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目标

中国文物上以植物纹为主题和辅纹的装饰占了大量的比例，这些经常被使用的植物纹大致分为：（一）生活范围内在地化的写实植物纹；（二）文化交流后受影响的如陆上丝路、海上贸易航线的文化传播有阿拉伯、印度、欧洲等，含有外来因素的植物纹；（三）生活上结合相应地域、人文精神与意念而模仿植物性状所创作，更趋于心灵精神寄托的“吉祥臆念”植物纹。番莲花纹饰的起源应是属于上述的第一和第三种。之后，随着时代的演变，到了佛教的传入、中西贸易和文化传播交流，又加入了第二种因素，最后演变成为有写实植物融和臆想纹样的样貌。对于这演变历程如此明确的纹饰，笔者搜罗了目前对于番莲花纹饰的相关研究资料，未见有任何以它为主题的论述或专书，对于它在工艺装饰上独特的时代特征，目前也没有专家、学者为它作出时代上一系列的比对和研究。

此一纹饰的装饰图案自古以来就出现在多种文物上，如织品、陶瓷器、玉器、铜镜、珐琅器、绘画上等，它的寓意性、适用性与普遍性表明了它广受喜爱且时间绵长，甚至在同时代不同的文物上都有其芳踪。然现代研究者对此装饰图案的界定，以及现代编辑的辞典中所做的相关名词定义，还是呈现众说纷纭的现象，但对于与同样是人为意念创作的纹饰，如龙纹、凤纹、螭虎纹或饕餮纹等，同样是具有时代连续性被使用的纹饰图案，在对其研究的热度上它总有被冷落之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番莲花的纹饰装饰不被研究者、学者关注？这也是笔者欲解之谜。

文中兹将现代研究相关较为重要提及的文章和专著内容，其可比对说明的相关资料简述如下。

张临生撰述的《明朝早期的掐丝珐琅工艺》：

 

本院（台北故宫）收藏的莲心番莲纹小盒，莲瓣瓣尖微卷上扬，呈浮雕式……。周围八个铸框单位内，饰以四种不同花心的折枝番莲，交替排列，相邻二者的构图配色，无一雷同者，在成化时期的瓷器上也能找到这种折枝花。

 

同一文中又说：

 

与这件番莲纹小盒款识完全相同的一件番莲纹槌瓶，在大英博物馆收藏中，番莲的花叶、花心颇富变化，有桃心形、石榴心形，花瓣则有卷瓣、重瓣，颇似宣德瓷器上的番莲纹，缠枝卷叶也流丽闲婉，了无呆滞之感。瑞士乌氏收藏中有一件掐丝珐琅番莲纹莲瓣形盘……。花纹部分——番莲卷叶纹可以在明初的青花瓷器上看到。

 

刘良佑在《如冰似玉说影青——五代宋元时期的景德镇青白瓷》一文中，71页的下方由左至右有插图：宝相华、牡丹、莲的线绘示意图，其中的“宝相华”线绘示意图（见图1-2.1）以花的形式、结构分析应同为番莲花一类。

而在另一篇《明代初期官窑瓷器鉴定》中，因为内文所论述的主要议题范围广泛且深入，然在相对于搭配性的纹饰番莲花部分，是以明初各时期线绘示意图的方式呈现，仅说明各朝的特征变化，对元明清三朝之间统整性的特征比对分析说明则较为薄弱。在其专著《明清两代珐琅器之研究》中，刘良佑提及“在中国古代掐丝珐琅工艺发展的历程上，型制和花纹之间的关系，常常密不可分。通常，我们可以因不同的用途，而将它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欣赏用的，另一类是供器”。内文依照时间序列和工艺技术转变的发展，将珐琅器上的朵花做了花形的造型变化描述并做了初、中、后的分期，但对于整体风格如加入叶、藤蔓的装饰分析仍属较少。另在《明清两代珐琅器之研究》一书中作者提出：“在目前所见的，明清两代装饰花纹之中，数量最多也最成系统的，惟有 ‘番莲花’这一种形式。番莲花是由中亚回教式的卷草纹和印度佛教的莲花纹，所融合而成的一种纹饰，它的结构可分为枝、叶、花三部分。”的看法。书中的图版则非常清楚完整地体现了15世纪到18世纪时，珐琅器物上番莲花的主题纹饰演变的轨迹（见图1-2.2）。从附图中可以看出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番莲花的花心多为水滴状或内加螺旋。15世纪初期为如意云头纹（a图），到了18世纪出现了植物性状写实的子房和三叉柱头（k图），花瓣尖端形成了乳尖状，花瓣从饱满变为更瘦长，个别的朵花在17世纪时花心正上方的花瓣形制如同“出锋的玉圭”（i、j图）。

