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纪念活动

从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与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既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也因时代局限出现了“左”的倾向和做法。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国家政党军队形象建构、社会主义改造、中苏关系协调、海峡两岸关系处理等诸多任务，与此相关的纪念活动备受重视，成为这一时期纪念活动的重心。

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军队形象的纪念活动备受重视。新生政权成立之后，对于国内民众、国际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如何尽快建构国家形象，以赢得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认同，新生政权采取了诸多办法。如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市场和物价，尽力解决民生问题。同时，从1950年开始，每逢国庆均举行纪念，通过国庆纪念展示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成就，以立体建构国家形象。《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要求：宣传三年来国家在实现统一、进行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宣传三年来国家在经济的恢复与改造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宣传三年来国家在改革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成就。宣传这些成就的目的，无非是全面展示国家形象。又如，《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提出，在国庆节前后，应通过报纸、刊物、广播、讲演等宣传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来，全国人民在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伟大成就”，其目的正在建构国家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由局部范围执政的党，转变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为塑造政党形象，每逢七一建党，均举行纪念活动。195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办法的通知》，要求“在党所领导的报刊上，由六月中旬起即应陆续大量刊登对于党的斗争历史的各种回忆，对于革命烈士、模范党员和党的组织牺牲奋斗为人民谋自由幸福的回忆，各种工人、各种劳动人民、各界爱国人民男女老少对于解放前后的比较，和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过程的自述，以及写给党的领袖的信件”。形成各种类型的纪念文字，其目的在于塑造真实、可信的政党形象，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事实支撑，保存历史记忆。1951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了总体勾勒，“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领袖，同时，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我们的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党”。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除刊发建党纪念社论外，还刊登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文章，畅谈对中国共产党的感受和体会。

军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是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国庆阅兵，充分展示了军队实力与武装力量体系的构成。除此之外，在八一建军纪念过程中，注意军队形象的塑造和建构。1952年7月5日，《中央关于纪念“八一”二十五周年的通知》规定：新华社和各地报刊在八一前后应进行适当的宣传，表扬人民解放军在过去革命战争中的功绩，说明人民解放军在今天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介绍一年来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成就，解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并介绍和表扬部队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宣传这些内容，其旨趣在于通过历史回溯与现实呈现，建构良好的军队形象。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军队形象的充分展示。在举行志愿军出国作战周年纪念的过程中，对志愿军的形象进行了升华。1952年10月25日，首都各界代表举行大会，庆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张奚若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一起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但捍卫了祖国的安全，保障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并且打乱了美国侵略者发动世界大战的计划，有效地保卫了远东及世界的和平，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亚洲及全世界人民，加强了他们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决心和胜利信心。”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意义，可以感知志愿军的形象。志愿军形象的建构，丰富了人民军队形象的内涵。

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纪念活动备受重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新中国初期的三八纪念、五一纪念、国庆纪念，嵌入了动员民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妇女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1950年3月7日，在北京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朱德发表讲话，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各经济部门，加紧生产”，以“建设一个繁荣富庶的新中国”。1951年3月7日，首都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集会，彭真号召妇女做好六项工作，其中之一是“继续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建设”。1954年4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五一节宣传要点和纪念办法的通知》，要求五一节前后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和一切宣传力量，“进一步地动员全国人民发扬团结一致、英勇劳动、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争取胜利完成国家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也是劳动动员的有利时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庆纪念也加入了建设动员的元素。1951年9月11日，《中央关于庆祝国庆节的办法》提出，以乡为单位召开庆祝会，“在会上作发展生产、征粮、扩兵的政治动员”。1952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提出，在国庆节宣传时，要说明“国家即将进入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全国人民必须继续加强国内团结和国际团结，并努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提高生产技术，实行经济核算制，以便顺利地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因此，国庆纪念包含经济建设动员的内容。

