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学术大师”讨论的评述

近十多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成为学术界乃至社会的重要热点之一，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一 关于“学术大师”含义的界定

什么是“学术大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学术大师”？学术大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素质和品格？这些都是与“学术大师”含义的界定相关的问题，是此次“学术大师”讨论中论及的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

戴逸在《学术大师的标准》中指出，“称得上学术大师，应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第二，创造性的思想贡献。”“第三，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的追随者、继承者。”“第四，学术大师不仅学问高，而且道德也高。”戴逸进而认为，黄宗羲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2007年5月至8月，零点花园网开展了“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的专题有奖讨论。不少网友参与讨论，他们在回答“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的问题时，也分别对“学术大师”的含义做出了自己的界定。网名是“蓝皮鼠”的网友说，第一，学术大师应为国际著名教授或同领域公认的知名学者，学术水平在国际同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取得过国际公认的重要成就。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能够把握国际科学发展的趋势，引领本学科保持或赶超国际领先水平，汇聚国际上本学科的学术骨干，解决对学科或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课题。第二，除了学术，大师还应该有高尚的品德。网友“tandong”说，陈寅恪。他所活动的时代，是中国变动最剧疾、最频仍的时代。他是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成长起来的学者、思想家中的一个。勤励教学，桃李天下，他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的人都向他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的课，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友兰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网友“laowang”说，大师有着常人不能及的毅力、人格魅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卓越的研究成果。网友“子手不与”说，要称得上大师，首先得在为人处世上绝对过硬吧。然后在学术上不仅是自己的研究他人难以企及，而且要会细心栽培后生，令人心生蔚然才行，要不然，最多叫作大家吧。大师，很难的，一定要登峰造极的才行。

《云梦学刊》与《学术界》于2011年6月共同举办了“学术大师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该论坛的学者发言后来以专题形式集中发表在《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上。其中叶继元的《学术大师与学术大师的认定》对“学术大师”做出了如下界定：融合不同观点中合理的内核，我认为，学术大师是在一个学科或多个领域有原始创新的学术思想、理论体系的研究者，在学术发展十字路口具有里程碑、转折点、标志性学术成就的贡献者，对学术发展具有开创新的范式、导引学术方向的集大成者。其重点是有无实质性的学术贡献，以及人品道德。对学术大师，既不能“神化”，也不能“俗化”。学术大师是“人”，不是“神”，在学术上、道德上、生活上等有可能存在不足，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在学术上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样，学术大师也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但凡在学术上取得一点成绩、有所创新（不是原始创新）的学者都可以叫作学术大师。叶继元接下去做了具体分析：综合有关学术大师的各种标准或条件，可以归纳出学术大师认定的基本标准和根本标准。基本标准类似于“必要条件”，不具备必要条件，肯定不能成为大师，但具备这些必要条件，未必一定是大师。根本标准类似于充分条件，是否为大师关键要看根本标准。我认为，学术大师的基本标准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正直、勤奋、聪颖、成果；根本标准则是衡量成果中的实质性学术贡献，这些贡献必须获得同行专家、学者的认可，并经实践、时间验证。所谓正直，是指学术大师必须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在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拥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里包含人品、道德的因素，但与一些空洞的、违反人性的戒律无关。所谓勤奋，是指学术大师必须长时期乃至终身关注某些学术问题，将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用于学术，要有学术积累。所谓聪颖，是指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悟性，有一些“天分”，能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或本质。所谓成果，是指以口头或文字表达过思想、理论等。这些基本标准仅是“门槛”，根据此门槛，人们很容易将那些明显不符合学术大师标准、滥竽充数者拉下来。但对于根本标准的认定则复杂许多。根本标准的认定，实际上涉及对学者及研究成果内容的实力评价和效用的实践、时间评价。这是一种费时费力的学术活动，需要评审专家细致的阅读与深入的分析、讨论，要确实其有无原始创新，并就其在思想、观点、体系、方法、资料、论证等哪个方面有原始创新取得大体共识，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段钢的《学术大师与时代》认为，所谓学术大师，巨大的学术成就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具有学术创新等是根本。但是，大师形象的确立应该是立体的。真正的大师还需要经历德行的修炼才可称之为大师。德行不够如何配得大师之衔？传统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积淀，浸润的是知识与德行的综合。

