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与内涵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并已经成为世界蔓延的重大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加冷静地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海洋经济离不开理论的支持与指导,所以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追根溯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以环境与资源为切入点,研究经济社会现象,呼吁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学分析脉络通常可以沿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渊源进行梳理。
一 生态经济学的本质与可持续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困扰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呼吁人类爱护环境、美化家园的背景下,生态经济学应运而生。生态经济学主要以研究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为逻辑点,警示人类应当爱护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建立在经济学与生态学两个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同时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数学、生物学、气象学、地理学等理论都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指导。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拉开了“绿色革命”的序幕,这本书列举了人类对生态环境做出的恶劣行为,并指出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与破坏是毁灭性的,人类的贪婪与无责任感已经使得生态环境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她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著作《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的诞生。1966年,他举世闻名的另一本著作《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再次呼吁人类爱护生态环境,否则人类将毁灭在自己的手中。在著作中,鲍尔丁将地球比喻成一个宇宙飞船,他认为地球这个宇宙飞船有着毁灭的危险,因为人口激增会使宇宙飞船不堪重负,而人类为了自己的贪婪与享乐,过快地消耗了宇宙飞船中有限的资源,严重的污染与浪费使人类生活的环境不堪重负。而后,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赫尔曼·戴利教授围绕着生态环境危机,构建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稳态经济(The Economics of Steady State),进一步发展了生态经济学,并使生态经济学的框架得以搭建完毕。可以说,生态经济学的基础奠定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和赫尔曼·戴利完成的。
生态经济学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而主流经济学则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解释,其理论必然是失败的。生态经济学家列举了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对于自然资源稀缺性问题,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不足。在主流经济学中,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稀缺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无限的欲望,但是不可否认,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本身同样具有稀缺性,主流经济学在忽视自然资源也有可能耗尽的前提下,探讨市场机制如何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这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其次,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主流经济学追求的目标,这种“GDP崇拜思想”会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忽视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区别于主流经济学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生态经济学视生态资源与环境为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只有这种观念在人类思想中建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才能被缓解。最后,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牛顿力学,而生态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过程是不可逆的,由于物质和能量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人类不可能无限制地获取。只有使人类的活动服从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才能实现良性循环。
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著作《增长的极限》再次揭露了世界自然环境的退化与破坏程度,一系列诸如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从此,生态经济学开始吸纳各个学科的成果,不断丰富其理论框架与内容,如哲学思想中的代际平等、生物学中的演化论、复杂系统中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等。1972年,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M. Ward)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e J. Dubos)在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发表的《只有一个地球》再次震惊了世界。他们共同呼吁,“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但是现在,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众所周知,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清洁的水源……地球中大量的国家依然依靠砍伐树木而生存……同样我们也污染了大地、河流……现在是我们必须做出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照顾好我们的地球,那么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可以说,生态经济学的本质是在自然、公平和时间的维度上发扬一个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家同样强调差异性,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由于区域的、经济水平的差异性,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生态经济学强调生态环境系统的重要性,认为人类的活动应当服从生态环境大系统的约束,因此经济发展必须注重经济增长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过度地向地球掠夺了巨量的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污染,造成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而作为指导人类生产、消费的经济理论却与自然生态理论长期隔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未能摆脱这一窠臼,在理论上并没有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纳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未能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揭示自然生态环境对于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作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派别,生态马克思主义以揭露生态环境危机为基础,以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为己任,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引人关注的理论之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学家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指出,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权。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系统的论述,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忽略了环境保护,反之他们的生态经济思想是建立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基础上的,因此不能被忽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以及《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过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及环境保护的特殊意义,他们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批判了资本主义错误的生态观,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广泛存在于他们各个时期的论著中。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生态观下的社会生产可能会造成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究其原因,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他们将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忽视了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因此其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些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应当首先处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自然环境的依托。恩格斯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人无法脱离自然而存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依靠自然的帮助,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会使人类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威胁,从这样的逻辑出发,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就必须以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前提条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能突破自然的可承受能力,这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恩格斯就曾警告过我们,“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不能突破自然规律的限制,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承载力,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片面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了对自然的尊敬,过度地向地球掠夺巨量的资源,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么人类必将遭受自然的惩罚,导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持续。
其次,新古典主义经济生态环境内部化理论把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并用价格机制进行约束,马克思、恩格斯则从更高的角度——劳动的角度来论述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并把生态环境作为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劳动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引起的活动,由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劳动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可以说劳动是人与自然间物质转变的控制器。人类的财富创造是人类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结果,“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由此,在人类的劳动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了;在经济活动中,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仅是人与人互动的结果,更是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劳动使得人与自然可以进行物质交换,并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发生一定的改变,进而使自然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同时,人类从属于自然这一结论体现于:人是自然生态链中的重要组成,而且自然作为人类的精神依托也同样重要,也就是说,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是与自然界紧密联系的。那么,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有可能会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进而破坏自然基础。因此,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最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保护生态环境,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与可持续发展相矛盾。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可持续发展做出定义,但不可否认,他们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先驱。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必须改变这种“GDP崇拜思想”,否则人类的生存可能会变得艰难甚至不可能。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因此其发展无疑是反生态的。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如果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是增加财富,那么它就一定是有害的、造孽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深刻展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必然是以牺牲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为代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因为自然界是人类发展的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破坏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生态平衡。经济发展必须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以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有序为着眼点,不能破坏生态环境的“新陈代谢”能力。只有把人与社会都融合于生态自然,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和谐。也就是说,“所有社会经济体制都嵌入了自然环境之中,并依赖于它,相应地,人们不得不考虑社会经济体制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考虑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类似的效应”。