协调中苏关系的纪念活动备受重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一明确表态赢得了苏联率先承认新生政权，并于1950年2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十月革命、苏联建军节、列宁诞辰、斯大林诞辰与忌辰等苏联重要节日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举行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应邀出席并讲话。逢十月革命纪念，党和国家领导人致电苏联祝贺，并表达苏联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援助的谢意。1951年11月5日，为祝贺十月革命34周年，刘少奇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的名义，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吉尼索夫主席，“向苏联人民致最热烈和崇高的祝贺”，并祝苏联“迈向共产主义的建设日益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日益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愈臻强大”。1953年10月17日，《中央关于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三十六周年的通知》提出，鉴于各方面的工作十分紧张，“今年对于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只限于一般的规模不大的宣传活动。宣传内容着重阐明苏联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所作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号召人民群众认真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表现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月革命纪念，是协调中苏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后来中苏关系变化的晴雨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9日上午，6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会，毛泽东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1954年3月5日前后，围绕斯大林逝世一周年开展纪念活动，北京和各地举行纪念大会，《人民日报》及各地报纸刊登纪念斯大林的社论与专文、纪念活动消息和斯大林照片，各地中苏友好协会举办斯大林生平事业著作展览会，放映与斯大林生平有关的电影。1956年2月14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纪念。1月11日，《中央关于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提出，在北京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举行有各方面代表人物参加的庆祝大会。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补充通知，“经与苏方商定：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日，今后除逢五、逢十的重大周年纪念外，双方政府间不再互致贺电，也不再举行招待会和庆祝大会，以资节约和表示简朴”。据此，1月11日通知所规定的庆祝大会取消，但宣传活动、联欢晚会仍照常进行。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中苏关系协调的纪念活动较为频繁。

与国家统一相关的纪念活动备受重视。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在大陆的结束，解放台湾成为炎黄子孙的最大愿望。新中国成立初期，利用二二八纪念、孙中山纪念表达了解放台湾的诉求。1955年2月2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二·二八”台湾人民反蒋斗争纪念的宣传通知》，要求借此宣传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拯救台湾同胞，台湾人民真正、彻底的解放只有同全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密切配合，反对美国侵略台湾，驳斥英美“台湾独立”“中立化”“托管”等谬论。尽管二二八纪念规模不大，但表达了解放台湾的愿望。1956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九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要求利用二二八起义九周年纪念开展各项宣传，“强调我们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努力，为争取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依据中央的安排，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及上海、广州等地举行盟内的小型纪念会，《人民日报》发表《“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纪念文章。台湾问题关涉国共两党关系，中国共产党也善于利用孙中山纪念表达解放台湾的诉求。1956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时指出：“中国的领土台湾还受着美国的侵略。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视孙中山纪念，谋求解放台湾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纪念活动的重要特点是规范化。规范化的程序、仪式，能强化纪念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部署纪念活动时，注意细节处理的规范化。比如，1950年6月26日，《中央关于“七一”纪念节报纸刊登领袖像的指示》明确要求：七一纪念全国党报刊登党的领袖像片时，应统一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同志像片，次序由右向左，但纪念会场则仍应以毛泽东同志像居中，而以马克思、恩格斯（居左）、列宁、斯大林（居右）四像分列两侧，次序由左向右。马恩列斯像应与毛泽东像大小相仿。1951年七一建党纪念时，除5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办法的通知》，6月又分别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建党三十周年时党旗式样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在纪念党的成立大会上奏乐唱歌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一”时报纸登载领袖照片的规定》，对有关事项作出具体要求。如《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建党三十周年时党旗式样的通知》提出：“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中共中央关于在纪念党的成立大会上奏乐唱歌的指示》规定：“在党的成立纪念大会上，如果奏乐时，应先奏国歌，后奏国际歌。并可在临散会时，唱国际歌。”又如，国庆纪念的规定也十分具体。1950年9月8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对庆祝仪式会场挂像、游行群众抬像、报纸首页刊像、庆祝口号均作出规定。1951年9月25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若干事项的补充通知》，对领袖像、庆祝口号、悬旗作出规定。其中关于悬旗的规定是：国庆节日一律悬挂国旗，共产党和青年团所主持的机关和学校，可在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党旗，军事机关及部队营地亦可在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军旗；国旗与党旗、军旗不要交叉地挂在一起。各游行队伍可携带各种各色的旗帜，但国旗应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其他旗帜不要与国旗交叉。这些规定明确具体，便于各地组织实施纪念活动。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纪念活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曲折。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既助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留下了探索曲折的历史记忆。

纪念活动继续服务于国家、政党、军队的形象建构。这一时期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创立4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共中央均高规格举行纪念活动。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是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纪念，除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群众游行、阅兵式、群众联欢外，9月28—29日，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代表、17个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和代表、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和代表、一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团等外宾参加。国庆前后，发表、出版总结十年建设成就和主要经验的文章、小册子、书籍、画册，举办展示十年建设成就的展览，也创作了一批文艺作品。

