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
几十年前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并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和激进第三世界国家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图。我这两个观点至今并无改变。只是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一场危机和全球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经验垮了台。因此，外围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正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我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的这篇序言里就要集中谈谈过去20年间出现的那些新问题。
我们看来都同意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但我们也有别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不把这种变化归纳为“冷战的结束”。我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形成战后时期（1945～1980年）生活与斗争的三种社会模式的垮台所界定的。这三种社会模式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苏联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现代化计划。
“回复”到这些模式是不可能的，这种回复的愿望只是失去活动能力的集团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表现。“重塑”也无济于事，因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今非昔比。
我们看来也都同意过去15年间经历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认为经济应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务于经济。
这种发展可以相当简单地概括如下：我们谈到的日益增大的社会扭曲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中出现很大转折。贸易中重现大规模永久性失业，福利国家衰败，被排挤和贫困化的新现象已成为图景中的永久性特点。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形势尤为显著。某些经济强劲的南方国家是少数例外，值得进一步研讨（但无论如何，这种例外是相对的，这些国家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只是还比较克制）。
我们不同意主导观点所说的这种发展是“过渡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最终会导向使人人受益的一种新型的、据说更健全、更强劲的经济。
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种社会扭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扩张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呢？或者说战后时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种例外，那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失败以后的大国关系比之前更有利于劳动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前形势就是回复正常（即回复到马克思理论所说的积累与贫困化的法则）。
第三世界已分裂为新兴国家集团（它们已进入工业时代，甚至具备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和贫困化的、被排挤的国家集团。具体如下。
（1）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首先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加上中国大陆，正在取得加速的增长率，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这些国家（地区）都在积极地竞相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产品。这些国家（地区）除了经济强劲以外，受严重社会扭曲的影响较少（这一点需要按各个实例加以界定和讨论），脆弱性较少（由于东亚所特有的地区内部关系的加强，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共同体内部的情况），并且具有国家有效干预的特点，在推行全国（地区）发展战略方面起关键作用（即便这些战略转为外向）。
（2）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工业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它们的地区一体化较差（拉丁美洲为20%，而东亚或欧洲共同体为60%），国家干预较不一贯。这些地区的增长率仍然较低，已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强化尤为突出。
（3）总的说来，非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仍然陷于过时的国际分工。它们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是由于它们没有进入工业阶段，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工业脆弱无力、缺乏竞争力。这里的社会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贫困化和被排挤的人数大量增加。那里（非洲内部或阿拉伯内部）毫无地区一体化进展的迹象。增长实际上是零。虽然这个集团中包括“富”国（人口稀少的石油出口国）以及贫穷或赤贫的国家，但并不包括积极参与形成世界体系的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真正且十分贫困的。
