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问题讨论的评述

《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7日第1版《光明聚焦》专栏特辟“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专题报道（讨论），其中一篇短报道为《我国跻身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记者谢文、杜冰），该文写道：“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获悉：2005年我国在校全日制研究生规模达到98万人，实现了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性飞跃，迅速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主渠道，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过去20余年间向国家输送近16万名博士和120万名硕士，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了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光明日报》该专题另一长篇报道为《警惕研究生教育“本科化”》（记者杨荣、余海波），该文前的“编者按”写道：“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而创新型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如何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全面、科学、系统地审视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进与提高，加速培养创新型人才，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工作。”

从上述两段引文可以看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存在着突出问题，必须加以改进与提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近些年来，学术界、教育界展开了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热烈讨论，讨论大致围绕“问题”与“改革建议”等方面进行。笔者在此对上述讨论做一粗略的评述。

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评价

学界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评价，大多持肯定态度。

上文提到的《我国跻身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一文明确肯定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该文写道：“经过20多年的建设，我国夯实了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有力地提升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规模相当宏大的学位授权体系和研究生培养体系。大批高层次人才的进入，极大地改善了我国专业科技人才队伍、党政人才队伍和企业管理人才队伍的素质和结构，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有力推动了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该文还写道：“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开始培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等16种应用型研究生。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向各条战线输送了大量急需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这些人才已经成为社会各条战线尤其是高教和科技战线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我国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从宏观（全国）与微观（所在的四川大学）两个角度对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情况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他说：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很快，这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研究生导师队伍、科研环境等方面来看，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来保障并不断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因此，从研究生教育整体上来讲，“营养不良、急功近利”现象是不存在的。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高校的导师都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原因是我国过去还没有学位教育，大多数教授没有接受过硕士、博士生培养的经历。目前具有硕士学位以上老师的比例已大幅度提高，并且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以我校为例，在师资队伍方面：2000年我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人数的61%，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4%。在科研条件方面：2000年我校的科研设备共有近3万件，总价值为2.8亿元；而到了2005年，我校的科研设备达到了6万余件，总价值为6.8亿元。作为全国高校的一个缩影，从以上我校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师资队伍水平、科研条件、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就为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还有人总结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研究生教师队伍学历逐步提高，结构逐步优化，研究生的经费投入越来越多，研究生招生规模也越来越大。”

分析以上引述可以看出，学界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肯定主要基于下述几个方面：其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包括教师和学生）；其二，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其三，学科体系越来越齐备；等等。

上述肯定主要着眼于数量、规模等偏向外在的层次，当涉及偏向内在的质量层次时，则有论者非常担忧也非常直率地提出了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说：“我国的研究生总体质量严重下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研究生质量严重下降的根源，在于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没有能够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而与时俱进，因而大大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北京周报》2006年1月15日的报道《中国重点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令人担忧》（记者吕翎）开头写道：“中国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令人担忧，存在着以量代质的现象，在政策中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这是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颉率领的课题组在11月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05年度学术年会上，提交的对教育部直属的71所高校的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服务社会质量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发表《搞不懂，研究生教育图的是什么？》（唐昊）一文指出：“过去10年，我国研究生数量大幅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让这些高学历人才也开始饱受争议，对研究生教育的负面评价层出不穷。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四次工作会议上，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说，‘目前，国内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并称这种教育模式威胁到研究生创新能力。”

关于研究生考试录取的评论

“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最高层次的教育，实际上包括“考试录取”（简称“考录”）与“学习培养”（简称“培养”）两大内容。我们先看关于研究生考录问题的讨论。

顾海兵《研究生教育制度必须改革》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录制度”。该文写道：“相对于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社会批评的高考制度，我国的研究生考试与录取制度受到的讨论与责备还不多见。实际上，研究生考录和培养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教育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大的负面影响。”该文具体列举、分析研究生考录制度四个方面的问题，依次是：“1．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速度过快，以至于有‘大跃进’的症状”；“2. ‘3+2’或‘2 +3’式的统一考试制度即使学校丧失了招生自主权，又使学校之间产生了不公平竞争”；“3．研考时间的确定不符合有关法规”；“4．复试录取过程背离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关于第三点，该文分析道：