刘道玉在《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学术大师》中写道，《辞海》中的解释是：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大师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是学术多面手，重要学术著作丰硕；第二，要有创造性的贡献，其成果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作用；第三，必须是一个学派的首领，桃李满天下，拥有众多的拥戴者；第四，作为大师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为人师，对后人具有楷模作用。朱维铮《“大师”该由谁来封？》在做出词源意义上的探究后进一步对“大师”做出界定。该文写道：“大师”一词，初见于《周礼》，说是周代宫廷的乐官长的职称。据清代经学家考证，“大师”就是《论语》所述教孔子学音乐并体悟天人关系的盲人艺术家。但孔子死了，鲁国衰乱，他们四散流亡异国，“大师”也成绝响。清代汉学复兴，民间经史学家按学问分等次，各学派的继往开来人物，被公认为大师，才给这个称号恢复了名誉。清末由日本借来“国学”一词，民初又突现“文化”的作用。因而，直到“破四旧”之前，学界约定俗成，凡称大师必合若干尺度。那尺度，简单地说，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不但于本门学科上为不世出的专家，并以卓特识见、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景仰。这里的裁判官，仅有一个，就是由时间体现的历史。

比较上述各位论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对“学术大师”含义和标准的基本理解是大体一致的。或者如戴逸所说包括“学术上博大精深”，“创造性的思想贡献”，“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的追随者、继承者”，“学术大师不仅学问高，而且道德也高”。或者如段钢所说包括“巨大的学术成就”“深厚的学术功底”“学术创新”“德行的修炼”。比较戴逸与段钢的观点，除表述上有所不同外，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只是戴逸多提了一项即“学术大师往往桃李满天下”（类似于刘道玉所说的“必须是一个学派的首领，桃李满天下，拥有众多的拥戴者”），相较而言，可能戴逸的表述更为全面。朱维铮则对“大师”做了词源意义上的探究。

与上述对“学术大师”进行正面界定不同，一些论者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采用“排除法”，即逐一排除某些被误认为或自认为是“学术大师”的人物。笔者在《“学术大师”辨析》一文中认为，在当今学术界有几类所谓的“学术大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大师，他们是学术名流、学术高管（高官）、学术掮客。笔者具体分析道，其一，学术名流不是“学术大师”。当今学术界，已被官场和商界习气严重浸染，学术炒作越来越厉害，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学术作秀”越来越多，各种媒体联手行动（炒作），造就了若干学术名流，他们或借助学术通俗化（包括“戏说”）的途径，或借助“口头艺术”的力量，使自己一时名气大振，能各领风骚三五天。他们离真正的“学术大师”可谓十万八千里。其二，学界高管（高官）不是“学术大师”。当今学界高管（高官）中包括了多种成分，其中的一部分人士早年曾是做学术研究的，并可能取得过一定的学术成果，但由于后来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已多年不再做学术研究，却在许多重大课题（项目）、重要奖项、大部头著作和论文中排名第一；还有一部分人士，从来就没有做过学问，一旦担任了学界高管（高官），一夜之间就变得“权大学问大”，都能优先获得学界的荣誉、名位、利益。上述两部分人士虽然在学术界位高权重，领衔制造了许多“学术政绩工程”，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学术大师。其三，学术掮客不是“学术大师”。学术掮客，也称“学术批发商”“学术包工头”，严重的或可称为“学霸”“学阀”。当今学术界有一部分人士，采取各种手段（或者说是不择手段）“公关”，弄到一个又一个的省级或国家级的研究课题，他自己并不真正去做研究，而是向“学术打工仔”或“学术民工”（主要是高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等）发包，自己坐收渔利，不但赚得著作等身、名声显赫，而且大发科研课题（包括科研奖励）经费财。学术掮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成为“学霸”“学阀”。“学霸”“学阀”往往在学界称霸一方，但与真正的学术大师风马牛不相及，只可能是日益败坏学术风气，因而阻遏学术大师的孕育和产生。

阿里在《真正的“学术大师”是怎样一种人？》中写道，有人问我，真正的“学术大师”是怎样的一种人？我回答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搞清楚哪些类型的人不是真正的“学术大师”。该文特别排除了下述两种类型的人：“第一种类型的人，翻译型的学者”，“第二种类型的人，不是专家的学者”。《重庆晨报》2009年9月9日发表了记者周睿题为《学术大师不是炒作出来的》的报道，该报道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昨日举行的科协年会开幕式上致辞，直言对现行科技评价体系，部分科技工作者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该报道正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的小标题为“学术大师不是炒作出来的”。该部分引用韩启德的话说：“学术大师，一流学术成果、优秀研究团队、高价值研究项目，不是由媒体来加封的，也不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更不可能是社会大众一人一票评选的。”韩启德在“学术大师”的认定方式上采用了“排除法”。

二 关于当今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

当今时代是否产生了“学术大师”，或者说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大部分论者对此看法比较一致，即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师缺席的时代。

