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口与经济发展

把握人口“后黄金时代”机遇期，提速经济转型升级

当前，在对经济步入新常态并有继续下行空间的论述中，人口红利“消失”常常作为一条最主要的论据。然而人口年龄结构步入“后黄金时代”以后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而是处在不断衰减之中。这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挑战——继续保持原来的高速增长已无可能，必须回归到中高速—中速增长新常态；机遇——“后黄金时代”提供的不断衰减的人口红利可延续到2030年前后，应不失时机地抓住尚余的15年时间，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提速转型升级。

人口变动“后黄金时代”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力争200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这是改革开放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各条战线无不为之开动脑筋、献计献策。笔者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日本等发达国、亚洲某些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历史，发现人口在经历短暂的生育高潮之后，均过渡到出生率、增长率持续下降阶段，形成年龄结构0～14岁少年人口占比持续下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趋势，即处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少年和老年人口之和占比——社会抚养比或从属比（dependency ratio）下降凸显的阶段。如果说，发达国家作为总体人口密度不高，人口问题属人口和劳动力短缺性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少年与老年人口之和占比下降阶段的出现，起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情理之中，那么日本和亚洲几个人口密度较高、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理论上应当做出何种解释？是否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研究后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出现的一段“黄金时代”，如果劳动就业问题解决得好、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便可以转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以后，这样的“黄金时代”就会呼之欲出、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

然而参考当时中国的情况，这样的研究结论却有些不那么合拍。众所周知，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号召党团员夫妇带头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宣传和社会舆论，一时间形成一边倒的倾向，即中国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过多、素质不够高，解决人口与消费、劳动年龄人口与就业压力很大，须要大力控制人口、劳动力的数量和提高质量。这样的宣传和舆论没有错，问题出在对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辩证分析不够，对社会经济发展正能量的研究和挖掘不够。不言而喻，这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其影响力是相当巨大的。对于实现2000年翻两番来说，其影响力更是直接的和不可替代的。于是笔者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利用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促进现代化建设》送到人民日报社，1983年6月5日《人民日报》在理论版头条刊发。论文提出并阐发：少年老年人口之和占比即从属比或抚养比越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越低，社会负担越重，于社会经济发展越是不利；相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社会负担越轻，对社会经济发展越是有利，可称之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预测表明，中国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将很快迎来这样的“黄金时代”，并可延续三四十年，并指出这与“实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现代化建设关系极大”——到20世纪末将近20年时间，由于从属比或社会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可减少数千亿元的抚养费用支出，用来投资建设可对翻两番起到重要的作用；针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对经济建设和翻两番的影响，指出——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较迅速，使就业成为人口问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最好不再增加。然而由人口年龄构成轻的特点所决定，未来20多年继续增长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就业压力将继续增大。这就要借鉴国际社会经济“起飞”的做法和经验，实现尽可能充分、合理的就业，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挖掘出来、利用起来，将其转化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翻两番和加快现代化进程，应当充分利用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从属年龄比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加快发展的步伐。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践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和“人口视窗”的开启，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大约1/3新增GDP是由新增劳动创造和贡献的。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应有一定的划分标准。参照国内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轨迹，笔者提出，可以从属比0.5为界：（0～14）+65 +/（15～64）≤0.5，即为“黄金时代”所处区间；（0～14）+65 +/（15～64）＞0.5，则为未进入或者已经走出“黄金时代”区间。如此，从进入到走出“黄金时代”，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进入至从属比下降到最低值、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最高值，为“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不断增长时期，“人口视窗”经历由开启到最大化过程；后期为从属比越过最低值转而上升到0.5为止，为“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人口视窗”经历由最大到完全关闭过程。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走出的是一条倒U形曲线轨迹。我国1991年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到27.7%, 15～64岁上升到66.3%, 65岁及以上上升到6.0%，从属比下降到0.5，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正式步入“黄金时代”,“人口视窗”开启。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74.5%峰值，从属比下降到0.34最低值，标志着“黄金时代”终结和“后黄金时代”的开始。何时结束？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30年从属比可重新回升到0.5左右，“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接近零，“人口视窗”关闭，人口“后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因此，以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刘易斯拐点、从属比下降到最低值为分界线，将人口“黄金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亦称“后黄金时代”。“后黄金时代”“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并未消失，只是由过去不断上升转变到逐步衰减而已。“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的“消失”“结束”论，是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峰值或拐点当作终点，无视其后20年呈衰减态势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的客观存在，因而是不符合实际的（见图1）。

