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活着那就更妙了

为挽救近代以来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启蒙思想家们十分注重动员底层民众参与国家公共政治事务，可悲的是，底层民众对此多旁观和沉默，致使“举国皆我敌”几为启蒙思想家们的普遍心态。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先生，他甚至将这些酣睡的民众视为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不过，这一意识的发端，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先生在一九〇〇年二月所撰写的《呵旁观者文》。在这篇文字中，梁启超先生痛斥了他视为“旁观”的国民性，指出这不在于国人生性阴险狠毒，而在于太无血性。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需要其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他们却每每“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

大厦将倾，国势濒危，旁观固然可悲，然就实际的历史来看，底层民众并非总在旁观和沉默，他们也有过不顾一切反侵略、反压迫的参与。以那个时代来看，就在梁启超先生这篇文字的墨迹未干之时，义和团运动在直、鲁等地勃然兴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细细算来，这批人正是那些昔日的旁观者。他/她们红布蒙头、红兜肚、黄腿带，手执大刀长矛，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攻教堂、毁铁路、烧电杆、杀洋人，抗击入侵的八国联军，震动了整个中国和世界。可两年前的百日维新，正是这些人的沉默和旁观，顽固守旧势力才成功地发动政变，制维新志士如孤雏。或许，当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时，他们就是那些“人山人海”的旁观者。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底层民众的沉默和旁观，被认为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罪恶畅行、灾难深重；这固然由于所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积弱的时代，故他们极痛恨造成这一状况的黑暗腐朽势力，同时又极鄙视甘于受压迫的普通群众。渴望得愈强烈，否定得也就愈斩钉截铁。然而，痛定思痛，这对吾人今天来说犹在暮色苍茫、潮落烟沉之际回首往事，当需切实了解这些底层民众的参与对其个人命运意味着什么？毕竟，每个人的墓碑下都埋藏着一部丰富的世界史，最为真实的历史还是普通人自己的故事。遗憾的是，以往的历史多关注这一运动的性质、阶级特征及历史教训，诸如此类反帝爱国的宏大主题，而对其中那些升斗小民的境遇及实际命运，多忽略不计。可在现实的历史中，哪有什么抽象的或集合名词不可数意义上的“人民群众”，有的只是有血有肉且相互无法替代的具体个人。就如在目前已陆续出版的那些当时人、当事人的日记，吾人已大致知道参与者的姓名——他们是志文、张三、刘子林、恩荣、小白、田海航、宋雨儿、王六等，每个人都有自己旁观或参与的历史。

一九〇〇年六月底，北京已是义和团的天下，那天，正值洋广杂货客栈被人哄抢，志文在乱中掠得几块劈柴木板。七月初，他被选为团勇，但作为门差从未亲历战斗。恩荣、小白在神机营奉差，告假练拳，但同时还如数领取官家颁发的饷粮。宋雨儿在火神庙坛上，将随团赴通州攻打贾家疃教堂，可他那时很悲观，认定此役难以取胜。田海航为保安寺团上首事，后辞了职。比较而言，张三的经历较为曲折。他在七月初加入义和团，领到腰牌一面，参加了攻打西什库教堂的战役。没过多长时间，他就自动脱离了义和团。联军入城后，他乘乱干些顺手牵羊的勾当。十二月初，有人举报他参加过义和团，其不得不花了十几两银子，贿赂巡丁方保过关。他心里也就更加不平衡了。十二月十日，他进城闲逛时遇到三个美国兵强迫其购买挂表，愤然拒绝。两天后，他在拐角小茶馆喝茶，向周围的人传播了他听说也可能是自己制造的一条新闻，说最初击毙德国使臣的华人已坦然自首。令他有些舒缓的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侠风义骨使这位华人被处决时，“各国洋人均至法场喊好夸赞”。

不同于那些虽参加义和团却总在茶馆喝茶、闲聊和瞧热闹的兵丁、差役或城市平民——上面列举的志文、张三等人，义和团的骨干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这些人承担主要的作战任务，因此需要考察这一批参与者们的所思所想。作为一个阶级，农民的纷纷参与表明大背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并集中体现在各地乡村频繁发生的民教冲突之中。例如，一八九九年夏天，直隶宁津县乡民刘芳文将教民的一匹小驴砍死，原本可以赔驴了事，但地方官迫于洋人的压力，强令其执孝子礼为驴出殡，牌位上写着“显考大驴之神位”。这样的事件累积太多，该地区的矛盾和危机总有一天就会像井喷一样爆发。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恽毓鼎说得颇为清楚：“数十年来，教民恃外人之势，欺压平民，地方官恐开罪外人，左袒教民，无复曲直，民心积愤，激成此变。”

然而，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即使是百分之百的农民，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或厌恶教会。有些人参加进来，就是为了习拳练武、强体健身。如十五岁的曹也安在黄姑庄看戏，见外国神父不能将义和拳拳师插在水中一把刀拔出来，相信拳师有本事成为一名义和团员。有的则是群相趋附、追随大众。再如家里有些土地的牛春元，则由于义和拳在他家又吃又住，因此随众成为义和团一分子。此外，更多的人则出于这样的动机——“打洋人，发洋财”，以谋衣食。在河北城安县，乡民自发组织义和团就是因为相信“二洋人皆富而无礼，仗洋人势力欺压平民，民恨之入骨，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资产，报仇泄愤，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