我们先从“钱学森之问”说起。“钱学森之问”说的是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发表的《钱学森最后一次谈话：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涂元季、顾吉环、李明。这几位作者是钱学森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文中做了类似的记叙，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做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该文在做了上述说明后，引述了钱学森的如下谈话：“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的“前言”的开头写道，钱学森之问，“‘这是对我很大的刺痛，也是鞭策。’温家宝总理说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感受。2010年5月4日在与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语重心长地用钱学森的话让大家来反思。”从上文引述的多个材料可以看出，钱学森认为中国当代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并且钱学森的看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钱学森之问似乎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而言的，因此有论者明确地指出：“前段时间，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关于“大师难产之问”的两点思考》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热烈讨论。钱老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可以将其概括为“大师难产之问”。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钱老一人在关注，学术界的其他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应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之外，如果对学术史和学术大师产生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很难对其进行较好解答的。《读〈陈寅恪与傅斯年〉》一文中表述了相类似的观点，“《陈寅恪与傅斯年》（修订版）的封面上有一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黑色的封面上，陈寅恪与傅斯年表情肃穆，似在淡淡地诉说着那个早已远去的、大师蓬勃而起的时代，有着一种淡淡的哀伤……”“什么是大师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们这个时代又好像很热闹，不断会涌现出一些大师，而这些大师却又倏忽而起，倏忽而灭，最新的例证便是那个叫李一的人。”作者实际上也认为当今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朱维铮《“大师”该由谁来封？》写道，百年来中国风云变幻，社会政治的变动十分剧烈，有的人才学俱佳却经不起大浪淘沙，有的人妙笔生花而执舆论牛耳却缺乏学识创见，有的人善于制造轰动效应却投机成性而不断自我否定，有的人好在学界结党博取虚名却盖棺不能论定。诸如此类，通过时间历史的无情筛选，百年来在教科文卫领域，堪称合乎上述尺度的大师级学者，或许仅有百名左右。朱维铮在做了上述分析后，接着正面回答当今是否有学术大师的问题，朱维铮做了如下的判断：我相信中国可能有活着的大师，惜因寡闻而未见；我也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文化生存环境不断改善，未来大师必定越来越多。不过由生者来看，只见假大师得意，未见真大师发声，不禁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跋所揭示的，“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尚不足以判别真伪呢？朱维铮在此语气委婉地肯定“未见”“有活着的大师”。刘道玉《我们需要培植大师滋生的土壤》表达了与朱维铮同样的看法，我国古代出现过许多大师，因为那时有安贫乐道的学者和滋生大师的土壤。近代也出现过一些大师，而现代的大师简直是寥若晨星。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培养出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称得上大师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特别是作为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应当检讨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学术政策等。《我国学术大师产生的制约因素分析》（芦文慧、卢洋）比朱维铮文、刘道玉文说得更为明确和肯定：在我国，学术大师严重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50多年来，我们没有培养出一个像鲁迅、朱自清、钱钟书这样的文学大师，也没有培养出像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科学大师，甚至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像蔡元培、梅贻琦、晏阳初这样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教育家。

