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走低与消费疲软走势

人口作为代际延续的产物，包括数量、素质、结构三个层面，数量对总体的代表性最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生产是起点，起到决定和支配的作用；交换和分配为中间环节，架起从生产到消费的桥梁；消费则是终点，使生产得以最终实现并创造出新的需求和动力。因此，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动和发展趋势，总体人口与消费最具宏观意义，当前则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21世纪人口走低趋势

回顾20世纪并展望21世纪的人口变动，可以说，20世纪是人口暴涨的100年，21世纪是人口由增到减、老龄化加速推进的世纪。为什么两个世纪的人口变动趋势会如此之大，可谓冰火两重天？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再是地球自身变动规律的产物，也不再是战争、瘟疫等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而主要是人口自身变动和发展的规律使然，因而是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

1．世界人口增长放缓趋势

如果将人类诞生以来400多万年的不断增长比作“徐徐启动的列车”，相当长时间都处在出生率略高于死亡率的时态，人口增长率很低，甚至维持在简单再生产水平。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后开始加速，进入20世纪则变成“高速开来的人口列车”。为什么人类在99.0%以上的时间内增长极其缓慢？这有地球本身的原因，如从13世纪开始经历500年的小冰川期，气候变得寒冷和恶劣，使一些地方特别是欧洲农业减产，自然灾害频繁，许多人死于饥荒；有战争、疫病等社会方面的原因，如肺结核、霍乱、疟疾、天花等传染性疾病都肆虐一时，夺去众多人的生命，其中欧洲鼠疫大流行曾使人口减少20%以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农业及农业以前诸社会形态，社会生产力低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剥削和压迫惨重，人口生产处在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原始半原始类型，难以实现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的转变。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社会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资本吸纳劳动人口能力大幅度提升，人口生产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列车从徐徐启动迅速提速到高速运行，高速开来的人口列车终于在1830年创下新的纪录，世界人口破天荒地闯过10亿大关。此后，增长速度加快，每增加10亿人口的时间由100年，缩短到30年、15年、12年、12年，1999年世界人口达到60亿。世纪交替增加第6个10亿人口也为12年，2011年世界人口达到70亿。联合国中位预测表明，增加第7个10亿人口的时间将扩大到14年，增加第8个10亿人口的时间将扩大到21年，2046年世界人口可达到90亿。增加第9个10亿人口的时间需要半个多世纪，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可能增加到100亿左右，接近零增长。

众所周知，人口变动具有“本利和”性质，按照一定的指数（增长率）增长。因此，特定时点的人口态势——从而具有的增长势能具有决定性质。21世纪人口增速放缓，主要源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依据联合国的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变动趋势，如图1、图2所示。

预测表明，1950～200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由占世界67.9%上升到80.5%，上升12.6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由占32.1%下降到19.5%，下降12.6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趋势仍在继续，2015年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上升到82.8%，发达国家进一步下降到17.2%; 2050年发展中国家还将上升到86.1%，发达国家则可能下降到13.9%。发达国家将在2035～2040年实现零增长，其后将露出负增长冰山一角；只是下行越厉害占比也随着加速下行，对世界人口变动的影响力越小。发展中国家人口占比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只是出生率、增长率持续走低变成常态，终使21世纪世界人口总量走低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2．中国人口变动走低趋势

工业革命助力人口增长，1750年以后的100年，世界人口由77000万增加到124100万，增长61.2%。虽然中国不存在工业革命助力人口增长，因为那样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压根儿就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但是人口却提前起飞了，1750～1850年人口接连翻了两番，净增人口30000万以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高增长速度。中国人口为何会“提前起飞”？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统计学家、营养学家、历史学家等给出不同解读。有食物丰盛说——此间水稻的大面积种植增加了食物供给量，支持人口大幅度增加；有国泰民安说——清朝康、雍、乾时代基本无战事，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人口日益增加，民众得以休养生息；有政策调整说——康熙年间开始废除按照人丁征缴税收，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以下则取消按人丁收税政策，刺激了人口的增长；有统计纠正说——以前按照人头征税人口不报和漏报严重，废除这一制度使不报和漏报人口得以统计上来，因此一下子增加许多；有医学进步说——此时尽管流行性疾病尚不能有效防治，但一些疾病得以治愈主要得益于中医治疗取得长足进步，民众健康有所增进，预期寿命有所延长……历史常常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上述中国人口提前起飞相似，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生率、增长率长期持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也由于人口生育政策未能在普遍提倡生育一个孩子25年节点上进行及时调整，后来调整的力度也不够大，21世纪中国人口出现加速下行态势。预测表明，2030年前后全国人口达到14.65亿左右时，即可实现人口零增长。这比发达国家作为总体实现人口零增长，可能提前5～10年；世界人口整体直到21世纪结束，方有可能接近或达到零增长，中国则要提前多半个世纪。至此，我们有可能看到中国人口扮演的双重领跑角色：由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扮演人口提前起飞角色，转换到21世纪扮演提前走低达到零增长、负增长角色（见图3）。

目前中外相关研究对21世纪中国人口变动预测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差异不是很大，基本趋势相同。本文预测高、中、低人口变动轨迹和结果如下。

高方案预测。生育率逐步回升，达到更替水平后保持相对稳定，总和生育率（TFR）假定2000～2005年平均为1.90, 2005～2010年为2.00, 2010～2020年为2.13, 2020～2050年为2.15，则全国人口（未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2010年为13.75亿，2020年为14.90亿，2030年为15.48亿，2040年为15.85亿，2050年为16.05亿。此时人口并未完全停止增长，但是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彰显出稳态人口某些特征。

中方案预测。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稍有回升后即在略高于现在水平上波动。总和生育率假定2000～2005年平均为1.75, 2005～2010年为1.80, 2010～2020年为1.83, 2020～2050年为1.80，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60亿，2020年为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时为14.65亿；其后转为缓慢下降，2040年可降至14.51亿，2050年可降至14.02亿。如果1.80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可降至10.24亿。

低方案预测。生育率在现在基础上略有下降，总和生育率假设2000～2005年平均为1.65, 2005～2010年为1.56, 2010～2020年为1.44, 2020～2050年为1.32，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43亿，2020年为13.86亿，2021年达到峰值时为13.87亿；其后出现逐步减少趋势，2030年可减至13.67亿，2040年减至13.02亿，2050年减至11.92亿。如果1.32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将减至5.56亿。

上述预测与联合国预测对照，则比较接近。联合国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下中国人口数量变动，如表1所示。

以中位预测为例，人口零增长均发生在2030年，联合国预测总体人口要比图3少0.03亿；2050年则多出0.15亿，相差不大。其他指标，如少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也都比较接近。与一般国内预测趋势基本相同，具体数据有些出入，总体比较相近。最为重要的是，经过三四十年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我国人口零增长一天的到来已经依稀可见，比发达国家总体提前到来，比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更提前半个多世纪以上。

消费疲软走势

世界人口增长趋势放缓，中国人口增长趋势放缓更为显著并向零增长逼近，消费则伴随人口走低出现疲软态势。人口变动具有缓慢、累进的特点，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短期内不易被察觉，然而时间一旦拉大到足够长，其对包括消费在内的长期累进的发酵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显现。

