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的金融风险(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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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结构性减速、中国经济转型与效率模式重塑

袁富华 张平袁富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一国经济完成工业化之后,其经济增速通常都会从高位下落,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这是多数国家发展历史证实的普遍规律。

• 这种减速被称为结构性减速。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以工业化(制造业)为主到以服务化为主的演进;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便开始下降。

• 结构性减速能否带来平稳转型,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提高经济效益,在于能否获得效率动态的补偿效应,即能否形成“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和高消费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

• 中国经济已进入体制转型和结构性减速阶段。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的关键之一,在于推动科、教、文、卫、体等现代服务业的改革。

 

构性减速现象最初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中,其基本表现是,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这些国家普遍出现增长减速现象。其后,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经济增速先增后减的行列。换言之,结构性减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结构性减速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以工业化(制造业)为主到以服务化为主的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从而出现了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情况,而下降的程度及其后果,与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的动态变化有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阶段是以指数级增长的经济赶超过程的结束和出现经济转型,通常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但通过减速和转型能否逐步实现可持续增长,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需要跨越特定增长门槛。发展中国家转型时期增长模式的中心问题,表现为无法建立起类似于发达经济体进入城市化阶段所形成的“高劳动生产率、高资本深化能力和高消费能力”的稳定效率三角。因此,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往往面临跨越门槛的困难,迫使城市化偏离创新和效率不断提升的路径,进入“成本病”和租金抽取的无效率路径。由于城市化过程推动了房地产的货币化,很容易不断累积资产泡沫和提高社会杠杆率水平,在开放条件下,易受到外部冲击并导致国内产业升级的断裂。

结构性减速能否带来平稳转型,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效率动态的补偿效应。根据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和理想产业雁阵序贯的设想,作为产业演进的高级阶段,经济服务化主导的经济阶段,应该比工业化阶段具有更加高效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否则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就没有理论上的必要了。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及相应的知识过程的建设,是体现服务业高端特征的重要现象。

经济结构性减速是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更根本的问题是经济转型和效率模式重塑。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逐年减速。2013年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已经越来越凸显,但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逐步减缓,有着明显的结构性减速的特征。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计稳定在6.5%以上,因此经济转型和效率模式重塑是2017年及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任务。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