彩的具象物质文化，我们就可以避免仅仅从文本到文本、从观念到观念地了解我国民众生活方式状况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寻求一种从日常生活到文化世界、从人类生活的微观向宏观、从根基往深层、从显性物质文化向隐性符号消费文化的分析和呈现方式。关注和解读物质文化中的生活映像，将物质文化作为一种有活力的文化实践，让物质文化自身客观地显示丰富具体的生活活动，从而呈现物质文化不可替代的反映生活的优势。

3．感性观察与社会理性探索相结合

现象学提倡“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现象”的本义就是显现出来的东西，“事物本身”在传统哲学中一般理解为隐藏在现象背后或深处的本体或本质。现象学尝试为客观性研究创造主观性的约束：关注体验的概念，比如判断、理解和情感。现象学是认识论的一个新的探究机制，它抛弃理性独霸选择的倾向。这个倾向自从柏拉图认为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以来，就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流。而现象学的“体验科学”关注的现象就是事物本身，感性认识的活动与事物的显现不再处于主客观的两极，在“显现”事物的同时也是人的认识的自我显现。事物既是自我感性的对象，也是主观自我的镜像。由现象学的观念出发，我们必须回到生活本身来研究生活现象，要真真切切地了解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我们把主观体验式的感性观察和客观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案例实证方法，以广东为典型的案例，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主要是运用问卷调查、观察和访问方法，来了解人们的消费文化观念及其经验的生活世界，透过实例与具体研究，呈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隐藏在其背后的心态、动机等结构性的内容。问卷中问题的设计是具体的，即变成一系列可以测量的变量或指标，人们对问卷的填答也具有即兴性和即时性，来自被调查者的直接感觉和经验。正因为如此，作为问卷调查得到的材料还是属于感性认识，只能认识生活现象的外表或某一侧面，缺乏对事物本身或本质的认识。为了加深对所调查研究问题的认识，需要对调研材料进行整理，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理性思考、加工提炼的过程。整理材料，主要是通过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调查中获得的大量纷繁芜杂的材料进行梳理、筛选，经过反复比较、鉴别、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调查中得来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小中见大、实中见虚，微观中见宏观，个别中见一般。这就是理性地整理分析材料的过程。但这里讲的理性还是逻辑理性，还需要运用社会理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即将边缘性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置于社会结构的中心，在社会理性的视野中，日常生活是基于一个特殊层面上的对象化，是在“既成社会”的层面上，即是说，这是人出生于其中，他必须在其中社会化，并对之加以操纵的环境。但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受到了生产、市场、政治、科学、技术等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的侵蚀。因此必须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文化反思和批判，让日常生活成为人自由发展的社会空间。对“日常生活”只停留在批判上还不够，为了真正解放它，还必须要改造和建设日常生活。本书借助于社会理性展开对中国日常生活的分析与批判，以消费文化及其批判为中介，揭示和追问我国的日常生活状态所展现和所遮蔽的内容，以消费文化研究的路径进入对中国生活方式流变的考察，强调消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与生活方式社会变迁的联系及其能动作用，在与社会生活的参与互动中解读消费文化的意义。选择消费文化作为分析生活方式的社会理性分析框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日常生活批判的意义，为我们开展日常生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理性思考的路径。

三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框架除“绪论”以外，总体上包括两部分，由八章组成。第一部分为基础部分，主要包括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二部分为主干部分，主要包括历史追溯和实证研究（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具体来看，本书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绪论。主要陈述本书的研究背景和基本学术形态，界定研究对象，明确研究主题、研究意义，提出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厘清研究方法及理路。

第一章 社会学视角下的西方消费文化研究。我们将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典消费文化理论，以亚当·斯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凡勃伦等为代表，主要是一种立足于经济和政治的消费文化理论；第二个阶段，现代消费文化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为主要代表，是一种倾向于社会批判的消费文化理论；第三个阶段，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是一种活跃于符号消费文化的理论。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对西方社会历史变迁过程的逻辑再现。