1．世界消费疲软走势

（1）金融危机滚雪球式爆发。消费疲软同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世界经济开始了剧烈震荡。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率先在泰国爆发，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对美元汇率下跌17.0%。接着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等相继宣布本国货币贬值，对美元汇率一降再降，亚洲新旧“四小龙”先后陷入危机之中，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中国高调宣布人民币不贬值，顶住这股金融风暴冲击力，发挥出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为应对和走出危机做出突出贡献。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为深刻，随后波及更广泛的区域，也影响到此后消费的一蹶不振。

2007～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一般认为，是美国政府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推行旨在减少政府对金融、劳动力市场等的干预，以高消费助推高增长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经济长期滞胀后的一种必然。滞胀矛盾的集中爆发，使金融、经济、消费陷入长期萧条而不能自拔，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风险波浪式涌现。早在2008年10月，地处北欧的冰岛主权债务危机就露出苗头，只是由于该国人口、面积和经济规模较小，国际社会解救比较及时，危机很快被压制下去，方才没有产生更多影响。一年过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突然爆发，并且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蔓延，形成影响广泛的欧债危机。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元区成员国等认识不一，内部协调机制运作不得力，致使危机不断深化。

上述亚洲—美洲—欧洲滚雪球式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致使世界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陷入持续的经济危机，消费处于低迷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英国共识公司（CF, Consensus Forecasts）提供的世界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涨跌率，如表2、表3所示。

（2）立足于人口消费视角的阐释。上述金融危机滚雪球式接连爆发，虽然不同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技术构成、发展动力等的不同，形成的原因有所不同，然而立足于消费视角，直接的动因则是消费长期处于疲软状态，是生产过剩、流动性过剩的危机，构成“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低迷—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连锁式反应。在生产与消费关系中，尽管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消费什么、消费多少甚至消费方式主要由生产和生产方式决定，但是消费绝不仅仅是消极的，它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目的、得以完成的最终环节、一个再生产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再生产周期的起点。如果消费环节出了问题，生产的产品不能实现最终的消费，必然妨碍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正常进行，经济发展链条受到阻碍，诱发经济风险。

传统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消费是利息的函数，利息率升高、储蓄增加、消费率降低；反之，利息率降低、储蓄下降、消费率升高。显然，这是一种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以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作基础的微观消费函数理论，不能解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变动。不过在社会流动资金一定的情况下，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情况客观存在，这给运用利息杠杆调节储蓄和消费以可能，因而有着一定的应用价值。现代消费函数理论，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代表，跳出传统消费函数理论束缚，将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挂起钩来，创立了宏观消费函数理论。基本的消费函数模型为：

Ct=a+bYt

式中，C为总消费，Y为总收入，a、b为常数——a为消费参数（a＞0）、b为边际消费倾向参数（0 ＜b＜1）=MPC=ΔC/ΔY（t为时间）。引进就业变量，把消费量c、就业量n、收入量y三者连接起来，阐释收入、就业和消费之间的变动关系，是《通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据此，资本需求可归结为：一是人口——作为消费的人口数量；二是生活水平——作为人均消费的水平；三是资本技术——作为平均的生产时间。分析1860～1913年的半个多世纪资本需求增长1.7倍，人口增长50%，生活水平增长60%，资本系数增长10%，资本需求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口和人均消费增长的结果，从而得出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总消费是总收入函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有价值的结论。不过，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公式比较简单，其后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肯定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基础上，论证现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还取决于未来的预期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还有非收入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消费偏好的影响。相同收入者由于消费偏好不同，对消费的需求也有所不同，甚至是很大的不同。人口年龄、性别、职业、教育、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不同，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总是可以粗略地分为少年、成年和老年三部分。少年是消费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未来的劳动人口，是现实的消费者和潜在的劳动者；成年既是劳动人口又是消费人口，是劳动者和消费者的统一；老年在总体意义上，为已经退出劳动岗位的纯消费人口。这三部分基本人口群体及其劳动就业状态的截然不同，决定着他们各自收入上的差异，形成随着年龄递增到递减变动的倒U形曲线。既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那么消费基本上也呈现倒U形曲线走势。作为与收入、消费相关联的储蓄，其倒U形曲线变动走势表现更为典型，老年人口储蓄率递减甚为明显。因此，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收入、储蓄、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随着老龄化的逐步加深而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是消费疲软的人口经济机理作用的表现，对预期消费有着深刻的影响。

运用不同年龄组群人口消费率差异阐释消费偏好，可以发现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消费乏力，消费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少子高龄化。立足于这样的视角，看待表2和表3世界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者价格涨跌率变动，可以更加明晰地洞察世界经济演变的大势。依据联合国的预测，发达国家及日、法、美等国少子高龄化趋势，见图4、图5、图6、图7。

图4至图7显示，发达国家作为总体，少子高龄化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0～14岁少年人口占比可由2000年占18.3%，下降到2015年16.5%, 2030年15.5%, 2050年15.4%，下降比较缓慢。日本是下降最快和占比最低的国家，0～14岁占比可由2000年14.6%，下降到2015年12.4%, 2030年10.8%, 2050年略回升至11.2%。美国是下降最慢和占比较高的国家，0～14岁占比可由2000年占21.5%，下降到2015年的19.8%, 2030年18.0%, 2050年17.0%。图6法国少年人口占比大致与发达国家总体相近，呈缓慢下降的趋势，由2000年占18.8%，下降到2015年的18.1%, 2030年16.4%, 2050年16.2%, 50年间仅下降2.6个百分点，少子化进程比较缓慢。

老龄化趋势与少子化趋势正好相反。发达国家作为总体，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可由2000年14.4%，上升到2015年17.4%, 2030年22.5%, 2050年26.2%, 50年间提升11.8个百分点。日本由2000年17.2%提升至2050年37.8%，提升20.6个百分点，提速为发达国家总体的171.7%；由2000年高出发达国家2.8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高出11.6个百分点，充分展示出“老人国”形象。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由2000年12.4%，提升到2015年14.3%, 2030年19.8%, 2050年21.6%, 21世纪上半叶提升9.2个百分点，提速相当于发达国家总体的75.0%、日本的43.9%、法国的81.8%。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对要慢许多，达到的水平要低许多，对消费疲软的影响要弱许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的不利影响也要轻许多。

考察人口老龄化变动及其影响，老少比即老年人口与少年人口之比指标不可忽视。因为少年人口绝大多数将陆续成长为劳动人口，不同于老年人口是纯消费人口。发达国家作为总体，老少比已于2012年达到1.00，即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相等。日本于1996年、法国于2012年、美国将于2028年前后达到老少比1.00。越过1.00节点，图4～图7表明，老年人口占比日益向上攀高，少年人口占比则惯性下行直至趋于平稳，导致老少比累进式扩大。到2050年，发达国家总体将扩大到1.70左右，日本将扩大到3.38左右，法国将扩大到1.66左右，美国将扩大到1.27左右。2050年日本老少比达到3.38将会是一种什么样情景，彰显何等“老人国”特征很难描绘，恐怕只能由实践做出回答。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过大的老少比将使社会经济发展、收入和消费提升的步伐变得更加沉重，过度老龄化怎样阻碍消费水平提升将充分展现出来。不过不要忘记，即使是这样，少子高龄化也不是消费疲软和经济停滞最主要的原因，还应当到造成生产和流动性过剩的经济体制、制度和政策中去寻找其他原因。