图1TFR（总和生育率）给出的假设是：2000～2005年为1.75, 2005～2010年为1.80, 2010～2020年为1.83, 2020～2030年为1.80，与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进入第二步、重点逐步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转移到以素质提升和结构调整为主、人口数量控制和生育政策应当适当放宽相契合。当前处于2010～2020年微升阶段，恰同全面放开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相协调一致，亦即目前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率小幅回升，不仅不会影响到上述“后黄金时代”的基本走势，而且已经蕴含其中，很可能走出与其相当接近的轨迹。

经济走势下行探源

在人口“后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的同时，中国经济出现连续下行走势，步入“经济新常态”。2011年GDP增长率跌破10.0%，下行至9.5%; 2012年跌破8.0%，下行至7.8%; 2015年跌破7.0%，下行至6.9%; 2016年上半年，进一步下行到6.7%。目前继续下行的压力尚在，一些行业和地区露出中高速向中速下行的态势。怎样科学应对“经济新常态”？需要弄清经济为什么下行、下行反映出什么样的客观要求，从而找准下行的直接动因和深层次的原因。

1．经济下行的直接动因

提到经济增速下行，人们首先便想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出了问题，是车子失灵或动力不足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变动情况见表1。

表1表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处在低水平振荡状态，明显受到国际社会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冲击，是众多国家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主义旗帜所致。当然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结构、品种、价格等因素的影响，振荡下滑在意料之中。好在从总体上观察，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很有限，权重在不断降低。

表1同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独大局面，只是拉动作用出现减弱态势所致。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边际投资效益日益下降，使投资的拉动作用大为减色，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固定资产全社会投资与GDP之比为0.65∶1.00, 2012年上升至0.78∶1.00, 2013年上升到0.86∶1.00, 2014年略下降到0.81∶1.00, 2015年又回升到0.83∶1.00。似此等边际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大幅度的下降，着实难以继续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2000～2014年投资与GDP数额及二者之比见表2。

表1还表明，世纪之交消费由升转降，步入21世纪以来呈现明显疲软走势。2000年与2014年比较，贡献率由78.9%下降到51.6%，降低27.3个百分点；由拉动GDP增长6.6个百分点下降到3.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到42.4%。最近两年有所回升，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均超过固定资产投资，但是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提振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很有限。由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1.0%，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因而要对疲软形成的原因做出深入一步的分析，以找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消费疲软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收入增长滞后制约着消费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1978～2014年年平均增长速度均为9.7%。然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却要低一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长到29381元，按不变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7.4%，低于国民收入2.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长到9892元，按不变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7.6%，低于国民收入2.1个百分点。按照消费是收入函数的理论，人均收入落后于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使消费颇感底气不足。

消费疲软的直接原因之二，是影响消费的相关体制不给力。可以通过对消费市场现象的剥离分析，窥其一斑。

其一，“买不起”背后的体制原因。为什么买不起？直接的回答是收入和支付能力有限。前已论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滞后于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过这是就三者相比较而言，单就消费增长来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7.4%～7.6%已属不低，与国际社会比较应在较高之列。2014年我国GDP总量达到636463亿元，人均GDP 46531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中间价6.1152∶1.0000计算，折合人均7609美元。如按照世界银行给出的划分标准——低收入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中等收入在3000～11000美元之间（其中3000～5000美元为中低收入，5000～11000美元为中高收入；高收入在11000美元以上）, 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314美元，跨入中低收入门槛；2012年达到6093美元，跨入中高收入门槛；如今又继续前行将近4年，水平有了新的提升。虽然2014年世界人均GDP达到10804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被平均”的，许多尚在3000美元以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一般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差距较大、0.5～0.6表示差距很大、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2013年0.473处在差距较大的中上位置。笔者搜集到国家统计局和其他相关部门陆续公布的数据，摘取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年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可以从中看出变动的轨迹：1981年0.288, 1985年0.2656, 1990年0.343, 1995年0.445, 2000年0.412, 2005年0.485, 2008年0.491（官方公布年份最高值）; 2010年0.481, 2011年0.477, 2012年0.474, 2013年0.473, 2014年0.469。从30多年基尼系数变动趋势看，业界有以下两点基本的共识。