机器大生产带来了令人震惊的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然而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角度,他们认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应该是人类克服资源耗竭、解决生态危机的出发点,即人类应当“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也就是说,应促进科技的发展与创新,通过技术的扩散与应用,促使生态环境的长期稳定,使人与自然可以良性互动,并维持这种物质变换的循环。这种科技应当注重“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也就是说,这种生产过程既重视“废物减少的最低限度”,也重视“直接利用的最高限度”,即实现最大限度地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的统一,这从现代意义来讲就是避免浪费、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 可持续发展观的践行和完善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迄今未有统一的说法,此概念的提出最早源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议,而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是1987年以布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From One Earth to One World)中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重新定位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确立了全新的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即严格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与利用科技开发新资源并举,依法保护生态环境。而随着对可持续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断地扩展:由正确处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逐渐延伸至正确处理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系;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逐渐延伸至正确处理社会关系等;从关注自然生态系统逐渐延伸至关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系统。
在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浪潮中,区别于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由尔耳·库克(Earl Cook)提出的智慧经济(Wisdom Economy)被世人知晓并重视起来。库克在著作《新马尔萨斯主义信仰》(Beliefs of a Neomalthusian)中,分析了智慧经济的特点并加以阐述,这为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指出,尔耳·库克是一位可能把智慧经济蓝图完全阐述给世界人民的经济学家。同一时期,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组织研究并撰写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第38届联合国大会上发布。报告指出,“在这个世纪以来,人类世界和地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地球变得越来越不具有可持续性……后几十年将是至关重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呼吁为了我们安全、更好地生存在这个星球上,尽快地采取行动”。报告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具体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寻求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和欲望,而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需要和欲望的能力”,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诞生。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诞生初期,其理论更多地侧重于“生态系统与经济活动如何相互影响”方向的研究,理论家们开始运用“系统”的框架研究生态问题,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认为,过度地消耗生态系统必将使人类社会发展系统受到制约,生态环境退化必将使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缩小。特别地,在研究生态环境危机解决途径时,我们不能把眼光仅仅投向经济系统的市场资源方面,而应该从“系统论”入手,关注生态和经济共同依靠大系统的相互关系。随着“可持续性”越来越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更多地关注跨区域、跨文化和交叉学科等方面的研究,包括跨时期和跨地域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经济学家也开始用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中具体的社会制度安排与创新性政策等。可以说,生态经济学建立在生态与经济两个共同维度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的选择问题。“可持续性”的关键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共同的、长期的稳定发展,追求两者的双赢,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管理之间找到平衡点。
1983年的第38届联合国大会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①社会、经济、环境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原则;②资源利用代际均衡的原则;③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原则;④社会各阶层间公平分配的原则等。至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成为全球共识。诚然,在当时“GDP崇拜思想”的作用下,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指标,在这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发展理念中,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经历了很多挫折。《我们共同的未来》也列举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①发挥人类的潜力,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②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保护不可再生资源;③工业化应当向高产出、低能耗方向改进;④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同时防止污染等。其目的是提高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质量,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保障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结合成一个整体,进而实现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和谐。
2009年,鲍姆加特纳教授与奎阿斯教授在《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文章中解释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核心特征:①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②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建立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包括代际公平、人与自然的公平); ③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有着长期不确定性;④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关注经济效率;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注重物品与服务的自然消费,批判浪费与污染。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的活动造成的,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念必然带来的结果,而生态环境危机已经给人类的生产、消费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与进一步发展。他们呼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应当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的实践中,只有“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与“人类的进步”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生态危机才能得到逐步缓解,人类也可以继续在地球上健康地生活与繁衍。
在中国提出《中国21世纪议程》之后,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实践也进一步引起了政府部门及学界的重视。学者们围绕评价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如复合生态系统、发展度、代际公平、生态足迹等内容的讨论,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的研究内容。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升华。
四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内涵界定
总览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发展海洋经济不仅需要考虑近期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承载力,而且需要考虑如何保护海洋生态资源、如何避免海洋环境污染等长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人类是地球的人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能超出地球的可承载范围。同样,海洋是全球生命保障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财富,维护海洋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应当是我们发展海洋经济的前提条件。
可持续发展视阈下的海洋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海洋经济的零发展,而是将保护海洋生态资源、环境与海洋经济统筹起来的发展。其核心是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其发展宗旨是考虑到当前我们发展海洋经济与后代人继续开放利用海洋资源的双层面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空间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求。可持续发展视阈下的海洋经济发展也不否认追求利润。尤其是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也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但是追求利润应该以稳定海洋生态资源与环境为依托,重视海洋自身的可承载能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以海洋生态环境为代价。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和谐,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也是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寻找出一条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具体来说,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是生活在自然界这个有机整体之中的特殊生物,人与自然都处于这个循环的整体之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如果人类的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必然会出现环境灾难。②重视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道,“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当然,这种科学技术并不是指科技的滥用,而是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能使劳动生产率得到很大的提高、资源得到最优利用,并且科技的扩散会使整个社会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③倡导绿色的、生态的消费观。马克思、恩格斯重视人类消费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因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消费资料是自然提供的,人与自然必须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否则人类将不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消费观,提倡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提出人类的消费需求应当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的前提下,将生态环境平衡、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④海洋经济的发展应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观相结合,指导海洋发展实践。创新发展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根本支撑和关键动力;协调发展是提升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整体效能的有力保障;绿色发展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选择,是通往人与海洋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是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简而言之,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是以“创新、协调、开放”的理念实现“绿色、共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