按照上文所引张临生的分析，在珐琅器上的装饰图案对比明初青花和成化、宣德时期的瓷器上都可见到相类的装饰图案；但在行文中对于花心的描述，实为分辨是否使用番莲花纹饰为装饰图案的关键：如为“莲心”，指的会是具有植物性状的莲蓬，朵花形貌可能为变形莲花；如花心为“桃心形、石榴心形”，则可能为番莲花纹饰，属于“吉祥臆念”的植物纹。皇室所喜好的番莲花纹饰，虽会因器物材质和工艺技法等不同而呈现出略有差异的图案，但基本的艺术性展现是相似的。因此在做研究分析时，珐琅器上15世纪到18世纪的番莲花图案的演变形式是可以与官窑瓷器上的番莲花纹饰互相比对借鉴的。

傅振伦在《陶说译注》中说：

 

“缠枝西番莲”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图案装饰，在永宣青花瓷上广泛使用。西番莲，一般以大丽花（dahila）作西番莲。

 

在谭旦冏的《中国纹饰的起源与演进——历代纹饰考绪言》一文中，第四章提及：

 

元明清三个朝代中，龙始终代表新的神性……龙在纹饰之上，有时是风云变幻的活跃表现……在后世更把龙放在花丛中，名曰“穿花龙”，这完全属于当时的习尚，和图案作者的意匠……。唐宋以后，受了外域的影响，龙又象征于蔓性植物，做波状的蠕动横转，明清时代在民间……仅能抽象地仍采蔓性植物的借用。

 

我们知道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是举世公认的精品，依傅振伦的研究说明“缠枝西番莲……”是当时青花瓷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图案装饰，并且被广泛使用。同样以明代瓷器为研究对象的谭旦冏在文中所举例的“穿花龙”，于内文的附图二十四说明：“正德窑、青花五龙盘，其中的‘花’指的是缠枝番莲花纹饰”。同样在明代，纹饰图案是具有承继关系及连续性的，但在现代研究者中当无法有共识时，就造成了同类纹饰无法被当成在时代中是被连续使用而产生断层的问题，其也因此少了时代特征。

霍华在《清官窑瓷器纹样举要》中指出对西番莲的看法：

 

西番莲纹是清官窑瓷上的常见纹样……，它在瓷器画面上的特征是叶呈螺丝状，中间一般没有莲蓬的花卉纹样，这样的形象与自然界的西番莲是相通的。

 

西番莲或番莲花与实际植物莲纹最大的区别应该就在于植物性状如莲蓬、伞状的荷叶，如果西番莲也是一种依照实际植物而描绘的装饰图案，那么霍华所言具有螺丝状的叶子在大自然的实体植物中，目前只有蔓藤类的枝茎或类似瓜类的卷须会呈现螺丝形状，而植物西番莲的叶子多为裂掌状与螺丝形相差甚远。

成耆仁在《中国纹饰及其象征意义》一书中对“缠枝纹、折枝纹”作了如下定义：

 

缠枝纹、折枝纹

缠枝纹是来自西域、印度，对中国艺术留下了巨大的影响，这类纹饰应用于壁画、各种平面绘画以及器物上，历经晋南北朝，盛行于隋、唐。折枝纹是指从花树取下带花之树枝，这样纹饰在中国金银器、瓷器、服饰和早期的日本伊万里瓷装饰上也常被应用，风行时间相当长。

