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治的理论属性

要正确地认识《四经》的道治理论，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对其应持什么样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视野，这就需要对它的理论属性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说明。作为一种理论或学说，“道”与“道治”虽然具有内在的联系，但它们的属性判然有别。道治的理论属性不同于一般的哲学理论，也不同于单一的政治学或法学理论，而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道治特殊的理论属性决定着它的理论体系、范畴内容和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道”是哲学的范畴，“治”是政治学和法学的范畴。“道治”具有哲学的内涵，但已不是哲学的理论；“道治”具有政治学和法学的内涵，但也不是政治学和法学的理论。“道治”是哲学和政治学、法学融为一体的理论或学说。“道治”理论的内部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

首先，“道”是“治”的哲学指导，更是其正当性的依据。任何“治”及其形成的社会秩序都存在是否正当的考问，“正当”是治所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马克斯·韦伯曾概括说，大凡各种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来源和依据主要有传统、信仰和章程三种。《四经》与之全然不同，它另辟蹊径，用中国古人自己创立的“道”作为“治”和社会秩序正当性的来源和依据。它有一段重要的论述：

正者，事之根也。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

治国必须有“正”（实即正当性），这是治国的“根”与“本”，而治国之“正”便是“执道循理”。应该看到，《四经》以“道”作为治的正当性依据，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与先进。

其次，“治”是“道”社会化和实践化的方法和途径。道是治之正当性所在，这是由道而治；治是道之践行途径，这是以治行道。道只有走向治，才能发挥真正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四经》十分重视以治行道，并为此设计了一整套富有特色而可行的方案。

道治理论有机地融合了哲学、政治学和法学，这种融合绝不是简单的拼凑和汇集，而是形成了自身的结构和体系，它比一般的哲学、政治学、法学理论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邃的意蕴。可以说，它源于一般的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理论，又高于一般的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理论，是中外思想史上一种有特色的治国理论。其实，对道治的这种评价早在当时的《尹文子》中就有清楚的表述：“是道治者，谓之善人；借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显然，在《尹文子》看来，名、法、儒、墨各家虽都有自己的理论，但它们根本无法与“道治”理论相提并论。道治涵摄了名、法、儒、墨各家理论，而名、法、儒、墨各家理论都要以道治为本。《尹文子》的这种评价虽然可能带有学派倾向，但也是十分精到和深刻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相较于一般的道家而言，《四经》的道治理论明显地增强了社会实践性和可操作性，“道”不再那么玄虚、空灵而与社会人事息息相关。相较于名、法、儒、墨及其他各家而言，《四经》的道治理论具有更深邃的哲学基础和本体性论证，“治”不再那么具体、琐碎而是富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支持。

《四经》中这样一种高于名、法、儒、墨等各家学说的“道治”理论是何以形成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四经》的作者，《四经》的写作背景，写作动机和目的，《四经》的思想渊源、内容、特点等诸多因素，但《四经》关于道的可知论和与之相应的学术高度关注社会的特征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强调道是可知可行的。《老子》和《四经》都以“道”为中心，但两者对道的可知性的认识有很大不同。《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虽然老子的这种论述并不是完全表明道不可察知、不可体悟和不可践行，事实上老子也有许多关于“天之道”的具体内容的言说；但总体而言，老子是反复强调道玄之又玄、高深莫测和难于体认的。后来，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这种玄妙道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之道只能被放在高高的神坛上，难以走向社会之治和实践之治。所以，老庄之道虽高深但难有实用。《四经》虽然与老子一样，将道作为宇宙万物之本源和规律，具有抽象性、高深性甚或玄妙性；但它与老子又有很大的不同，反复强调道不远人、道不失人、道与人如日出日入一样息息相关：

天道不远，人与处，出与反。

甚至还提出，“人”与“道”是主客关系，但这种主客关系可以转化。如果人把握了天道运行的规律，就能主动地运用这种规律取得各种功业：

天道环[周]，于人反为之客。

显然，《四经》对“道”持有可知论的态度。这种可知论使道走下了高高的神坛，为其走向“治”和社会化、实践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道治”理论因此而获得了充分的理由。

第二，以务治为学术宗旨。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时期，在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汹涌热潮中，思想学术日益表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务实治世为宗旨和目标。司马迁在总结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时曾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各家虽然立论不同、主张各异，甚至各执一词、相互攻诘；但都是“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为各国执政者提供治国救世之良方。《四经》这一学术治术化的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学者对《四经》所论述的主要问题做过统计和排列：道法为统，故言之最多；其次兵戎；其次务农；其次任地；其次治民；其次驭下。除“道”之外，以下都为治事之要务。治国必须循此次序，方是正确的途径和法则。《四经》与老子虽然都倡导“功成不居”的谦下姿态，但《四经》明显具有“尚功”的倾向。同样，对于“道”，老子多言抽象的根本之道，而《四经》多言务实的应化之道。很显然，《四经》的重心已由“道”转向了“治”，由“道学”转向了“道治学”。所以，用“道治”概括《四经》的全部学说和思想是十分客观和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