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助力社会治理:基于北京等地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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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工作助力社会治理——基于北京等地的调查》系结合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与经验,在系统整理、分析笔者及其领导的课题组近年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调研社会工作助力社会治理获得的大量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专著。

全书主体内容由两个研究报告组成,报告一: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助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基于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以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国内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问题为切入点,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对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的功能、作用、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

报告二:“救助管理”取代“收容遣送”之后——基于对北京市的调查”,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后城市流浪乞讨问题社会治理出现的新形势,以北京市为调查地点,运用问卷调查、救助站访谈、街头观察等方法,对“救助管理”取代“收容遣送”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状况、生存状态、乞讨原因、救助管理制度运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对完善救助管理制度提出了切实的应对之策。

将本书命名为“社会工作助力社会治理——基于北京等地的调查”,并将以上两份研究报告收入其中,主要是基于我们对社会工作的比较广义的理解,以及对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关系的科学认识。在笔者主编的《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中,我们将社会工作界定为:“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职业。”李迎生:《社会工作概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6页。2014年7月初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国际社工联会员大会,对社会工作重新做了界定:“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2014世界社工联合大会澳洲举行 社会工作概念重新定义》,《中国社工时报》2014年7月11日。以上两个定义对社会工作皆做了比较广义的阐释。现代社会工作业已形成了微观社会工作(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中观社会工作(社区工作)以及宏观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福利行政等),全方位、多层次地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始终坚持,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社会福利,都应该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社会工作发挥作用主要通过四大途径,即面向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积极倡导并组织旨在影响人、改变人的各类集体活动,协调和配置社会既有福利(资源与机会),以及为社会弱者呼吁(出台)更具保护性和倾斜性的社会政策。李迎生、方舒、卫小将、王娅郦、李文静:《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管理研究:基于北京等地的经验》,《社会工作》2013年第1期。(这篇论文与本书名称相近,但是基于另一项独立研究而写作的,与本书内容没有重复、交叉。——笔者注)综上可见,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高度契合,这无疑为社会工作介入并助力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空间。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获得了超常规发展,这显然受惠于国家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迫切需要以及对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关系的科学认识。关于社会治理,学界已做了大量界定,这里不赘述。

本书的第一个报告: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助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基于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主要是从社会工作直接服务(微观、中观)的视角讨论社会工作助力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及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效能的针对性措施。本书的第二个报告:“救助管理”取代“收容遣送”之后——基于对北京市的调查,主要从宏观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立法)的视角讨论社会政策、社会立法实现重大创新后对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并基于实证调查提出相应的完善之策。

报告一: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助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基于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系依托笔者主持的课题“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在落实‘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完成的。2009年5月,我们组织课题组参与了民政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志愿者队伍建设系列课题招标活动。2009年7月,我们申报的课题荣幸地获得了民政部的批准,作为重点课题正式立项。课题立项后,我们根据民政部要求,结合具体实际,对课题研究方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充实。民政部设立的这项课题,目标明确、时限性强(从立项到结项只有不到6个月的时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我们确定以社会工作及志愿工作发展较为成熟的北京、上海等地作为调查地点,以两地不同性质、类型的社会工作机构从事实际服务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及其服务对象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设计了三份调查问卷、一份访谈提纲),对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在“三保”工作中的功能、作用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调查分问卷调查和案例调查,其中以问卷调查为主,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710份,经筛选得出有效问卷702份,其中北京391份,上海311份。这份研究报告的主报告就是以这次问卷调查取得的数据作为基本的分析依据的,同时结合了部分访谈资料。该课题2010年经民政部组织的专家验收,获评优秀。

该课题主要成员包括乜琪、张瑞凯、刘艳霞、韩央迪、方舒、刘娜、范龙山、刘雪红、王巧燕、郑程浩等,他们皆是笔者指导或曾经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在课题调查、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课题组全体成员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巨大努力。在问卷设计、调查组织、数据处理、初稿撰写等工作中,乜琪博士、张瑞凯博士发挥了骨干作用。特别是在笔者当年11月下旬生病期间,课题调查也进入了最后的关键环节,乜琪博士不顾自己身体欠佳,在张瑞凯博士的密切配合下,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保证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笔者曾经指导的博士生、时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工作的刘艳霞博士及在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工作的韩央迪博士组织了在上海的问卷调查及案例研究工作。

报告二:“救助管理”取代“收容遣送”之后——基于对北京市的调查依托笔者主持的课题“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研究”完成,此课题研究历时近三年(2004~2006年)。2004年上半年,笔者接受北京市民政局委托,承担了福特基金资助课题子项目之一的“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研究”,对“救助管理制度”取代“收容遣送制度”以来该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现状、成因及救助管理制度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1)发放问卷约1000份,由调查人员对北京市各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调查,实际完成并回收有效问卷670份;(2)对部分救助站工作人员(6人)、救助对象(18人)及街头流浪乞讨者(4人)进行了深入访谈;(3)派出调查员对街头流浪乞讨个案有选择地(10例)进行全天候跟踪观察;(4)对国内外有关流浪乞讨现象及其治理的各类文献及研究资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搜集整理。除问卷收集的基本数据外,课题组整理出来的访谈材料达15万字,文献材料由于过了一些年头,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于2006年上半年完成了《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研究报告》,并顺利通过了由福特基金项目官员、民政部及北京市民政局相关领导、专家学者参加的项目验收,受到肯定评价。

该课题主报告一直未交付出版,但相关内容曾经以笔者为第一作者与课题组主要成员合作发表过若干论文,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笔者曾应约就相关内容分别接受过中外多家重要媒体的采访,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民政》、《读卖新闻》、《纽约时报》等,课题成果对健全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发挥了一定的舆论影响与决策咨询作用。

该课题主要成员有吕朝华、周妤、袁争、李智超、刘艳霞、肖一帆、张朝雄、袁畅等,他们当时基本上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的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时任北京市民政局救助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孙志详为课题联系人,为课题调研承担了必要的协调工作。

报告一除主报告外,另附了全部问卷及访谈提纲,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研究的全貌。报告二提供了主报告、调查问卷、访谈提纲及十个街头观察案例,限于篇幅,更多的访谈材料就不另附了,再说主报告分析中也引用了大量的访谈材料,另附似也无必要。

本书出版的意义在于:其一,对社会工作及相关专业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具有参考价值,为社会工作及相关学科、专业提供一手的数据、案例以及新观点、新发现等;其二,该书系在两项适度规模的调查研究报告基础上形成,涉及定量、定性等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可供社会工作本科以上学生开展科学研究活动参考;其三,该成果对国家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具有决策参考价值;其四,有助于决策部门加深对发展社会工作的认识,从而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建设拓展空间。

衷心感谢民政部人事司(社会工作司)有关领导及工作人员给予的多方面支持、理解和信任,感谢北京市民政局及其下属的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的支持与方便,感谢北京、上海两地数十家社会工作机构、救助服务机构对课题调查工作给予的方便,感谢全体调查对象给予的配合。

还要感谢前面提及的两个课题组主要成员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付出的劳动。他们在实际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增长了才干,这为他们后来的成长、发展奠定了一个最初的基础。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项目经费对本书出版的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学术委员会对本书出版的推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任晓霞女士在本书编辑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在此特别致谢。

最后再说明一点,本书依托的两个课题都经历了一些年头,时过境迁,今天看来,两个成果的不足之处也颇多,为尊重历史,除明显的缺陷加以改正外,事实性的材料、数据基本未动,以保持原貌。本书存在的各种缺陷、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迎生

2017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