区分活跃外围国和贫困化外围国，并不完全看它们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政治差异。活跃外围国中的主导力量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不论其社会矛盾如何）都有计划目标和实现的战略。中国、韩国的情况显然就是这样，某些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国家计划同帝国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帝国主义目前主宰着世界，而这种对抗的结果将形成明日的世界。另外，贫困化外围国则既无计划（尽管诸如伊斯兰的政治讲话作出种种口头主张）又无自身的战略。其结果，它们的思想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左右，帝国主义掌握着为这些地区提出“计划”的绝对权力（例如非加太—欧经共联盟，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计划，欧洲含糊的地中海计划），这些计划事实上不受任何当地计划的反对。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全球化的被动对象。
这些国家集团之间不断增大的分野打破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结束了万隆时代（1955～1975年）的共同战线战略。
可是我们将看到，对于如何评估资本主义在前第三世界国家扩张的性质与前景，并没有总的一致意见。有些人认为，最强有力的新兴国家正处在“赶上”的过程，不再是“外围国家”了，即使它们在世界等级层次中仍处于中间水平。别的人（包括我）认为，这些国家代表未来的真正外围国家。中心—外围的相对，从1800年到1950～1980年间，与工业化经济和非工业化经济之间的对立相合，在今天则以新的、不同的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对西方大国掌握的五种垄断进行分析来加以界定（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信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贫困化地区的情况怎样？这种现象是有历史先例，还是相反地体现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永久性倾向呢？（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权力对比较少不利于整个外围地区而暂时有所抑止。）有论者认为这种例外情况是由于第三世界——尽管组成的国家多种多样——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方面，在有关初级产品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推行自身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大国对此力图阻止）的政治意志方面的“团结”。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均衡，所以第三世界的凝聚力和团结力都被消蚀了。
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声称“别无选择”，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所谓理性和效率要求。我们认为，资本（即“市场”）必须被迫适应人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东西是什么？
今日总的经济形势中的若干主要特点已经被界定并且得到认真研究。因此，我们如果勾画出最重要的那些特点，那就够了。
（1）同一基本选择——新自由主义——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大国和欧共体内部，这些选择涉及对确定目标的取消管制，更加放松劳工市场，对私有化不加限制（包括对传统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强调反对通货膨胀（以收紧银根政策和提高实际利率作支撑），不加限制地放开国际资金转移，等等。在许多南方与东方国家中，这种选择由于实行严厉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得到强化。然而，这种一般性说明必须受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限定，那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以及较低程度的东南亚），它们实际上没有参与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这些国家（地区）实行了其他国家弃而不用的坚持一贯的工业化政策，政府干预对这方面的要求提供大力支持，所以实际上是“有计划的”。
（2）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而东亚再一次成了例外。其征象包括：虚弱的经济增长（许多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贫困化地区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生产投资疲软，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稳，同时“非正式”就业活动增加，等等。我们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加剧。经济持续停滞，虽然官方仍在集中谈论“衰退”与“回升”。
（3）出现金融化现象，即短期、投机心理占了上风而牺牲了有利于生产性投资的长期选择。
（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政策也随之从属于这种无约束的全球化冒险，这由于基本的新自由主义选择而无法控制（灵活的汇率、金融自由转移，等等）。
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几乎在各处造成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经济：某些部门、地区和公司（特别是大跨国公司）增长速度强劲、利润丰厚，而其他则处于停滞、后退或解体状态。劳工市场则四散分割以适应这种形势。
我们再问一句，这真正是一个新现象，还是一种多速度系统，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常规的呢？这种现象只是在战后时期（1945～1980年）因例外的原因而有所减弱，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推行了有计划的政府干预（在福利国家、苏维埃国家和万隆时代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它通过组织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而方便了增长的普遍化和生产力的现代化。