有论者不是从一般的、宏观的角度谈论当今学术大师的缺失，而是从某个独特的角度来谈学术大师的缺失。《最缺的是思想大师》一文指出，不少人说，中国缺少大师，尤其当代，是一个大师断档的时代。所谓大师，其实是分领域、分学科的。这就是说，大师只是某一学科某一领域之巨匠、巨擘而已；世上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那种囊括人类所有知识、全部学问的百科大师。就其他领域来说，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大师级人物还是可以扳起指头来历数的。比如，钱三强、钱学森乃物理学大师，华罗庚、陈景润乃数学大师，袁隆平乃农业科学大师，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乃国画大师，梅兰芳、常香玉乃戏曲表演大师等。前几年，有关机构联合在网上进行近现代“国学大师”评选，120万人参与50名候选人的票决，最后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等10位当选。房连水文在做了上述评述后，展开分析道，各种大师虽不宜横比，但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立足于推进国家文明、社会进步这一视角，思想大师无疑是各门类大师中最有影响力、最难能可贵的助推者。思想大师是追求真理、追求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代表人物，他有一系列表达思想的相关著述，他的大师名号来自广大民众的自发认可而绝不是哪一级权力的册封。接下来，房连水文的结论是：国学大师评选侧重于“国学”。国学是“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在内的传统的学术文化”，所以被认定为国学大师者并不等同于思想大师。郭沫若先生，在国学所包含的考古学、古语言学方面，他可称得上大师，但思想大师却是肯定算不得的，而与他同时代的鲁迅，在我看来就算一个。在房连水看来，当今缺少学术大师，而尤为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最缺的是思想大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学术大师吗？》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否有学术大师的问题。该文的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现代文学学科暂时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该文写道，这个结论虽然有些危言耸听，甚至易招致非议，却是建立在如下事实基础上的。其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代现代文学著名学者要么以作家身份名世，要么被广大读者和莘莘学子通过阅读教科书和报考研究生而认识，鲜有通过阅读体现他们学术思想的学术著述而被认识的。没有学术著述流传的学者能算学术大师吗？其二，既然许多学者以教科书闻名于读者，那么，教科书理应体现出他们的学术思想以及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理论构建，可惜的是，在数不胜数的现代文学教科书中，除少数几种有些特点外，大多数现代文学教科书大同小异，以至于在大学课堂中给学生推荐几种不同特点的参考教科书都十分困难。这些教科书的编写者能称得上学术大师吗？其三，现代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仅得到同行的认可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学术大师，他们的成果不仅要得到同行的认可，还要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在研究成果的普及性和社会影响力上，现代文学研究不如古典文学，也不如文艺理论，甚至比不上语言学。一些当代作家宣称，他们从来不读现代文学作品，更不看现代文学研究文章。且不论这些作家自身的弱点，从现代文学研究本身看，其是否也有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的地方呢？作为一门学科，没有自己的学术大师，就没有学科的学术经典化；没有学科的学术经典化，就没有学科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不是简单指责当代作家浅薄就了事了的。林凌文发表在2001年，那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但在是否有学术大师的问题上似乎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有论者针对一些高校政绩工程的“大师计划”展开分析。《海归博士死于高校“大师梦”》写道：2009年9月17日，在浙江大学任讲师的一名海归博士留下6页遗书后跳楼自杀。这位博士在遗书中说：“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回国后没有科研可做、每月除去房租只剩下2000元、超高的房价……被认为是海归博士自杀的原因。令人关注的是，他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这就让人纳闷，引进的“学术骨干”，回国后为何难以开展科研？为何待遇如此之差？浙江大学的“1311计划”的名称其实已透露出答案。据悉，“1311计划”的组成是，100位大师，300位核心人才，100个创新团队， 1000个学术骨干。这里不妨简单算一下，100位大师，按每位年薪50万元计算，就是5000万元，再按每位科研启动经费200万元计算，就是2亿元。也就是说，仅100位“大师”就要花去两亿多元。还需要继续计算300位核心人才和100个创新团队吗？这一路算下来，算到学术骨干，留下的资源就少得可怜了。在高校的“大师情结”之下，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朝少数的“大师级”人物集中，普通的教师，只能跟在“大师们”后面打工、卖苦力，只能拿着糊口的工资。在不能自主的科研中，学术的理想和激情渐渐丧失，他们所能生出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媳妇熬成婆，挤入“大师”队伍，然后拥有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再让一帮年轻人干活，自己坐享其成。也有的年轻人接受不了现实，比如这位博士，发出“残酷、无信、无情”之叹，做出极端之举。熊丙奇文非常担忧地分析道：我国高校近年来办学资金越来越充裕，但是，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好转，原因就在于学术资源的配置掌握在行政权、学术权拥有者手中，以至普通教师与那些“大师级”教授的待遇差距极大。在中国高校的“大师计划”之下，有为的青年学者要么陷入焦虑，要么走上“运作大师路线”。这样的大学大师梦，也可能只是做梦了。这位海归博士的自杀，能否惊醒大学的美梦呢？在熊丙奇文中我们看到，高校“政绩工程”里的“大师”说穿了很多不过是“拥有学术资源的配置权”的“学阀”而已，靠“运作大师路线”产生的“大师”只能是“伪大师”。

笔者在这里要提到一本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的书，该书“后记”写道：“本书介绍的三十四位学术大师，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的、闻名于海内外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他们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和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粗看起来，从其书名就似乎能够知道该书编著者肯定当今是有学术大师的，但仔细分析，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从书中看到，该书介绍的34位学术大师都是真正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其中郭沫若、胡乔木、马洪等29位当时都已逝世，只有陈翰笙（1897 ～2004）、骆耕漠（1908 ～ 2008）、季羡林（1911 ～ 2009）、刘大年（1915 ～）、于光远（1915～）等5位当时还健在，这5位学术大师中最年轻的在当时也已经84岁了。可见，从该书的内容和观点中，我们并不能推出与“当今是一个大师缺席的时代”的看法相反的结论。

与上述种种大致相近的观点不太相同，还有一种看法是不必过于看重学术大师。《没有大师，就不能繁荣学术吗？》一文中写道，在有关“学术大师”的议论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似乎没有大师，学术就难以做出重大突破。有的学者还散布今不如昔的观点，认为过去有一批大师级学者，所以有许多重大创新，现在学者水平越来越低，难以产生一批大师级人物，学术鼎盛时期也就遥遥无期了。