第二章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消费文化研究。我们将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对消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研究进程分为引入与介绍阶段、评述与深化阶段。在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引入与介绍的基础上，我国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消费社会学、消费文化的著作和期刊论文，取得了大量本土化的研究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为我国消费文化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的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大取向：消费文化“综合论”、消费文化“主观论”、消费文化“主义论”。我国消费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体现为三种经典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批判范式，从而呈现了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格局及其争论焦点。我们立足于社会学视角，对力所能及收集到的中国学者研究生活方式及其与消费文化关系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的来看，我国学者对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研究是越来越重视的，这种理论状况反映了我国消费与生活越来越成为社会中心的实际发展过程。

第三章 本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对本研究框架中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进行界定，提出各种类型的消费文化及其变化对生活方式影响的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依据社会结构指标（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将消费文化分为经济消费文化、政治消费文化、媒体消费文化以及社会关系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进行了横向分类与纵向分层；对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量关系及其类型进行推论假设，将消费文化作为自变量，考察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消费文化卷入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主要运用的是卷入与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生活方式-消费文化”的系统状况及其流变，总体上描述近60年来中国人生活方式在消费文化影响下的流变过程及其变动轮廓。

第四章 政治消费文化与清苦型生活方式（1949—1978）。考察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流变状况。阐明改革开放前我国消费文化政治化的表现及其原因；强调政治消费文化即是计划经济体制铸造的文化，其基本导向就是对消费行为和享乐生活的抑制，票证制度和配给制度是中国社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消费制度，是最能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在“政治凯恩斯主义”消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民众生活往往脱离其本身的物质享受意义而向政治社会功能转化，呈现清苦型的生活状态。具象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清苦型生活方式表现出生活方式集体化，饮食生活方式平均化、穿着生活方式革命化、住宅生活方式单元化、出行生活方式缓慢化、文化娱乐生活方式单一化的特征。

第五章 生产消费文化与温饱型生活方式（1979—1989）。考察从1979年到1989年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流变状况。阐明我国生产消费文化的显示及其缘由。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治消费文化也由此转向经济消费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经济类型的消费文化形态表现为生产消费文化。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是大力发展生产创造物质经济，以尽快地扭转人们生活困难的局面，把人民的生活上升到温饱水平。原有的斗争哲学被民生消费文化所取代。日常生活在以生产为中心的消费文化推动下，饮食生活方式走上正轨，穿着生活方式走向解构，住宅生活方式滞于简朴，出行生活方式进入内卷化，文化娱乐生活方式趋于开放。

第六章 市场消费文化与小康型生活方式（1990—2013）。考察从1990年到2013年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流变状况。市场消费文化带有强烈世俗性和享乐性的特征，民众生活方式对市场消费文化的卷入是内在的、积极主动的。一方面，政府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依据国家政府部门制定的小康生活的16个基本标准，确定到2000年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另一方面，民众借助于官方推行的市场化经济发展成果来满足民众自身建构的世俗化市场消费文化的生活需求。温饱型物质生活虽然是中国人的主要需求，但却发生了渗入市场消费文化后的大变脸，从素朴的物质生活满足发展到追求世俗的享乐主义。这样，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景观，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混合一起且并行不悖：政府倡导的小康型生活方式与大众追求的享乐型生活方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继续演绎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嬗变，并随着改革中心转入城市而呈现出新的变化：饮食生活方式品位化，穿着生活方式时尚化，住宅生活方式社区化，出行生活方式休闲化，文化娱乐方式多样化。

第七章 媒体消费文化与发展型生活方式（2001—2013）。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流变状况。界定了发展型生活方式的中性意义。21世纪我国的社会导向强调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应当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国发展型生活方式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市场消费文化对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媒体消费文化作为“后起之秀”对生活方式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媒体消费成为满足当代人生活发展需要的重要内容，正是媒体（大众媒体与新媒体构成的全媒体）消费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建构了我国精神文化与休闲娱乐等发展型生活方式的主要形式。人们对媒体消费文化是内卷入的，卷入度（广度和深度）很高，这从网络生活方式（购物、交往、娱乐阅读）可见一斑。当代我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发展特征呈现出了个性化、体验化、审美化的发展趋势。