196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纪念。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刘少奇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年来，同中国人民一起，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中国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四十年”与“两件大事”，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高度概括。7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光荣伟大的四十年》，强调“四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纪念。7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通知》强调，“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事迹、革命精神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保证了我们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中共中央要求建军30周年纪念期间，宣传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宣传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宣传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宣传人民解放军几年来保卫祖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从7月开始到8月上旬，中央和各地方报刊、广播电台陆续报道了人民解放军的事迹，刊登了人民解放军历史故事、图片和纪念文章；八一前后，各地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组织了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邀请当地军队干部、党政机关干部、复员军人作报告或讲故事，宣传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各省、市、自治区委所在城市，由党委和当地军队领导机关组织有党、政、军、民、烈属、军属、复员军人代表参加的八一纪念会；由中央文化部负责，在各大城市组织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电影周；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举办展览会和总政治部举办军史美术展览会，吸纳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参观。这次建军30周年纪念，对于塑造军队形象起了积极作用。

纪念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动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注意结合中心任务来进行。1959年9月29日，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的闭幕词中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靠我们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依靠我们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团结，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达到我们伟大的目标。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三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为“四个现代化”概念的形成作了铺垫。1961年，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学会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动员全党通过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避免社会主义建设曲折的内在需要。1964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包含“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内容，其意也在动员全国人民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纪念活动服务于中苏关系的维系。这一时期，尽管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缝，但与苏联相关的纪念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11月6日，首都各界举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刘少奇发表讲话，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并且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的目标同十月革命一样，是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在以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里通过说明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彰显了十月革命的意义。1958年2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祝贺苏联军队建军40周年。电报说：“光荣的苏联军队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世界上第一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军队。英勇的苏联军队，曾经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消灭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主力，从而保卫了各国的独立，拯救了人类的文明。战后时期，苏联军队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不懈，并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甚至破裂后，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也没有停止。196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仍批转对外文委、中苏友好协会、外交部关于十月革命节48周年庆祝办法的请示报告。

当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纪念活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为了向七一建党纪念、国庆纪念献礼而导致攀比浮夸，放出高产“卫星”。1958年9月25日，中共河南省委就钢铁生产情况报告中央。报告说，河南省钢铁生产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为国庆节前放出日产三至五万吨生铁的“卫星”而努力。经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改写成新闻报道，以《群众发动越透，钢铁跃进越快》，在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当时为向国庆献礼而放出高产“卫星”的不在少数。1961年7月，是建党40周年纪念，一些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文艺团体准备开展献礼活动。2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今年不进行献礼活动的通知》指出：“近二三年来，每逢重大纪念节日，在许多单位中，都进行献礼。这种热情是可贵的，并且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任务频繁，有的单位一年要献礼几次，严重影响劳逸结合，同时容易流于形式，助长浮夸。因此，中央决定，今年不论在文化教育单位中，或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一律不要进行此种献礼活动，今后一般也不再进行此种活动。”如此，才遏制了为向纪念献礼引发的浮夸之风。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主要被用来诠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表达“左”的主张，为“左”的做法提供历史依据与历史支撑。

利用纪念活动表达“左”的观点。“左”的观点出笼，同样需要借助一定载体，选择恰当时机。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纪念建军40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1967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18周年的讲话中，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与此同时，林彪提出：“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林彪借国庆纪念，表达了“斗私批修”的观点，诠释了“斗私批修”的内涵。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11月2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6期，刊载“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系统概括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而其系统表达借助了十月革命纪念。

利用纪念活动支撑“左”的做法。“文化大革命”时期，力图借助纪念活动为“左”的做法辩护或为“左”的做法提供历史依据。1971年3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刊发“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借用巴黎公社的经验，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文章说：“巴黎公社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不顾时代条件、历史任务的变化搬用巴黎公社的经验，为“左”的做法披上合法外衣。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出现了不少对历史经验的误读与误用。比如，密切联系群众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强调：“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对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误用与误联，背离了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本义。

当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仍在利用纪念活动进行生产动员。经毛泽东圈阅的1972年“两报一刊”国庆社论提出：“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各条战线的同志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就借国庆纪念实行了经济建设的动员。

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纪念活动在协调国家关系等方面也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比如，1970年，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斯诺参加国庆典礼，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斯诺夫妇。“斯诺说：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但我不是故意那样干的。毛泽东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指出：“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借助国庆纪念释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发挥了纪念活动的正效应。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纪念活动，尽管存在一些偏差，但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它对于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建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员，对于国内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与国际交往的开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