2．中国消费疲软态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一个农业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消费经济不发达、消费意识淡薄是应有之意。新中国成立后，一是受过去革命老区供给制影响，强调要用主要精力抓生产，通过抓生产提高人民消费水平，对消费重视不够；二是学习苏联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经验，重生产、轻消费，甚至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口号，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抓生产建设上，消费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且不论，改革开放35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消费疲软新形势下，一方面，中国经济依旧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近年来也出现消费疲软趋势。在新常态经济下行并尽可能维持中高速增长情况下，消费疲软是继续下滑还是触底反弹，其中的关键在哪里，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

（1）消费疲软变动一瞥

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率变动，大致以世纪之交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78～2000年）23年为消费率较高正常状态，平均消费率为62.82%。其中低于60%消费率的仅有6个年份，其余17年均在60%以上，最高为1981～1985年，年平均消费率达到66.3%。后期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时段，除2001、2002年消费率维持在60%以上正常水平外，其余各年均下降到60%以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更下降到50%左右，年平均消费率下降到50.4%。与此相对应，投资率却于2004年上升到42.2%，之后在波动中继续有所上升，明显地挤占了消费（见图8）。

上述消费疲软走势，也可从进入21世纪以来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上看出来（见表4）。

表1～表4表明，步入21世纪以来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总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2000与2014年比较，贡献率由78.9%下降到51.6%，降低27.3个百分点，下降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前所未有。由拉动GDP增长6.6个百分点下降到3.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到42.4%，也属罕见。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和拉动，更是一跌再跌，时不时还出现负增长，也为过去所不多见。唯有以资本形成总额表示的固定资产投资，其贡献率和拉动均呈稳定增长态势，避免了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长受阻，明显受到国际社会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冲击，加上众多国家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下滑和负增长在意料之中。而消费持续疲软、对经济增长贡献和拉动的不断下降，还牵涉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占比的变动（见表5）。

表5显示，消费结构变动总的趋势是：居民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和政府消费占比持续上升。除个别年份外，居民消费下降和政府消费上升的趋势是缓慢但持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效应已经相当明显。2013年与1978年比较，居民消费占比下降6.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7.6%；同期，政府消费占比提升6.0个百分点，升幅也是7.6%。城乡比较，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下降的速度和幅度更大一些，2013年比1978年下降39.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到64.3%；城镇居民消费占比相应提升39.9个百分点，提升幅度同样达到64.3%。如果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乡居民消费占比变动属于某种常态因而是正常的变动，那么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占比此消彼长的变动，就是值得研究和提请注意的问题。虽然目前我国政府消费占比还赶不上某些发达国家，没有达到那样高的水平，然而，第一，我国行政机构庞大，屡屡精简机构却越精简越庞大。第二，从发展趋势上观察，政府消费处在缓慢但却在不停顿地增长之中，累进增长的效应是稳健而巨大的，必须明确认识、妥善解决。

（2）消费疲软探源

依据上面的分析，这里对消费的讨论主要针对居民消费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消费支出和货物服务出口的贡献率显著下降，经济增长不得不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究其原因，除了国内体制机制外，还有国外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以致出现2011年以来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连续为负数的局面。近一二年来有所改善，依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2月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货物进出口总额下降7.0%，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效益得到提升或者保持原来的水平，经济下行则可能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微乎其微；然而不幸的是，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大幅度增长，边际投资效益下降趋势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国内外关于中国消费疲软解读的论著颇多，观点不尽相同。可以说，相关的各种原因基本上都讲到了，能够罗列出几十条来。然而条数越多，越是繁纷复杂就越是眼花缭乱，越使人不得要领，需要从中找出主要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这就需要将消费理论与当前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尤其需要抓住中国经济正处在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之中这个最大的实际，做出实事求是的阐发。现代消费函数理论模型，将消费确定为收入的函数，收入对消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无疑是基本的决定性要素，探源就从这里开始。

其一，人均收入增长滞后。统计数据显示，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1979～2013年年平均增长速度均为9.8%。然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却要低下一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343.4元增长到2013年26955.1元，按不变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7.4%，低于国民收入增速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长到8895.9元，按不变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7.6%，低于国民收入增速2.2个百分点。人均收入比国民收入增速低1/4左右，有人口增长因素的作用，同期人口由96259万增加到136072万，增长41.4%，年平均增长1.0%，从而拉低了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人均收入的增长更具有实际意义，它比总体国民收入增长更贴近消费。不过就中国情况而论，城乡人均收入的增长并不就是消费的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进入消费领域——居民储蓄的高速增长占据了颇大的一块天地。国际社会有一种舆论，说中国人偏爱储蓄。无须多言，仅仅“偏爱”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还必须找到经济方面的根源。上述期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211亿元增加到447602亿元，增长2120.3倍，年平均增速达到24.5%。其对消费的影响有多大？看一看储蓄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变动便一清二楚了（见表6）。

其二，体制机制原因。国内外关于中国消费疲软研究，涉及体制机制问题不很多，而且深入不够，大都蜻蜓点水式地议论一下而已。笔者以为，这是左右中国消费疲软最具特色的元素和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应从现象入手深入体制机制内部，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买不起”背后的体制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消费疲软走势？直接的回答是收入有限，“买不起”。但是就目前统计上的居民收入而言，2014年GDP总量达到636463亿元，人口136782万，人均GDP 46531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比价6.1152∶1.0000计算，折合人均7609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给出的划分标准：低收入，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中等收入，在3000～11000美元之间，其中3000～5000美元为中低收入，5000～11000美元为中高收入；高收入，在11000美元以上。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314美元，跨入中低收入门槛；4年后即2012年，人均GDP达到6093美元，跨入中高收入门槛；如今又前行3年多时间，水平有了新的提升。目前，世界总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被平均”的，许多尚在3000美元以下；相比之下，虽然中国人均GDP跨进中高收入门槛水平并不高，还没有达到世界总体平均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很遥远，但是已经高出发展中国家一截，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看到人民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全民小康已经初步实现，距离全面小康社会为期不远；另一方面，要看到收入构成对消费的影响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涉及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估。由于国内外在中国消费问题上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一些言论偏离实际较远，有必要花费一点笔墨去做展开一点儿的讨论。