依据有关法规，具有下一级学位的才有资格报考上一级学位，如学士报考硕士生、硕士报考博士生。但目前的情况是：每年1月份或3月份考研时，应届考生实际上并没有本科毕业或硕士毕业，他们仍处于论文写作阶段，因此，他们并不是合格的考生。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考上了研究生却没有取得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这一点与高考不同。高考是在学生毕业会考之后，因此是合法的。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研考时正值论文写作阶段，因而考研实际上已严重冲击了学位论文的写作。随着考研竞争加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日益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针对上述问题，顾海兵在该文中提出了关于研究生考录制度改革的建议。该文写道：

笔者的意见是：（1）取消全国的统一研考制度，由各个高校决定研究生录取是否采取笔试制度及采用怎样的笔试制度。同时相应取消所谓的复试。在这一点上要相信高校，给予高校充分招生权。（2）政府教育部门不能既做领队、运动员，又做裁判员，其任务就是监督，如研究生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录取过程是否公正等。（3）学校确定各院系招生规模上限，具体录取由各院系采用口试，当场打分方法。可以由7～9名教授、副教授组成若干个口试委员会，借用体育比赛做法，去掉最高分与最低分，再取平均分作为考试成绩。彻底改变目前由某个所谓博导垄断出题、评分、录取等各种权力的做法。（4）录取从宽，培养从严，宽进严出，交费读书，使真正有志于研究的人进来学习。重视专家推荐意见，要求每个考研者至少有3个专家推荐信（对不实推荐者要亮黄牌）。专家推荐信中要对被推荐者进行排序打分，充分借鉴国外经验。（5）如果仍采用全国统一研考，则必须改变研考时间，先毕业后研考。比如研考时间应推迟半年，改为每年的7月份以后，可以选择8月下旬或9月份，入学时间相应推迟，可改为次年过完春节后入学。这样也有利于学校均衡安排工作。

《新京报》2005年12月25日刊登了对多位学者访谈的文章即《研究生制度反思：选拔程序与价值趋向的悖论》（陈宝成、苏婧），在“全国统考有待改革”的小标题下，劳凯声做了如下回答：

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需要兼顾的，一是公平，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设计一套使大多数人感觉满意、公平的制度规则；二是效率，要能够最有效地识别选拔优秀人才。目前我们的研究生选拔制度还没有很好地适应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比如考试更多体现了考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研究生更应该具备的学术基础和科研能力则很难通过现在的考试体现出来。推荐则容易产生许多黑箱操作的问题，这就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称。

关于全国统考的问题，劳凯声从利、弊两个方面做了分析，他说：

从可操作性来说，全国一张卷子有利于统一标准，有利于选拔时相互比较。在我国目前过分看重考试成绩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必然的选择。国外虽然也有研究生的考试，但那只是一种资格参考，并不决定考生是否能够进入研究生行列。还有其他方面的考核指标，可以说国外实行的是对考生各个方面的综合考查最后决定是否录取。

关于全国统考外语的问题，周洪宇既做了分析，也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具体建议，他说：

外语课改革可以考虑根据不同学校的不同专业学科和学位类型，由学校决定划分分数线。这就和我前边说的学位教育有关了。为什么陈丹青事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行考试体制没有充分重视应用型专业之于统一考试的特殊性。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专业而言，外语考试成绩一是可供参考而不是必达指标，二是可以由学校或者导师自主决定分数线，三是可以不考英语。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做法。

对于研究生招生数量问题，《新京报》2005年5月16日发表的《教育时评：给泡沫化的研究生教育浇一瓢凉水》（丁东）一文指出：

要想让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行的办法。从眼前看，行政主管部门起码应当下一个决心，不论博士研究生，还是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的扩张应当赶快刹车了。这虽然不是什么治本之策，至少也可以给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浇一瓢凉水。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招生过程中的钱学交易、权学交易给予了痛斥。

