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各重要学科的学术简史

——评《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

《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共547千字，以下简称《五十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院内相关学科著名学者撰写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重要学科的发展概要，即当代各重要学科的学术简史（学科史）。《五十年》视野开阔，构架宏大，史料扎实，论证有力。尽管距该书出版已近十年，但仍有重温的价值。

一

《五十年》前面有李铁映的代序《伟大的时代 辉煌的成就——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五十年》，书末有靳辉明的《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的回顾与反思》，这两篇长文实际是对中国当代学术史进行宏观、综合研究的专论，具有某种当代学术通史的特点和意义。

李铁映文除“结束语”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艰辛的历程 亲切的关怀”，李文在这部分将50年来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奠基起步（1949 ～1965）”。这个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新的科研体系构架，创建科研和教学机构，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这个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队伍迅速壮大，在不少领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此间也有过偏差和曲折，不少教训值得汲取，但成绩是主要的。第二阶段“严重挫折”（1966～1976）。这一阶段，学术风气很不正常，以僵化、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对科学研究设置种种禁区，“双百”方针实际上停止执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做注解。但有不少专家学者仍在艰难地坚持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第三阶段“发展繁荣（1978～现在）”（文中的“现在”即1999年）。这一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冲破“左”的束缚，排除了“右”的干扰，从恢复走向繁荣。科研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科研机构不断充实，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对外交流合作日益增强，学术成果硕果累累。人文社会科学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部分还特别论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李文第二部分为“光辉的业绩 重大的贡献”，肯定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由社会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党政部门（包括地方志）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组成的五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已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对外交流和合作不断扩大。接下来，李文用较多篇幅，总结了新中国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包括七个方面：“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取得显著成就”；“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大量探索”；“对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重大理论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研究成绩斐然”;“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问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

李文第三部分为“宝贵的经验 深刻的启示”，认为认真总结50年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对指导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依次总结了如下七个方面的经验：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必须以全面振兴中华民族为主要任务，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科研队伍；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和政府的领导，实现科学规范管理；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注重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靳辉明文除对新中国社会科学做出回顾和总结外，还对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科学做了简要评述，特别是对“新的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实践，要充分认识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其次，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因此，党和国家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最后，新的历史时期要造就和培养与时代要求相符合的高素质的科研人才。

李铁映、靳辉明的两篇专论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共同展示了新中国50年来学术发展的鸟瞰图和简略的解剖图，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新中国的学术发展。

二

《五十年》的主体部分，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的学术简史，每个学科一篇专论（其中哲学学科两篇），计有16个学科，分别是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世界史学、近代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等。

这里先看有关文学学科的专论，由此窥一“斑”可见全“豹”，该文题为《文学科学的大踏步前进——对新中国50年文学研究的回顾》（张炯）。张文在开头即明确界定学科内涵，写道：文学作为国家规定的人文科学的一级学科，它涵盖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比较文学、文学批评、中国历代文学史、中国文学的文体研究、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二级学科。张文进一步明确说：本文就作者视野所及，尝试论述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的各学科50年来发展的状况，概括其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主要的经验与教训。张文将新中国文学科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和社会主义新时期的20多年。它的发展有起有伏，即前后两头高，中间“文化大革命”低，呈马鞍形的态势。这种划分与李铁映文将整个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观点是一致的。

张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成就。其一，最重要的成就是进一步把文学科学奠定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而使整个学科产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其二，全面地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在继承古典文论，借鉴外国文论并总结本国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层体系和多向度探索的格局；其三，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不断推进中，对中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做了专题的和全面的研究，先后推出了不同的文体史、地区史、断代史、思潮史、性别和族别文学史以及通史，并加强了文学史学的建设；其四，文学批评以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为主导，逐渐积极开展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多层面、多方位、多方法的评论；其五，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在新时期获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其六，大型工具书、选本与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逐渐形成规模，取得实绩。总之，新中国文学科学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培养了知识结构互补的老中青数代研究人才的宏大队伍，建立起学科完备的文学研究的多层面、多方位的体系，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学科学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从而为21世纪的继续前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充分肯定、总结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张文同时指出，还应该看到其中的不足以及所包含的经验和教训。张文指出，不必讳言，文学科学本来是应当做出更大成绩的。之所以没有做到，自有种种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来自政治领域的某些错误和政治对文学学术的不当的干预与干扰。