一是总体上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自1994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436进入较高水平以来，除1999年下降到0.397特殊情况外，其余年份一直处在0.4～0.5较高水平区间，2003～2013年更处在0.473～0.491较高水平区间，2014年稍下降到0.469，仍在这一区间中上水平。

二是近年来呈略有下降的振荡趋势。1994年基尼系数突破0.4进入差距较大区间以后继续攀升，2008年升至0.491最高值；此后转入略有下降的小幅振荡趋势，目前仍处在差距较大的中高区间。2008年0.491是否真的成为峰值？一些相关研究给出更高一些的数值，质疑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偏低；不过笔者以为，提出不同可以，只是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据不足不具有权威性。

基尼系数较高、收入差距较大，潜台词是高低收入者均“被平均”了。这就是体制问题了，房价贵人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例如，2013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房价，均价已经上涨到5万元/平方米左右，一套60平方米单元住房需要300万元，80平方米需要400万元，100平方米需要500万元。以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3.7元、3口人之家年收入为34301.1元计算，即使将全部收入累积起来用作买房，购买一套60平方米住房需要87年，如何实现住房梦？如要购买80平方米、100平方米的住房，恐怕长命百岁也难梦圆！只有高收入特别是高收入中的更高收入者，才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圆住房梦、别墅梦、豪宅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经济适用房新政，网开一面向低收入家庭出售、出租廉价经济适用房。笔者以为，经济适用房新政并不那么值得称赞，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给诸多徇私舞弊行为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客观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居有其屋不得已而为之，是为解决“买不起”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有可用之处。又如，教育、医疗资源稀缺，行业垄断也比较严重，加上不法分子从中进行欺诈、倒骗，致使低收入群体只好止步于名校、三甲医院门前，不能平等消费，而财大气粗者只要随行就市，就可以随意消费，并且把价格抬得很高。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怪胎，根源在于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在于教育、医疗的体制机制。

其二，“不敢买”背后的体制原因。所谓“不敢买”，是指消费者需要并且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是存在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体制上。国际社会对中国消费文化有过一种舆论，认为“储蓄偏好”妨碍了消费。的确，中国居民储蓄意识较强、储蓄增长十分迅速。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国民总收入5.8%, 2000年提高到65.3%, 2014年提高到76.5%。然而将“储蓄偏好”视为消费走低和“不敢买”的主要原因，实是一种表象，关键是居民消费存在后顾之忧，尤其是养老、医疗保险上的后顾之忧。改革前，城乡养老、医疗保险截然不同，是有无的问题；改革打破了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事业与企业之间“双二元”结构，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体制机制，但是实际的差距依然很大，短期内难以达到保基本、全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目标。养老体制改革，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相统一、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全覆盖基本实现了；然而差别依然存在，“新农保”水平过低，不能真正起到保障作用。近年来医疗保险改革取得一定进展，看病难和看病贵得到某些缓解，但是医疗体制机制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资源分配不合理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个人和家庭难以从健康担忧中解脱出来，不得不增加作为“保命钱”的储蓄而减少消费。

其三，“买不到”背后的体制原因。这里的“买不到”，是指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居民消费，很难从市场上购买到。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和平均利润率作用下，一般的普遍性消费很少出现短缺买不到现象；如若出现，多数情况下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当下我国消费“买不到”现象，也是如此。如看病难、看病贵，首先难、贵在挂号尤其是挂专家号上。在北京协和医院，一张专家号被票贩子炒到一百元甚至几百元，致使打击票贩子如同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其结果，“无利不起早”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打败“杀一儆百”，致使这样的打非难以取得斩草除根效果。为什么专家一号难求到如此程度？笔者以为，根源在医疗体制机制。目前知名医疗专家大多集中在类似协和医院的三甲医院，这在人民收入提高和健康升值情况下，看病就去名医院找名大夫成为常态，遂使医患矛盾尖锐起来。根源在哪里？在医疗体制机制。医疗改革进行数十年，但是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垄断问题，却没有根本解决。三甲医院拥有的高大上的医疗设备、人才、技术，一般的医院很难获取。因为优质医疗资源是垄断或半垄断式分配的，“国老大”“京老大”优先是理所当然的。

