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权的争夺：我国的话语权建设
贺耀敏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外宣办对外出版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主持并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国出版韬奋奖”，被四部委授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称号。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若干学术论著，代表作有：《中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六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等。
话语权就是国家对外影响力
话语权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外交领域、文化交流领域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以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为主要成员的研究团队，正在研究中国整体价值体系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中国国家话语权的建设问题。
什么是话语权？话语权就是一个行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对外影响力。什么是国家话语权？简单说就是国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对外影响力。用老百姓的话讲，话语权就是说话的分量。规范地讲，它表现为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的传播范围、传播力度、传播形式、传播效果，表现为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的接受范围、接受程度、接受方式、接受效果，表现为自己思想文化价值对于各种评价和舆论的控制能力。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特别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的话语权更是具有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它的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就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对外影响力。海外人士认识和理解中国，看看深圳就很有启发，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深圳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反映了我国改革与发展的理念与诉求。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话语权是这个国家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话语权也是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大家都希望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形象越来越好，需要话语权建设；我们大家都希望中国的发展与成长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需要话语权建设；我们大家都希望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确保中国发展得更好、更和谐，需要话语权建设；我们大家都希望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自己的进步与发展，还要惠及周边国家和整个世界，让整个世界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同样需要话语权建设。
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表达，需要通过这个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其作用来表达。一个国家政府、企业和老百姓在本国话语权的认知和表达上越是接近，其话语权的分量越大。当然，话语权不是说一定要铁板一块，不是说一定要以一种方式来表达。话语权可以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
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容易引导整个社会舆论的方向。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影响和主导着世界话语体系，是实际上的世界话语体系最主要的影响方。冲破或者改变这一世界话语体系，充分表达中国人民的理想和意愿，让目前的世界话语体系更全面地反映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一时半会还难以解决。
这就表明，话语权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追求，在话语权方面的交流、交锋、交融将长期存在。例如，中国国家话语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研究认为，目前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关键概念，就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在发展中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基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沃土，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反映了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因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
改变中国软实力相对比较“软”的状况
国家的话语权就是国家的软实力。说到“软实力”，还要承认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创新性研究。
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约瑟夫·奈的分析中，“软实力”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国家话语权上。成思危先生曾经说，软实力是通过非强制性手段来影响他人的能力。软实力既可以使掌握“公理”的一方如虎添翼，也可以站在强权的一方为虎作伥。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论述最早是在论述美国战略时提出来的，并不是从解释中国战略的角度提出来的。他的“软实力”理论之所以对中国影响很大，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软实力”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约瑟夫·奈近些年来对中国的战略也有过深刻的分析与评价，这对于我们研究制定中国战略也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例如，他强调只有通过文明、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软力量的桥梁，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不断取得成功。软实力有助于解决国与国之间多边合作的全球重大问题。他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软实力也得到迅速提升。但若要达到美国的软实力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指出，亚洲国家的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对其他国家来说形成了强大的软实力。但从近代来看亚洲国家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其软实力也大大削弱。他预计到2025年亚洲的软实力就可以达到历史的最好水平。
约瑟夫·奈曾经提出，一个国家在制定策略的时候，一定要去思考运用硬实力过程中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软实力，必须能意识到有时候真正的赢家不是看哪个国家拥有最强大的军力，而是要看哪个国家的故事讲得最动听，因为讲故事的能力越来越重要。信息时代最稀少的资源就是可信度。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述和对中国软实力的分析与判断，对我们有很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表达自己的看法、阐明自己的要求、抒发自己的愿望。目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话语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我封赏的，更不是他国赠赐的，而需要精细塑造、培育和争取。大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我们今后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重要的一项战略任务。应该看到，与中国的硬实力相比，我们的软实力还是比较薄弱的，这与我们长期以来专心致志搞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有关。但是在较频繁、较大范围和较大规模参与世界经济政治生活的时候，我国的软实力建设不足的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了，尤其是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建设更是亟待加强。
中国长期被剥夺了话语权
中国和世界都正在发展，也都需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彼此都离不开对方，联系越来越紧密。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每个社会经济变革给世界带来的都是正能量。
首先是占世界人口约1/4的中国人民随着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想谁都不愿意看到十几亿中国人民生活在贫困和动乱之中，如果是那样的话，整个世界也不会安宁。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只会使世界更加和平和稳定，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西方一些冥顽不灵的学者和政客，总是宣扬中国不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的论调，认为中国的发展就会威胁到世界和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就会打破世界和区域原有的力量均衡，就会导致整个世界资源的紧张。这种论调荒唐不羁，根本站不住脚。难道只能由你们能来控制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才是合理的吗？
