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04年11月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邀请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近百人出席。我那时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受学校委托在这一年的北京论坛活动中组织了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分论坛。那次分论坛共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出席，其中有日本的中根千枝教授、中国香港的李沛良教授，4位中国大陆学者和6位韩国学者，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次会议的交流中收获很大。自首届论坛取得成功后，北京大学此后每年11月举办一次北京论坛，这已经成为燕园的年度学术盛会。
2007年举办了第四届北京论坛。这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 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在这届论坛中我负责组织了一个分论坛，具体议题是“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存”（Ethnic Relations and Religious Coexistence），我认为这个议题与这届北京论坛的主题十分契合，而且可以突出社会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学术特点。
在分论坛的申报书中，我是这样写的：“21世纪的世界依然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其中许多冲突与宗教、民族/族群、人口迁移密切相关。‘文明冲突论’强调的即是宗教和种族/族群的冲突。现在发生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社会动荡、街头骚乱、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有宗教、族群背景。所以因历史上的或近期的人口迁移、社会变迁所引起的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是新世纪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焦点。各国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们都在努力调查、研究、探讨应当以什么样的基本思路来协调与改善种族/族群关系、引导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1亿，民族自治地方面积为国土面积的64%；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信众数量巨大，境外宗教势力对国内信众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强。通过这一届北京论坛，邀请各国家和地区在族群/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讨论和交流在这些领域中的理论探讨、实证研究的成果，共同分析人类社会中族群关系和宗教问题的发展趋势，非常必要。”
我的申请在2006年底得到北京论坛组委会的认可。此后，我便开始着手联络世界各地研究民族、族群、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的著名学者，希望把这次分论坛办成一个世界水准的高层次学术对话。在征询出席意向的邮件交往中，有许多著名学者欣然允诺出席，这自然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族群/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群体形式，长期以来受到各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我在布朗大学读书时，由于博士论文选题是“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调查的对象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农牧区的蒙汉群体，所以必然要关注社会学的族群理论、研究方法和经典案例。我那时选修了格德沙尔德（Calvin Goldscheider）教授开设的Ethnicity研究生课程，系统地阅读了有关族群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基础文献。我觉得自己在族群基础理论方面收益最多的是哈佛大学格莱泽（Nathan Glazer）教授与莫尼汗（Daniel Moynihan）教授合编的Ethnicity一书，而赫克托（Michael Hechter）教授在Internal Colonialism一书中提出的“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的比较框架，对于我分析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蒙古、西藏等地）与汉族地区之间横向的宏观政治、经济关系有十分直接的借鉴意义。在族群关系构建及纵向发展的理论框架方面，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戈登（Milton Gordon）教授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而在选择分析指标体系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辛普森（George Simpson）教授与英格尔（Milton Yinger）教授合编的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我在1987年春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自1988年至2014年，我一直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在我的课程大纲提供的参考书目中，我尽量把在族群研究中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学者们的著作和论文提供给学生，这也催促我自己不断去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除了阅读国内著名学者如费孝通教授、潘光旦教授、吴文藻教授等人的著作和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外，我也开始关注欧洲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例如通过阅读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教授的National Identity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教授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等著作，我对于起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而本尼迪科特·安德森教授的Imagined Community（中文译名为《想象的共同体》）对我理解欧洲的“民族主义”理念进入亚洲殖民地后在当地社会“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中塑造的“非传统模式”具有极大的启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经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牧民，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有所了解。我1988年在西藏组织问卷和户访调查，1997年在新疆调查人口迁移和双语教育，后来甘肃和青海也成为我调查的区域。在这些实地调查中和与当地干部、学者和民众的接触中，我感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市场经济对西部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地方经济和就业带来很大冲击，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重新强化的民族意识把这些社会矛盾引向了令人担忧的方向。我们如果想真正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演变，不仅需要梳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和治理边疆群体的思路，同时也需要阅读更多有关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方面的国内外学术著作，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杜克大学的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教授在他的著作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一书中，不仅系统地分析了世界各国的族群矛盾，对各国政府为改善族群关系采取的政策的客观效果也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政府以欠发达地区为对象的地区优惠政策的实际效果明显好于以族群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2006年我在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授课期间认识了霍洛维茨教授，此后我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与他进行交流。