我们再看有关历史学学科的专论，该文题为《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50年》（卢钟锋）。该文将新中国历史学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进行总结和研究。对新中国历史学的后20年（即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卢文从七个方面进行总结和概括：开创新中国历史学全面发展的新局面；打破理论“禁区”，加强史学理论建设；打破史学“禁区”，深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新中国历史学的结构性调整；高质量史学论著的问世；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与学术交流的加强；开展人才培养的新途径与存在的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卢文明确地分析道：“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学术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就历史学界而言，不良的学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应该承认， 20年来，在鼓励学术创新，提倡方法多元的同时，忽视学风建设是我们的一个重大失误。而学风的好坏，是关系到历史研究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大事，历史学工作者应该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加强学风建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除了学风问题外，我们还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正确的态度。”接着，卢文指出了在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中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由上可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认真总结50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和经验的同时，深入地分析其不足和教训；坚持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即在做出本学科纵向的历史勾勒的同时，全面、系统地论述本学科的主要成就和成果：这既是张文、卢文的特点，也是《五十年》其他学科史专论的共同特点。

三

综合起来看，《五十年》既有李铁映文、靳辉明文对新中国学术史进行宏观、综合的研究，又有多位学者对各主要学科发展史的具体论析，这样全书就较好地做到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结合，互为烛照。可以说，李、靳两文为各学科史专论提供了宏观的参照和背景，而各学科史专论又为李、靳两文提供了实证和立论的依据。这样，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研究当代主要学科发展史的论文集；从内容上看，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初步形成了一定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当代学术史的专著。

史论结合，实证与思辨的有机统一，也是《五十年》的重要特点。有关宗教学的专论《新中国宗教研究50年》（戴康生），将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宗教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1949年至1966年为“宗教研究的消沉时期”；“文革”十年为“宗教研究的停滞时期”。上述结论是建立在充分实证基础之上的。关于“消沉时期”，书中指出，这时期宗教研究方面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不多，有些是资料整理与汇集，有的则出自无神论宣传的需要或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对宗教进行批判。1964年，一度有关于宗教、有神论观念与迷信关系的争论，不过很快就偃旗息鼓了。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发表的宗教文章有18篇，1957年有150篇，到1966年则降为6篇。关于“停滞时期”，书中写道：这个时期，国内几乎看不到有关宗教研究的文章。1967年至1974年间一篇也没有，其后零星地在一些报刊上可以看到有关破除迷信、无神论思想和“不怕鬼”的宣传性文章。也有少量文章论述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历史、农民起义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建筑考古等问题。戴文对1978年至1998年用了“宗教研究的复苏与发展”这样的标题来概括，其具体体现在：科研机构不断增加，队伍不断扩大，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科建设初具规模，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科研手段明显改善；科研成果丰硕，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多渠道多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空前活跃。可以看出，《五十年》著者是在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即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才展开研究，进行概括和提炼的。在当今学风浮躁的背景下，《五十年》著者们的努力特别显得难能可贵。

视野高远，背景开阔，是《五十年》的又一重要特点。《五十年》内容的主体是研究新中国50年的社会科学，但并非就“学科”论学科，而是将某一学科置于宏观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考察，有的还上溯到“50年”前的学科渊源，或者展望未来。有关政治学的专论《50年来的中国政治学》（刘瀚、杨海蛟、张少瑜）在“发展历程”部分开头就指出，政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它的发展可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国早期寻求强国富民的志士仁人大量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是将西方政治学说中国化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得到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政权、革命、政党、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和发挥。上述回溯，为下文展开对“50年”政治学的系统论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文的最后一部分为“问题及前景”。这样，全文就显示出一种打通古今、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有关世界史学的专论《新中国的世界史学》（朱希淦）同样显示出一种开阔的视野。由于我国的世界史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一个新兴学科，该文自然没有对以前的追溯，但有对未来的展望。该文最后一部分为“我国世界史学发展的经验与前瞻”，其中写道：展望未来，我国的世界史学会怎样发展呢，它不应割断自己发展的历程，而应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富有新的时代感。世界史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科技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相互影响与日趋紧密联系的具体研究，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由此出发，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各个方面、各个方面的不同层次的问题，这是以往也是今后我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构筑并撰写以中国学者的观点审视人类历史进程的《世界通史》将是本学科的一项重大课题。

四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各界都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经验，学术界也是一样的。不少重要报刊都辟出专版或专栏总结30年的学术发展，《人民日报》“学术动态”版从2008年5月13日开始开辟《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专栏，先后发表了若干篇专论。编者在“开栏的话”中写道：“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焕发勃勃生机的30年。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在推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中实现了自身的大发展大繁荣。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报自今日起在学术动态版开辟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专栏，陆续刊登回顾和总结相关学科发展和创新主要成果的文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反映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巨大成就。”笔者的上述引文，既说明了《五十年》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也显示出《五十年》一书已走在前面，值得学界注意和重视。

（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