缠枝纹、折枝纹、唐草纹与其他纹饰互配，制造出非常华贵、富于想象力的画面，自六朝至唐宋时持有浓厚时代特征的艺术品，以此为纹饰的宋代瓷器也不少。

 

冯其庸主编的《中国艺术百科辞典》中对于西番莲、番莲花、勾莲纹没有收录，仅就折枝花、卷草、缠枝花、缠枝莲的名词词条有所定义如下：

 

折枝花 呈单独枝叶形式，不相连接，如同折枝。宋代称生色花；明代用折枝花装饰在瓷碗上，有从碗外将折枝伸向碗内的，称为过枝花。图案生动自然，可作为散点装饰。

卷草 又称缠枝花、唐草。图案呈波状连续的带状组织，多见于唐代。卷草在装饰中流行的时间很长，青铜器上的环带纹、汉代铜镜的边饰，可以说是它的滥觞。六朝的忍冬文已是它的雏形。唐代的卷草最华美，达到极盛。叶片的卷曲、叶脉的旋转、枝茎的起伏，生机勃勃，多以牡丹花为主题。明代的卷草多用莲花，称为串枝莲。近代卷草则俗称为香草，多做边饰。

缠枝花 参见“卷草”条。

缠枝莲纹 清乾隆及以后时期在家具装饰上，以西蕃莲花为原型的程序化花朵，和卷转缠绕的蔓枝所构成的图案。

 

《景德镇陶瓷辞典》内对于西番莲、缠枝花、折枝花、卷草纹的名词词条定义如下：

 

西番莲 以西番莲为题材的装饰纹样。西番莲，藤本植物……，又称大丽花，原产巴西。元代已用番莲作主纹。《中国陶瓷史》：元青花“常见的作为主题纹饰的有植物，如松竹梅、牡丹、莲花、蕃莲”等。清代沿用，《景德镇陶瓷史稿》: “画面自道光以后，流行者为八仙庆寿、西番莲”等。

缠枝花 以植物的枝茎或藤蔓为骨架，呈波状卷曲连环的花卉纹样。或左右延伸，或上下延伸，或上下左右延伸，构成二方连续、四方连续或多方连续的装饰带，在波状线上画叶，在切圆之内画花，形成枝茎缠绕、花繁叶茂的装饰图案。如缠枝菊、缠枝莲、缠枝牡丹等。宋代已经出现，定窑、介休窑、临汝窑都有缠枝花的装饰。明清盛行。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 “缠枝花是明代最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在陶瓷、织锦上是常见的。它以近于固定的格式，卷曲连环，通常用宝相花和牡丹花”。至今，瓷器上的缠枝花，依然屡见不鲜。

折枝花 不以植物的枝茎或藤蔓卷曲连环，而折取一花一果一叶的无根花卉纹样。它是一个单位纹，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连续使用。连续使用时，也不用波纹线串连和缠绕，如折枝梅、折枝桃、折枝莲、折枝牡丹等。宋代以来流行。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宋瓷的装饰题材，喜用折枝花以及飞鸟虫鱼，纹样秀丽……”定窑、彭县窑等曾采用折枝花布局。景德镇窑的折枝花装饰至今普遍采用。

卷草纹 以柔和的半波断线与切圆形式构成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带状花卉纹样。也称卷枝纹、卷叶纹。汉代已有，唐代以来流行，又称唐草。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 “……，唐代卷草则更加繁复华美，叶片的卷曲、叶脉的旋转，具有旺盛的生机和动感。唐代卷草多以牡丹为主花。以后长期流传发展，到明代中期以后，渐变为以莲花为主体的串枝花”; “由于它在唐代盛行，故日本人称为 ‘唐草’”。

 