义和团人数最众之时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初前后，清廷批示各地编设团练，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再经直隶总督裕禄给义和团大师兄张福成、曹福田黄轿鼓吹，自蒙恩奖。于是，民众中纷传张、曹皆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接着，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在各村镇按户抽丁敛钱。加入义和团竟然也成为一些人干求官长、改变身份的招安捷径。于是，不少加入之人洋洋得意，夸富争荣，就更难用单一性质对之进行评述和概括。虽说这里不应忽视和抹杀的是普通参与者们的牺牲精神，如在廊坊附近抗击英国将军西摩尔统率的联军，在天津围攻租界、北京攻打租界、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天主教堂；但同样不应回避的还有近似癫狂的宣泄和施虐，如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一概排斥。为了逃避惩罚，人们不得不把洋火、洋油、洋布等藏起来，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但是不乏不幸被伤害的案例，如“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也”。再至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六日，义和团民众放火烧毁北京最繁华之地的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大药房，最初，他们以为自己法力无边，不会烧及周边民房，火起之后，不准民众救火，然烈焰飞腾，金龙飞顷，无法控制，致使周围数千家无辜平民的房屋统烧毁，“被烧者如醉如痴，未烧者心惊胆战”。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难以再用以往那种耳熟能详的主流/支流句式来为其开脱。毕竟，历史的正义性就在于无法撇开这些无辜者的哭泣进行判断。

值得深思的是，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正义事业何以夹杂着如此多的对正义的践踏和扼杀？那些素日里良善朴诚的底层民众，此时何以成为如此粗鲁、莽撞的破坏者、虐待狂？固然，这都可归结为封建蒙昧主义的作祟，而且，早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就有学者强调了其带有的历史惰性力量与中国近代化的严重不谐，并以马克思就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相关论述，指出这是长期以来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必然产生的反动。当然，这又是一种两分法的思维方式，虽有其合理之处，但有时失于笼统，弱化了思想反思的力度。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公共政治事务中，底层民众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现实狭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使他们无法关心国家公共政治事务。与之相应，蒙昧主义与其说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东方农民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不如说形塑了中国启蒙思想家所痛心疾首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消极生活方式。进而言之，顺民向暴民的转变，虽只在转瞬之间，但必有相应的历史条件。具体到义和团运动，则关键在于权力意志，即清统治集团顽固势力的怂恿和推波助澜。

历史早已证明，阶级社会里的爱国主义并不总是最美好的字眼。某些时候，所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实际上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然后以大众的牺牲来巩固其个人的地位。此时，清统治集团中的那些顽固守旧势力对义和团的支持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具体说来，慈禧之所以放松对义和团的镇压，原是想借此泄愤于帝国主义列强对康、梁等人的庇护和支持，以及欲废黜光绪帝而受到列强对宫廷内政的干涉。对载漪、刚毅等人来说，谄谀干进，以义和团来打击与之相对的政治势力。这一切又都是在保卫江山社稷，用今天的话说，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名义下进行的。事与愿违，作为一哄而起的民众骚动，不是谁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从结构上来看，义和团的组织在农村地区以村社、在城市以街巷为单位，乡民自愿组合，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他/她们就像装在袋子里的一堆堆马铃薯，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正如当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因天时亢旱、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乡民仰天太息：“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哪有功夫来京作此勾当？”再当大雨下来之时，攻打教堂的团民们则自相散去。他们高兴地说：“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

这样一来，义和团活动的地区实际上就陷入一个无序和失控的状态，犹如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中那个粗心的渔夫，不经意打开了镇锁在狭小铜瓶里的魔怪，同时也释放了郁积多年的怨怼和愤懑，致使狭隘、偏执、疯狂和凶残等人性阴暗面被推到了极致。典型的例子是直隶卢龙县的一桩血案。一天，一群义和团民自说自话地将某教民全家系至神坛进行审判。肇事民众不过模仿戏剧武生科白口吻，简单询问一下奉教若干年及其他琐事，接着宣布：杀无赦。这些乡民原不知杀人为何事，所恃刀械锈钝不堪用。教民全家由众人拥至村外沙河滩上，被一阵乱砍乱剁而惨死殒命。

最终承担苦痛和灾难的还是这些普通参与者和所有的底层民众。据说，对是否用义和团民众抗击洋人，以及是否应对列强宣战，清廷开过多次御前会议。以光绪帝为首的一派认为，忠义之气，虚而不实，况未经训练，一旦临阵，枪林弹雨之中，徒手前敌，这些乌合之众能持久乎？是以不教民战，直是弃之。载漪等人一意用兵，对有异言者，即以汉奸伤之。再至六月二十一日的会议，慈禧决定对列强宣战，更是气宇轩昂地称：“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没过多久，她派人给被义和团围攻的使团送瓜、果、米、面，并禁止使用火炮支援义和团的战斗；就在此时，使馆门前被洋人击倒的义和团民众则尸骸狼藉。后来联军攻入北京，慈禧狼狈出走，普通参与者和底层民众惨遭抢劫和屠戮。吾人由此再回到近代启蒙思想家痛心疾首的“旁观”和“参与”，似可认为麻木卑怯状态下的“旁观”固然可悲，但在狭隘民族主义或盲目排外情绪的支配下，“参与”可能更为尴尬和苦痛。毕竟，对平日在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底层民众来说，除生命之外，还有什么？那么，怎么还能忍心将他们作为向列强泄愤和高层政治斗争的工具，再遭最后的剥夺。在这个意义上，海涅在《两个波兰人》中的那行诗句反倒更发人深省——“为祖国牺牲是挺好的，可是活着那就更妙了。”

原载《读书》199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