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理论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和实践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和建设规律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一 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又作Sir Thomas More, 1478年2月7日～1535年7月6日）的著作《乌托邦》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从此时起至今，社会主义已经走过了500年。可以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六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把这500年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以此厘清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线索。

（1）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细化，从而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削、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现象，人类社会的阶级、不平等现象由此产生。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的显现，人们期待向往没有阶级压迫和对立的美好社会，对美好社会的构想的思想便应运而生。我国历史上的“大同”思想，就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与“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的公有制思想，就是对“大同”社会的理想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蕴含的思想与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而康有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的《大同书》描绘了一个天下为公，没有等级的极乐世界。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始终不成熟，所以我国很早就有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16～19世纪这一历史阶段，是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期。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使得生产力飞速提高，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但是给无产者带来了水与火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16～17世纪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通过残暴地剥削农民、压榨工人、掠夺海外殖民地等方式来加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丑恶，同时表达了对无产者深切的同情，反映了早期无产者的愿望。

（2）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的《乌托邦》是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他本人也被看成“空想社会主义之父”。莫尔在这本书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空想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描述了财富公有、人人平等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同时批判了私有制，他认为“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的担子”，“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托马斯·康帕内拉在1601年写的《太阳城》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在书中，他描绘了一个没有仆人和奴隶的未来理想社会——太阳城。

到了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英国已经开始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过渡。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摩莱里和马布利。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是摩莱里的代表作。马布利的代表作是《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论法制和法律原则》，他主要以论战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在理论上他们论证了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的必然性，并且通过法律条文阐述了理想社会的纲领和原则。但是当时的物质财富并没有极大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实现按需分配，因此，他们大多主张平均主义、节制欲望。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带有鲜明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与他们同时期的巴贝夫则进行了实际的斗争，他曾经组织了“平等派密谋委员会”，想要发动武装起义，却由于叛徒的告密而失败。

19世纪初期，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法国也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完全确立起来，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加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显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空想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学家。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种种扭曲、丑恶的现象，反对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自然的永恒的制度这种说法，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封建旧制度和未来社会制度之间的一个“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

（3）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为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虽然，他们的学说是一种空想，但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因为工人运动的分散化所以空想社会主义才能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需要有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的领导，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党的形成就需要一个科学的、统一的、旗帜鲜明的理论纲领来引导工人运动，这便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必然性。19世纪出现的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转变的实践基础，而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本矛盾，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面纱。剩余价值学说的意义在于它找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背后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证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夺回自己劳动果实是必然的、正义的、合理的。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阶级矛盾的深刻阐述，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夺取政权，然后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改造，变私有制为公有制。这时候阶级便会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国家也会消亡。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人与人之间形成自由的联合体，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仰。

（4）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苏联模式的初步形成

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使资本主义矛盾转向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中等发达的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领导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国家的政权，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形成了一个政治前提。十月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被称为过渡时期，正是在过渡时期中发生了第四件大事——苏联模式的初步形成。

苏维埃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的最初步骤是战时共产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4个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境内的“三皇”势力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发动了进攻，内战爆发了，这就是“战时”。对于苏维埃政权，当务之急就是组织红军上前线，但是俄国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极影响最为深重，粮食、能源、燃料短缺，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大小工业收归国有、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到1920年夏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已成定局，内战基本结束，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仍被沿用，这一政策不再适用于和平时期，严重剥夺了农民阶级的权利，故而遭到了农民阶级的强烈反抗。1921年3月，列宁废止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开放市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经济政策在1928年被斯大林中止，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当时共产党人的意识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水火不容；二是当时资本主义出现了大危机，国际矛盾趋于紧张，苏联的领土安全受到威胁，为了充实资金以备战时之需，领导者将目光放到了农民身上。1929～1933年，苏联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加速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运动，正是在这项运动中，形成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成就巨大，它奠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基础，为日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工业基础，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优越性。但苏联模式的代价深重，破坏了工农关系，这使农业长期成为苏联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苏联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其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旧体制障碍。

（5）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大多数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这时候苏联模式的弊端已经初步显现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命题。党的八大正确指出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存在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可惜的是，党的八大提出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坚持贯彻下去，以至于后来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苏联模式的弊端更加突出。在1959～1961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这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并没有维持几年，就被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19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缓和，很多国家都抓住了这次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我国“文革”期间的长期动乱，使人们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下降，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管理体制僵化。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邓小平开始着手对“文革”期间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文革”结束后，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国民经济又进入了两年徘徊期。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曲折和艰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物质准备和历史经验教训。

