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再次探讨，同时也是经验现实的实证。其中心论题是立足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对中国经济特区成立3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进行考察，理解真实情境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要素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寻找经济特区实现二次创业和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

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已逾30年，几个边远落后的小渔村迅速成长为亮丽的现代化都市。其中，深圳取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深圳速度”更是不断抒写中国和世界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历史，回顾其过往30多年的成长历程也总是令特区人激动不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的确立，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相继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新的特区诸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设立，传统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渐丧失，经济总量和增长质量方面不断被其他城市超越，围绕“特区不特”的争论越来越多，特区的光芒开始黯淡。那么，经济特区过去30多年的成长经历究竟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何种经验借鉴？在未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先行者的特区又将怎样继续承担全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窗口的历史使命？

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繁荣依赖长期的、持续的稳定增长，而非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对生产的强调转向分配，特别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思潮下，经济学形式化和科学化的要求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远离社会现实，而且逐渐混淆了目标和结果、原因和表现之间的真实逻辑关系，导致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至少对以下几个问题无法在统一的框架内给出解释，而这几个问题恰恰是揭开经济增长面纱的关键。①经济增长的根源和动力问题；②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和趋异问题；③外部性的产生和消除问题；④制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⑤制度如何变迁的问题；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澄清分歧的关键在于在真实的发展场景中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现象，特别是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理解各个要素在不同情境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是本书在理论层面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在实践中，不同区域的发展起点、发展程度和发展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不同区域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有必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环境有区别地审视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现象，本书称之为历史情境的视角，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方法论。一旦遵循这种方法，就必须对经济增长的过程给予特别的重视，避免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时的合成谬误问题，特别是先行地区和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差异性，整体区域和局部区域的经济增长事实也并不完全一致。

基于这个原因，本书选择中国最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验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传统特区（而非1个特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考察不同区域在差异化发展场景中的经济增长差异，为特区继续存在下去及其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寻找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这是本书在现实应用层面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在第一篇中，本书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全面梳理，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理论中存在的诸多分歧和争议，以理解要素之间如何互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在第二篇中，本书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特别是对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其中，既包括欧洲先行地区的经济增长事实，也包括亚洲后发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建立本书的分析框架，围绕经济增长的三个核心要素——资源禀赋、发展环境、制度约束，构建历史情境中的动态的经济增长逻辑，指出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可能存在迥异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转型路径。

在第三篇中，分析视角转到了中国经济特区上。第六章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回归到经验事实层面，以5个特区的经济增长差距为突破口，通过特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尽量展现5个特区的差异化发展场景，从整体上把握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第七章沿着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这一主线继续深入，从投资效率的角度检验特区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以及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条件。

第四篇则是对前几篇的进一步深化。第六章和第七章依次回答了特区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第八章继续回答特区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原因，即“为什么”的问题。分析视角从微观向中观、宏观递嬗，从增长客体向增长主体转变，认识到特区经济不可持续增长的根源在于：如果没有根据资源禀赋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形成适应性的制度变迁，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便失去了制度激励和保障。第九章探讨了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以及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保障，因而是一个“怎么办”的问题；第十章是对全书的总结。尽管特区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结论。

（1）特区的经济增长经验证实了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对于后发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积极融入世界分工体系是后发地区经济起飞的重要前提，也是后发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但不能保证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随着资源禀赋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后发地区需要着眼于世界分工格局的演变，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抢抓先行机遇，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争取占据世界分工体系的更有利位置。

（2）在特定的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特区经济高速增长依赖的是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外延式增长”，尤其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释放是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率总体上并不低，因而不能全盘否定“外延式增长”方式的合理性。抓住机遇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和跨越式发展有其必要性，毕竟经济增长在当时更具第一性。

（3）30多年来，特区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主要是由经济结构迅速变化和简单复制先行地区技术带来的快速技术进步造成的，而技术效率的提高始终较慢，没有形成内生于经济体系和适应特定资源禀赋的技术进步机制，技术溢出效应不强。这是特区经济不能形成“内涵式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而导致特区经济即使发展到一定程度，依然面临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4）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特区对外来资本和劳动力的吸引力开始下降，也不再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变化和引进国外技术来提高要素生产率，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产生适应性问题。