这些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带来了决定性的长期效果。
（1）大公司当然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发展。但是，可以正确地指出，大公司演变的某些方面是新的。直到现在，大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首先是（特别就资本拥有者而言）全国性公司，其活动则超越了母国国界。为了公司的调度部署，它们需要本国政府主动、积极的支持。今天，它们已强大到可以不考虑（有时是反对）政府政策的设想来发展自身的扩张战略。所以，它们要政府政策从属于它们自身的战略。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掩盖了这个目标，把保护这些公司所代表的私人利益这一特有目的合法化。要求的“自由”并非人人享有的自由，是公司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完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和不诚实的。
（2）另外，更加直接地关系到当前的技术革命，工作进程现在正发生极大变化。装配线生产（泰勒制）正为新的形式所取代，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认识。这里我们也发现与劳工市场四散分割有关问题的重要因素。
金融化可以被分析为危机的产物。过剩资本在现存结构下无法从生产系统的扩大中寻找出路，对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资本大规模贬值的危险。所以，危机治理要求提供金融出路以避免这种最坏可能的结果。高额利率、灵活汇率、第三世界与东欧国家的外债、美国的赤字、私有化与养老金金融化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但是，奔向金融化并不是解决危机的出路；相反，它导致陷于停滞性螺旋之中，因为它使分配不平等更加恶化，并迫使公司玩弄金融游戏。就这个意义来说，金融化并不仅仅是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主宰的同义语；它还意味着各公司管理阶层把金融设想放在主导地位。
我们在上文各方面都可看到的东西方之间新的分裂，肯定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理论提出挑战。
“亚洲奇迹”值得大书特书。亚洲（或亚洲/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新兴的中心取代欧洲/北美主宰世界的地位，中国则正成为明天的超级大国。
比较冷静地说，“亚洲奇迹”使人们认为值得认真关注，虽然我感到有些仓促。这些看法质疑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中固有的两极分化理论（这一理论往往不幸地混同于对“依附论”的庸俗解释），也质疑作为对付两极分化挑战的脱离战略。据说有证据说明赶上是可能的，而且认为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更有可能实现（对这种论点的庸俗解释，这最终意味着出口导向战略），认为幻想式的脱离造成了苏联的灾难。
所以，内部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可以说明有些国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积极塑造世界的一员，而其他国家则一败涂地，陷于违背自身意愿的贫困化和脱离主流的境地。
如果我们要在讨论这些复杂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对内部社会结构以及对世界体系中活跃力量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如果我们不想做不花力气、不得要领的论战，那么那样进行使问题明晰则更为可取。例如，我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主要是该制度的社会选择（“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计划）。积极而有节制地参与全球化，同以出口优先为基础的经济战略是有很大不同的，两者建基于不同的内部统治社会集团中。东亚国家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使对外关系从属于内部发展——换言之，它们拒绝“适应”世界范围的主导倾向。事实上，这就是脱钩的定义，有些性急的读者把它混同于闭关锁国。
两极分化，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方面，不能一劳永逸、毫无改变地作界定。一个半世纪中由于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同对比，它的表达方式肯定也变化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受到外围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迫使中心国家适应外围国家工业化（不管多么不均衡）带来的变革。这个事实能否以此肯定所谓东亚正在“赶上”中心国家的说法呢？这个结论未免操之过急。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导向非常不同的结论：通过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行动，全球化的价值法则产生了新形式的两极分化，使得强大外围国家的工业居于从属地位。中国如果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的话，也逃不脱这种演化。
关于欧洲建设的问题，也必须在这种全球架构内重新加以评估。我感到遗憾的是欧洲左翼内部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往往局限于欧洲的范围，或者最多是西方大国的范围。除此以外，只能听到一些善意的希望（特别是关于南北关系的主题）。
（1）欧洲建设问题是作为一个共同市场计划开始的。在世界经济扩张阶段（直到1975年前后）中这项计划容易取胜，现在当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后，这个计划就越来越困难了。我认为，超越共同市场走向多方面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首要优先应是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可是，政治一体化同坚持本国现实相冲突，而且欧共体各国的左翼（以及右翼）在这个问题上有内部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优先实行共同货币（欧元）可能促进必要的政治一体化，还是会造成欧洲各国间的矛盾爆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欧洲左翼内部讨论和意见不一致的热点。