2．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

上述消费疲软的体制机制原因，已经触及经济下行的深层次问题。从经济下行宏观层面观察，主要有以下五点。

其一，经济发展方式滞后，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时，前面有一句话“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条件下”;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其后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献中，多次重申和阐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承认，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依赖这套方式，我国获得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转、调始终未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技术进步达到新的高度、结构失衡也达到新的深度，旧有的发展方式的缺陷积聚起来，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终危及经济的健康发展，走到再也继续不下去的地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使发展变得不可持续。

第一，片面追求高速度，掩盖了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宗旨。这样就容易形成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以GDP论英雄等盲目追求产值产量的发展观，造成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产能过剩和泡沫堆积日趋严重等缺陷，使发展变得不可持续。

第二，盲目扩大产能，以过度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不可持续。在消费疲软状态下，以海量人、财、物投入，强行通过扩大生产力、创造新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后再以更大的投资去消耗过剩的产能，形成脱离居民消费的“体外循环”新模式。长期以来水泥、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1978年与2014年比较，水泥由6524万吨增加到249207万吨，增长37.2倍，年平均增长10.6%；钢材由2208万吨，增加到112513万吨，增长50.0倍，年平均增长11.5%。如此过剩的产能怎样消耗？依靠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铁公鸡（基）”——以高铁为主的铁路、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的基本建设投资消耗。结果有楼无人的“鬼城”大量涌现，高铁和高速公路运营大面积亏损，发展难以持续。

第三，外延粗放型经济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质量和安全问题凸显。片面追求投资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使“豆腐渣”工程不断涌现，安全事故隐患屡被曝光，发展质量不高凸显。城市建设“摊大饼”式向外扩张、向空中伸展，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长期不配套，彰显粗放式发展给效率、效益、资源、环境等带来的危害，违背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其二，经济结构失衡，效益不高突出。以GDP论英雄和以投资为主旋律的经济发展，最容易引发部门、地方、企业争项目、争投资、争出口等的争夺战。只要有项目、有资金，或者能够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即刻上马、开工建设、迅速投产。长此以往，造成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影响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独大，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第二产业中，满足基本建设基础设施需要的重化工业独大，其他产业相对不足和落后。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尚存条件下，经济结构失衡、比例关系不协调，最终也要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

其三，人口红利衰减，劳动成本推高。人口年龄结构步入“后黄金时代”，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劳动成本推高和工资率上涨阶段由此开始。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异常庞大，在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年代，人口压迫生产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工资率受到压抑，背后又有两三亿农民工做产业后备军，致使劳动力市场长期由买方主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刘易斯拐点、2013年绝对数量达到峰值以后，占比和数量转而呈下降和减少趋势，这为劳动力市场由买方主导向卖方主导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用工荒”有蔓延的趋势，起到助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人力资本积聚开辟道路。而对于特定时空经济增速而言，则不能不是一种负面作用力，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受阻。

其四，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型外延式发展方式，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二高二低”是突出的特点。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便一直存在，“一五”时期好一些，其后，“大跃进”“赶超”一类心态难平，运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是轻车熟路，致使这一发展方式和“二高二低”相互影响、交叉前行。单位产值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长期高于世界总体水平，终因消耗过度而使资源约束瓶颈越收越紧，许多不得不依赖大量进口。以石油为例，1990年生产13830.6万吨，进口755.6万吨，进口量∶生产量=1.0∶18.3;2000年生产16300.0万吨，进口9748.5万吨，进口量∶生产量=1.0∶1.7;2014年生产21142.92万吨，进口30837.0万吨，进口量∶生产量=1.0∶0.7。即自产石油仅相当于进口数量的68.6%，对外依赖程度过高显现。其他如铁、铜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进口数量之巨大、增速之迅速十分抢眼，木材等植物产品进口增长也很快，就连最丰富的煤炭也转变为净进口，资源稀缺性加剧超出人们预期。