（5）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势在必行，但转型的关键并不在于投资数量的增减，减少投资并不必然能够提高投资效率，投资对于任何经济体的持续增长都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的主体和流向（谁来投、向哪投）。

为了保证投资效率，一方面，要强调技术深化，增强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边界循序渐进地外移，而不是盲目追求重要的技术突破和技术高度；另一方面，要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跨部门再配置，特别是清除垄断性行业的进入障碍。

（6）特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适应性的制度变迁，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然而，促进特区早期实践成功的政府主导的外生性制度体系并不能为此提供激励和保障，当既有的制度红利逐渐释放完毕时，必须形成新的有效制度供给。

（7）在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如果将经济域延展至社会域，资源高效、合理使用的均衡条件将会放松，社会大多数成员更有可能通过合作实现新的有效制度供给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此同时，强大的市民社会和社会力量也有助于约束掠夺式政府，有助于约束特殊利益集团对市场的垄断，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跨部门再配置。因此，当特区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并面临转型瓶颈时，就有必要率先创新制度安排，以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为突破口，带动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的深化，从而优化制度供给，并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示范，这也是特区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

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考验越来越严峻，转型迫在眉睫，转型的难度和阻力越来越大。考虑到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略了不同环境和不同阶段下不同经济体的异质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适用性，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注重理论的本土化研究，通过历史情境的分析视角，区分先行地区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经济增长方式。在识别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前提下构建了资源、环境与制度“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框架，为融合不同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样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下，不同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各种要素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从而有助于避免盲目地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可以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改革步骤和转型路径，避免自上而下的、整体建构的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

（2）对5个特区这一全国整体的基础构成，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域进行比较分析（而非一个经济体的实证检验），能够避免整体分析时的合成谬误问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在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差异。另外，5个特区发展特征迥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不同的区域类型。因此，本书不仅能为特区自身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提供理论指导，而且能为全国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转型提供一些新的理论启示。

（3）在研究思路上，本书采用的是一种探索式的研究思路。通常的研究是前向型的，首先界定研究对象，其次在假定研究对象清晰不变的前提下建立相关概念和理论模型，最后加以实证检验，研究重心多在后两部分。探索式的研究方法则是后向型的，它对问题本身给予充分重视，继而从不同角度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区分问题的表象和本质，在此基础上寻找问题的根源，最终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体现了过程哲学的分析范式。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在动态过程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厘清各种要素和经济增长的真实因果关系，避免先验地赋予研究对象某种属性和特征。

首先，以5个特区为分析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表征中国的经济图景，只能从一个角度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新的见解或认识。考虑到特区的特殊性，尤其是像深圳那样从无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对于内地诸多富有深刻历史传统的区域能有多大程度的借鉴意义，仍然需要保持谨慎态度。因此，特区为其他地区提供的更多是参考和示范，而非简单的模仿和复制对象。

其次，5个特区各具形态，其在政策意义上的相似性远大于功能意义上的相似性，因而将5个特区放在一起分析是否合理也是需要仔细考量的。不过本书将最大限度地突出几个特区之间的差异化比较，而且5个特区的发展形态各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特征，反而能够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起点，特区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始终对中国整体经济发挥着重要的窗口作用和示范效应。然而，巨大的光环背后也隐藏了大量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中固有的缺陷同样存在于特区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其他更加富有活力的城市逐渐超越特区，人们开始冷静地反思特区试验带给全国其他地区的真正经验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复制特区经济增长模式，毕竟不同地区的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环境更是存在天壤之别。通常认为，特区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上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有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特区也借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才，这被认为是特区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然而事实上，伴随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特区内外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内生性转型，而且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从而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随着特区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和经济持续增长的乏力，有必要在真实而具体的发展场景中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特区的经济增长全景，这是理解特区成功本质的关键点，也只有这样才能为特区未来的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从而继续完成全国经济改革的制度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窗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