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影响灌溉系统自组织治理绩效的因素
要解释影响灌溉系统自组织治理绩效的差异，必须要归纳出最有可能帮助灌溉者进行自组织治理的一些变量。公共池塘资源的特征被认为是影响自组织治理的首要变量，如资源的排他性、资源流动的衰减性、资源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资源是可再生还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规模、资源的生产率和资源的可预见性等。
资源的物理状况会影响资源使用者对集体行动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当公共资源丰富，使用者能便捷获得资源，那么使用者也就没有动力参与集体行动；相反，当公共资源极为匮乏，使用者即使能够组织高水平的集体行动也难以获得充足的资源时，那么个体也没有动机参与集体行动。资源物理特性和自组织治理绩效呈现了U型的动态关系。
同时，资源使用者的特性也影响着自组织治理的成效，如果资源使用者具有共同的理解、低的未来贴现率期望、信任和互惠，并有自治组织经验，那么自组织治理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通常，如果灌溉者依赖唯一的水源，他们更想要长时间地使用资源，彼此之间互相信任，并拥有一定的自治能力，那么他们更可能制定出自组织规则，但关键是这些规则需要确定灌溉者分担制度成本和收益的方法。奥斯特罗姆曾提醒研究者要去探讨资源特性、资源使用者特性是如何影响使用者使用资源的效益-成本变化的，从而了解社区团体内部的本质变化。比如，水源的存量状况和集体行动是U型的动态关系，水量稀缺时，集体行动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收益；水量充足时，集体行动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这两种极端状况都难以促进集体行动，因为成本和收益高度不对称。资源使用者特性也影响着自组织治理的成本-收益，如果资源使用者对资源的未来收益有不同的贴现率期望，如果他们对复杂的资源系统应该如何操作没有共识，那么要达成一致的成本-收益规则是困难的。可见，研究者们已经归纳出自组织治理的影响变量，但并不意味着具有这些变量的团体就必然能产生自组织治理，关键要分析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团体内部的成本-收益变化，进而影响集体行动的成败。
公共池塘资源是极为复杂的系统，水资源的物理特性是既定存在的，水量状况是一个控制性变量，水渠、水坝等基础设施是灌溉系统的物理特征，这些物理特征最终会纳入资源使用社群，影响社群个体的成本-收益估算与分配，进而影响行动动机与策略选择，最终影响团体的集体行动效果。“当个人或个人组成的团体分享作为共有财产的资源时”, 团体就构成了社区自治的基础，其特性会影响社区内部的成本-收益分配，那么，团体特征就成为讨论自组织治理何以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变量。
一 团体规模
在灌溉系统中，由具有共同利益的灌溉者组成的村庄通常被认为能够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一点在经济学分析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以村民有共同利益为前提，就合乎逻辑地认为村民能够合作治水，这种观念将受到质疑。正如奥尔森（M. L. Olson）所认为的，“除非一个集团的人数很少，或者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一个大灌区中的成员有理由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但灌溉者并不一定会采取行动维护灌溉系统，有无数的理由说明灌区规模越大，灌溉者集体合作行动的难度就越大，集体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会随着团体规模的变大而降低。当灌溉共同体的规模越大，灌溉者互动的机会越少，他们建立声望的机会就越少，这种互动、声望有助于共同劳动行为与互相监督，更为重要的是，频繁的互动能产生较高水平的信任，从而产生合作的社会资本。
团体规模影响个体的贡献、交易成本，以及行动策略。个体如果认为他们的贡献将增进共同利益，即使这些利益由所有团体成员共享，他们仍可能对集体行动做出贡献。但如果个体感觉到他们的贡献无法对集体结果带来任何改变，他将丧失做出贡献的积极性，当集体规模越大，这种感觉将越明显。灌溉设施是具有消费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个体所需要承担的贡献将随着规模变大而降低，即人均固定成本降低，但交易成本随之增加。在奥尔森看来，集团越大，所提供的集体物品数量就越低于最优水平；集团越大，个体从总收益中获得的收益份额就越小，就越不足以抵销他们所支出的成本；集团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