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国人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笔者的判断是：治理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恶化的趋势尚未全面刹住。空气、水、土、噪声等传统污染治理还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以PM2.5、臭氧为代表的新污染便已来袭，势头猛、量级高、持续时间长，治理任重而道远。值得注意的新特点，一是传统污染形成由城市、工矿区向城乡广阔区域推进，形成由工业化污染向生活污染扩展的态势。这种态势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构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污染范式，治理需要新的思路和策略；二是对以PM2.5、臭氧为代表包括电子辐射、光污染等在内的现代污染，人们的认识还很不够，对其危害和治理须要做出深层次的探索和努力。京津冀是PM2.5重灾区，当意识到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人们不免发出“要再多的GDP何用”的感叹！人们羡慕“APEC蓝”，然而那是京、津、冀加上晋、鲁、豫三省部分地区用烟囱不冒烟、工地不扬尘、汽车单双号行驶等换来的，不可持续。目前PM2.5频发蔓延已成气候，北起松花江南至珠江，东起东海之滨西到塔里木盆地，都程度不同地遭受过侵害，对经济和人口健康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已有的传统污染积累有待消化治理，新的现代污染又不期而至，其对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制约，正如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其五，国际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受阻。近年来外贸出口持续下挫，对经济增长拉动变为负数。2015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0%，出口增长4.9%，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国际经济危机尚未结束，还存在着诸多变数。我国外贸体制机制改革、整肃自己内部的恶性竞争、调整出口结构等需要时日，一定时期内很难再现往日强势拉动经济增长的辉煌。

提速经济转型升级改革

人口“后黄金时代”遭遇“经济新常态”，发生经济由中高速向中速增长转变在情理之中。对于留恋过去经济高速增长者来说，这种转变无疑是一副销蚀剂；对于新常态经济正常增长论者而言，则是多年梦寐以求转型升级的一种机遇。

1．两种“经济新常态”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长达20年左右的超稳定增长期，形成某种常态化发展，这是后来提出“经济新常态”的背景参照。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骤起，10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其后欧债危机跌宕蔓延，形成除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外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打击面之广、影响之深刻超出人们的预料，时至今日仍然复苏乏力。针对这种新情况，2004年罗杰·麦克纳米〔美〕《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一书问世，称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辉煌时期而步入一个无法预知的新常态时代，新常态（New Normal）判断或概念由此而生。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美〕穆罕默德·埃里安在“工业化国家新常态起航”演说中，对新常态做出多视角诠释，使新常态为更多人所接受，成为广泛传播的一个新概念。近年来的情况表明，全球经济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新常态还在延续。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出新的预测数据。世界银行（WB）、英国共识公司（CF）等提供的数据大同小异，表明发达经济体并未走出衰退式新常态（见表3）。

我国由于体制不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因而受影响较小，没有跟随大势落入此等“经济新常态”，但也不能不受到某种影响，投资、消费、出口受限等就是证明。经济增速连续下行，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下降到目前6.7%。对此，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省时，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概念，并在其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并结合两年多来的实践，笔者以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与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经济新常态”比较，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相似是表象，不同是本质。否定相似之处和将两种新常态混为一谈均不可取，因为都不符合实际。

关于相似表象，前已叙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下行，表现为增速放缓、消费乏力、效益下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贸易摩擦不断等，而且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彼此之间的渗透和影响也在加深。否定相似表象并不可取，既不利于认识“经济新常态”带有一定的全球性质，也不利于吸取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国门之外。

关于本质不同，其一，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经济新常态”，是长期不能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阴影下解脱出来、反映经济长期萧条的一种理论概括。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反映的是化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矛盾积累的一种客观要求，是前进中速度适当放缓的“经济新常态”，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风马牛不相及。其二，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率常常跌落到接近零增长，有时甚至跌落到零以下。目前我国6.5%～7.0%的增长率属于中高速增长，即使按照阶梯式下行外推，也不会跌落到中速增长以下。其三，发达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式“经济新常态”，动用量化宽松等一切可用的经济杠杆，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我国除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启动4万亿元投资阻止经济下滑外，基本上没有采取超强投资刺激手段，在保增长和稳增长中坚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方针，以消化高速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其四，发达经济体许多国家不顾WTO游戏规则，采取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我国则践行WTO规则和做出的承诺，积极倡导贸易自由、反对保护主义、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商贸秩序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由此可见，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经济新常态”是消极防御型，是长期处于危机、衰退状态的“经济新常态”；我国则是最近四五年方才出现，是下行幅度有限、以退为进、在转型升级中谋求创新发展的新常态。二者的区别，可以形象描述为前者是顺着滑梯呈惯性式下滑，终因下滑速度快、持续时间过长而造成失速，落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国是阶梯式下行，顺应规律、自觉调整、深化改革、稳中求进，至今经济仍保持在中高速—中速运行的“经济新常态”。

