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下乡与小农经济的处境

“资本下乡”为何逃离种植环节

一 引言

近年来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带动了农民的普遍流动，农村因人地关系疏松而产生了撂荒、老人农业及粗放式经营等问题，使得从国家政策到社会舆论都倡导土地流转，试图通过地权流转和资本投入来形成规模化、资本式经营。近年来全国普遍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资本下乡介入农业生产的现象，资本进入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农业产业链中各环节的资金短缺问题，有助于创新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所连带的问题广泛且深刻，关系到农业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流转农户的利益如何保障，规模经营是否能产生高效收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农业产业安全是否能得到有效保证。这些问题都依赖于资本式农场的效率与稳定。学界普遍存在“大户想象”，即将农业生产的进步与粮食安全寄托于进行资本式经营的大户，因而在推动资本下乡与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欢迎外来资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有经营能力的大户。在这种逻辑下，资本下乡与土地流转、大户经营是紧密相关的，最终形成不同于小农逻辑的资本式农场化经营。本节试图回答，这种生产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资本式经营在农业产业链中能否维持生产功能？本节通过对皖北黄村的考察，以实地案例分析资本下乡、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及其所关联的问题。

二 资本下乡与土地流转

皖北黄村是典型的黄淮海平原纯农业村，皖北自然环境系统孕育的以旱作经营为特征的农业模式已细碎化为“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经营，虽自1980年分田到户以来有两次调整，但总体来讲土地占有并未出现严重失衡，保持了细碎化的小农经营方式。而这种经营方式在当前打工经济背景下出现了新的调整，劳动力大量外流使得农业经营粗放化，外出农民通过定期返乡形成“候鸟式”经营，农业收入对农民意味着“能收一把是一把”，农业成为半工半耕家庭两副拐杖中的生计辅助。在此背景下，村庄2009年以来通过“招商引资”推动土地整村流转形成大规模经营，外来资本下乡并进入农业产业的各个环节，资本式经营同时意味着小农经济的退却。

（一）招商引资与农业发展

小农经济很难演化为大规模经营，限制因素首先是普通农户的生计方式无法积累足够的生产资本来形成大规模农场，其次是分散的地权结构较难通过民间协商方式形成大规模经营。当前各地出现的“自发流转”形成部分中等规模经营的群体，土地流转成为农村阶层分化的主要机制，其中作为中等规模农业生产者的“新中农”成为农村的经济主体。但地方政府更希望突破“自发流转”而实行整村土地流转，以较快、较方便地实现整体的规模化经营，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村社组织“做工作”推进土地流转，实施“招商引资”，以寻找规模经营所需的资本。这种方式能够迅速实现农业转型，造就有亮点的“政绩”，因此颇受地方政府的青睐。黄村的土地流转便是通过村社组织“招商引资”实现的，采取的也是目前流行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策略。自2009年开始，经过村社组织做工作，全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村书记徐岩手中，再通过徐岩转包给外来资本。村书记徐岩作为土地流转的中介与担保，能得到村民的信任；相对于普通村民，更易于和外来资本进行互动与交易；也能够保证村民获得稳定的租金。

村社组织在土地流转中承诺优先对本村村民发包，但前提是村民得承包50亩以上的土地。之所以后来要招商引资是因为黄村没有一户村民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而具备资金实力的只是来自城镇的工商业资本，外来大户从徐岩手中转包了土地，承包期为5年。

（二）资本下乡与村民生计

在黄村两委看来，招商引资形成规模经营是破解小农经营困境的唯一方法，资本下乡后通过要素契约形式，形成大规模农场，表1中的五家外来资本耕种了全村的近5000亩土地。黄村的进村资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资本化的农场经营模式，而因土地流转而脱离小农家庭经营的农户除了获得每亩800～1000元的地租收入外，还可以到大户的农场中打工，这就形成了“既当地主，又当长工”（村民语）的小农。土地流转之后，村民不必纠结于“候鸟式农业”，年轻力壮者可全身心外出务工，留守人口则可以在农场做雇工赚取收入，在经济上依赖大户的农场。村民生计由此产生了较大分化，出现了更为彻底的“离农化”。农场的低工资无法雇到青壮年劳动力，失去了农业产业的吸纳功能，村庄急剧“空巢化”，村庄产业被外来资本所控制。农户生计越发依赖外出务工，“半工半耕”模式失衡之后，无法获得外出务工收入家庭的生计随之失衡。

三 资本式经营与农业生产

与农业产业链的市场化不同，资本下乡后形成了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原本由分散小农承担的农作物种植实现了规模化，这种规模化经营更加注重资本和技术的投入，生产中的中良种、新品种、机械投入等增加，农场与乡土社会互动的途径包括地租支付以及雇用农业工人，地租和工资也成为资本有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种植结构转型