实质上，团体的规模并不直接影响集体行动，而是通过影响团体的成本-收益分布状况，以及交易成本来影响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中，交易成本会随团体成员数量单调递增。在小团体中，人们有许多的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解各自的选择偏好，信息成本明显降低，他们不需要借助集团协议、合作组织就能进行集体行动。并且，在小团体中，非正式的互动取代正式的讨价还价，互动和交流增加了信任，从而避免合同订立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小团体能带来交易成本的减少。但是，团体太小，规则的执行能力将减弱，因为当灌溉者人数很少，他们没法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维持灌溉设施的运作，从而使集体行动能力减弱。这两种此消彼长的张力使得我们难以简单地判断团体规模与集体行动的关系。
对灌溉制度的实证研究说明了团体规模对集体行动影响的复杂性。在东亚菲律宾的许多农村地区，村庄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具有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机制。在一个村庄内部要比跨越不同村庄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和执行规则，灌区中村庄的数目是影响灌溉协会组织横向合作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中国中部地区，荆门市的五个村庄的农田水利管理中，村庄传统资源缺失，村庄舆论解体，村民成为原子化个人，难以为公共事务达成合作协议，因而农民只能通过打井、挖堰等小水利建设来解决各自的灌溉问题。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中普遍存在，许多的自然村落无法在同宗族之上进行超宗族的村民集体行动，并难以产生超宗族的政治组织和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是村庄数量或灌溉团体规模影响集体合作的绩效，但深入分析这些村庄的特点发现，他们在文化记忆、宗族认同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这些才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理论分析中，规模对集体行动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阿格拉沃（A. Agrawal）对印度森林资源的研究指出，小规模社区虽然能够制定森林管理规则，并互相监督、执行规则，但这些自治安排并不能确保森林免受其他社区的侵犯，他们必须雇用森林管理员使森林免遭本村村民和别村村民的破坏，并且森林管护工作要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小社区很难成功地筹集资金雇用森林管理员，而大社区则能较好地做到。Varughese回应了这种观点，较小的村庄在组织集体行动时面临更大的困难，虽然社区规模和集体行动在统计上系数呈负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统计数据无法证明规模对集体行动的负面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证明规模与集体行动的关系，高塔姆（A. P. Gautam）对社区森林保护的研究发现，虽然更大团体的森林管理比中等团体或小团体管理的情况要差很多，但是规模并不直接对森林状况产生负影响。
高塔姆的结论回到了理论讨论的原点，团体规模并不直接影响集体行动，而是影响个体之间的信任、行动的可预测性，以及调动资源的方式，集体行动依赖于团体中的信任。许多的研究者也认同社会规范、信任、公民参与网络的重要性，将这些因素统称为“社会资本”，并将社会资本看作影响团体活动的主要因素。正如帕特南（R. Putnam）所指出的，社会资本促进了自发的合作。但什么因素在影响社会资本？对团体特征与集体行动关系的研究回答了该问题，团体规模越大，出现异质性的可能性越大，个体之间互动的机会越少，社会资本存量就可能越少；团体规模越小，越可能产生同质性社区，个体之间交往互动的机会越多，社会资本的存量就越大。
二 团体异质性
同质性被认为是促进集体行动的积极因素，团体中相同的社会文化或经济背景增加了个体互动的可预见性，可预见性反过来提供了信任的基础。即使可预见性没有产生信任，同质性团体的成员也因具有相同的特征，从而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理论界更多地关注团体异质性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学者们讨论了各种异质性的来源，巴郎（J. M. Baland）和普拉托（J. Platteau）将异质性归因于民族、种族，或其他文化分化，以及个体之间经济利益的本质区别。韦尔德（T. Velded）进一步识别出异质性的五种不同类型，分别为：贡献的异质性、政治异质性、财富和权利的异质性、文化异质性，以及经济利益异质性。不同的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并不一致，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异质性都对集体行动产生阻碍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异质性受到制度的影响。