2．“经济新常态”应有的经济增速

弄清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新常态”的异同，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及其产生根源上的异同很重要，关系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全局。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但是放缓也要有一定的限度、遵循一定的节奏，须要寻求适合我国实际、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速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这样的发展速度，已有国内外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研判和借鉴。在国际方面，发达经济体再也无法回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超稳定增长时期，跌落到接近零增长的超低增长状态，少数国家甚至跌落到负增长，陷入失速经济危机之中，我们不可步其后尘，同时，也不能像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那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们承认、容忍新常态减速经济，下行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要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可减速而不可失速，既不能落入如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式失速状态，也不能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长期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在国内方面，自2011年经济连续下行以来，一是这样的下行并没有对整体经济运行造成大的伤害，GDP增长率下行、增长量却有增无减。如GDP增长率2014比2013年下降0.3个百分点，增长量却增加1.7万亿元；该年新增就业1322万人，就业率稳中有升；转方式、调结构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增强；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高，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等。现在的问题是，6.7%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下行的压力，还有没有继续下行的空间？更长远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率在哪里？对此，须要做出深入一步的研判并要由实践做出检验。

容忍经济减速而不容忍失速，是对待新常态经济增速的一条基本准则。为此，就要确定不失速的发展速度在哪里，它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目前发达经济体2%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集体失速，要它不得。它的直接后果，有的国家、有的地方如同飞机发生失速一样，最后难逃坠毁的命运。美国底特律市政府资不抵债，只能宣布政府破产；希腊深陷债务危机，多年笼罩在经济危机阴影之下。目前阶段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速度？首先要确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来决定。速度的确牵涉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就业、投资、消费、出口等诸多因素，以往主要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动力大小决定。“经济新常态”下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转变的广度和深度对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全面地看待这种转变，前期旧的要素驱动可能还比较强、创新驱动可能比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要素驱动将由强转弱、创新驱动将由弱变强，后期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发展主要的驱动力。因此，我们既要对创新驱动力能够达到的程度做出实事求是的估量，也要从实际出发，特别是针对转方式、调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充分合理的就业等，对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做出合理的研判，主要是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诉求。

第一，转方式、调结构至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汽车司机都知道，行车转弯时要减速、换挡、轻踩或不踩油门，车速太快时还要采取点刹等措施，以合理控制车速、安全顺利通过弯道。经济发展也相类似。实现由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粗放外延式发展向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集约内涵式发展转变，继续保持过去高速、超高速增长是无法做到的。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二三十年以来收效甚微，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增速降不下来，转方式受到保增长、保就业压制而不得施展。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逐步降了下来，从而为转方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下行压力的继续存在表明，目前6.7%的经济增速下行力度还不够，转方式给出比较明确的信号，中高速—中速增长可能是比较适当的。

调结构情形也大同小异。当前，即使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为了保住已经下调的增长速度，产能过剩仍然难以消退，高耗低效的落后产业仍然难以淘汰出局，因而相应的产业结构难以改变。在三次产业结构中，虽然近几年第三产业上升速度有所加快，并且占比已经居于首位，但是第二产业强劲态势仍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并非短期内所能改变。至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问题更多一些，重化工业、一般制造业、低端服务业占比过高的状况，转变需要较长时间。这说明，经济增长失速固然要防备，不能重蹈发达经济体覆辙，但是调结构要求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达到，由中高速向中速增长过渡可能是必要的和必需的。

第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以2014年GDP 636138.7亿元、人口135782万、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比价6.12∶1.00做基准，则2020、2025年低、中、高三种预测经济增长情况，如表4所示。

目前，对于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的界定尚存异议，以人均GDP 8000美元、10000美元、11000美元为界划定不等。考虑到数年后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等情况，以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GDP 11000美元可能更合适一些。如此，GDP年均增长4.0%的低方案预测，2025年人均GDP可达10958美元，临近走出中等收入、跨进高收入门槛；GDP年均增长5.5%的中方案，2023年人均GDP可达11556美元，进入高收入行列；GDP年均增长7.0%的高方案，2021年人均GDP可达到11516美元，比低方案提前4年、比中方案提前2年进入高收入阶段。可见，未来10年尤其是前6年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即使是低方案的稳定增长，“十四五”结束时也可基本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方案“十四五”中期走出，高方案“十三五”结束则可基本上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只要未来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低方案与高方案比较，耗时较长，低比高耗时增加1倍。争取7.0%的高位预测，确保不低于5.5%的中位预测，应是可能和比较现实的。