（2）在欧洲，新自由主义纲领是统治派力量赞同的（不但是右翼力量，而且是选举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党人，虽然他们的赞同有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可能的社会抉择（在整个欧共体内建立一种新的、进步的社会和解）似乎不能提上日程。然而，关于新欧洲社会条约会是什么样的辩论却已开始，把这个辩论进行下去并且界定其战略选择及前景是很重要的。除了内容不确定的“奇妙”名称（“新凯恩斯主义”?）以外，事实上要的是什么呢？是1，一种社会“堡垒式的欧洲”，还是2，一种开放社会的欧洲（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应如何处理同美国、日本以及外围国家的关系呢）？
（3）欧洲的统治阶层（大公司），如同在日本和美国，把它们的战略界定在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背景中。但在全球范围内它们并不是能向美国霸权挑战的活跃分子，也没有能力提出对南北关系的另一种看法。
（4）还有一点是，欧洲内部的新东西关系自发地进入了使东欧“拉丁美洲化”的架构，而不是把它平等地结合进来。东、西方的欧洲左翼力量会不会联合起来提出一个不同的战略以满足实现一个进步的、泛欧社会条约的要求呢？
（5）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东欧的拉丁美洲化使得欧共体的内部平衡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倾斜。长期而言，“德国式欧洲”能够被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接受吗？同时，赞成本计划就能使美国的全球霸权长存下去，因为德国如同日本，起的是在世界问题上同美国联盟的地区国家的作用。
对危机进行全球性治理
对危机进行经济治理的要求在以上谈到的经济政策中作了表达。然而，对体系的这方面治理，如果没有适当政治形式的支持，是无法自行进行的，因为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只有混乱，并导致似乎无法解决的冲突不断加剧。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是治理危机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引起了不同意见，这方面的含义应予以澄清）。
我们可能全都同意政治生活结构在战后时期过去以后发生了深刻变化。
政治生活与政治斗争传统上是在合法性没有疑问的政治国家框架内发生的（可能对政府产生争议，但对国家本身不会有争议）。在这个国家内，政党、工会、若干主要机构（即商界领导）以及媒体界定为“政治阶级”的领域形成了该体系的结构基础，政治运动、社会斗争和意识形态潮流在其中表现出来。
显然几乎在世界各地，所有这些机构都已失去它们的部分或全部合法性。人民“不再信任它们”。取代它们的是占据中心舞台的各种“运动”，集中反映环保主义者、妇女、争取民主或社会正义者、主张群体特性者（民族群体或宗教群体）的种种要求。这些运动的地位、它们的组织或无组织形式、它们的表达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纯粹是夸夸其谈，在别的情况下则通过诸如党派和选举等政治生活渠道进行，有时候则诉诸暴力恐怖活动或其他方式）因国而异，因时而异。所以，这种新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是极端不稳定。这些要求与运动和激进批判（批判实际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或者适应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管理阶层的方式，值得具体加以讨论。这些运动中，有些参与或可能参与自觉地、有组织地反对统治权力的社会计划，相反，其他一些则对于反对这种计划没有兴趣。
统治权力知道怎样分而治之，而且确实做到了。对有些运动进行操纵或者明里暗里的支持，对另一些运动则进行坚决反对，这就是这些新的、混乱的、受到鼓励的政治生活的统治手段。左翼也应作出自身的分析并且在制定其动员和行动战略时牢牢记住。
统治势力的新自由主义进攻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全面反国家的思想。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进攻是为大公司的私有利益服务的，大公司设法使自己从可能的政府干预中脱身，因为政府可能对它们以外的其他利益作出呼应。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真的可以作为不要政府的纯粹市场活动。大公司本身，以及总的资本，需要一个至少能作为警官的政府。这种警官的作用，在国家范围和世界范围，随形势不同而变化。
在最广义的外围国家中——亚洲与拉丁美洲整合有力的外围、东欧的潜在新外围、非洲与伊斯兰世界的贫困外围——有用的警官行动排除了任何认真的民主企图。在这里，民主的主题被讥讽地用来打击对手（社会主义对手或平民主义对手），但从不用来反对盟友或代理人。在这方面实行着双重标准。可是，有时政治危机的暴力在于它表现某种民主的外表，就是我所说的“小小的低密度民主”，假平民主义的、假选举的民主，作为对付“过渡”的一种方式。独裁时代和专制政权，不论是军事的、神权的还是其他的，都远没有结束。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的愿望同当前政策产生的结果之间的矛盾、国家无力对付全球化产生的力量（国家的统治阶级对此却俯首接受，甚至心甘情愿）以及传媒操纵的种种可怕影响已经产生了影响民主思想与实践的真正危机。
一般来说，真正现存的当代资本主义是在“低密度民主”体系内运行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贬低对基本选择的主要斗争而赞扬对日常生活的管理，以此肯定这种形势的正确。非政府组织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把全世界各国人民非政治化的战略的一个回答。这种重组远没有构成有力的市民社会基本结构来面对国家，却同资本统治力量与社会管理阶层作伴。强大的市民社会是和广泛的政治化、生动活跃的阶级组织（党派、工会等）并驾齐驱的，一个国家的强大得益于它的真正民主。软弱的国家最易导致民主和市民社会的削弱。