第八章 消费文化与广东人生活方式流变的调查与分析。对广东人生活方式流变进行消费观念与生活观念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对中国的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流变做一个由现在推及过去的考量，以此作为镜像映照历史的轨迹。本调查样本规模为2000人。运用软件（stata10.0版本）对问卷调研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不同的消费动机、生活观念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总体而言，广东人与主题相关的特征是：消费观念表现出实惠的工具合理性与有限的价值合理性；生活观念反映了扎根淡泊的传统精神生活与在场享乐的现代物质生活并存；影响消费的因素显示为内因/本土效应强，兼有近因/向善效应；客观生活水平攀升，生活价值层面失落成为人们对生活方式变化的深切感受。我们采用因子旋转法建立了类型变量模型分析，在此基础上试图进行群体间的观念对比。尽管如此，我们很难确定群体类型最典型且一致的消费文化及生活方式特征，其原因可以用“时空压缩”与“系统剥离”来解释。观念的实证研究作为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研究路径是必要的且可行的。

四 主要观点和创新点

（一）主要观点

第一，消费文化是连接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日常生活的中间环节。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并受上层建筑所倡导或限制的，因而与社会的宏观结构相联系；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又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对后者有着导向和定位作用，因而又与人们的微观日常生活相联系。通过消费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能够较好地说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及其变化的具体发生过程，有助于我们探讨通过消费文化调控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

第二，西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典消费文化理论，以亚当·斯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凡勃伦等为代表，主要是一种立足于经济和政治的消费文化理论。第二个阶段，现代消费文化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为主要代表，是一种倾向于社会批判的消费文化理论。第三个阶段，后现代消费文化理论，以鲍德里亚为代表，是一种活跃于符号消费文化的理论。国内的消费文化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和新的进展。在消费文化的研究中生活方式成为无可回避的话题。

第三，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关系的演变过程存在着结构性的关系变化。本书借用结构化理论的相关理念，探讨改革开放后我国生活方式从国家消费文化支配型向个人生活资源配置型和消费文化个人话语阐释性结构关系的发展，强调在多元化的消费文化环境下，人们尝试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另外，社会消费文化利用各种规则和资源，推动所倡导的生活方式的惯例化和日常化，使其带有制度性社会实践的特征。我国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将有可能通过国家与个人、理性力量与感性选择的博弈，建立起新的合法性结构关系，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发展。

第四，我国生活方式流变类型与特定的消费文化类型存在着对应性。根据研究的需要，我们拟着重从主体生活方式与客体消费文化的动态构成来探索我国生活方式的流变过程。生活方式属于主体范畴，从满足主体生活自身需要的角度看，也可视为一种消费文化现象；消费文化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享受生活、追求精神价值的目的所建构的重要生活模式，它以各种形态存在于社会日常生活中。另外，消费文化同时也是生活需要满足的条件或决定性的因素。以消费文化为纵坐标，生活方式为横坐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政治消费文化-清苦型生活方式、生产消费文化-温饱型生活方式、市场消费文化-小康型生活方式，以及媒体消费文化-发展型生活方式的动态发展过程。与我国生活方式类型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生活方式受特定消费文化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

第五，媒体消费文化是用符号和影像调制传递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是媒体消费文化支配的社会，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期刊、书籍等形式）尤其是新兴媒体（主要指伴随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传播媒介，包含跨国卫星广播电视，多频道有线电视，文字、音像的电子出版，互联网络及手机等）作为消费文化的载体和符号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操纵着人们衣、食、住、行、乐的生活方式，不仅成为人们生活的策源地，而且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第六，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消费文化，会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体现和沉淀。这种生活方式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又会抗拒或抵触新的消费文化及生活方式。这就解释了生活方式中的“代沟”现象，解释了生活方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说明了对不同的消费文化及生活方式从社会上加以改造、调适的必要性。新的消费文化的冲击，成为生活方式变迁的内驱力，可对人们构成正面激励，也可构成负面影响。

第七，我国消费文化流变与生活方式变迁表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向市场消费文化的流变——生活方式娱乐化并趋向自由。

（2）物化消费文化向符号消费文化的流变——生活方式象征化并趋于品位。

（3）大众消费文化向小众消费文化的流变——生活方式多样化并趋于分化。

（4）理性消费文化向感性消费文化的流变——生活方式个性化并趋向体验。

（5）道德消费文化向美学消费文化的流变——生活方式世俗化并趋向时尚。

第八，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发展在我国是不平衡的。根据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消费文化-生活方式在空间上的梯级分布来演示它们在历史（时间）上的变迁轨迹，这为本研究走向实践奠定了理论前提。在实践领域，现实的中国存在“共时态显现的历时态落差”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生活水平是有很大差异的，存在着不平衡性，甚至呈现出一种断裂的特征。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多元分化的社会性差异体现为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时态显现的历时态落差。我国目前是典型的三合一社会，是农业、工业、后工业交融的地方；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状态在我国并存，而日常生活方式的审美化是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取向。