（6）我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的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和社会主义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剥夺广大劳动者和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导致了对民主法治的严重破坏，造成了个人专政；体现在社会领域，就是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党社不分；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妨碍了社会文化的繁荣。权力过分集中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发挥。正是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包含三重含义：一是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二是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因此，也填补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的空白，实现了其新的发展。三是制度。制度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经济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具体制度，日常生活中称为体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增加了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也属于政治体制。道路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中国梦的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证，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

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替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当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来探索符合自己国家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1）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史

唯物辩证法认为，质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将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只有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才能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它的本质是什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在创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首先遇到而且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能否科学解答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成败。系统梳理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我们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话被认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本质的概述。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包含了和谐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能够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实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国家阶级消亡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社会主义本质”做一个完整的定义，但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的论述在今天仍然能够为我们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奠定科学的基础。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不够充分，因此只能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并在对这一社会进行批判的方式基础上来勾勒共产主义的一般特征。与之相比，在俄国，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社会主义本质论有了革命和实践的基础。

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社会主义革命却最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摆在列宁问题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最初，列宁试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实践很快证明这条道路行不通。因此，列宁很快转到新经济政策上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列宁认识到：“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利用商品、货币、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表明，只有从实践出发，从现实出发，根据实践的经验来认识把握社会主义本质，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发展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列宁的逝世，新经济政策未能实施下去。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苏联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使苏联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模式日益僵化。同时，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照搬了这一模式，脱离了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以致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

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背景相类似，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也做出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在1956年以前，我国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主要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1956年以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开始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论断。如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等。这一理论成果，对当时建设社会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毛泽东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并对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做出脱离实际的估计，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期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再次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更是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提上了日程。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正面的阐述，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针对人们对改革开放新政策产生的困惑和疑虑，从怎样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概念。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概念，并把它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联系起来，点明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他在1985年8月针对改革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的疑问明确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985年，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6年，邓小平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致富光荣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在这里，邓小平开始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在回答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时，完整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针对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他在1990年12月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推动思想解放和推进改革开放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21世纪以来，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进一步深化。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从而把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境界。

胡锦涛同志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在深刻思索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尤其是21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概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七大都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拓展了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和本质属性的思路。如有学者指出：“既然认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奋斗目标中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那么，另外‘三位’即富强、民主、文明也应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派生的，它们从不同层面反映社会主义本质，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这一论断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更宽的视角、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来认识社会主义。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河北省考察时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彰显了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巨大政治勇气，也是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理论支撑。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共有三个层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第一层次，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第二个层次，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为第三个层次，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高度统一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三个层次之间是基础、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无论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还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都是为“共同富裕”服务的。“共同富裕”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小康社会的本质是共同发展社会和共同富裕社会，小康社会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生产力是什么？生产力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解决社会同自然之间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从哲学上看，生产力是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实际能力的大范畴，从根本上说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因此，生产力不但能够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能够促进人的发展。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有其特点：一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和过程，因为它始终把追求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使全体人民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二是社会主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虽然也有不适应的时候，但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其次，从实践来看，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的现实模式的。虽然生产关系跨越了，但并没有使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商品经济达到一定的程度，因而我国在完成生产关系跨越任务以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片面发展生产关系，而是全面提高和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力。最后，时代的发展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要求重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时代的发展要求来看，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之间、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依靠经济和科技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在这种挑战与机遇面前，迫切需要把生产力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也需要我国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作为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来对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项指标中首先就是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消灭剥削”实际上是最早确立的要素，这是从建党伊始就明确了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消灭剥削”的最终目标，并且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实践。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来看，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生产劳动把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形成了独立的人类社会。小康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温饱提升至小康水平，这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撑，因此需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的走向时曾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经历两次提升。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劳动中，人得到了尊严和尊重，明白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类通过劳动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完成了文明演进中的第一次重大飞跃。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凸显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确立。在第二次提升当中，就需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人从人与人之间扭曲的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社会实现公平正义。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来讲的，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一致的。因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前提经济条件是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是消灭了剥削关系、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经济形式，按劳分配消灭了分配上的剥削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能脱离生产力，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为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创造物质条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不能脱离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否则，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按劳分配有缺陷，就需要经过改革加以完善。这样，在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的条件下，才确立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想的价值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理想目标，只有坚持共享发展，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党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但仅有“总值”和“人均”的小康并不是全面的小康，一部分人“被小康”会损害全面小康的价值底色、降低全面小康的实际成色。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全面小康是人人共享、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小康，这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所在、攻坚所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按照共享发展理念谋篇布局，必须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高追求，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尤其要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摘掉贫困帽子。共享不只是理想，还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这就是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以推进扶贫脱贫、缩小收入差距为抓手，以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

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