小农经营大多以主粮种植为主，传统家庭生计以主粮种植与副业为两副拐杖的兼业形式维持着家庭经营的稳定。但在市场化不断扩展的进程中，农业领域中的分工不断细化，种植环节位于农业收益链条“微笑曲线”的底端，小农从事的是收益较低的产业环节。资本进入主粮种植领域仍遵从收益分配的“微笑曲线”规律，即使规模经营也难以改变既有的产业分工体系和收益分配格局，相对于小农经营而言，规模化的主粮种植只能通过规模的线性累积获得利润。

生产环节的低收益特征在主粮种植中更为突出，在无法期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前提下，承包大面积耕地的大户会选择何种作物种植，这是讨论大规模土地流转必须正视的。黄村的承包大户流转的土地大多不再种植普通的主粮，而是种植更有经济效益的作物。需要指出的是，李余、齐泰及农科所经营的良种，是一种改良后的小麦种，收获后的小麦不进入粮食市场，而是作为良种进行出售，作为良种的小麦附加值很高，不能归为普通的主粮。除此之外，李良等通过扩大蔬菜种植规模获取更高的利润。对于承包大户来讲，如果单纯种植主粮，因其规模效益而削减的成本，除需要支付地租外，还需要雇用工人，成本更大，折算后亩均年收入仅能达到200～400元，这种收入水平对于大户显然是不合算的，因此他们倾向于种植更有经济效益的作物，如蔬菜、苗木等。良种种植者（如李余、齐泰）均拥有种业公司的深加工和销售渠道，因此即使种植环节利润低，他们也能因产业链扩展而获得较好的收益。如果大户只在种植环节产生收入，那么肯定是亏本的。如2012年夏季暴雨导致玉米遭遇涝灾，减产比例普遍达到40%左右，这对种植主粮的大户是致命的打击。大规模承包土地的大户在这种成本结构下，不会选择种植主粮。

（二）农场式经营体制

从种植内容上看，大户选择种植更具有经济效益的作物，如蔬菜、粮种；从经营管理角度讲，外来大户因其规模化的农场式经营，必须有相应的经营管理模式。工商业资本的集团代理特性，形成了其在村庄的公司式农场模式，即以资本所有者为农场主，聘用专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构成管理层，雇用本地工人来完成生产任务。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农业生产中形成了四级体制，第一层级是作为出资方的承包大户（五名承包人），他们负责筹措资金并做出重要决策，也是主要的受益方；第二层级为日常管理者，是承包大户聘任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负责具体的业务指导，其收入是由承包大户支付的薪酬；第三层级是作为村庄代理人的管理者，他们是黄村人，受大户雇用，负责日常看管、召集雇工等事务，也从大户处获得薪酬；第四层级就是普通雇工，他们是农活的完成者，是不固定的，由代理人召集，其收入是务工工资。四级管理体制是目前黄村经营大户普遍采用的经营管理模式，各层级有明确的层级属性和分工，层级化的管理模式构成大户经营的主要特征，而村民在该体制中是最底层的被雇用者（如图1所示）。

这种公司式农场体制高度依赖村庄代理人，即第三层级的管理者。他们是承包大户雇用的在村代理人，但工作内容受第二层级的日常管理者的限制，不能越级向承包大户反映情况。承包大户和日常管理者无法长期在村，农作物看管、维护以及劳动的监督和验收都由村庄代理人负责，这些工作内容直接关系着经营绩效。代理人的职责要求与之匹配的责任心。代理人这一重要层级生活在大户与其熟人、农场与乡土的接缝处，他们更多地要考虑如何平衡二者关系，他们的行为逻辑也就是摆平和理顺大户与农户的关系，只有一些敢于得罪乡里、维护大户利益的代理人，才能为大户的管理体制发挥积极作用。而对于大户来说，这一群体担负着日常维护和看管的责任，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公司制企业必须依靠在村的管理者。

（三）生产方式：资本增密排斥劳动

小农家庭从事主粮种植的特点在于过度投入劳动，这种“高度自我开发”与“过密化”的机制维持着小农的竞争力。而公司化农场不具备无偿的劳动力，所有劳动必须通过雇用完成，这对村民来说就有了就业机会，对农场则意味着成本增加。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工资不断上涨的条件下，农场无法低价雇用青壮年劳动力，只有村庄留守老人才愿意接受低工资，其人均日工资为30～50元。农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雇用劳动力，即使是“举手之劳”也需要支付工资，与小农无偿且过度的劳动投入相比，农场经营的成本更高。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促使大户寻求生产方式的转变，通过改变资本投入的结构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方式是增加机械和生物化学品（如化肥、农药）的投入，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如大户齐泰只雇用本村两名代理人为其做日常看管和信息反馈工作，田间劳动均由用机械完成，田间管理，如打药、灌溉也使用专用机械。大户减少雇佣劳动也是为了摆脱不必要的村庄关系，避免因过度介入村庄而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