听了这样的议论，笔者就想起了鲁迅写的“九斤老太太”的说法，对此议论实在不敢苟同。我国现在的学术界虽然有比较严重的浮夸风气，还缺乏学问渊博的领军人物，但是，就整体水平来看，我们现在的学术界的集体智慧还是有上升趋势的，与我国进入盛世的总形势是一致的。另外，缺乏大师未必不能创新突破。史南飞文基于上述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是，我国的学术能不能繁荣，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正的突破创新的贡献。至于这样的创新是学术大师做出的，还是其他什么人做出的，都不是问题。史南飞文也是肯定当今缺少学术大师的观点。史南飞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没有大师也能做出重大创新。

上述多位论者的观点，虽然其论证的出发点、角度、侧重点、措辞程度、表述方式并不一致，但认为当今缺少学术大师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

三 关于当今“学术大师”缺失的原因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当今“学术大师”的缺失呢？不少论者对其原因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有论者从科研体制、管理机制上寻找原因。《人民日报》2010年8月9日发表了题为《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赵亚辉）的长篇采访，其中第六个小标题是“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该部分引述了三位科学界人士的看法。第一位为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第二位为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第三位为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上述三位论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就是认为，造成当今大师缺少的原因，“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官本位下岂能产生学术大师》表达了与上述论者完全相同的看法，该文写道：“时下，在我们的学术界，官学不分似乎只是一个潜规则，但在现实中这个倾向却愈演愈烈，而且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与钱学森相反，今天的学者们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甚至大学的地位取决于大学校长的级别，学术带头人往往都有一定的行政职位。因为大凡科研立项、科研经费常常要由各层级领导部门审批，更大的科研立项要获得国家级科研经费，行政部门的审批者要看学术带头人的名气，而申请者更要会走‘上层路线’……不能说所有的学子、学人都那么崇拜权力，但在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的氛围里，在官本位思想的熏陶下，哪个人能做到不‘人云亦云’、不‘随大流’？哪个人敢当‘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怪人’？当然，只能出现钱学森说的那种‘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大师、顶尖帅才出现了。看来，要想真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大师，归根结底还要有培育产生一代大师的学术氛围，在制度上更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

有论者从社会环境、总体氛围方面寻找原因。《著名学者呼唤扎实学术风气》报道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学术座谈会。该报道引述了任继愈、汤一介两位著名学者对学术风气的忧虑和批评。任继愈说：“现在中国学术界学风浮躁，严绍璗是‘二十年磨一剑’，可我们有一些学者是一年磨二十剑，甚至三十剑，真令人担忧。”作为“儒藏”总主编，汤一介正在领导着一个300多人的团体从事“儒藏”的编撰工作，他说：“‘儒藏’现已收到了160多部书稿，可真正能用的不多，甚至有50%要退稿，证明现在的学术风气不太好，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想补救，可聘请的一些专家很头疼，说书稿中的错误那么多，怎么审定？目前我国一年要出版新书约13万种，但其中很多是粗制滥造，彼此间抄来抄去，据说，目前出版界的压存很大。”《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18日发表了《我国学术人才成长环境宽严失当》（李健）一文，该文报道，日前，“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说，我国学术界人才成长的环境宽严失当，该宽的地方不宽，该严的地方不严，到了比较浮躁、比较肤浅、比较浮夸的程度。郭传杰说，宽严失当的一种表现是，本该追求科研质量却变成了盲目追求科研数量。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目前有很多杂志的编辑表示，凡是来自中国的论文首先要打一个问号，一些主编已经要求我们自己先把把关。科研论文数量的确上去了，特别是在国内，期刊越来越厚，文章越来越多，但质量并没有相应提高。其他国家的科研工作者长时间集中精力做一篇高质量论文，可我们把一篇文章拆成两三篇都很常见。‘最近一项调查显示，77.39%的院士对我国学术界目前的科研道德状况给予了“非常严峻”和“比较严峻”的评价。'‘现在有好多单位，科研人员拿到科研经费后做什么都行，听说有人为家里买电冰箱都用课题经费报销。我们国家本来科研经费就不足，在管理上再不严格，本该严格控制的科研经费就会失控。'”上文所引述的郭传杰的话，并非专门针对“学术大师”成长的环境而言，而是针对我国整个“学术界人才成长的环境”所说，但显然可以肯定，“学术大师”成长的环境是包含在整个“学术界人才成长的环境”中的。因此可以说，郭传杰上面的分析亦是对“学术大师”成长环境的分析。《量化崇拜难出学术大师》一文表达了和上文同样的观点，该文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积极推进量化考核，就是把学者的研究成果量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数字，并将这些数字与学者的切身利益挂钩。表面上看，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是一种合理甚至公平的学术评价机制；但事实上，这样做是把复杂的智力劳动简化为单一的机器生产，抹杀了个人创造潜能的多样性。在这种评价机制下，追求数量的简单增加成了一些学者的唯一目标，而学术思考的深刻性、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等被放到了次要地位。于是，一种学术拜物教粉墨登场了，这就是对SCI、CSCI等中外不同引文索引系统的崇拜。调查显示，国内绝大部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有类似的规定，凡是学者们发表的学术文章被收入了这些引文索引系统，在量化考核时就会比收入普通学术杂志的文章高出许多的分值。一时间，对于这些引文索引系统的盲目追逐，已经使得学者们沦为了生产论文的机器。”曹卫东文进一步分析说：“不仅如此，在数字化考核的驱使下，学术界还出现了畸形的恶性竞争。面对量化考核制度，学者们很难进行自我确认，他们的研究成果随时要接受数字的检测，学者们的自信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加之量化评比和个人利益关系密切，学者们迫于无奈，只好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争取课题和经费上。这样的恶性竞争不仅没有促进学术的发展，反而使许多高校教师产生了心理上的职业倦怠情绪。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孕育和产生一位以研究为旨趣，以思索为乐趣，以研究为志业的学术大师，又谈何容易呢？”《大师贬值与学术评判失范》（钱建强）等文表达了与上文相同的观点。