关于研究生学习培养的评论

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生前撰写、逝世后发表的《研究生培养问题》一文中写道：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学位制度以来，20余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自己培养的大量博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不仅已经在国内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不少人在国际活动中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认可。但是由于现行学位制度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近年来社会风气的影响，我国目前在高级学位的颁发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导致我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总体水平有所下降，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少议论。

杨振宁在东南大学演讲时也说：“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做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大。但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中国确实和国外不少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邹承鲁和杨振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具体而言，关于研究生培养问题，学界主要围绕下列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1．关于研究生培养年限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校的某些专业把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年限由三年改为两年，据《北京晚报》2005年5月9日报道，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首先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调整为两年后，从2005年起，包括心理学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院系，硕士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由三年改为两年。对此，丁东在《教育时评：给泡沫化的研究生教育浇一瓢凉水》中指出：

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怕因此而降低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在我看来，由于十几年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生教育的轻率扩张（我不说盲目扩张，因为其中有明确的趋利目的），质量已经明显下降。缩短硕士生的学习年限，不过是给学校增加了进一步扩招研究生的机会。问题不是出在研究生教育年限的长短上，而是出在研究生教育机制的某些缺陷上。

潘懋元在《研究生教育如何看》一文中用“‘一刀切’不可取”来回答研究生培养年限问题，他说：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改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将相当于硕士阶段视为本科生培养的高级阶段，这样，两年的时间是足够的。有的国家，大学学习年限较长，前一阶段是普通高等教育，结束后继续学习专门化理论，毕业之后就是硕士。在我国，硕士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培养阶段，硕士生入学后，第一学年的很多时间会花在英语和政治的学习上，同时毕业论文也要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学生真正用来深入专门课程的学习的时间不多，两年或者两年半时间完成学业非常困难。厦门大学一些试行两年或两年半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前只好又回到三年。

现在博士生培养年限一般院校为三年，在职攻博为四年，国家的培养经费按三年拨，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宿舍也只有三年。这就使一些尚未合格的博士生只好如期毕业，他们的培养质量成了问题。博士生的成长有快有慢，研究的课题有长有短，“一刀切”的培养模式并不符合博士生培养的规律。北大的博士生培养年限为四年比较合适，但以社科类与非社科类划分年限长短的做法，我认为并不合适。

关于硕博连读问题，潘懋元在上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他说：

现在提倡硕博连读，对于这种做法，我有些疑惑。博士生需要的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而一个学生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是否能够成为博士生的培养对象，在本科学习时是很难判断的。本科阶段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博士生培养的对象。

2．关于研究生课程教学问题

《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7日《警惕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标题即表明了一种观点，该文写道：“在日益火爆的考研背后，研究生教育质量备受关注。‘目前，国内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在今年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如是说。”该文还写道：“11月7日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已经逐渐成为学士后教育。'”

顾海兵在《研究生教育制度必须改革》一文中用了“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几乎是处于放羊状态”这样不无夸张的小标题来形容研究生的教学状况。该文说：“复旦大学杨福家教授前不久转述谢希德教授的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这句话就是：‘真是弄不懂了，现在博士生怎么比小学生还要轻松啊。'”

罗向阳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一文中以“课程安排的随意性”为小标题概括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问题，并指出其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非系统化”“教学时间的随意性”“教学方式的形式化”。其中关于“教学内容非系统化”，该文是这样分析的：

教学内容非系统化。研究生导师相对较大的自主权利遮蔽了研究生老师选择教学内容的自利倾向。一些教师并不是从学科的逻辑结构出发，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现实，选择教学内容根据自己的偏好，诸如只选择本人感兴趣的内容，或者只是选择自己已经研究或正着手研究或将来要研究的领域，还有的教师只将那些他能熟练驾驭的内容拿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这些都人为地打破了学科的逻辑体系，不利于研究生形成科学的认知结构和理论体系。