放眼世界，当前全球性收入差距拉大带有普遍的性质。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将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留下的是以高端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结构。如此，一般性的劳动就业机会减少了，失业率增加了，收入下降了；高端制造、金融服务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增强了，相关劳动者的工资率提高了，与一般劳动者工资率差距拉大了，贫富悬殊加剧了。而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自然禀赋等自然资本，工业化程度等产出资本，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相差很大，因而承接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成本差别也很大，造成发展的不均衡，形成落差很大的发展高地和发展沼泽地，相应的工资率高地和工资率沼泽地。可是，不管是收入和工资率的高地还是沼泽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体总体处在相对稳定的发展之中，各类劳动者的工资率均有所提高，因而劳动者对这样的收入不平等忍受了。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工业化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开始步入以现代服务为主的类型、劳动力由过剩向稀缺转变，这种收入差距方才演变为不再为劳动者容忍的程度，成为不得不被重视的一大社会问题。然而各国的基本国情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不同，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质量、结构不同，重视的程度和解决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具体到我国，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高地和沼泽地，表现更为突出一些，情况更为复杂一些。目前对收入差距看得较重的，当属“倒二八”说或“倒三七”说：20%高收入阶层占到全社会总收入80%，或者30%高收入阶层占到全社会总收入70%。此外更为严重的还有“倒一九”说，那就更加离谱、弄得人们难以分辨了。这就牵涉人们常常议论的数据资料的准确性问题。社会上不时有质疑统计数据准确性、缺乏透明性之声，认为官方给出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偏低甚至严重偏低。如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2012年《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中，曝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曝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美国密歇根大学在一项研究报告中，称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国家之列，2010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55。人们质疑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偏低，并非没有一点儿道理，因为直观上感受到收入差距就比较悬殊，非一般性较大。还有国内外关于中国富豪一类的报道此起彼伏，诸如亚洲首富易主，中国大陆某人荣登宝座；世界财富排行榜中，中国某某集团、某某人进入前50名、前20名等。不过此等基尼系数的说法，大都根据不充分、证据不充足，或者抽样调查样本量不够，或者抽样方法有问题，因而不足以推论总体。而富豪人数、规模、富有程度，特别是占社会财富的比例等，也缺乏过硬的材料。虽然具有警示价值，但却难以准确地概括总体。因此，虽然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数据存有异议，但是这些来自民间报告的数据也并不那么可靠。总体上，上述官方提供的基尼系数等信息，至少比一些民间数据要更翔实、更可信一些。平心而论，统计部门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不少努力，有了比较大的改进；当然批评也并非空穴来风，包括收入、消费等数据资料在内，其准确性、透明性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改进之必要。客观地说，获取全国性收入、消费数据资料有较大难度，因为现在的收入实在太乱，特别是各种灰色收入实难确切统计上来。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即调查数据资料一定要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或者来源于全国的人口经济普查，或者具有代表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满足样本量充分和抽样调查方法科学性要求。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数据的得来太随意了，相关人士对抽样调查得来的数据没有做出应有的论证就公之于众，缺乏应有的严肃性，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提供的数据资料，2000、2006、2013年全国按收入5等份（每等份占20%）分组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占比变动，如表7所示。

表7将城乡居民户分成5个等份，可近似地看作将城乡人口分成5个等份的人均收入水平。比较2000与2013年变动趋势，可以得出以下三点。

首先，较低收入户与较高收入户占比呈反方向的变动趋势。较低收入户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城镇低收入户占比由2000年占9.7%，下降到2013年占8.0%，降低1.7个百分点；农村由6.6%下降到5.3%，降低1.3个百分点。中等偏下收入户占比，城镇由14.3%下降到12.9%，降低1.4个百分点；农村由11.8%下降到11.3%，降低0.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城镇降低的幅度更大一些。中等收入户占比也类似，只是降低的幅度要更小一些，城镇降低1.1个百分点，农村降低0.1个百分点。较高收入户占比呈现不规则变动趋势：城镇中等偏上收入户占比由23.1%下降到22.6%，降低0.5个百分点；农村则由22.7%上升到23.4%，升高0.7个百分点。总体上，升降的幅度都很小。最突出的变动是高收入户占比的较大幅度增长，城镇由34.8%上升到39.2%，升高4.4个百分点；农村由42.6%上升到43.7%，升高1.1个百分点——城镇是农村的4倍。这说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在不断增加，城乡低收入居民占比在不断缩小，高收入占比在不断上升；无论低收入户占比下降还是高收入户占比上升，城镇降低和升高的幅度均大于农村，城镇向高收入类型转变的步伐要更快一些。

其次，城乡居民5等份收入户变动的畸形特征。中国经济跨入中高收入门槛，居民收入类型按照一般规律，理应逐步实现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过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户占比缩小，是符合发展规律变动的；高收入户占比上升格外抢眼，而且达到较高程度，与这一规律正常的变动趋势相悖，使居民收入没有向着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转变。这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畸形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是比较重要的和深刻的。

再次，收入差距出现由拉大到略缩小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值，2000年低收入户为3132.0元，高收入户为11299.0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3.6倍；2008年低收入户为6074.9元，高收入户为34667.8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5.7倍，高低之差扩大很多；2013年低收入户增加到11433.7元，高收入户增加到56389.5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4.9倍，差距有所回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值，2000年低收入户为802.0元，高收入户为5190.0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6.5倍；2008年低收入户为1499.8元，高收入户为11290.2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7.5倍，差距比城镇要大得多；2013年低收入户平均为2583.2元，高收入户平均为21272.7元，高收入户为低收入户的8.2倍，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将城乡居民收入作为总体，运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作为衡量指标，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在洛伦兹曲线基础上，提出并做出论证用来衡量收入公平性的一项指标。一般认为，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绝对平均状态，0.2～0.3为收入比较平均状态，0.3～0.4为收入相对合理状态，0.4～0.5为收入差距较大状态，0.5～0.6为收入差距很大状态，0.6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状态。2013年1月18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03～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并且承诺以后将其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公开发布，提高其应用和透明的程度。笔者搜集到国家统计局本次公布和其他相关部门陆续公布的数据，摘取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年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可以从中看出变动的轨迹：1981年0.288, 1985年0.2656, 1990年0.343, 1995年0.445, 2000年0.412, 2005年0.485, 2008年0.491（官方公布年份最高值）; 2010年0.481, 2011年0.477, 2012年0.474, 2013年0.473, 2014年0.469。对于我国基尼系数上述变动，笔者以为，有两点最值得关注。

一是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自1994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436进入较高水平以来，除下降到0.397的1999年等特殊年份外，其余年份一直处在0.4～0.5之间，2003～2013年更处在0.473～0.491之间较高水平波动。2014年下降到0.469，尽管突破0.47创下近10年以来新低，不过这个“新低”对0.4～0.5收入差距较大区间来说，还处在中等偏上位置，没有改变收入差距较大定位。

二是发生了由上升到下降的转折。1994年基尼系数突破0.4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状态，呈先升后降趋势。由1994年0.436上升到2008年0.491为差距拉大时段，上升的幅度达到12.6%。其间只有1999年一年基尼系数下降到0.4以下，下一年即回升到0.412，并且一路攀升到2008年0.491最高值。2008年以后出现阶梯式缓慢下降，2014年下降到0.469，下降幅度为4.5%，不到前一阶段上升幅度的40%。至于2008年0.491是否能够成为峰值，还有待以后的实践证明，目前只能说是迄今为止出现过的“峰值”。如果基尼系数就此走低，也可能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共享的峰值。