笔者在此还要特别提到一篇关于长篇小说《才子》的文学评论，该文学评论题为《“大师”生长的土壤》，也论述到当今缺少真正的“学术大师”的原因，文中写道：“中国的确有过出大师的时代，但我们这个时代的毛病，是没有哺育大师的土壤，偏偏又生出许多大师来。史中兴写了一部名为《才子》的小说，讲的就是当今一位才子走向大师的成名之路，即使不读全书，只要读一读该书封面出版题记就可知这位才子生存在怎样一个时代，走的又是怎样的道路。题记写道：‘这是个打开魔盒的年代，万类江天尽聒噪的年代，比新奇、比怪异的年代，形形色色精英才子繁殖的年代，各类大师批量生产的年代。本书主人公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路走来，穿行于妻子、情人、师友、权贵之间，如鱼得水，如日中天，一场大师赛，把他推到“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峰巅。'”郑重文进一步分析说：“大师只是民间封号，人们对道德学养高尚的人，称之为大师，表达了一种敬仰之情。而今天把大师列为评定职称的等级，这个等级和官级一样，与经济利益相结合，有了官位和大师称号，其著作或作品就升价十倍，如此也就增加了大师的魔力。真一旦具有商品性，真和假也就共生了。《才子》中的主人公就是中了‘商品性’这个魔，才千方百计地去钻营一个‘大师’的称号。这也是当今产生冒牌大师的土壤。”

有论者从全面、系统、综合性的角度来寻找原因。《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师为何缺乏？》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该文概括出五个方面原因，原因之一，“相对人数与时间的因素”。“第一，解放前成名的一些大家由于时间的原因，正逐渐消失。第二，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些学者，相比解放前的一些大家，人数要多一些，相对影响要小一些，加上一些学科学者知识老化，难以形成影响。第三，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一些学者，虽然是学术中坚，但影响力尚不如改革开放前培养的学者。第四，知名学者较多，互相相差不大，结果都难以形成一流学者。”原因之二，“学术传承的原因”。“由于‘文革’破坏，很多学术研究没有得到良好的传承，即使如古典文学这样的经典也是如此。‘文革’期间，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教条。至于经济学、管理学，改革开放前后基本理论、环境相差巨大，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与管理学。正是改革开放给人文社科带来活力，促进人文社科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绝对是真理。在人文社科很多学科，真正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30年时间，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一流学者难以很多。”原因之三，“海归学者的影响力扩大尚需时日”。“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留学生学成回国，水平较高，但他们所学与中国国情有个适应过程，个人适应所在单位也有个过程，发挥影响力尚需要时间，这里暂且不讨论‘桔在淮南则为桔，桔在淮北则为枳’的情况。成思危、林毅夫这样的大家毕竟少数。”原因之四，“学者个人的修为”。“一些学者尽管水平较高，影响较大，但不能免俗，拥有千万甚至上亿资产的不在少数，一些学者从法律角度也许财产来源正常，但从道德层面不好评价，必然降低其影响力。学者的人格魅力应该是一流大师的充分条件。”原因之五，“学术环境有所下降”。“学术评价制度诟病众多；社会浮躁，学者不能免俗，难以潜心研究；学者独立性越来越差；形式越来越规范，内容越来越苍白，如此等等。”《我国学术大师产生的制约因素分析》一文表述了与《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师为何缺乏？》一文相类似的看法，中国大陆大师难以产生的制约因素颇多，而传统文化、学术环境、相关制度的负面影响堪称“罪魁祸首”。“枪打出头鸟”“学而优则仕”“师道尊严”“关系文化”等传统文化观念，学术自由环境缺乏、百家争鸣氛围不够、科研经费不足等学术环境，高考制度、人事制度改革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严重地束缚着人的发展，影响了学者的研究兴趣、限制了学者的研究视域、妨碍了学者研究条件的改善、制约了人的创造力的有效发挥、挫伤了学者的研究积极性，最终导致我国大师难以产生。