北京大学陈平原对研究生教学中的讨论课特别推崇。他在《“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现代中国学术”开场白》一文中专列了一个小标题“何谓‘Seminar'”，他写道：

什么叫“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讨论课，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老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邓正来在《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了学术讨论在研究生教学活动中严重缺位的情况，他说：

颇为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普遍且明显的现象，即上述对研究生和教授都有助益的学术讨论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中则处于严重缺位的状况。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甚至可以说不再是学术讨论缺位这个问题了，而毋宁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有没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这个问题。

邓正来还进一步分析指出，造成研究生教学活动中学术讨论严重缺位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下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导致的，这两种错误观念分别是：“行政与学术不分”，“辈分与学术不分”。

3．关于学位论文完成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写道：“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申请者，都必须有学术论文，并应进行答辩。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国家对学位论文的要求是明确的，但现实情况令人担忧。

《光明日报》2006年6月14日《观察》专栏发表长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亟待提高》（罗炬杉、金勇），其标题即表达了看法和态度，该文既提出问题，又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该文写道：

扩招后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处于什么水平？近日，南开大学28名博士研究生因论文原因不能毕业，首次大范围地暴露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问题。那么学校、学生又是如何看待学位论文？为此，笔者走访了北京的部分高校。在采访中发现，因论文质量延期毕业或不能毕业的学生在高校并非个案。硕士论文质量滑坡、漠视论文等现象令人担忧：学位论文这个被认为学业结晶的成果，并没能给学业如期画上完美句号。

该文第一个小标题为“三年学业成果 三个月完成”，在这个小标题下，该文写道：

笔者走访了北京多所高校，对数十名研究生进行了采访。他们普遍认为，研究生阶段最关键的事情，一是找工作，二是写毕业论文。在这过程中，与找工作的热度相比，毕业论文往往被冷落，一些学生对论文的轻视令人吃惊。据记者了解，大多高校规定：研究生论文从开题到答辩之间有一年多时间。但当记者问“一般花多少时间写论文”时，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料：三个月左右吧！有学生告诉记者，他所知道的写论文最短纪录是四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坦言，现在，学校把就业率放在第一位，再说扩招后研究生增多、导师忙于课题，也没时间仔细看论文，只要写出来，基本上都能通过。

该文在第二部分（小标题为“学位论文是如何写成的”）中写道：

问及“毕业论文采取什么方式去写”时，不少学生的第一反应是：到图书馆、网站去找资料“借鉴”。在文科类学生中，听到最多的是这样一种写法：书上抄一点、个人编一点、相关学科论文引用一点，这样就能达到及格线。

该文在回答“论文质量下滑，哪个环节出了错”时，引用了各方代表的看法，其中一位已毕业的研究生如是说：“如果仅仅把论文质量下滑归咎于学生有失公允，对论文不重视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学生、校方和社会三个方面，关系到管理机制和用人机制存在的种种弊端。现在的就业压力太大，对毕业生来说，把求职简历写好比把论文写好应该更关键。”

该文指出：“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滑坡已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如不引起重视，势必会影响高校的育人质量。”那么如何处理论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呢？该文写道：

美国一位研究大学教育的学者布鲁姆曾指出，硕士学位本身如果已不再是学术有造诣的标志，而仅仅意味着能过上一种收入可观的生活。这无疑是研究生教育的退化和悲哀，是对研究生教育固有理念的破坏。我们应引以为鉴，端正心态，切实重视论文写作。另一方面，导师也应严格管理，真正起到督促和指导作用。盼望研究生面孔在变得越来越年轻的同时，论文质量也能越来越高。