成耆仁认为缠枝纹是一种由西域或印度传入中国的纹饰，但书中对传入的时间没有说明，对于纹饰的形制也未做进一步特征性描述，只说明装饰于何文物上及三种纹饰与其他纹饰互配而“制造出非常华贵、富于想象力的画面”，也是属于人为意念创作的图案。在具有一定公信力的辞典中，冯其庸主编的《中国艺术百科辞典》中，并没有关注西番莲和番莲花的纹饰，定义时认为缠枝花就是卷草也是串枝莲，但在“缠枝莲纹”定义中认为乾隆以后是以西蕃（用了加艹部首）莲花为原型程序化加上辅纹的图案。2014年出版的《景德镇陶瓷辞典》对较多的纹饰名词做了界定，如缠枝花、折枝花、过枝花、串枝花、西番莲等，其中缠枝花与卷草纹的定义与《中国艺术百科辞典》中不大相同，认为：缠枝莲纹为缠枝纹的一种，而串枝花一样由卷草纹演变而来，对于元青花常见的主题纹饰则提到了“蕃莲”，清代沿用名称则为“西番莲”。三者对于同名纹饰的定义有所不同，如“缠枝纹”在中国流行的时间，成耆仁说“历经于魏晋南北朝”，并与唐草纹非同一种；冯其庸则认为卷草与缠枝纹互通，早在青铜器上的环带纹上与汉代铜镜的边饰上，可说是“它的滥觞”; 《景德镇陶瓷辞典》的定义与前两者不同，缠枝纹“宋代就已经出现”。经过分析，在相距十年前后编写的专书与辞典中，对于同样名词的词条或同类纹饰图案的定义和出现的期间，仍有极大的不同认识和差距，这种研究上未达成共识的定义方式，也给之后的研究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和混淆。

邓淑苹在《伊斯兰奇葩——雕有乾隆御制诗的痕都斯坦玉器》一文中述及：

 

第三、四号青灰玉莲瓣大盘一对……，盘心琢一平展番莲。

 

另一段说明了纹饰上的异名问题：

 

高宗释碗上所琢花叶为“菊花”，但由西方学者对印度及中亚艺术的研究可知，出现在这些玉器上的花叶纹种类繁富，但最常见的是莨苕和“莲”纹了……。“莲”之一字在中外都定义不严谨……但痕都斯坦玉器上所琢的不是水生莲花，而相似于陆地种植的所谓“西番莲”（Passiflora caerulea, L.）与“铁线莲”（Clematis florida Thunb），清文献如《南越笔记》等多记录其品种传自西洋。

 

而邓淑苹在2007年出版的《国色天香——伊斯兰玉器》一书中对于“莲”的纹饰来源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蒙兀儿帝国玉器上所谓“莲纹lotus”，多不是大家熟悉的水生莲花water lily，从枝叶结构可知应是陆生植物，较接近“铁线莲clematis”或“银莲花anemone”。非典型蒙兀儿风格的印度玉器上，除了前述两者外，有的莲纹特别夸大其花蕊，可能是“西番莲passionflower”，如图版186、208等。

 

另在书中54页再一次提及图版186（148页）、207（163页）、208（164页）上的莲花造型特别夸大花蕊，或是描述西番莲。以上变化似乎都与印度教的艺术风格有关。对照书中图版186、207和208的器物文字介绍，可以得知邓淑苹是将“西番莲”、“番莲”、“番莲纹”和“番莲花”皆视为同一种纹饰，节录内文如下：

 

186．印度贴金花有盖圆碗

深碧绿玉，琢一深腹大碗，碗底作平片状。附一圆形平盖，内、外壁均贴饰用金箔简成的“番莲”花叶纹，因年久，金箔多处脱落。

207．印度八角形盒带盖的八角形盒

器身与器盖的主体是金属条构成的框架。金属条间嵌饰镂雕番莲纹的白玉片。

208．印度八角形盒托

用铜条拼接一件八角形的盒托，正面在铜框处贴琢有图案化（花）叶纹的青白玉条，铜框之间嵌镶镂雕番莲花的玉片。

 

