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对于如何观察世界，我们必须有一个理论。举个例子，我正在家里看一场橄榄球赛，一个朋友来了，我问她从电视上看到了什么，她回答说：“我看到一群满身污泥的男人堆在一起相互厮打、疯狂叫喊。”然后我问她在学校打橄榄球的儿子，他说：“你看，土伦队的底线防守太严密了，所以对方的第三排迅速散开以穿越防线并尝试在对方四分之三的中心区域内持球触地达阵（英式橄榄球规则意为得分）。看，多美的阵形啊，多优雅的姿势啊，啦啦队的助威多热情洋溢啊……”由此我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掌握一套规则来观察、解构和感知这个世界。

——Boris Cyrulnik, Les Nourritures affectives, 2000, p. 13.

什么是史前工具？既然它们已经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那我们还能了解到史前工具真正的技术面貌吗？（Boëda,1997）

在史前时代广袤的陆地，如中国、欧洲、近东等地区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这些问题始终像谜一样，不仅吸引着东方史前学者的注意，而且也是西方史前学者感兴趣的话题。在欧洲，尤其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摇篮，学者们尝试过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二是技术研究的方法。到目前为止，运用这些方法对法国材料进行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比较这两种方法提供了很多的参考和经验。

类型学方法作为一种区分的手段，使研究者可以根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对不同的工具进行辨认、定义和分类。不过，研究者选择的这些分类标准在性质上是很多样的，既有描述性的，类比性的，也包含了对其功能的推理，等等。在操作层面上，类型学分析会给每件观察的石制品赋予一个名称，然后根据这些区分出的不同类别来比较石制品的组合，进而展示出遗址之间的多样性。已有的研究表明，类型学分析通常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定义的工具类别和功能并不吻合（Beyries,1987）；二是借助打制实验，技术分析已经显示，同一类石制品或一种技术特征可以由不同的结构和操作程式（schèmes opératoires）产生（Boëda,1991）。

技术研究的方法倾向于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石制品。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操作链”概念为技术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Leroi -Gourhan,1964）。由于该概念过于宏观化，随后的学者将它替换为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概念，也代表了两个更深入的研究领域：技术-经济学和技术-认知学（Boëda et al., 1990）。对操作链的复原已经证明，石器打制的过程是根据一个计划来组织的，这个抽象计划就是我们所谓的操作程式，这个操作程式可以用“操作示意图”（schéma opératoire）来表现和描述。所谓“操作示意图”，就是以打制实验结果为参照，“使我们可以从观察者的角度，以形象化的方式揭示无法感知的技术知识的一种表现和描述方式”（Boëda,1991）。从技术-认知学的分析层面看，打制计划即操作程式可以分解为概念（concept）、方法（méthode）、工艺（technique）、流程（processus）四个层次。随后，为了探索石器工业生产的技术逻辑和规则，解释石器工业内部和之间的多样性并理解工具产生和技术进化的机制，学者们又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诸如“目的（objectif），结构（structure），方法（méthode），预设性产品（objet technique prédéterminé）和中间产品（objet technique prédéterminant），石器生产的不同技术体系（différents systèmes techniques de production lithique）”等。

总之，技术研究方法的作用和重要性在欧洲和近东已经得到了证明和认可（Boëda,1997），不过在我国还没有被系统地引入与运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道路有关。

从20世纪20年代裴文中先生将他在法国学得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中以来，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就一直占主要地位。尽管“动态类型学”曾被提出并运用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梁遗址（盖培，1984），而且“操作链”的概念也被介绍到我国的旧石器时代研究理论中（陈淳，2001），但严格意义上的石器工业技术研究的理论体系与操作过程对我们来说仍显陌生。

多年来的类型学分析已经显示，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旧石器类型与欧洲、北非、近东和西伯利亚、蒙古等地区似乎难以直接对应，但有时候我们又感觉到中国与上述地区的石制品存在某些相似性。在对史前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我们往往将美国学者创建的解释性模式（Binford, 1980,1989; Kuhn,1989,1994）直接运用于类型学的分析结果上，而对这些理论在相关材料上的适用性少有评估。因而，随着材料的快速积累，我们对旧石器工业技术特征的分析日渐滞后，加上语言的障碍，我国旧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仍然不太清晰，尽管20世纪末以来状况有所改观，但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总体而言，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比较矛盾的状况，一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的形态特征具有相当大的多样性，且遗址之间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难以直接对比。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继续运用类型学分析的方法，并结合美国学者的解释性模式来解释材料，因为大部分可以接触到的都是英文参考文献。除此以外我们似乎没有更好的途径可以探讨石制品本身所体现的史前人类的认知特征及相关的技术行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不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一定的改进，我们将很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研究上获得长足进展。由法国史前学者建立的石器技术研究的方法体现了旧石器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进展，如果能将这套方法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的旧石器材料中来，尝试用中国材料对之进行磨合和检验，一定会为中国旧石器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比较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研究材料，本书以打制石器所运用的两大基本概念——剥坯和修型为主线，分别选择数个科学发掘、材料充足的遗址进行深入分析，对已经完成技术研究的典型遗址做详细引述和介绍，力图比较详细地展示打制石器过程中运用的操作程式和技术研究的方法与流程。这几个遗址包括以剥坯概念为主的贵州黔西观音洞、大洞，湖北大冶石龙头，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丁村等遗址，以及以修型概念为特色的湖北郧县后房、“郧县人”学堂梁子，陕西梁山龙岗寺，重庆巫山龙骨坡等遗址。最后结合欧洲、近东、非洲等地区的材料，对中西方旧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进行宏观对比，揭示其中的共性和多样性。

由于材料的可获取度不同，加上材料本身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上述遗址的研究结果详略也有不同。其中以剥坯概念为主的遗址以贵州黔西观音洞为代表，以修型概念为主的遗址以湖北郧县后房为代表。选择这两个遗址作为重点材料的原因分别如下所述。

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石制品数量有2000多件，且原料的质量很好。尽管由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该遗址在20世纪60—70年代比较粗放式的发掘方法为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与其他遗址相比，它的石器工业还是很有特点的。比如，其石料主要是均质性不等的硅质岩，其中有一些比较好的燧石。文化遗物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20万—5万年，大约相当于欧洲、近东及中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另外，观音洞遗址石制品的类型学分析已经完成并发表（李炎贤，文本亨，1986）。这样我们可以将已有的分析结果与我们的技术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以期为今后相关的石器技术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更重要的是，观音洞遗址的材料绝大部分藏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取非常方便。

湖北郧县后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10年发掘的一个新遗址，埋藏于汉水左岸的二级阶地。该遗址石器工业分为早晚两期，晚期的修型概念产品非常典型，其中包括多种不同的操作程式，在汉水流域的石器工业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光释光测年结果表明，埋藏旧石器的堆积形成于距今15万—9万年，也相当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所以通过比较，我们就能揭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工业与世界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工业之间的异同，并确定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在世界框架内的地位。

当然，本书展示的还有部分不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如龙骨坡、“郧县人”、梁山龙岗寺等，但这些遗址石器工业的分析结果为我们了解技术研究的特点和流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人类认知模式的特征及从早到晚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最后，我们希望石器技术研究的方法能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希望通过研究石制品所承载的信息来揭示史前人类认知特征与技术行为的共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