《研究生教育制度必须改革》则从培养制度的角度，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的问题提出了直率批评：“论文开题、答辩、毕业学位授予等，一方面是该严的没有严起来，另一方面该松的又没有松起来。”该文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答辩前必须有论文发表的规定是不科学的；②论文开题过于繁杂；③规定论文字数有违科学要求；④论文答辩走过场；⑤全校性的学位评定委员会不应介入具体的学位论文审核事务。

许章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学位论文的人身专属性”的命题，他明确肯定：“学位论文总是与特定个体的人身相连，具有不可让渡性。学徒过程不可替代，冶炼成型的心智无法转让，学力是自家的体格，如何借与别人让与别人，别人又如何借得如何受得呢？也就因此，学位论文要自己亲力亲为，而不能东拼西凑做文抄公，也不能用已有作品充数，或者更有甚焉，如刻下中国的官爷或者款爷一般倩手捉刀。至于搬演‘克莱顿’，已属奇门遁甲，融合中西文明另创一派，不在讨论之列。”许章润还提出，“学位论文不得联名发表，亦为通则”。这里的“联名发表”包括“不少学位候选人在读期间将论文分章节发表，与导师联署”。

4．关于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的问题

《光明日报》2006年1月5日《观察》专栏发表了《硕士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激起涟漪》（曹继军、张琛）一文，该文写道：“上海财经大学从本学期开始，取消硕士研究生学位与公开发表论文挂钩，即取消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独立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才能获得硕士学位的规定。”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鼓励研究生搞科研，上海财经大学在全国较早实行硕士学位与发表学术论文“挂钩”；而现在，上海财经大学又在全国率先实行硕士学位与发表学术论文“脱钩”。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主任陈启杰解释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今天‘挂钩’的做法已经背离了当年的初衷。”陈启杰说：“将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是经过多方论证和长期考虑后做出的决定，整个酝酿过程有2～3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决定。”陈启杰还解释道：“硕士学位和发表论文脱钩之后，学校的科研力量和教学质量并不会因此受损，因为在‘脱钩’的同时，学校出台了相应措施，鼓励学生进行科研。”

《硕士学位与发表论文“脱钩”激起涟漪》文末的“链接”中引述了多位有代表性人士的意见，几乎都赞同“脱钩”。这里列举其中两位的意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卫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都没有研究生发表论文的具体规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要求。复旦大学教授朱立元说，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不是不可以向研究生提出一些条例以外的学术上的要求，但要合情合理，经过努力能够做到，像现在这样设置的“论文门槛”，既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民（研究生）情，建议坚决改革，尽快撤除。

潘懋元在《研究生教育如何看》对博士研究生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规定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

现在的规定是，老师晋级、研究生毕业都需要在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目前出版的核心期刊有限，如果二十多万副教授和二十多万在学博士生都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若干篇，刊物不够。为能达到晋级或者毕业条件，就会助长不正之风。同时，一些期刊借故征收版面费，有些刊物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从双月刊变成月刊，再变成半月刊，刊物越来越厚，文章的质量也就无法保证。我认为研究生授予学位，应当严格审查其学位论文；教师晋级，应该严格审查其代表作；不必刚性规定多少篇论文，在什么刊物上发表。

5．关于研究生管理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制度必须改革》尖锐地提出现在的研究生管理“依旧是计划经济式的培养管理”，该文具体说：

比如，研究生还没入学、课程学习还不知怎样时就去制订所谓的培养方案、培养计划，还要进行各种签字，完全是多余的、不切实际的，是有违教育改革大方向的。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就是素质教育、快乐教育、自主教育，就是尽量给予学生以自由（在完成规定的学分条件下），不应使学生成为老师的仆人。学生应拥有在全系范围内、全校范围内、甚至全国范围内选择论文指导教师的权利。教师根本不应在什么培养计划上签字，这种签字有何依据、有何作用呢？难道教师是保姆、是老板？所谓导师每两周与硕士生谈话一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更是形式主义、背离科学。组织针对博士生的导师指导小组更是不可思议。因为导师与小组的关系不清，小组的权责不清。如果是人人负责，则其结果必然是无人负责；如果是一人负责，则结果必然是封闭垄断，况且在学习阶段并不需要什么指导。