总体收入水平不高，特别是高低收入差距较大，严重地限制了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成为“买不起”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譬如，房价贵人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当下北京二环路以内旧城为界的房价，已经上涨到5万元/平方米左右，一套60平方米单元住房需要300万元，80平方米需要400万元，100平方米需要500万元。以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3.7元、3口人之家年收入为34301.1元计算，即使将全部收入累积起来用作买房，购买一套60平方米住房需要87年，如何实现住房梦？如要购买80平方米、100平方米的住房，恐怕长命百岁也难梦圆！只有高收入特别是高收入中的更高收入者，才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圆住房梦、别墅梦、豪宅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了经济适用房新政，“网开一面”向低收入家庭出售、出租廉价经济适用房。笔者以为，经济适用房新政并不那么值得称赞，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给诸多徇私舞弊行为提供可能；然而由于客观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居有其屋不得已而为之，是为解决“买不起”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有可用之处。再譬如，教育、医疗资源稀缺，行业垄断也比较严重，加上不法分子从中进行欺诈、倒骗，致使低收入群体只好止步名校、三甲医院门口，不能平等消费。而财大气粗者只要随行就市，就可以随意消费，并且把价格抬得很高，一般收入人群只好望而却步。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怪胎，根源在于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在于教育、医疗的体制机制。

第二，“不敢买”背后的体制原因。所谓“不敢买”，是指消费者需要并且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是存在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体制上，是没有或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所致。

由于养老保障体制一直处在不断改革之中，要害在城乡分割以及城镇内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分割的“双二元结构”养老体制，加上总体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不高，个人和家庭不得不为老年退休后的生活着想，抑或参加商业性的人寿保险，抑或进行个人储蓄以备日后养老急需，致使储蓄率持续快速增长。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211亿元，增加到1990年7120亿元，2000年64332亿元，2013年447602亿元。2013年储蓄余额为1978年的212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4.5%，远远超过GDP、投资、消费等的增长速度。储蓄的高速增长通过金融渠道部分转化为投资，支持了经济建设，却置身于居民消费之外，阻碍居民消费的增长。在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社会保险体制改革方面，近年来改革的步伐加快，迈出打破“双二元结构”体制樊篱新步伐，旨在实行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相统一、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正在加速推进）。显然，要建立新的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体制并非易事，短期内人们养老的各种后顾之忧还难以解除，刺激消费积极影响的发挥尚需时日。

医疗保险情况也类似。前期的医疗保险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社会各界对此已有较多的共识。主要的标志是，医疗体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医疗资源占有不公没有多少改变，群众的医疗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许多，居民看病难、看病贵没有根本解决。近年来的改革有所进展，公共负担有所增大，个人负担有所减轻，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些许缓解；但是医疗体制机制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资源分配不合理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个人和家庭仍然不能从健康担忧中解脱出来，不得不为此而增加储蓄和缩减消费。

其他如工伤、失业等保险事业的体制改革，取得不少进展和成绩，起到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促进了消费。不过，一是这两个险种只牵涉部分居民，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中的部分居民；二是与居民消费关系不很紧密，刺激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从社会保障总体观察，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个险种影响最大。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影响范围涉及全体居民；医疗、养老处在现在进行时或将来进行时，影响涉及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周期，一直到生命结束。因此，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和解决得好，是解除居民“不敢买”消费后顾之忧的关键环节，应着力做好。

第三，“买不到”背后的体制原因。这里的“买不到”，是指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居民消费，却很难从市场上购买到。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和平均利润率作用下，一般的普遍性消费很少出现短缺或买不到现象；如若出现，多数情况下是体制出了问题。当下我国的“买不到”现象，也是如此。如看病难、看病贵首先难、贵在挂号上，尤其难在挂专家号上。在北京协和医院，一张专家号被票贩子炒到一百元甚至几百元，致使打击票贩子如同“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其结果，“无利不起早”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打败“杀一儆百”，致使这样的打非行动难以取得根除的效果。为什么专家一号难求到如此程度？笔者以为，根源在医疗体制机制。目前知名医疗专家大多集中在类似协和医院的三甲医院，特别是北京的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北大附属医院、301医院等。在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后，最舍得花钱的地方首选健康，得了病首先想到的是到这些大医院找大专家看病。于是供求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专家看病一号难求出现了，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是体制原因，多次医改没有动过的医疗资源——包括医疗机构、设施、人才过度集中的体制。依笔者所见，医疗界“国老大”是目前各行各业最为突出的行业，而且“国老大”中的“京老大”更为突出，医改可就此开刀“动手术”。

表7按收入5等份分组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构成变动说明，尽管目前中产阶层尚未构成消费主体，影响总体消费的增长；不过5等份中20%的高收入户占比上升明显，2000～2013年城镇占比升高4.8个百分点，农村占比升高1.7个百分点，城镇升高更明显一些。这种高收入群体占比增长较快的背后，反映出相应高端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而实际生产和市场供给却滞后许多，使这种高端需求得不到满足。无奈之下，一些人利用到国外旅游机会大量采购，形成风靡一时的“中国大妈国外扫货潮”。又譬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和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收入较高老年群体对养老公寓、临终关怀一类机构养老需求大幅度上升，月付五六千元较高档次的养老院、老年之家缺口不断增大，预约登记时间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发生同协和医院专家号类似的一号难求现象。眼下全国机构养老出现总体供给不足与个体入住率不高并存的矛盾现象，这是供求档次结构不对称造成的结果，高档次机构养老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可见，发展机构养老事业不仅要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协调，还要同老年人口收入和消费层次结构相适应，提供高品质的适销对路产品。

其三，传统文化影响。据笔者在美、加、英、法、澳、日等国所见，那里的华侨收入总体上与当地一般市民不相上下，许多还达不到当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为数不少的华侨都开着奔驰、宝马等高级轿车，住宅也相当讲究，有些则挤进富人区；收入和地位颇高的某些本国当地居民，有一些人却随随便便，住宅和用车普普通通，并不那么计较消费的档次。这些华侨之所以在收入不高情况下把自己“金玉其表”起来，一是避免被别人小视，这点对于海外游子想争得一点儿面子和平等来说至关重要；二是同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传统有关，他们宁可在吃用等方面节约一些开支，也要将可以节省下来的收入积蓄起来，把自己装点得像样儿一些。这也使笔者联想到小时候看到的有的地主，只知道积攒钱财、买房子买地，而他们本身的生活水准着实不怎么样，是标准的守财奴。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包括消费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在改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观念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沉淀下来与千百年小农生产、手工劳动、分散经营特征相对应的传统文化，铸造起勤劳、勇敢、勤俭持家的自强不息精神，形成具有一定历史穿透力的消费习惯，左右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升华为一种崇尚勤俭、抑制消费的文化。这种传统消费文化的一个明显的导向，是抑制一般消费而投资房地产业，影响至今犹存。如改革开放后城乡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城市中手握一定现金的一些人，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先把房子买下来；农村最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既不肯将钱用于改善物质生活，也不肯投资于农副业扩大再生产，而是首先把钱用来盖新房、翻修翻盖原来的旧房，坚持“先安家、后立业”。有的还想买地，只是由于政策不允许才不得已而作罢。城市一些房地产商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消费心理，将其作为“刚性需求”而把房价快速推高起来，加上某些人乘机炒作，始出现城市房价翻番式上涨，大城市上涨尤甚的不正常景象。