上述多位论者的观点，可以说在关于当今“学术大师”缺失原因的分析方面达到了较有深度的层次，其中俞立平和芦文慧、卢洋等人的文章具有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其他各文则有各自的侧重点。

四 关于“学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机制

当今缺失学术大师可谓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期待出现学术大师，时代呼唤学术大师，学术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学术大师。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学术大师呢？学术大师的产生需要怎样的土壤和机制呢？不少论者提出了自己的有意义的见解。

有论者提出，我们需要培植大师滋生的土壤。《我们需要培植大师滋生的土壤》表达了如其标题所表述的明确观点。该文写道：“大师究竟是如何培养或成长的呢？从整体上来说，大师的成长与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良好的、开明的基础教育。但是，大师是不可能直接从大学里培养出来。例如，堪为大师的华罗庚、钱穆、叶圣陶、梁漱溟、贾兰坡、启功等都只有中学的学历，但他们却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因此，大师是自我成长的而不是刻意培养出来的，除了他们所具有的天资和个人努力以外，还需要有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要有宽松、宽厚和宽容的学术政策，要有甘当人梯的伯乐。作为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理想，要有‘出家人’那种执着的做学问精神，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耐得住寂寞的毅力，要远离功利主义和尘世的干扰。有了这些条件，相信经过持久的努力，终会有一些大师成长出来！”《宽松、宽容造就人文科学大师的土壤》一文认为，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的各门科学的总称。人文科学，说到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本质上研究的是一个价值世界。该文进一步分析说：“对人文科学而言，创新胜于一切，而创新需要宽松和宽容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氛围。有人说：‘大师不在霓裳羽衣的舞台上，不在钻营逢迎的仕途上，不在争抢状元的形象工程里。真正的大师一定在凡人目力所不及的地方，在离经叛道不通世情的迂腐里，克难前行，坚韧进取，静静地修炼与成长。在没有权术与功利的地方，一定会有大师在静默生长！’此言极是，它告诉我们大师既需要自我耐得寂寞、苦心孤诣，又呼唤宽松、宽容的环境。否则，怎么保证人文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又怎造就人文科学大师？”赵畅文在最后指出，有人担虑，在启功、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钱钟书、钟敬文、张岱年等一批人文科学大师去世后，中国再难出人文科学大师，人文科学大师队伍会因此而后继乏人，其实大可不必。以宽松、宽容与期待，在寻求变革中呼唤未来人文科学大师的脱颖而出，这既是对前辈大师们最好的怀念，也可造就无以替代的环境条件。

有论者特别强调产生学术大师的环境（笔者认为“环境”一词与“土壤”词义相近）。《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一书有两章的标题依次是“出大师的校园环境”“出大师的社会环境”。石毓智指出：大师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单靠自我奋斗就能成功的，必须有一个孕育成长的环境。他把这个环境分为大小两种：“大生态环境”指的是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小生态环境”指的是大学（包括中小学）。在“出大师的校园环境”一章中，著者总结了如下几点：首先是让学生看到大师是什么样子。让年轻的学子知道，大师既不神秘，也不遥远。其次，宽松而温暖的校园气氛，平等而和谐的师生关系。再次，精良的图书情报资源和为师生着想的服务意识。最后，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那就是空间。这包括休息的空间、讨论的空间、吃饭的空间、散步休闲的空间等。在“出大师的社会环境”一章中，著者总结了如下十种因素：第一，大众的思想水准；第二，哲学传统；第三，科学研究的历史；第四，宗教信仰；第五，教育体制与目标；第六，家长和老师的期许；第七，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第八，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第九，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第十，道德风尚。《学术大师的出现要靠什么》一文尤为重视宽松的环境，该文提出，学术大师的培养，不光是说在嘴上，不光是国家拿出几个钱来，更重要的则是要为学术大师的出现与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否则，无论我们的口号喊得多么动听，都是不可能产生非常有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情谊”》提出了学术环境中一个不太被人注意的因素，即学者与学者、学派与学派之间的交锋与融合。该文写道，清人张潮《幽梦影》：“镜不能自照，衡不能自权，剑不能自击。”学术也是这样，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大师的产生，得益于多种学术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等外力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即是如此。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学术争鸣，能让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思想得到交锋与融合，同流派的学术思想得到磨砺与传承，在这种交锋与磨砺中，才会产生真正的学术大师，因此也可谓“学不能自成”“师不能自成”。上述石著所说的“校园环境”、“社会环境”和乾乾文所说的“宽松的环境”、朱平珍文所说的“交锋与融合”等，也就是刘道玉文所说的“大师滋生的土壤”和赵畅文所说的“造就人文科学大师的土壤”。