（一） 经济异质性
异质性有两种常见类别——经济异质性和文化异质性。这两类异质性可进一步细分为：财富异质性、利益异质性、身份异质性、文化异质性。
财富异质性用来描述个体对公共资源管理的贡献能力差异，许多的实证研究认为财富或经济收入的异质性对集体行动是一种阻碍效果。在一个灌溉社区中，当灌溉者的财富经济收入差异很大时，越是富裕的人退出社区的可能性就越大；越是贫穷的人，对公共资源的依赖性越大，退出社区的可能性就越小，富人和穷人间退出选择权的差异减弱了合作的积极性，使集体行动困难，财富的异质性对集体行动就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异质性有可能促使合作，在村庄人均经济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富裕的灌溉者承担了灌溉设施的大部分成本，村中的经济能人、精英能够对水利设施的初始建设做出较大的贡献。因而，财富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不是单调的线性影响，而是U型曲线关系，巴德翰（Pranab Bardhan）和代顿-约翰逊（J. Dayton-Johnson）的研究支持这种U型关系。团体中财富异质性很小，说明成员的经济收入水平比较相当，集体行动的水平则较高；随着异质性的扩大，团体订立规则、执行规则的难度变大，冲突逐渐扩大，合作水平降低。但是当财富的异质性达到某一水平，则会促进集体行动，这就是“奥尔森效应”所认为的集团内部的不平均可以促进集体物品的供给。
利益的异质性是指个体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差别，收益的差别影响个体对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在灌溉系统中，农田地理位置决定了灌溉者从灌溉服务中获益的大小，这种差异导致他们的收益异质性。灌溉系统中渠首和渠尾拥有不同的合作激励，正如在不同捕鱼点捕鱼的渔民，他们的获益不同，合作动机也不同。地点差异对集体行动是重要的，当人们考虑如何分配集体活动的责任时，地理位置的不对称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负面的，地理位置不同的个体对如何分配责任和利益存在分歧，甚至冲突的意见。Varughese研究了地点差异对森林管理的影响，他对尼泊尔的18个森林进行了研究，相比较于远离森林的社区，靠近森林的11个社区的同质性比较高，那些地理差异比较小的社区，集体行动所面临的挑战要小于地理差异大的社区，这项研究虽然显示地理位置差异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没能证明地理位置差异必然对集体行动带来负面影响。
在灌溉系统中，农田位置不同说明它们对灌溉系统的依赖程度不同，渠首农田对水资源的依赖性较弱，它们不需要完善的水渠系统以及细致的分水方案就能取水灌溉；渠尾农田则不同，它们对灌溉系统的依赖程度很高，只有维护良好的水渠、合理的分水方法才能保证渠尾农田有水灌溉。渠首田主和渠尾田主对灌溉系统管理的积极性不同，对灌溉集体行动的参与程度也不同，这些分歧导致他们在资源管理上偏好不同，从而对合作行动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奈度（Naidu S. C.）的研究，财富异质性是团体成员对集体行动贡献能力的差异，利益异质性是成员从集体行动中获益的差别，如果团体成员的能力和收益是不一致的，那么利益的异质性将对合作带来负面效应。在奈度的模型中，当控制财富异质性变量时，资源依赖性对合作不产生影响，然而，当存在财富异质性时，资源依赖性则降低了合作的水平，这说明当财富异质性和利益异质性不一致时，这种不一致阻碍了集体行动。奈度进一步指出，财富异质性与集体行动的U型关系只有在成员对资源依赖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当一些灌溉者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并且他们具有财富能力为灌溉系统做出贡献时，他们将有可能提供集体物品，这种现象就是奥尔森所分析的不平均可以推动合作。但是如果资源依赖的异质性与财富异质性是不一致的，那么财富的异质性将阻碍合作。
因而，经济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不是单调的线性方式，U型曲线能更好地说明两者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经济异质性越大，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合作的程度越低；当财富异质性与利益的差异分布情况是一致的，即团体中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同时也是从集体行动中获益较多的人，他们将有可能承担大部分的集体行动成本，因而经济异质性促使集体行动的产生，就出现了“奥尔森效应”。