走绿色消费适度增长之路

包括中国在内的消费疲软，困扰着相当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何启动消费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国家实行程度不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扩大消费、增加投资，尽可能使经济走出低谷，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将扩大消费推到境外，发挥外贸带动经济增长的优势。那么是否消费增长越快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消费上来，是否就要倡导高消费、超前消费呢？放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战略观察，回答是否定的，要提倡走绿色消费适度增长之路。

1．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除非遇到经济危机等特殊情况，消费总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这是由消费本身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也是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欲望显露的结果。

（1）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前所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消费是最后一道环节，只有实现了最终的消费，一个生产周期才算完成。而再生产连续不间断地进行，一般总是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的，这也要以消费的适当扩大为前提。如果本周期生产的产品不能消费掉，社会再生产就没有最终完成；如果消费水平不能有所提高，下一个周期的再生产就难以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样的判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经济时代，整体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生产的产品不够居民消费，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式的配给制。控制口粮消费量，实行按人头定量标准发放粮票；控制棉布消费量，实行按人头定量标准发放布票；控制日用工业品消费量，实行按工资和人头定量标准发放工业券和专项购物券等。在那种情况下，不愁生产的产品无法消费，各种用品都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销售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是典型又特殊的卖方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由最初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最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上与一般市场经济相似的状况。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变，由生产不足、消费过旺（消费需要得不到满足）转变到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上来，消费成为制约一个生产周期完成的关键。而在实际的再生产过程中，四个环节周而复始不间断地进行，消费环节出了问题必然影响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正常进行，直接关系后来的生产和发展。

这样说来，消费就成了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决定当前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过不能脱离生产谈消费，也不能脱离再生产规律采用非正常的办法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外国朋友来中国说，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中国到处是工地，与西方国家基本不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相径庭。此话不无道理。一个时期以来，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这些产品的消费多属生产性消费：钢铁是火车、汽车、轮船、机械、生产工具、道路和建筑业等的主要原材料；水泥是道路、桥梁、房屋建筑等的主要原材料。但是在最终意义上，这样的生产性消费也要转化为服务于居民的消费。值得一提的是，在特定情况下，这种生产性消费可能脱离居民的最终消费而独立运行，目前某些城市化建设虚张就是实证。其程式可以概括为：政府出面征购土地，然后进行招标竞拍；开发商中标后投资房地产开发建设，建成后进行房产拍卖；居民购买以后，一般作为居住之用，也有的作为投资，买卖转手后获取收益。于是形成政府、开发商、农民各得其所，土地财政与开发商利益相结合的产业链和利益链。只是政府和开发商得到的是大头、农民得到的是小头，各方受益严重不均。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房产并未进入居民消费，而是处在不停顿地倒手转卖状态，笔者称之为独立于消费市场之外的“体外循环”。这样的“体外循环”之所以能够存在，据说主要是“刚性需求”助推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助长中间商投机所致，如此，一般市民买不起、进城农民工更是望而却步的大面积“鬼城”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中间商炒作造成房价不断上涨，房价上涨反过来又刺激对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的需求，使过剩产能得以继续生产新的产能过剩。社会上对“鬼城”议论较多，影响也比较大，故在这里稍做展开的阐述。

“鬼城”面积有多大？由于缺乏权威统计资料，加上何为“鬼城”没有统一的标准，估量出入很大。但是“鬼城”数量可观并在继续扩大，是基本的态势。

首先，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对房地产业有刺激作用。1949～1978年城市化率由10.64%上升到17.92%，提升7.28个百分点；2014年提升到54.77%，改革开放以来提升36.85个百分点，使我国城市化率由改革开放前低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水平，一跃上升到超过世界2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6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盲目发展很容易陷入脱离市场的“鬼城”陷阱。

其次，土地和房地产业超前发展的影响。2000～2014年，全国城镇人口由45906万增加到74916万，增长63.19%。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土地购置面积，由16905.24万平方米增加到33383.03万平方米，增长97.47%；房地产企业支付的土地购置费，由733.99亿元增加到17458.53亿元，增长22.79倍。尽管受价格指数上涨影响实际增长倍数要低一些，但是购置费增长幅度之大、土地购置面积增长之迅速为前所未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二者远远超出城镇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造成土地城镇化超前、人口城镇化滞后，使“鬼城”的出现成为必然。

再次，城市化规模扩张的驱动作用——“摊大饼”式向外平面扩张。据统计，2000～2014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2439平方公里增加到49773平方公里，增加27334平方公里，增长121.81%；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22114平方公里增加到49983平方公里，增长126.02%，与建成区面积增幅基本相当。这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均扩大1.2倍以上，“摊大饼”式平面扩张进展神速。与此同时，伴随圈地盲目向周边蔓延而来的，还有向空中伸展的立体扩张，“大饼”还越摊越厚、越摊越高，“垂直城市化”不断升温。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攀比争高之风愈演愈烈，楼高纪录屡被刷新。北京市宣布要建世界型城市后，跟风城市竟达数十座之多。房地产业在这种贪大、争高、求洋竞争中竞相发展，“鬼城”花样也不断翻新。

（2）追求高生活质量、欲望显露

如果说，消费不断增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那么除了一般的消费数量增长外，还应包括消费质量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改变。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具体到消费上，就是消费质量和品种结构的升级，并由此带来消费数量的扩大。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欲望无限，这种欲望为生产提供新的更高的需求，因而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驱动力。如能科学地认识、顺应、驾驭这一规律，就能引导经济健康而有生气地发展；如若不能认识、顺应、驾驭这一规律，或者过分强调消费而忽视投资扩大再生产，则会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最终影响到消费水平的正常提升；过分强调投资而忽视消费，使扩大再生产脱离正常的消费轨道，脱离满足居民物质和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宗旨，就会因为侵害消费而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发展。过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将其归结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虽然这样的阐释不够全面，但是作为社会再生产发展的宗旨，表达是明白无误的、有积极意义的。

追求高生活质量，离不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且受到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居民消费处在向温饱过渡阶段，吃饱穿暖是当时普遍的、最重要的基本需求。然而社会经济发展并不顺畅，几经大起大落后经济发展遭受挫折，致使20世纪50～80年代人们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转一响”作为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追求的目标。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科技、文化、交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高生活质量的追求转换成“三机+房+车”，即电视机、计算机、手机，加上住房、汽车，而且“三机+房+车”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停顿地进行升级换代，对品质、性能、自动化程度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追求高生活质量欲望进一步膨胀。

如果将追求高生活质量带动消费增长看作消费的升级换代，那么消费升级换代则在不停顿地发生着、发展着，呈现出与生产、消费发展相同步的阶段性特征。影响消费升级换代或消费替代的因素很多，而且不同的阶段各种因素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尽相同。立足于生产力视角，当前对消费换代或替代的作用和影响最为突出的，是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科技进步为消费换代或替代提供新的生产制造支持。上面讲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的不断升级，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仅电子技术进步创造的一代胜过一代的新产品，就足以改变人们消费的内容和层次。从供人们出行和运输的现代海、陆、空交通工具，到满足工作、学习、交往、文化等消费需求的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传真机、手机、影像机等，无一不是科技进步的产品，迅速地推进了消费替代的步伐。新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由手工工具时代进入机器工具时代，以传统工业化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当前更进入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包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等在内的更新的技术革命阶段，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智力工具时代，消费替代也随之发生。超大型计算机，已经具备了人脑的某种功能；智能机器人，不但广泛被应用到生产制造中去，也在家庭生活中开始被使用，它可以替代家庭主妇操持部分家务劳动，引发革命性的消费替代。