四 经营困局：资本退出生产环节

直接进入生产环节的外来资本并未改变农业产业的利润分配格局，原本由小农进行的种植环节现在被大户的资本式农场所替代，但农场仍面临市场地位和回报率过低的结构性约束。而农场高成本的管理体制，附加了管理费用，更提高了农场经营的运行成本。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资本下乡与土地流转虽形成了大规模的农场，但农业的地位并未显著改变，从黄村的几位外来大户的经营状况看，其都已陷入经营困境并开始了自主调适。

（一）种植环节的低利润难以满足资本的盈利需求

种植环节处于农业生产收益“微笑曲线”的底端。好年景下的小农的产量约800斤/亩的，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毛收入为1600元/亩，扣除成本之后年纯收入800～1000元/亩。而对大户而言，在种植主粮的低利润背景下，其除了支付机械和劳动力的费用外，还需要支付流转地租，因此农场式经营的生产成本更高，但其产量相对于小农来讲，差别并不大，只达到1000～1100斤/亩，经收入成本核算后，大户的农场式经营在种植环节上年纯收入只有200～400元/亩，这显然不符合大户的投资预期。而且一旦发生旱涝灾害、农资涨价，大户的盈利空间会更小，因此种植环节经济效益过低使得大户逐渐开始寻求改变。小农能够承受低收益的原因在于农业收入已成为其家庭生计的辅助性来源，他们在家庭中可以通过性别分工与代际分工将低效益的农业劳动交由留守的妇女和老人完成，而且小农种地的成本不计工资与地租。大户的农场式经营在种植环节上的资金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这使得本村大户纷纷退出了种植环节。在城镇工商业资本在农业经营上具有较高机会成本的背景下，大户投资农业是不经济的，对于流动性极强的资本要素而言，追逐更高的利润是其本能。

（二）“高风险、低收益”的种植环节倒逼资本式农场

遵从“微笑曲线”的低收益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主粮种植中，但在经济作物种植环节，低收益特征依然存在，并且种植经济作物（如蔬菜、水果等）需要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黄村经营蔬菜种植的大户均经历过市场的剧烈波动，种植环节的“高风险、低收益”特点使得大户逐渐退出大规模的农场式经营。李良和许开在前两年均经营大田蔬菜种植，因经营方式、蔬菜品种落后，更因遭遇价格波动，两人在起步阶段均严重亏损。目前许开仍以种植大田蔬菜为主，依旧亏损，他多次表示不愿再承包土地。李良开发了温室大棚项目，并斥资300万元建设了冷藏库和加工厂，目前已经处于高额盈利状态。李良的盈利状态并非因为他在种植方式上有所变化，而是因为他拓展了蔬菜产业链，具备了蔬菜加工、冷藏和配送的能力，由此才有稳定的盈利。而李良则逐渐开始退出种植环节，将土地承包给种植户，自己成为专业的加工和配送、销售者，其成立的绿园蔬菜公司（专门从事蔬菜加工和销售，不再种植蔬菜）也在逐渐成长为市级龙头企业。曾进入种植环节的绿园蔬菜公司，因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在两年内连续亏损，年亏损约200万元。种植者普遍面临的风险首先是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其次是因产业链条短利润少，市场风险较大。而在农作物的深加工与销售环节，经营者既能获得较高的附加值，也能转嫁风险，这也是大资本者不愿意参与种植而更愿意进入农作物前后端产业链的根本原因。

（三）层级化管理体制增加了交易成本

大户农场的层级式经营管理模式管理成本较高，更致命的是这种管理方式并不适合农业、农村。过多的管理层级增加了经营者的运营成本。大户最少需要两级管理者，一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层级，二是基层代理人层级，两个层级均需要支付工资。以种植蔬菜的赵民为例，他从不做直接管理工作，而是由其公司的经理人负责日常决策，他还雇用了两名技术人员负责技术监督。在黄村，他还需要聘用两名本村人（称为代理人）为其做日常看管、信息反馈工作。分层式的管理存在反应迟滞的弊端，遇到突发性事件、自然灾害，处于最基层的代理人不直接进行处理，而是要汇报给经理人，由经理人汇报给大户做出决策，然后由经理人、技术人员做出方案，交付代理人执行，代理人再负责召集工人劳动，完工后由经理人验收并支付工资。这种层级式管理体制形成的垂直信息反馈渠道增加了沟通成本，一旦信息沟通不畅或迟滞，就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另外，外来大户作为承包人，其控制的管理层级无法避免来自村庄的“反行为”。通过招商引资进入村庄的大户均是外来资本的代表，他们建立的管理层级也主要由外人构成，基层代理人是本村人，但并不对大户负完全责任，因此大户在种植经营中经常遭遇村民的“反行为”。首先是本地人的骚扰，集中地表现为村民偷菜、偷玉米，作为外人的管理者无法有效处理此问题，而代理人又不愿意得罪乡里人，这就导致作物被偷的问题非常严重，如种植良种的李余因看管不力，一季玉米的产量损失了三分之二。其次是对雇用的工人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工人为大户劳动的目的是挣工资，大户监督无法跟进，就出现了普遍的“磨洋工”“小偷小摸”现象，由此产生了普遍的财产损失和劳动低效问题。