有论者提出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官本位下岂能产生学术大师》写道：“所谓在制度上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可改可变的地方也许千头万绪，但关键的一条也很简单明了：官学分家。在学术界，官学分家意味着：学术权力应该也可以远远大于行政权力，学术的事情真正由学者做主，科研课题只能由科学家决定，不能以行政手段简单决定科研工作的快慢，不能以官员的意志粗暴代替科研规律。唯有如此，官本位在学术界才能没有立锥之地，学者才能回归学术，专心学问，像爱因斯坦所说：以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不仅仅把学术作为谋生手段，更不会把学术当成赚钱的手段。”梁若水文还对学术管理界提出忠告（或者说要求）：学术界的官员们当好服务员的本职角色就可以了，起码让学者们不再为课题经费疲于奔波，大可不必勉为其难的附庸学术之风雅。

有论者从学者自身的角度讨论怎样产生学术大师。汤一介分析说：“我觉得人文学科要产生大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他要有浓厚的国学基础，他必须对中国自身文化有深刻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二是他必须对世界上的各种重要的学术潮流有广泛的知识和自己的思考；三是他必须非常关注学术自身，而不是把学术作为其它的工具，比方说作为政治的、赚钱的工具。只有坚持不懈地为学术而学术，才有可能产生大师。”李铁映关于此方面的总结更为全面而具体，他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所撰写的序中，将学术大师们的治学特点、治学经验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学术大师具有崇高的学术愿望。这种愿望是要使祖国尽快振兴起来的愿望，是要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第二是敢于创新的精神。第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四是学术大师具有的深厚功底。第五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李铁映还特别总结了学术大师们为人称道的优良学风：第一是有的放矢的学风；第二是研究工作要占有翔实资料的学风；第三是学术研究还要有敢于自我批判的学风；第四是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学风；第五是严谨的学风。

另有论者用否定句式来表达关于“学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机制的看法。段钢的《学术大师与时代》一文中有一个小标题为“学术大师不是计划出来的”，其中认为，人为的“人才”规划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自由的存在是大师出现的前提，大师的精神依靠是不容别人干涉的，他的精神追求是其学术积累的基石。精神、信仰可以计划吗？《“学术大师与当代学术发展论坛”开幕式录音剪辑·陆勤毅的讲话》中说，学术大师第一不是“培养”出来的，第二不是“宣传”出来的，第三不是“评选”出来的。学术大师是“熬”出来的。这个“熬”，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熬”，就是时间。《学术大师与学术大师的产生》写道：“学术大师能通过现在流行的学术评价体系评出来吗？不能。学术大师是经历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的检验、考验而形成的，是学者长期艰苦奋斗的自然结果，决不是按照某类指标体系刻意追求而得到的。学术大师决不能用评职称、评奖、评项目等等现行评价制度、评价体系评审出来。绝不能将量化指标数据去套用。也不能通过某种方式如各种传媒炒作制作而成。通行的量化数据是学术情报信息，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它们的基本目的和功能应是服务于学术研究，而不是获取学术裁判权……学术大师决不是通过量化数据的排行榜排出来的，过去不是，将来也绝对不会。”

五 结束语

在结束这篇述评文字的时候，我想特别引述《培养当代学术大师适逢其时》中的一段话，借以表达我们的期待和信心：“当代学术大师的产生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就是要有良好的现实环境，这个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主观条件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不懈努力。能够成为学术大师的人应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思维活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迫切需要一批新的领头人，培养当代学术大师适逢其时。培养当代学术大师，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进一步完善学术评价机制，对于在特定领域具有特殊才能的研究者给予适当倾斜，不断优化人才健康成长的学术生态环境。”

（原载《云梦学刊》201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12年第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