其二，收入的普遍增长为消费替代提供相应的支付手段。前已叙及，当前消费疲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国内外都有明显的表现。与此同时，消费替代还是发生并且正在不停顿地发生着。从表面上看，二者似乎有些矛盾，然而疲软是对现实消费而言的，从历史发展上看，收入的增长则是长期客观存在的。正是由于不同时期消费的持续增长，还有多种形式的消费贷款扩大了居民的支付手段，才促使消费替代延续下来。

其三，攀比求新心理提速消费替代。消费不仅由收入等“硬件”决定，还受到消费心理“软件”制约，某些情况下“软件”的制约还相当强劲。所谓消费心理，指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使用、估价、转让产品和服务时，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期望特征和内心的活动的过程。一般将消费心理分为务实、从众、求新和攀比等不同类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消费心理不尽相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消费水平较低情况下，务实、从众消费心理可能占据主导地位。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更偏重实用性，讲究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物有所值；消费行为更容易效仿周围的人群，愿意“随大溜”，不愿意显山露水。经济发展达到小康、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务实、从众的消费心理有所减弱，对商品和服务的选择性增强了，“别人有的我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的攀比、标新立异消费心理得到滋长，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欲望对消费的影响，集中在攀比消费和求新消费上。攀比消费、求新消费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些人消费落后于人、落后于潮流，自尊心受到伤害，千方百计地要跟上和超过。看到人家住进别墅，他要移入豪宅；看到人家开上奔驰、宝马汽车，他要购买林肯、宾利，至少也要买一辆奥迪汽车；看到人家一家人旅游去了新、马、泰、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他要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夏威夷等。在当代，固然消费主要表现为一种物质行为，但是在人们收入增加、交通便捷、知识丰富、文化升值、个性化得到充分发展的新情况下，消费心理的无形作用是巨大的，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不可小觑。

其四，流通革命缩短了消费替代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流通革命，是指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信息传递和物质传送——物流业，有力地推动着消费替代前行。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和现代物流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发出一辆辆直通快车，大大缩短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时间，拉近了二者之间的距离，可以说实现了一场流通领域的革命。它改变着传统的经营消费模式，省去了以往的中间环节，从而降低了消费的成本，因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消费者只需在网上或通过手机、E-mail发出购物和付款指令，足不出户便可轻松便捷地完成购物和进行消费，而且，“互联网+”购物方式，可以捕捉到最新的商品信息，能够走在消费替代潮流前沿，使人们追求新生活格调、高生活质量的欲望最先得到满足。

2．实施绿色适度消费战略

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消费理论，在当代，均受到来自现实生活的挑战，与未来的发展目标产生矛盾。传统的消费理论偏重于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从生产角度规范消费，同以人为本的消费理念，即消费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产生距离。现代高消费、高浪费的消费理论，将消费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有悖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准则，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不足取。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总是同时发生的。摒弃两种消费缺陷的合理消费是什么？笔者以为，是绿色适度增长的消费。需要大力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实施绿色消费适度增长发展战略。

（1）绿色消费理念

什么是绿色消费？绿色是自然界森林、草原、农作物等各种植物共有的天然本色。绿色植物中的叶绿素在阳光照射下，能将水和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完成光合作用，因此，绿色代表着绿色植物新陈代谢生存的状态。绿色减少实为绿色植物的减少，这会导致光合作用减弱、释放氧气减少、生态平衡能力下降；绿色增多实为绿色植物增多，这会导致光合作用增强、释放氧气增加、生态平衡能力提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的加剧，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企盼绿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遂取绿色生态、排斥污染之意，形象地概括出绿色农业、绿色食品、绿色生产、绿色工厂、绿色家装、绿色服务以及子层次的绿色水稻、绿色茶叶、绿色饮料、绿色花卉、绿色衣裤、绿色涂料、绿色家电、绿色旅馆、绿色水杯、绿色眼镜等。推而广之，将绿色赋予安全、净化、高雅之意，演化出绿色出行、绿色网络、绿色乡村、绿色城市、绿色文化等。绿色消费自在其中，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取绿色生态、排斥污染之意自不待言，我们消费的应是绿色生产的、污染限定在允许界限之内的产品；含有安全、净化、高雅之义的绿色消费，体现消费的更高层次要求，也应成为追求的目标，借以推动消费的转型升级。

按照这样的要求，绿色消费就是要站在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立场，将消费融入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中，推进消费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推进消费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就要认识和尊重资源的稀缺性：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稀缺的，用一点儿少一点儿，稀缺性不断加剧；土地、淡水等可再生资源是可复得和再生的，然而复得和再生的速度和质量达不到需要的程度，稀缺同样会发生。因此，节约和保护资源，一方面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要尽量延长资源的使用年限，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减缓资源的稀缺程度；另一方面，要实现绿色合理消费，杜绝不合理的高消费、高浪费，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实现资源应有的价值。

推进消费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将消费纳入生态环境视野，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引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消费。自“可持续发展”提出以来，环境保护受到格外重视，一系列国际会议发表了环保宣言、环保议定书和环保行动计划，逐渐将消费纳入其中，产生广泛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查和统计数据显示，德国、英国、美国等欧美后工业化国家，80%以上的消费者把环保购物放在消费首位，宁肯支付较高一些的价格也要购买环保商品，拒绝污染、非环保的消费方式。国际消费者联合会自1997年以来接连举办“可持续发展与绿色消费”主题活动，绿色消费理念迅速传播开来。我国环境保护部门从1999年开始，宣传和实施了以开辟绿色通道、培育绿色市场、提倡绿色消费为主题的“三绿工程”，使绿色消费不断发酵、深入人心。形势发展表明，消费者越来越能够认同绿色消费，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允许限度内的轻微污染、有益于健康的绿色产品；保护绿色消费，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等废弃物的处理，避免由消费造成新的环境污染；提升绿色消费，将绿色消费看作高一级层次的理性消费，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践行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这不仅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而且是转变消费观念、培育新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过程。笔者在调查中与许多被调查者交谈发现，驾车行驶在城区路上遇到行人通过，是鸣喇叭催促还是等一等后无声通过；吃水果削下来的果皮和拆开后拿起来的衣服外包装，是随手扔掉还是丢进垃圾箱，按回收分类还是不加区分地随意丢进任何垃圾箱等，这等小事背后都潜藏着环保意识和价值观。鸣一声喇叭，造成不应有的城市噪声污染；随便乱丢废弃物，制造不应有的脏乱差，还要环卫工人专门进行清理。小事背后是大道理，绿色消费真的是一次意识形态革命。

推进消费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将经济发展放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去，落脚到绿色消费适度增长上。传统经济发展观，主要通过实现产量产值的最大化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导致GDP增长竞赛热。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宗旨，与利润最大化不完全一致，要树立新的涵盖绿色消费在内的经济发展观。