（二）本研究的拓展与创新性

虽然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都是社会学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但将两者具体结合起来，尤其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来研究的很少见。本书以对我国消费中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的调查为基础，并把消费文化看作是引起生活方式变迁的变项或动力，这就抓住了生活方式变迁的生长点与关键点，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出我国生活方式变迁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本课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生活方式的合理调控。那么，一定的消费文化是如何经由政治到生产，到市场的呢？又是如何通过各种载体在社会生活中往返运动，从而影响到一定群体乃至个体的生活方式的呢？消费文化又是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呢？为此就必须了解消费文化内涵的社会本原和运动路径，从日常生活（吃穿住行乐）中揭示我国生活方式的文化特征，以掌握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的社会调控机制和调控方式，这是本课题需要拓展的实践方面。

本书以中国社会发展为背景，考察消费文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通过生活方式来有效地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本研究在消费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将对我国生活方式的变化做历史和现实的探索。以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量为基础，对消费文化类型进行适当的划分，以了解不同时代我国生活方式的变化情况。为此，本研究引入了卷入理论与互动理论。卷入理论主要是考察生活方式卷入消费文化的性质与程度，是消费文化对生活方式影响的基本维度；互动理论则是将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之间看作是一个主观意义与客观状态的相互作用过程，在社会结构、生产方式、道德规范之间的复杂互动中来分析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将卷入理论与互动理论纳入本研究的框架中，从动态理论的角度来观照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这是本课题需要拓展的理论视野。

具体地说，本课题所做的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消费文化新类型的确定

针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发展状况，发现消费文化并不只是消费的文化，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媒体以及社会关系当中，因而形成了多元化的消费文化形态。因此我们将消费文化做了新的类型划分，分为政治消费文化、经济消费文化（包括生产消费文化与市场消费文化）、媒体消费文化，还有关系消费文化。我们通过这种对消费文化的划分，与社会结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将我国生活方式的研究拓展到多个立体层面，既能体现生活方式的差别又能从消费文化各个变量来进行描述。

2．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时空维度流变的实证研究

采取“年代秀”的形式，在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运用具象分析法描述了我国近60年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并从观念实证调研的角度研究了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流变关系，对消费文化影响下的我国生活方式进行了时空维度的流变分析。

3．日常生活方式的回归

从衣、食、住、行、乐等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来进行实证分析，从生活方式的变迁回归到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历史研究。我们将日常生活置于消费文化的观照位置，研究视域聚焦于消费文化对日常生活方式的深刻形塑，通过对各种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的剖析，解读中国社会各个时代消费文化症候，追溯日常生活方式变化的社会意义。从日常生活领域切入我国生活方式的流变过程，重新辨识各个年代的社会图景和生活空间，描述中国人日常生活状态的塑形过程与转折轨迹，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所在。本书的研究既有日常生活描述，也有日常生活批判。我们力图纠正长期以来社会学遗忘日常生活的理性传统，因而，日常生活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这恰恰是以往研究的薄弱之处。

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此课题涉及面广，考察的历史很长，因此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选择方面，比较泛泛，缺乏细致和精致的筛选。对我国某一时期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类型的提炼，追求韦伯的“理想类型”模式，可能会出现概括不全，遗漏一些看似不重要却客观存在的“类型”。限于研究主题和精力、时间的紧张，因此研究的主体比较大一统，或者集中于比较具有时代特征的群体，疏于对不同群体之间的比较研究，这就难以揭示我国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受到消费文化层面的影响所存在的差异及其丰富多彩的特色，尽管这一不足之处在第八章的调研报告中得到一定弥补，但从整体来看还是具有局限性。

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更深入探讨，如不同类型的消费文化在对生活方式的作用中是如何博弈的？生活方式对消费文化的滞后和反作用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发生的？个体的消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支配生活方式的？这些问题只有留待以后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