邹承鲁《研究生培养问题》一文最后一个小标题是“研究生管理制度问题”，该文认为：“当前研究生管理制度为教育部门和招生单位的方便考虑过多，为保护研究生的利益考虑不够。”该文提出建设性意见：

学生应该参与管理。首先，从招考一直到毕业授予学位的整个过程应该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让学生普遍了解整个过程的各个方面。在必要的环节上，研究生或研究生代表要有充分的发言权。单位研究生管理委员会应该有学生代表参加，从本单位研究生日常工作的考核，到答辩准备情况及安排，力图反映广大研究生的心声。对于研究生人数较多的导师，在处理研究生事务时，应考虑吸收高年级的研究生参加，此举不失为及时听取意见、改进工作的好办法。

关于研究生导师与导师制的评论

《研究生教育制度必须改革》对我国现行的研究生导师制提出了尖锐批评，该文说：

目前中国的现实却是：研究生在没有来上课之前、被录取之前、报考之前就必须决定谁做他的指导老师（中国人简称为导师），而学校也每年在教师中筛选审批谁可以做导师，甚至在教授、副教授之中搞出“博导”、“硕导”之类的头衔。显然这些做法都是计划经济式的，有违市场经济规则。实际上，研究生选择指导教师至少应该在完成课程学习之后，现在连课都没上就已经定下了导师，是否有点太匆忙？是否把学校变成了封建式的作坊？更为可笑的是，有些高校把兼职教授送给了高级官员之后，又把所谓的博导头衔送给了他们，或者我们的一些教授从政之后仍称自己为教授、博导。比如，笔者所看到的《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某期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作者系×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这样公开的官学不分、以官谋学，甚至以此为荣，是反科学反规则的。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特别强调国际通则的今天，我们现在依然沿袭旧有的制度，合适吗？

该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建议：“彻底取消所谓的导师遴选或导师资格审批制度”；“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必须在修完全部课程之后确定”；等等。

《教育时评：给泡沫化的研究生教育浇一瓢凉水》把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生导师群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做了评析，关于前期，该文说：

在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但成规模的发展始于1978年。开始只有硕士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初招收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当时不论对导师资格的认定，还是对考生的选拔，都极为慎重。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生导师。钱钟书是学科评议组成员，提出如果钱仲联只能指导硕士生，我们都没有资格做博导，这才将钱仲联评定为博导。那时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可以说比起欧美发达国家都不逊色。

关于后期，该文说：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老一代专家退休的退休，谢世的谢世，他们的弟子成了新一代博导。社会风气变了，新一代人的行为方式也大不相同。像钱仲联那样自律的学者已经难得一见，常见的是不管学术水准怎么样，都要千方百计弄个博导当当。尤其是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学者，在这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使得博导的数量很快膨胀起来，普遍的学术水准随之下滑。现在，一些地方院校，主要政绩目标就是建立和增加博士点，为此不惜重金“公关”。有的送名贵字画，有的请评议组成员出国考察。前些时候，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方法是把申请材料放在笔记本电脑里，送材料时连电脑一起赠送。连导师都不讲学术水准，学生的学术水准下滑还有什么奇怪？中国这一次研究生教育的恢复，才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些问题，不能不让人惋惜。

一个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过多，也是不少论者批评的问题。《警惕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中说：“据有关统计，导师人均指导的研究生数为16人，其中16.8%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在30人以上。”“一些人读研三年，见不到几次导师，更遑论让导师‘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了。”《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5日发表的《博士生的压力与困惑》（祝楚华等）一文在“难见导师难出成果”小标题下写道：

何军（化名）是武汉某高校传播学博士生。读博一年多来，何军很少有机会与导师就学术研究方面的问题交流。“只有逢年过节我们才能聚在一起聊一聊。”