廖宝秀在《洋彩上的洋花——洋菊与洋莲》一文中，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西洋绘画技法描绘的珐琅彩瓷”作了深入性的相关研究。她根据清唐英的《陶务叙略碑记》所载，梳理认为“洋彩技法或始于雍正晚期”，在清代官方记载的《活计档》中，则一直到乾隆二年时才见到与洋彩制作相关的纪录。唐英从1728年开始担任了两朝督陶官（乾隆初曾调任九江关）约三十年，众所皆知他对于皇帝交办的制陶业务非常的用心与严谨，更何况雍正、乾隆两位主子可都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家+严苛审美”者！今日在故宫院藏的珐琅彩瓷上的纹饰图案，无疑应是代表皇室的“标准纹样”（本书第五章有图档，此处不再转文内图版）。而唐英对制作洋彩的纹饰表现说过：“洋彩绘画，模仿西洋，故曰洋彩。”廖宝秀认为符合唐英所说的“模仿西洋”主要表现有三点，其中第三点为“大量应用了西洋花草藤蔓纹饰图案”。此点在文中又说明“其中尤以图案纹与花卉纹之间采用西洋明暗光点技法，表现物体的立体现象最常见，虽然这些图案不一定是作品描绘的主题，却充斥于纹饰设计间，与主题绵密结合”“而且洋彩器上常见的西洋花草藤蔓纹饰，也是与西洋相关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些纹样无论是直接来自西洋器物的金属镶边，或间接受到西洋饰纹的启迪，都见证了东西文化艺术的交流。本文主要介绍乾隆朝洋彩瓷器上的西洋花卉纹饰，来看十八世纪的清宫吹起了阵阵的西洋风”。廖宝秀对于“洋莲”的分析与邓淑苹有部分相同的观点，都认为“这些花卉不属睡莲科，与传统莲花、荷花不同”，在洋彩绘画上常见的洋莲品种有银莲花（anemone）、铁线莲（clematis）及西番莲（passion-flower）等。两位对于外来的“莲”纹物种的认识也相同。两位学者研究的对象虽为不同器物，然而我们在器物上所见的纹饰图案是相类的，时间上也都于18世纪传入中国，赏玩者都有乾隆。邓淑苹认为纹饰是“与印度教的艺术风格有关”，而廖宝秀则说“这些花卉因多来自西洋，故笔者统称其为洋莲”。由上文分析，可知由于同类纹饰用于不同器物的装饰，也产生了混淆。

如上述所做的引文，再和《中国陶瓷全集》、《明代宣德官窑特展图录》等专书中做比对，可以清楚地发现，对于番莲花纹饰的名称和使用的文字“番”与“蕃”，一样存在西番（蕃）莲、番（蕃）莲纹、缠枝莲、缠枝西番莲、勾莲纹等的混淆，纹饰特征的说明多为概述而非专论或无特征性说明。另外如《明代官窑鉴定》、《常用陶瓷装饰纹样》、《中国纹样史》等专著中，则将番莲花的纹饰归类为莲花纹饰图案一并讨论，如学者崔岩在论文中提出在元青花的辅助纹饰装饰中，番莲纹则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变形莲瓣纹。上文举例，仅为两岸学者或相关研究中和番莲花纹饰有关的一部分，在内文中提及的资料，列于参考文献中的专书与期刊论文，所凸显的问题大多相类，而这些都是拙作研究最好的资料来源。其中刘良佑对于中国历代陶瓷研究的相关专论与著述，篇幅繁多，其中有关各朝代之间的工艺技法演进以及纹饰装饰上的相关资料，更是拙作研究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在拙作研究内容中，必须克服及遭遇的困难为：

母体样本收集不完全造成时代间的断层，致使母体样本的演变序列不连贯。不过，官窑的图案装饰为工艺技术中的一环，从工艺技术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理解依附在其中的图案彼此会有的接承变化，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历朝工艺上的技术制作排序，是克服时代之间断层上重要的分析比对工具之一。

希望以此研究所收集的现存文献，与先进、学者、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达成“元明清官窑番莲花纹饰之研究”专题。对于番莲花纹饰的起源、定名之问题，和以元代为基础逐步发展的明清官窑所装饰的番莲花纹饰图案的基本范式，笔者以线绘图方式，建构历朝花型的分类图表进行比对分析，建立番莲花在元明清官样纹饰中演化之轨迹及理论架构，以使拙作能得正面的学术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