2006年在出席一次学术会议时我认识了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的作者康纳（Walker Connor）教授，他的这本书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经典。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和结识这些享誉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使我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时获益匪浅。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聆听他们的学术思想，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所以，在确定了由我负责组织这次分论坛之后，我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希望能够把那些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盛会。我梳理了我手边研究族群问题的经典英文文献的作者名单和联系方法，包括一些我从未谋面但对他们的著作很熟悉的学者，请学术界的朋友向我推荐被邀请人选，同时通过邮件开始积极与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联系。
考虑到许多国外学者不懂中文，为了打消他们对交流不便的顾虑，我们的这个分论坛明确规定工作语言是英语，取消同声翻译。因为据我自己多次参加国内组织的学术会议的经验，凡是涉及专业词汇和文献，那些高薪请来的专业同声翻译人员很难把讲演和回答的内容全面和准确地翻译出来。在2004年我组织的北京论坛的分论坛上，最后大家的问答讨论自动改为英语，可以把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而且节约大量时间。我相信，把英语规定为分论坛的工作语言，这是鼓励那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赫克托教授、杜克大学的霍洛维茨教授等都迅速回复表示愿意出席。我特别感到可惜的是，在开会之前两周，霍洛维茨教授由于杜克大学的校内重要事务临时取消了出席的计划。康纳教授也答应出席论坛，但是他在7月份告诉我由于健康检查的结果，医生坚决不同意他乘飞机出行，他只好放弃这个与中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安东尼·史密斯教授答复说，他由于年事已高已不再外出旅行，无法出席北京论坛，但是他向我推荐了他的两位学生，也就是后来出席会议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教授和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t Guibernau）。霍布斯鲍姆教授因论坛会期与他其他的计划相冲突，所以无法出席，他是研究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位具代表性的资深学者，非常可惜失去了一次向他当面请教的机会。我曾多次设法联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者安德森教授，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告诉我，安德森教授居住在东南亚“某处”多年，无法联系到，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是研究中国彝族的著名学者，因为会期与他的日程有冲突他也无法出席这次论坛的活动。
在这个联系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联系了和吉伯淖教授合编The Ethnicity Reader的约翰·雷克斯（John Rex）教授，但是他回邮件表示，因为他不赞同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所以不能出席在北京举办的这次论坛，而且他还给我邀请的其他外国学者发送邮件，要求他们一致抵制这次会议。在外国学术界有些政治上比较偏激的学者，我认为这也并不奇怪，但我随后就收到澳大利亚的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教授给我并转发所有被邀请学者的信函，表示他完全支持这次论坛的主题，呼吁大家理性看待这次纯学术性的对话论坛并积极参与。马克拉斯教授早在1964年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后直至近几年仍坚持在该校任教，他非常熟悉中国社会，对许多问题能够做出理性客观的判断。我和他相识多年，这次论坛自然他也在被邀之列。我对那次他对论坛的支持一直非常感激。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长期研究美国族群认同问题的奥尔巴（Richard Alba）教授也接受了邀请。他出版的Ethnic Identity是解读美国白人族群性的经典之作。我同时也邀请了奥尔巴教授的学生，毕业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周敏教授。据我所知，周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留学美国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中唯一的一个主修ethnicity的大陆学生，她的博士论文China Town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我在2000年在洛杉矶分校授课时与她有多次交流，我相信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研究少数族裔的华人学者，她一定可以为这次论坛带来一些特殊的视角。我也联系了在夏威夷的杜磊（Dru C. Gladney）教授，1980年代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留学，后来因出版Muslim Chinese和后续著作成为研究中国穆斯林群体最有影响的美国学者。戈伦夫（Tom Grunfeld）教授是美国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从1983年就与他相识，他在1987年出版的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在国内也有中译本。德国的王海（Thomas Heberer）教授是欧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我曾协助把他研究彝族民营企业的专著《凉山彝族企业家》（民族出版社，2005年）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他们都积极表示愿意出席论坛。
我们在关注欧美学者的同时，也邀请了亚洲和中国港台地区研究族群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几位著名学者。印度是亚洲的另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是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家，这次论坛邀请了三位印度学者：慕克吉（Partha Nath Mukherji）教授、奥门（T. K. Oommen）教授和阿尼塔·夏尔玛（Anita Sharma）教授。慕克吉教授是印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研究印度族群问题的资深学者；奥门教授和夏尔玛教授的主题则是宗教共存。中国香港大学的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教授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专家，在这个领域出版了多部专著并主编有关民族教育专题的英文期刊。曾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马来西亚学者陈志明（Tan Chee－Beng）是研究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专家，他出版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变迁史和族群政策的著作是这一专题的核心文献。中国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是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学生，他是研究中国西部族群认同现状与演变史的著名学者，他出版的《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等著作在大陆十分流行。韩国的金光亿教授是费孝通先生的老朋友，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韩国人类学会会长，自1995年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开始，他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出席我们组织的2004年北京论坛的活动。以上这些学者都被邀请出席了2007年的这次北京论坛。令人遗憾的是，出席了2004年论坛的另一位费孝通教授的老朋友，日本东京大学的中根千枝教授，因为国内其他事务未能出席这次论坛。
