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 / 萧伊恩（Ian Shaw）译 / 陈永杰

站在欧洲、北美及其他亚太地区社工界同仁的角度，这本通过一个区来透析华南社会工作发展的报告，值得欢迎。通过剖析政府如何推动社会工作，尤其是其中的老年社会工作专章，在那些屡见不鲜的核心挑战与机遇中我们能收获不少启迪。

在每一个国家，作为一种服务，社会工作究竟覆盖哪些内容，作为一项职业，社会工作又能以何面目出现，都是难以预测的事。在中国断断续续地推进社会工作近百年的历史中，这可谓昭昭在目。例如在两个世代之前的以色列，在集体农场（kibbutzim）中生产的国营生产队就有某种形式的社会工作服务。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以及在中国内地的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工作可以藏身于就业单位提供给职工的服务之中。这本书的作者把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出现放在整个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进程中来剖析，其着眼点则放在当下的十年，透视上级政府如何通过向基层政府下放采购权限，以引领者的姿态，刺激着社会工作机构的出现和同工队伍的扩大。这本书聚焦于一个区之上，这便是南海。

伴随着政府购买权限下放的，是整个行业的急速发展，这使得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模式不断拓宽其边界，也鼓励了更大范围的学习与模仿。但如此推进也存在一定风险，例如在英国常说的“邮编博彩”（post-code lottery），就是指一位公民能享受到多少社会工作服务，居然与他住在哪个社区相关。

如果把社会工作放在一个宏大的社会福利体系（例如人类服务或社会照料）之内来观察，不难发现一系列的挑战迎面而来。例如，这要求社会工作与医疗、教育和就业服务整合在一起。但我们知道，相比起这几项社会政策中的庞然巨物，社会工作本来就体积微小，整合的结果可能是被吞噬或淡化，或者用中式话语可称之为“行政化”。在这本报告中，作者正是通过讨论社会工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在中国实现专业化，提出上述疑问。必须承认，社会工作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就要一方面拒绝成为可解百难的“银子弹”（silver bullet），另一方面又需要打造某种形式的集体身份。这本报告把这个难题放在读者的面前。

在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努力中，不得不谈高等教育中的社会工作。在这个领域中，即便是那些早已建立社会工作教育及培训体系的国家，其实践也不尽相同。社会工作机构的总干事和创始人有时会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学者以及他们的专业追求。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工作需要“在实践中寻找哲理”（“Practical Philosophising”，英国社会工作作家Timms名言），那么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地的社会工作，都需要有技术、有智慧甚至在某个意义上有激情的社会工作者、总干事和学者挽手合作。

我深信，这本不仅在于描述和分类，更在于反思的报告，会为社会工作的学术界带来碰撞的火花和互有裨益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