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一 理论基础

到目前为止，关于政党外交和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理论还没有成型。本书将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中吸取养分，以此作为研究政党外交的理论基础。尽管有些理论解释的对象原本并不是政党外交，但这对于加深我们对政党外交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一）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重要新兴理论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涵盖面最广、影响最大、渗透力最强的全球发展趋势，全世界陷入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之中。全球化在改变着世界的各个方面、为世界带来巨大增长机会与社会繁荣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产生着全球性问题。全球金融风险扩大、贸易摩擦增加、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环境污染、病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这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具有跨国性和公共性，靠单个国家无法解决。为了维护全球的共同利益、维持全球的正常秩序，人类社会携手合作进行全球综合治理十分必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成为国际政治学中引人注目的热门理论。

全球治理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的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全球治理理论为政党外交的迅猛发展提供了理论支点。政党作为国际关系的新型主体，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事务。由于全球问题纷繁复杂，仅靠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不能解决的，各种政党间国际组织的兴起可以弥补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不足之处。全球性问题频繁出现，需要各类政党尤其是各国执政党，在全球范围内共同磋商，这为开展政党外交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有力地推动了政党外交的发展。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类政党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纷纷发声，阐述自己的政策主张，政党交流与对话更加活跃。本书在论述政党外交的起源、政党外交的发展趋势、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关系等问题时，将适当运用全球治理理论来阐释。

（二）外交决策理论

外交决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行为主义兴起的产物，其目的在于考察和探讨一个国家是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研究外交决策过程、探寻影响外交决策的相关因素、设计和应用外交决策模型是外交决策研究的主要内容。1971年，格拉汉姆·艾利森在《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提出三种决策模型：理性行为者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这三种模型的广泛使用对后来的决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外交决策理论对于政党外交的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外交决策理论原先主要是针对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外交而提出来的，尽管决策的行为体不同，政党外交也可借用外交决策理论。政党外交参与者非常多，除了政党领袖、专司政党对外交往的职能部门、政党影响下的工青妇等外围组织外，政党地方领导人、有政党背景的议会领导人、思想库等均参与其中。这些行为体是如何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应该纳入政党外交理论的研究范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对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制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作为政党外交的主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作为政党外交的职能部门，在推动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发展中作用巨大。本书将运用外交决策理论来研究政党和政党领袖在外交决策当中的作用。

（三）多轨外交理论

“多轨外交”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学者路易丝·戴蒙德、约翰·麦克唐纳提出。这一概念是对“第一轨”、“第二轨”外交范式的扩展。美国前外交官约瑟夫·蒙特维尔曾率先提出“二轨”的概念，用来指非国家行为者参与的非官方外交领域的谈判活动，但随着外交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第二轨这一说法已不再能够涵盖平民参与的多样性及广度和深度”，于是产生了多轨外交理论。当今的外交行为主体，早已从主权国家这一单一行为主体扩展到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政党、非政府组织等多个层面。政党、民间组织和个人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当中。广义上的外交，内容十分丰富，在中国，我们把政府外交、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统称为“总体外交”。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交往的目的重在长远，不强求一时一地的立竿见影。在我国“总体外交”中，政党外交发挥“第二轨道”或者“一轨半”管道的作用，是政府外交的补充。党际交往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流，能够为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营造宽松舒适的政治环境，对政府外交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书将适当运用多轨外交理论来研究政党外交的功能和定位。

除了上述几种理论和范式之外，本书在论述政党国际性组织和多边政党外交的作用时，也会运用国际机制理论、地区主义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理论，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

二 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努力拓宽本书研究的视野，增强立论的科学性和研究的适用性。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坚持史论结合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党际关系思想以及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际关系的论述为指导，把党的对外工作放在波澜壮阔的中共历史长卷中考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力求客观地、辩证地研究和分析问题，做到观点和材料的结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把中共党史、国际共运、政党政治、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结合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放到国际时局、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考察，避免单一学科的分析，从多个角度深入考察和分析中共国际战略和对外工作。

（三）比较研究法

本书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党外交理论之间的历史渊源，揭示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理论与经典作家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通过横向研究国外一些政党开展政党外交的经验和做法，阐释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政党外交的“中国特色”。在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90多年的历史进行描述时，对文献资料的使用，尽可能做到客观全面，不虚美，不掩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三 可能的创新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跳出传统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藩篱，综合运用全球治理、多轨外交、地区主义等理论，把国际共运、中共党史、政党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结合起来，注重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从理论层面厘清政党外交的概念，阐述政党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分析政党外交的作用和功能，介绍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形式的联系与区别，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创新，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党外交学理论。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从政党外交这个特定视角，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用大量的篇幅，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共建党以来与各国各类政党交往的历史进行全方位回顾，力图填补中共党史研究中党的对外关系史的部分空白。

第三，在实践应用上，本书在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特点和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原则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全面分析新时期中共政党外交面临的机遇和制约因素，对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成就、经验和规律进行系统总结和升华，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视角剖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发展趋势，提出新形势下政党外交的目标和任务，为新时期更好地开展政党外交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对策，因而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拓政党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和适用性，是本书的又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