罗向阳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问题与对策》甚至用了“师生关系恶化”（具体表现为“师生关系淡化”和“师生关系雇用化”）这样极端化的评语来评论时下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

潘懋元在《研究生教育如何看》中则认为要冷静、宽容地分析导师指导研究生过多的问题，他认为“不能完全责怪导师”，他说：

西安交通大学出现一位导师带二十多位研究生而无法顾及的问题，不能完全责怪老师。近年来，研究生招生的增长率太快，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对学历的要求高了。一位教师带多少研究生，并不是教师们自己决定的，他们按照学校的分配数字带学生，而学校是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计划分配给院系的，教师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教师带的学生过多是研究生招生计划不顾及实际的师资力量的结果。有的学校为了能够招更多的硕士生，将一些并不够格的教师提升为硕士生导师，客观上也让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所下降。

在《如何解决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一文中特别谈到了导师队伍的师德建设问题，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道：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者，研究生导师不但要学高，而且要身正，必须要对自己的品行严格要求，戒除浮躁、急功近利和随波逐流心理，尊重科学规律和教育规律，恪守学术道德和教育规范。

作为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谈了他加强导师队伍建设的打算，他说：

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我校将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首先，强调研究生导师不是一种身份或荣誉称号，而是一个岗位，具有导师资格并不等于就能进入导师岗位；第二，我们要求所有导师必须要有科研经费，没有科研经费就不能招生、不能上岗；第三，对一些特别优秀的青年教师实行激励机制，只要是具有副教授职称、博士学位，拥有一流的学术成就，有固定的研究方向，有研究项目和经费，就可以进入博导岗位。

《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光明对话》专栏发表的《博士生培养要把质量关》（曹建文）有一个小标题为“严格博士生导师遴选”，几位学者对博士生导师提出了看法和要求。孙正聿说：“‘导师’不同于‘教师’，重点不在于‘教’而在于‘导’，也就是‘引导’博士生学会‘研究’、善于‘研究’。这就要求‘导师’本身既有坚实的研究领域和丰厚的研究成果，又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真切的研究心得，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孙正聿还将博士生导师的“引导”具体分为“学科引导”“学术引导”“学问引导”三个方面。郭世佑说：“博导的学品与素养与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存在密切的关联。”“博士生导师要通过教书育人、言传身教来引导学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知识结构，要注重师能与师德的统一。”欧阳康认为，“还是应当仍然坚持严格的博士生导师遴选制度”。

此外，学界对研究生导师遴选和聘任中的腐败问题批评得十分尖锐。杨玉圣在《让圣殿坚守纯洁——学术腐败问题答问录》中所列学术腐败的第五种现象是“用权钱捞取学术职称”，他说：

有一些非学术界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金钱关系，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捞取学术荣誉、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在读到伍铁平教授的《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一文以后，不少学者指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有多少骗子的问题。

结束语

以上评述的是近几年来学界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

这里还要特别补充关于“真的假学位”与“假的真学位”的批评分析。这是一种切中时弊的说法，在邹承鲁《研究生培养问题》一文中有关于此问题的专门评析：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不怕真的假学位，就怕假的真学位”。所谓“真的假学位”，是指学位证书确实是假的，是市场上买来的假货，但买假者肚里还是有真才实学的。这种假货不难识别，只要通过电话、信件或其他通讯方式联系学位授予单位即可验证真假。所谓“假的真学位”，是指学位证书确实是真的，是学位授予单位所发，但学位获得者并未在授予单位真正读过（完）学位课程，也没有亲自撰写过学位论文，一切都由他人代劳，论文评审和答辩自然完全流于形式。这种学位从形式上来说是真的，经得起用任何方式通过学位授予单位进行验证，但从实质内容来说又完全是假的，是学位获得者与学位授予单位进行的一场权钱或身份的交易。

此外，近年学界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讨论，还涉及维护研究生权益、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研究生招生“并轨”（即不分公费生和自费生）、研究生就业压力等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原载《云梦学刊》2007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2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2007年第5期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