没有能在全球范围活动的警官，这种管理体系无法运行。就这方面来说，所有的统治力量都认为美国（装备远程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美国军事力量）将完成这种职能。这些资本统治力量提出的全球化同美国霸权之间没有矛盾。日本、欧共体以及组成欧共体的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真正的野心去削弱这种权力，即使在一些欧洲国家里，有时也会有“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倒也不错”的感觉。反国家的谈论是针对所有国家的，除了握有政治与军事霸权的美国。
有一项全球管理的全面政治战略。这项战略由美国执行，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这一点肯定是矛盾所在，需要加以讨论。不能借口说我们对手有一贯战略就是回复到陈旧的“阴谋理论”，因而回避辩论。阴谋是没有的，但是对手的确有一项总战略。
我认为，这项总战略就是通过支持割裂国家形式的社会组织来最大限度地分散潜在的反体系力量。斯洛文尼亚、车臣，越多越好！在这个背景下，这项总战略利用或操纵人们追求特性的要求，极受欢迎。
所以，群体特性的问题——种族的、宗教的，或其他的——是中心问题之一，必须以最认真的态度和责任感来进行辩论，特别因为在这个领域，情况和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极为多样。一般化是我们必须设法避免的危险。
基本的民主原则意味着真正的尊重多样性，不论是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都必须充分得到尊重。多样性除了通过真诚实行民主，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来对待。否则，必定会成为被对手根据自身目的加以利用或操纵的一种武器。
从历史上看，左翼力量在这一领域往往有欠缺，当然，并不总是这样，也不像今天常说的那种程度。其中的一个例子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这实际上是各民族在真正平等地位上共处的一个楷模。另外，罗马尼亚则不同。在万隆时代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往往成功地团结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反对帝国主义敌人，而非洲各国的第一代统治阶级往往是真正跨种族的。然而，这种权力却很少善于民主地处理这种多样性，并保持成就（如果有成就的话）。他们的民主倾向产生的结果同他们治理社会面临的其他问题，同样令人遗憾。危机来临时统治阶级无力应对，就采取不顾一切的紧急手段，往往退入人群，作为延长他们“控制”群众的一种方式。
可是，甚至在许多尊重基本自由的真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即便没有其他国家，也没有理由不去设法推进民主），群体的多样性总是肯定得不到恰当的处理。加拿大、英国在爱尔兰、民主的美国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或者在很不民主的巴西以及一般也很不民主的拉丁美洲对土著人民的态度），提供了若干同前苏联非民主政权一样的例子。还可以提出许多其他例子。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很真实的问题，或者无视被压迫的各国人民的权利，即便被压迫程度有所不同。我们不能不支持尊重多样性的完全合法愿望，这是现存体系没有做到的。
所以，很有必要对特性问题和文化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严肃的辩论。我认为（许多人并不同意），文化主义的成功同民主处理多样性的缺点成正比。所谓文化主义，我指的是主张那些分歧是“首要”的，应予“优先”对付的（例如对阶级分歧）；有时甚至认为它们是“跨历史”的，即以历史不变因素为基础（宗教文化主义往往是这种情况，它很容易滑向愚民和盲从）。
为了在纷纷提出特性要求之中看得更清，我提出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标准来讨论。进步运动提出的要求总是结合反对社会剥削以及在各方面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所以，在现阶段，进步运动应有助于使人们看清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管理的社会计划的现实，也就是要明确地拒绝支持、容忍或无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目标、对工人和各国人民的统治、“低密度民主”的管理、对专制而驯顺政权的支持，等等。另外，那些声称“没有社会纲领的”（认为那不重要）或者“不敌视全球化的”（当然也不重要！）运动——更不用说那些认为民主于它们格格不入的运动——则是完全为统治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赤裸裸的反动运动，实际上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而且，统治资本知道这一点，支持这些运动，即使媒体利用它们肆无忌惮的内容来谴责受害的各国人民。这些运动被利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操纵。
最后，我要回过来谈谈根据资本全球化统治计划部署基本设想的未来形势。
根据上面所谈的，一种大形势可能有多种变项。
（1）欧洲变项：德国式欧洲？有欧元或无欧元？东欧的拉丁美洲化？欧共体的割裂（或弱化）？等等。
（2）亚洲变项：以日美为中心的亚太地区一体化？以中国为中心的没有日本的东亚地区一体化？等等。
无论如何，“大”计划已经根据新帝国主义地区化（按照“分担负担”的方针）制订出来了，把地理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南方地区在主要西方大国后面作了界定。
（1）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这一地区界定开始于墨西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结合）。
（2）美国/以色列/波斯湾石油生产国/阿拉伯国家。
（3）欧共体/马格里布/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4）欧共体（或德国）/东欧。或者另一种可能是：德国/美国/东欧/前苏联。
（5）日本/东盟。或者：日本/美国/亚太。
这里还有两个情况可能值得进一步讨论。
（1）新帝国主义计划是否可能同大约15个地区极和小地区极的兴起相容呢？它们享有本地区的“特权”，但继续作为开放全球化中忠实的接力站。首先是美国的副手德国和日本。其他还包括南美的巴西、中东的以色列、南部非洲的南非、西中亚的土耳其（和/或伊朗），以及东亚的韩国；它们得到二等地区国家如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支持。