第三，比较充分就业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表明，GDP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130多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控制在4.5%以内，故GDP增速可有1.0个百分点下调空间，维持在6.4%以上即可保持失业率不超过4.5%。如果将失业率5.0%作为经济运行的底线，则GDP增长率存在2个百分点的下调余地，维持在5.4%以上当无忧虑，与中方案预测相吻合。跌破此警戒线，失业率升至5.0%以上、GDP增长率下跌到5.4%以下，则会加大经济运行风险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是不可取的。

3．提速转型升级改革

上述情况表明，未来10多年经济中高速—中速增长，是经济运行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它能够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业率保持在可控水平要求，并且能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较为宽松和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加速推进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改革。要总结2008年4万亿元投资的经验教训。这一剂猛药投下去，经济增速倒是保住了，却失去了趁机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型升级的良机，给其后的发展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使粗放型生产方式得以延续下来。相反，处在次贷危机本土的美国，大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不仅发展速度没有大幅度落下来，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潜力。“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次人口“后黄金时代”提供的处在衰减状态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峰值、就业压力逐步减轻的窗口期，下决心将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进行下去，圆梦经济转型升级。为此，提出“以速度换效益”行动口号：宁肯牺牲一点儿速度，也要换取效益卓有成效地提升，让经济转型升级落地。办法是依靠改革，大力推进和深化改革，尤其是以下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改革之所以进展迟缓，前已论及，重要的一条是吊在了发展速度上。发展速度直接关系到各级政府的政绩，因而各级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将速度搞上去，于是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超常规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时有发生，城大市小、有城无市的城市化“摊大饼”式蔓延，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侵害正常的经济运转屡见不鲜等，彰显政府身兼导演和演员双重角色特征。出路在于改革，政府从不当的干预中退出，建立起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

二是推进为经济中高速—中速增长松绑的改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压迫和剥削，期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异常强烈，因而从上到下对经济增长速度情有独钟，产生很强的速度偏好。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大跃进”“超英”“赶美”一类口号和建设热潮；70年代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又出现建设十来个大庆、十来个商品粮基地等大干快上“洋跃进”，速度偏好伴随着变化了的环境再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速度冲动也时有发生，只是冲动变小且纠正较为及时一些而已。如今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样的冲动是否就销声匿迹了呢？恐怕钟情高速度、不愿意接受速度下行的言行还不时有所表现。高速度之所以成为人们的一种偏好，除了认识情结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着现实的原因。主要的，一是政府主导的原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强势政府相结合，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范式，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到位，政府主导还是时隐时现地表现出来。二是社会评价方面的原因。评价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才能和政绩，常常将把经济搞上去视为最重要的一条和决定升迁权最大的条件。因此，提速经济转型升级、为经济中高速—中速增长松绑，去除速度偏好、扬弃以GDP论英雄发展观十分重要。必须在转变理论、认识和社会舆论同时，改革对干部的评价机制和考核机制，建立起集德、勤、政、绩于一体的、全面的评价和考核体系，政绩的考核应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淡化GDP增长的权重。

三是推进增强人力资本积聚的改革。随着边际投资效益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峰值，以海量投资+海量劳动力投入为特征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当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创新驱动新时代的来临。人力资本是人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的价值。对劳动力而言，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调整好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包括提高劳动者健康体能素质，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体育等事业；提高科教智能素质，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是关键，重点在打破应试式科教体制，倡导以劳动力数量换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积聚；提高法治、道德、价值观等文明素质，要加强现代文明建设，贯彻落实全面以法治国、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调整劳动力人才结构，也是创新驱动和经济适度增长的保证。为避免劳动年龄人口过度高龄化而削弱经济发展活力，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调整人口出生率，使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等保持在合理状态，是保持经济合理健康发展的固本强基之策。劳动力城乡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合理掌控劳动力农转非和城乡分布结构变动的速度和节奏，则是推进劳动力以数量换结构、新常态经济减速而不失速的重要环节，其功能和作用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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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