（二） “奥尔森效应”
财富异质性和利益异质性是经济异质性的表现，传统观点认为经济收益分布的不平均将给集体行动带来极大的障碍，但奥尔森提供了另一种对异质性的解释思路，认为不平均更有可能供给公共物品，即“奥尔森效应”。奥尔森认为，在一个小集团中，如果一个成员可以获得总收益中很大一部分，即使他个人承担全部的成本，比起没有这一物品时他仍能获得更多的好处，这时可以假设集体物品会被提供。但如果这个对实现集团目标有着关键作用的个体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利益不足以使他有兴趣独立承担提供这一物品的成本，那么集体物品是否能被提供则是不确定的。“奥尔森效应”描述了当团体中存在利益异质性时，当集体物品对团体中一部分人极为重要，且这一部分人从集体物品的总收益中获益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们将很有可能支付集体物品的成本。
在“奥尔森效应”中，少数村民的行动给村庄中的大多数成员或所有成员带来收益，这说明收益的异质性、不平均有利于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奥尔森效应”在特定情况下是有可能成立的，例如在社区管理的灌溉系统中，每个农民各自维护自己农田前面的水渠，水渠长度与所拥有的农田大小成比例，一个灌溉者的农田面积越大，他所承担的成本越大，获益也越大，他就会更积极地促进集体行动，甚至供给集体物品，这种情况就是“奥尔森效应”。在灌溉水利设施的初始建设中最有可能出现“奥尔森效应”，水渠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固定成本投入，如栅栏、沙石等。灌溉系统的集体行动收益与投入是一种非凸曲线，集体努力只有超过临界值之后才能带来收益，比如，只有大坝建成、水渠修好之后，灌溉系统才能为水稻种植带来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富裕的农民更有可能调动资源修建大坝或修建水渠。巴郎和普拉托的研究证实了当集体收益与投入是非凸曲线时，“奥尔森效应”有可能出现。
异质性与公共资源管理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但“奥尔森效应”提供了一种对团体特征与集体行动关系的饶有趣味的解释，说明了经济异质性对集体行动产生积极影响的可能性，这种现象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团体中存在少数经济收入较高的富人，同时，他们的收入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果富人组织集体行动，承担大部分的初始成本，那么“奥尔森效应”有可能产生。如果团体中富人的经济收入并不来自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对他们而言毫无价值，那么富人的退出对集体合作将是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异质性对集体行动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奥尔森效应”所提供的集体物品仅需要部分团体成员的参与就可以实现，但有些集体物品则需要全员参与，有些资源需要完全的合作才能提取、使用。在灌溉系统中，非正式惩罚、正式惩罚、灌溉系统的维护和运转并不要求完全地遵从，相反，规则的制定则需要全员参与。这意味着只有当灌区内的富人重视公共资源的价值，并且团体制定一套对违规者的正式惩罚系统时，“奥尔森效应”才会出现。
（三） 社区文化的异质性
团体的异质性还可以用团体信任或社会凝聚力的缺乏来测量，称为文化异质性。总体上，共享的价值观或对公共问题的共识有助于团体合作，而社会文化异质性则增加了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协商和讨价还价成本，因而，社会文化的异质性被认为会阻碍集体行动。社会文化异质性常用社区中种族、阶层数量来测量，如部落、种姓、身份、宗族等，这些变量代表团体成员的身份认同。理论上，身份异质性被认为会阻碍集体行动，身份认同差异通过歧视和排外规范对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社会身份的不平等或差异可以转化为权力的不平等，从而造成回报的差异，这将降低不同身份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规则的遵从度。
种族或宗族身份代表村庄内部的身份认同与识别，同一村庄中，宗族越多，社区的身份分化就越严重。Varughese构造了分化指数来衡量身份差异：
其中Pi是第i个宗族人数占社区总人数的比重，A在0～1范围变动，A越是接近1，则分化程度越高，反之，则分化程度越低。Varughese对尼泊尔森林资源的研究并没有与预料的情况一致，他的研究说明社会身份异质性与集体行动水平的高低没有关系。高塔姆用同样的指标对尼泊尔另一地区的森林管理进行研究，同样没有证实社会身份异质性与集体行动或森林状况的联系。他们认为身份的异质性在森林资源管理中并不是集体行动的主要障碍，因为制度调节了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预期影响，抵消或弱化了异质性。