（2）一些小地区极有没有可能对全球化/美国霸权“造反”或者因发展自主权而发生冲突呢？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例如，如果南美南锥共同市场计划同自由主义教条拉开距离的话，巴西和南锥共同市场就可能会提供一个例子。
在这个大背景下，很容易想象一个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其基础是活跃外围的加速增长（中国、东亚、印度、拉美）以及东欧、前苏联和欧共体的增长更新，而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则仍然处于灾难中。世界上各个有力地区之间加强交往肯定有助于这一计划。可是，我认为（不一定所有人都这样看），我们越朝这个方向发展，有关地区之间的交往就越加强，以西方大国五大垄断为基础的新的两极分化就越增多。在这种前景下，地区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不会减少；相反，中心与新外围之间的距离会拉大。
不乏以相反形式打破形势部署的情况。
（1）可以预见阶级斗争再起，而且已经可见（法国1995年，韩国1997年1月……）。运动将扩展并不断侵蚀统治资本进犯的实力。这为我们将在本文下一部分考虑的可选择方案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2）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盟主集团也可能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模式的方向，使之更有利于他们，从而扩大他们的主动权。我首先想到了中国——特别是，如果具有显著本国特点的社会团结由于当前被排除的民众力量参与而得到加强的话——而且也想到韩国、印度和巴西。还可能有别的国家发生这种演变。
一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概貌：服务于人民的经济
体现尊重工人与各国人民利益的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必须通过人们的斗争在他们的本国社会里加强他们的权利作为起点。
没有这种发展，谈论可供选择的方案则只是善意的希望、书生的学究行为和愿望。根据“理性”或一般利益向现有权力当局提出的“辩诉”决不可能有效，因为这个权力当局实行的政策从它们捍卫的社会利益的观点来看是足够理性和有效能的。它们产生的结果（失业、不平等、排他）正是它们真实的目的，而研讨这些问题的政客们的夸夸其谈则纯属伪善。我们也不能依靠斗争的自发性来指望其产生一个坚持一贯的可选择方案。
所以，对于社会变革的所有分析者和行动者来说，对于可选择方案的内容进行极其负责的讨论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幸运的是，这类辩论为数众多而且常常内容丰富。然而，它们往往是在一国或一地区（欧洲、拉美、阿拉伯世界，等等）内进行，因而这些问题与解决办法的全球角度往往缺乏。其他的辩论常有相反的弱点：世界问题不联系本国问题，后者常被忽略或简单化。
目前有一种企图，要强迫舆论接受这样的看法：全球化要不要由你——要，就不加约束，满足大公司的需要；不要，就甘心做闭关锁国的蠢事。全球化如同其他事物一样，可以体现为许多可供选择的可能，由任何特定时刻国与国之间力量对比平衡或不平衡以及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作界定。
正如民众阶级的加强对于一国范围可供选择方案的出现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外围各国（活跃的和贫困化的）人民的加强在世界体系内是重要的。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肯定不是通过“人道主义”的言辞（或干预），也不是通过“合作”，因为它是在最善意的圈子里发展的。
在这个实例中，正如在内部事务中，我们是在处理力量对比，这只能由有关各方（即外围各国，不论活跃的或贫困化的）来加以修改。我认为应强调优先建设大地区集团。然而，这些区域不应按它们在新帝国主义计划中的现状作界定（作为对每个西方大国成员负有特殊义务的区域，即作为无约束的全球化的工具），而是相反，作为对抗全球化的集团，有能力迫使重新谈判南北方关系问题。显然，我们都想到拉美、非洲、东南亚集团，因为这些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足够的分量来修改无约束的全球化所强加的重大限制。唯一的例外是洲一般的大国：中国，印度，或许还有巴西，或俄罗斯。我提议的地区化似乎是反对西方大国五大垄断的两极分化影响的唯一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在这五大垄断的具体基础上，有可能界定我所提议的地区化计划的重要方向，即该计划应为之服务的优先重点。
当然，只有在民众的民族民主领导集团取代了统治买办集团而使外围国家中的政权性质本身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我所主张的国际秩序的转变才会可行。
在这一点上，有可能再看看有关世界秩序的主要问题，以便提出重大的谈判方向和目标，可以组织有控制的相互依存至少在以下主要问题上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
（1）重新谈判“市场份额”以及进入市场的规则。这项计划当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后者在“公平竞争”的言辞背后完全充斥着保护全世界寡头的特权。
（2）重新谈判资本市场体系，以便在南方与北方结束金融投机活动的统治并把投资纳入生产性活动。这项计划对所谓世界银行的职能，甚至其生存提出挑战（世界银行实际上是针对南方的北方银行或者美国银行）。
（3）重新谈判货币体系，以便建立地区安排和体系，保证汇率相对稳定，并组织它们的相互依存。这项计划对国际货币基金、美元本位制以及自由浮动汇率提出挑战。
（4）开始一项全世界范围的税务体系，包括对开发自然资源的所得课税并根据合适的标准和目的在全世界进行再分配。
（5）全球非军事化，从削减最强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开始。
（6）联合国的民主化，办法是建立一个对会员国中民众社会力量更具代表性的第二全体大会。
总的来看，上述勾画的建议体现了建设服务于世界人民的经济的一种方案。
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辩论这一点很重要。我的认识是它以无可否认的冲突关系把两个因素联合起来，在现阶段，在资本主义设想和独立于资本主义的设想之间实行妥协（如果有人希望，则可以把这描绘为反制度的）。这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漫长过渡中的一个阶段。
萨米尔·阿明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