这次分论坛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族群/民族问题，另一个是宗教问题。由于我本人对宗教研究的学者不很熟悉，所以在讨论邀请名单时，我咨询了近期曾在美国贝勒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到北大任教的卢云峰老师。这次宗教专题邀请到的学者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贝克尔（Eileen Barker）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P. Weller）教授、美国贝勒大学的约翰逊（Byron Johnson）教授、中国香港城市大学的梁景文（Graeme Lang）教授和中国台湾中研院的黄树民教授。黄教授的演讲题目是“Religion as Mean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The Case of a Yunnan Chinese Village in Northern Thailand”，介绍泰国北部一个华人村落如何通过宗教活动来实现文化再生产。这次论坛有些遗憾的是还有两位国外大学的学者提交了论文摘要，但最终未能出席。一位是爱丁堡大学的约瑟夫（John E. Joseph）教授，另一位是土耳其中东理工大学（Middle East Tech Univ.）的达吉（Ihsan D. Dagi）教授。
来自国内的学者共有12位。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是研究欧洲华人社会的专家；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是新疆问题专家；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对福建的回民社区开展了深入调查；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的和少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潘蛟教授，都是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是研究美国族群问题的专家。这次分论坛有5位学者来自北京大学，宁骚教授是研究世界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专家，王铭铭教授对福建民间社会进行过详尽的民族志调查，方文教授是研究国内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专家，于长江和我本人曾长期在西部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
从以上的出席者名单来看，说得上是“群星灿烂”。虽然仍有好几位我慕名已久的著名学者未能到会，但据多名参会学者告诉我，这已经是许多年来他们出席的最高品位、著名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北京论坛的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各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各厅分别举办了第一阶段的学术讲座。第二天的学术讲座则回到北京大学校园，在英杰国际交流中心举办，北京大学各院系的教师和学生也旁听了各分论坛的精彩学术报告。这是非常忙碌和兴奋的几天，也是在学术上收获极大的几天。我相信许多与会者也有同感。香港大学的白杰瑞告诉我，他在许多年前读本科时就在读格莱泽教授的著作，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见到本人，感谢北京大学为大家提供了这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还在论坛正在进行的期间，我们请来的许多国外学者便纷纷被北大其他院系和兄弟院校邀请去做讲座或交流，当时的燕园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息。由于格莱泽教授是第一次访问北京，论坛结束后我便陪同他和他的夫人游览颐和园，他虽然年近90岁，但是精神非常好，一直步行上了佛香阁。我们除了讨论中国和美国的族群问题外，还商定了在2010年共同在波士顿组织一次中美学者的族群研究的研讨会，把研究对象的地域限定在中美两国，由他和我分别组织美国和中国的参会学者团队。这次研讨会如期于2010年在波士顿塔夫兹大学召开，有6名中国学者出席，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塔夫兹大学的研讨会可以说是2007年北京论坛的一个副产品。
自从论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便考虑如何争取将这次分论坛的论文汇编成文集出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拖延下来。第一个原因是有些与会学者仅提交了发言的摘要，会后多次催促也未能得到他们发言的全文。第二个原因是论文的翻译也拖了一段时间。在2007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上，我鼓励选课的研究生们把翻译这次分论坛的论文作为这个课程的期末作业，所以有部分论文在2008年初由学生译成中文。第三个原因是缺乏出版资助，我找到北京论坛组委会的负责人，希望得到出版经费，但是始终没有结果。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出版论文集这件事就拖下来了。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2012年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主编一套《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已先后出版了12本。近期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我决定把2007年北京论坛的“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存”分论坛现有的论文译文整理出来，作为这套丛书之一正式出版。
我把计算机里保存的这次分论坛的材料梳理了一下。我先后共收到了完整论文25篇，其中国内学者会后提供的中文论文8篇，其余17篇英文论文的中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需要进行校对。我便请了两位过去的学生王娟和王凡妹帮助我承担校对工作。最后筛选汇集成了大家面前的这本文集。
在校对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我感到论文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思路，在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意义。如格莱泽教授讨论的“双重国籍”问题，慕克吉教授介绍的印度“民族构建”中的基础概念和逻辑，吉伯淖教授对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在处理民族多样性时的政策比较，马克拉斯教授对澳大利亚土著人政策演变的讨论，白杰瑞教授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分析，金光亿教授对大米在韩国民族主义构建中象征意义的讨论，王明珂教授对中国藏彝走廊居民认同意识的调查，李明欢教授对劳动力国际化的分析，韦勒教授、夏尔玛教授和方文教授等对中国和印度宗教现象的分析，等等。这些议题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世界上各国的族群问题与宗教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观察分析思路和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素材，对于国内学者思考和研究这些专题无疑会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和示范效果。
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高层次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也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分论坛的各国家或地区的学者，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使这次分论坛获得完满的成功。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越变越好，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中各种复杂、尖锐的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担负的社会责任必然是十分沉重的，希望这本以族群关系和宗教共存为主题的论文集对于大家思考和研究世界和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能够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