五 资本式农业与产业重构

当前在皖北黄村出现大户退出种植环节的现象是由资本的逐利本能与种植环节的“高风险、低收益”特征共同促成的。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下乡无利可图，退出种植环节的大户将经营的触角深入“微笑曲线”的上下游高利润环节，将低效的种植环节外包出去，通过重构产业链创造了盈利空间。

（一）退出种植环节：土地分包

种植环节的外包，主要是通过土地的分级承包来完成的，外来资本将流转的土地再次分包给下一级承包人，自己逐渐从农业生产领域退出。目前，黄村的大户李余、齐泰和李良都已经逐渐将土地再次分包给其他人，他们流转的土地实际的种植者目前已有十几人，直接进行土地的种植者既不是土地流转大户，也不是承包大户，而是处在分级承包的最末端的普通农户。

从流转大户到种植大户，均进行了土地分包，而一级流转大户除李良自耕面积较大外，其他都已不是种植者，真正的土地种植者需要经过多层承包后才能获得土地的经营权。根据我们的调查，李良已经着手将流转的土地发包给其他种植者，自己将不再从事蔬菜种植，而转向蔬菜的加工营销。在我们的调查中，大户均反映地租过高，种植过程过于辛苦和漫长，成本较高，投资土地的获利空间太小。短短三年，黄村的大户普遍将土地分包了，这源于种植环节的低利润，大户认为投资不划算。新接手的种植者一般经营规模不大，他们中除部分改种药材、花木和果树外，有人还在从事良种种植，收获的良种出售给李余和齐泰的种业公司，这些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种植者和粮农。

（二）控制产业链：资本转移

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尝试并不成功，种植环节的低回报使得资本下乡无功而返，如许开就明确表示待承包期结束，今后绝不承包。也有大户通过重新整合产业链寻找到投资方向，他们与下线的承包者、种植者形成新的合作形式，大户向下线种植者下订单，获得深加工与销售环节的盈利。产业资本通过“订单农业”向深层产业链转移，并对农业种植形成了控制。进入黄村的大户（如李良、李余、齐泰）均是拥有实体公司的外来老板，李余和齐泰拥有种业公司，李良的产业集团集商贸、零售于一体，他们能够且愿意下乡包地，是因为公司业务与农业紧密相关。他们的公司具有加工和营销能力，下乡包地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对于公司来讲，从事低利润的种植业是无效率的。因此几位大户都在逐渐将种植环节发包给其他人，依靠公司的加工和营销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他们将土地发包之后，公司向土地承包者下订单，新的土地承包者不仅要支付地租，而且要按照大户的要求生产。无论土地如何发包，最终的种植者已与最初的大户形成了“公司+中农”的订单农业模式，种植者获得种植环节的利润。在新的产业链条中，涉农公司作为资本的代表下乡流转土地，从农户手中获得土地经营权，只是占据前后端产业链，将种植环节留给次级承包者或中等规模经营者，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向种植者下订单。在订单农业模式下，企业不愿与分散农户打交道，而是与中等规模经营者进行联系，农业经营将逐步“去小农化”。

六 小结

生产环节的经济效益低是农业产业链的固有特征，小农家庭能够接受主粮种植的低收益，外来资本却无法接受，这是资本介入生产的结构性缺陷。由此，资本下乡推动土地流转，进而形成规模化农场进行农业生产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外来资本与大户退出生产环节，追逐具有更高利润的环节进而控制农业生产。黄村的案例表明，农业生产中的“大户想象”无法取得预期的效益和稳定性，这是由市场规律和农业的产业结构特征所决定的，资本下乡很难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与现代化。农业种植的低效特征并没有因资本下乡的遭遇而发生改变，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在我国，农业的超大规模经营既不符合资本逐利的规律，也不符合农业经营规律，资本的出逃和经营调整成为资本式农场的集体选择。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取向已产生深远影响，如已被资本调动的混乱的地权结构，以及资本退出带来的农民利益受损，对粮食安全的危害等，这些值得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