其一，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观。前已论及，绿色消费不仅体现绿色生态、排斥污染本义，还含有安全、净化、高雅之义，从而对消费质量提出较高的要求。因此，必须扬弃传统的以追求产量产值为唯一目的的经济发展观，将提高产品质量放到重要位置。同样的道理，再也不能不计成本地进行扩大再生产，不计效益地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要讲究投入-产出，将提高经济效益放到重要位置。

其二，广义空间效益发展观。指不仅要追求一般的投入-产出经济效益，还应将效益拓宽到社会领域，倡导投入-产出社会效益发展观。在评价发展指标体系上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如世界银行选择人均GDP、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文盲率等作为评价发展的主要指标。

其三，长远时间效益发展观。经济发展当然要关注当前效益，但是社会再生产是连续的、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有些经济效益的展现需要时间。广义空间效益和广义时间效益往往需要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消费效益的展现更是这样。一架速度更快、噪声更低、油耗更少、舒适度和安全系数更高的大型喷气式客机，从设计到最后投入运营，至少要三年时间。对于类似消费产品的评价，短时间内是做不出来的。

实现消费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理顺和建立适应绿色消费适度增长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改革。任何社会都存在不适应绿色消费的制度。有的国家税收苛刻，居民因缴税过重而抑制消费，表现为有效消费不足，最终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国家采取过度刺激消费政策，运用财政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各种金融杠杆刺激消费，最终导致各层次消费者债台高筑，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具体到我国，前面提到的影响消费增长的“买不起”“不敢买”“买不到”背后，均有社会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从总体上观察，有收入不高因素影响，这是消费的基础；更主要的是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较低收入者往往不敢消费、消费不起。至于消费者想购买的商品买不到，不同程度地也同体制机制相关联，对短缺商品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没有或缺乏应有的制度保证。

（2）绿色消费适度增长决策选择

绿色消费适度增长包含两重含义：一是适度增长的主体，为绿色消费；二是作为主体的绿色消费，要做到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适度增长。前面的分析表明，绿色消费适度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认识、适应、发展新常态经济的必然选择。从我国总体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居民消费相对疲软的实际出发，走绿色消费适度增长之路，目前应着重启动和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其一，完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实施从生产到消费相配套的倾斜政策。虽然绿色消费已在全球启动，是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文化观念改变的必然趋势，但是它作为新的消费方式的出现，仍需要相应的政策扶持。国际社会称中国为有组织的社会、强势政府国家，绿色消费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需要政府积极倡导和政策扶持，引导全体居民共同参与、一同实践。众所周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多个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高浪费、高污染传统发展模式，号召各国行动起来，通过本国的《21世纪议程》，建立新的生产、消费方式，减少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中国政府重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履行所做出的承诺，于1994年推出《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起到率先垂范的引领作用。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仍然沿袭着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极大损害，而且使经济增长本身难以持续。因此，转变发展战略，走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这是中国较早提出“转变发展战略”，与后来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出一辙。从粗放、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集约、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无疑以生产为主；然而生产不仅仅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中的生产环节，完全意义上的生产应包括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转变消费方式应包括在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之中。不可能设想经济发展方式是粗放的，消费方式却是绿色的，最起码生产性消费必然是粗放的，也不可能设想经济发展方式是集约的、内涵式的社会再生产，而消费却停留在以往传统方式之上，对生态环境构成比较严重的伤害。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标志着改革步入新的阶段。决定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绿色消费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有制度和政策引导、规范。制度和政策引导、规范，要有两盏灯：明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什么亮红灯、对什么亮绿灯。应该说，目前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如鼓励新能源汽车、出台生产和销售不同的奖励政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对于不到报废年限的汽车提前销户，也因为减少污染排放获得补贴。对于排污超标企业，依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征收罚款和其他相应处罚；对于恶性环境事故，依法给予刑事、行政、经济等的处罚，并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起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凡此种种，对包括消费在内的环境治理起到较好的作用，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从总体上观察，这些政策还很有限，特别是涉及消费的条款不很多，主要偏重生产方面。当前特别需要的，一是要建立和健全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将正面引导与反而惩处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框架，使政策体系完整可行；二是要针对重点消费领域，出台力度较大一些的奖励政策。前面提到的新能源汽车是成功一例，不过各地奖励政策高低不等、效果不一，需要统一规范。除汽车外，对于节约资源型消费，如电、煤气、自来水等的消费，消费在规定平均指标以下予以奖励，鼓励节约消费。也可扩大到生产领域，不同产品规定出标准能耗、原材料消耗，对保证质量前提下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者给予奖励。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消耗和节约成本，而且有利于淘汰高耗低效落后产业，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三是针对重点消费领域，出台力度较大一些的惩罚政策。对制造、经营和销售毒害商品，假、冒、伪、劣商品者，给予经济、行政等处罚，直到追究法律责任，提交检察机关和法院依据刑法判处。政策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法律起到托底作用，画出一道红线，对越线者进行法律制裁。

其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施适当向劳动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目前我国城乡收入总体水平还不够高，从根本上制约着包括绿色消费在内的消费的适度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根本的性质。从当前居民收入实际出发，一要弄清居民收入提高的基础，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纠正两种倾向：既要纠正工资率和收入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速度，否则消费的提升也就失去了基础；也要纠正工资率和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因为工资率和居民收入增速超出劳动生产率，必然带来通货膨胀，最终不利于居民消费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就目前的情况而论，前一种即工资率和收入增长相对滞后是主要的，保证劳动者工资率和居民收入应有的增长速度是重点。核心的问题，是提高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下降和减少，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收入向劳动倾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要在二次分配时，注意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逐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于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问题，前面已经做了较多分析，收入分配政策应有明确的体现。不仅要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还要在社会福利、社会求助等方面，做出更明确的倾斜。

其三，继续推进社会保障改革，实施必要的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买不起”和“不敢买”除了受到收入水平限制外，社会保障水平不高、消费有后顾之忧也是其重要的原因。社会保障的重点，原本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向弱势群体倾斜是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存体制机制下，某些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即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不能体现向弱势群体倾斜要求；除体制机制外，掌管和执行机构负责人等受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难以体现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原则。制度是固定的，执行者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如果执行者有轻重厚薄之分，便很难做到有效向弱势群体倾斜。这就要求各级组织尤其是各级组织负责人，要一碗水端平，秉公办事，彰显社会保障公平准则。

其四，推进消费税制改革，实行累进税收倾斜政策。笔者到芬兰、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做学术交流，相关学者拿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统计数据资料，充满自豪感地说：他们国家号称资本主义，但是没有特别富有的人和特别贫穷的人，收入差距处在较低水平，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一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居民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反倒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说法不管正确与否，终究是他们的一种观点，而怎样造成的，倒是有些启示。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个人收入实行累进税政策，高收入者缴纳完应征的累进税后，收入越高缴纳的税率和税额越多，最后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相差不是很大，比其他国家小得多。应当说，目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吸收了某些累进税的做法和经验，收入越高缴纳的税率越高、税额越多，只是累进税率差别和档次拉开还不够，起到的作用也有限。更有某些大款、大腕、富豪官商勾结，千方百计逃税、漏税、避税，造成巨富与贫困阶层的巨大反差。因此，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精神，“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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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