雷格米（A. R. Regmi）对尼泊尔奇特旺地区灌溉系统的研究发现用种族构成衡量的社会文化差异没有对灌溉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绩效更多地受到经济收入差异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团体内部经济收入的差异比种族差异更能阻碍集体行动。但是代顿-约翰逊对墨西哥小型灌溉系统的研究则证实社会异质性会降低合作努力，他认为如果灌溉者来自多个村庄或农场，那么灌溉规则监督与执行成本将比同一个村庄的成本高，村庄自治合作的监督和执行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规范，当这些规范超出村庄边界时，它们就失去执行力，从而减弱了合作努力。
奈度的研究综合以上两种观点，他认为社会异质性与合作是U型关系，这意味着当社区是完全同质的，或异质性很大时，合作水平是高的；当社会异质是中等水平时，将不会产生合作。当灌区中的村民属于同一个宗族，社会身份是同质的，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频率很高，合作的可能性很大。当村庄由多个宗族团体构成，社会异质性就产生了，村中的小宗族团体可能被认为是“外来人”，他们可能由于社会偏见和排他性而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很低。然而，在异质性村庄中，如果每个宗族的影响力是相同的，不存在主导性宗族，社区较少发生权力寻租，那么村民之间互动的可能性会很高，持续的互动、高水平的交流和信任将提高合作水平，所以奈度认为合作的内在难题不在于社会异质性，而在于这种异质性对社区中子团体（如宗族分支、村民小组）意味着什么。如果社区很少发生排他和歧视现象，那么即使是异质性的团体仍有可能达到高水平的合作，因为在这些社区中，仍能产生合作的基础，如信任、共识、执行良好和一致同意的规则。
村庄灌溉系统中，村民的合作行为不能简单地用“参与合作能带来收益”来解释，即使灌溉者都知道合作能使所有人都受益，但是灌溉设施仍有可能由于集体不行动而长年失修、运作不佳。灌溉村庄的规模、村庄的异质性对灌溉合作行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U型模型，这说明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是有条件性的，异质性并不必然阻碍集体行动。在村庄中，异质性与同质性是共同存在、互相影响的，甚至不同的异质性形式会互相影响，减弱或增强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负面影响。当财富异质性与利益异质性的分布一致时，异质性对集体行动产生积极作用；反之，产生消极作用。团体异质性并不直接影响集体行动，团体规模和团体异质性直接影响个体互动、交流的可能性，进而影响信任、共识等社会资本存量，这些社会资本是合作的基础。
“团体异质性”概念是对灌溉社区的结构特征的描述，目的在于说明什么样的村庄结构促进合作治理，相反，什么样的村庄结构阻碍合作。根据伯特（R. S. Burt）的观点：网络中互相联系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绩效，因为通过个体之间的交流，创造共同规范和约束机会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在同质性越高的村庄，村民之间的互动越频繁，频繁的交往和互动增加了社会资本。因为社区网络存在许多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这些结构洞承载着不同行动者的信息分布，如果网络行动者能把结构洞连接起来，那么他就有信心与他人交流、互动，获得战略上的优势，从而获得新的和多样化的信息。所以，如果一个网络能够跨越、连接多个结构洞，信息在行动者之间流动就越快，网络的密度就越大，那么这个网络就有比较强的连接性，社会资本就较为丰富，合作行动就较容易产生。
简而言之，在一个灌溉系统中，如果是一个同质性的村庄，行动个体的差异性较小，具有较为一致的利益，他们只要花很少的时间就能达成一致同意。但如果是个体多样化的灌溉社区，特别是跨越了多个村庄的灌区，那么异质性将降低达成集体行动的效率，甚至无法合作。这种观点仅仅是理论上的论述，经验研究证明异质性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线性关系，两者为U型关系。在U型模型中，异质性越大，集体合作水平就越低，但是当异质性程度超过某一临界水平时，团体中的小部分行动者有可能供给集体物品，承担大部分的成本，出现所谓的“奥尔森效应”。异质性与同质性并不会直接影响集体行动，它们通过影响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交流，进而影响村民之间的关联度，从而导致村庄社会资本存量的变化，最终影响集体行动的绩效。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互动、交往能传递信息、知识，增进了解，提升信任，抵消或削减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