其次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几十年来，中国逐步放弃了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探索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世界各国现有的不同经济体制很好的借鉴。西方一些人不断地制造麻烦，认为中国的市场开放度不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实际上就是蓄意阻挠中国更多地参与世界经济发展。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比起前30年、前20年、前10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再次是中国不断提高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积极参与推动世界与区域经济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例如，中国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的评价，已经有5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进来。中国倡导筹建国际金融机构，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没有那个实力，也没有那个经验和胆魄；今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一些事情了。在亚投行筹备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少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加以阻挠，有公开质疑，有威逼利诱，说穿了就是因为它们担心亚投行的成功运行会打乱以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冲击美元霸权。
最后是中国近些年来举办了为数众多的国际组织、政府或非政府的国际政治经济论坛，举办了多项国际体育赛事，积极支持各种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就是中国国际责任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美轮美奂的开闭幕式和精彩的体育比赛可以说是中国给世界的一个很大的惊喜，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游离于世界格局之外的国度了，中国正在承担着更多的对世界的责任。
这些成绩都是中国人民争取国际存在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进展。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国际话语权。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排斥在整个世界发展进程之外，中国不仅没有分享世界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反而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认同，反而招致西方国家大量的偏见和指责。正像马克思在谈到印度的时候所说的，英国“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中国在近代的命运并不比印度好多少。这种对中国的歧视并没有因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而有所改变。例如，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是中国几乎没有从战败国的赔偿中获得任何利益。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包括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都从二战中获得过利益，但是中国没有得到。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在确定战后安排的时候，中国利益也因列强争夺势力范围而受到巨大的损害。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歧视，基于冷战对峙的国际两大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与威胁，都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受到严重压制。
误解和偏见使许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国
从历史上看，中国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没有大规模侵略其他国家的历史记录。但是近代以来各种丑化中国的论调就始终存在，他们或者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者是基于不同文化和价值标准的考虑，或者是基于不同宗教和信仰体系的考虑。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和政客更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不断攻击和指责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成长。我们不时听到的各种“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泛滥一次，妖魔化中国成了一些人博取受众眼球的手段。不难看出，他们的用心就是要把中国排除在世界发展格局之外，不愿意看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成果的相互分享。
例如，美国政客布热津斯基总是强调大西方和复杂的东方这样一个说法，这代表了美国一些政客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观。他所谓的大西方，实际上是把整个欧洲和土耳其都纳入欧盟的大框架之中，形成美国在欧洲的战略设想，遏制俄罗斯等在欧洲的影响力。所谓复杂的东方，就是强调美国要作为整个亚洲的利益平衡者，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些年在美国的政坛上，重返亚洲的呼声越来越高，明眼人都知道他们针对的是谁。
西方的一些学者和政客在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唱衰中国舆论的主要制造者，他们做了很多对中国发展不利的事情。回想一下最近20年来的事情，我们就会有深深的感受。例如，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前不久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西方舆论是多么热衷于制造中国危机的噪声，或许他们真是想看到中国轰然倒下的历史悲剧发生，但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看到的那样倒下去。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世界权力结构也在调整、变化，国际话语权正在重新分配，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和格局正在形成，多极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一种潮流和共识，可以说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过渡之中。这期间，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这不仅关乎通过解答这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更影响到未来构建和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新体系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对世界来说倾听中国的声音十分重要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承受着发展本国现代化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繁重历史任务，在最近几十年间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事实，对于当今世界体系和世界格局来说，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十分必要。
仅从可以搜集到的有关数据就可以看出，在历史上中国曾长时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大约在1700年前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23,1%，同期整个欧洲占23,3%；到1820年，中国GDP占32,4%，同期欧洲占26,6%。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巨大的社会变动，西方列强借各种理由制造麻烦，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近代史上，像中国人承受这么多苦难的恐怕为数不多。到1949年，中国GDP大概仅占世界GDP的1%，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穷二白”啊。到了1980年，中国GDP约占世界GDP的2,5%, 1999年上升到3,5%。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乘势而上，突飞猛进。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13年中国GDP大概已经占到了世界GDP的12,3%，美国GDP大概占22,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地位还要高。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大约在2000年以前，中国经济总量的位次在世界各国中大约在第七位以后，2000～2004年升至第六位，2007～2009年升至第三位，2010年更升至第二位。许多研究成果和严肃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估计，大约在202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上升为世界第一位。世界经济格局将因此改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必须加强，要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即将发生的重大变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一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传播国家话语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中国核心价值观国际传播战略应以实现中国梦为主题和主体，以国家话语权为重点，以增强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和传播力为突破口，构建体系完备、覆盖广泛、生动活泼、形式多样、运营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扩大全球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和利益交集。国家话语权有效的国际传播，对于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团结和联系更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都有重要意义。
二是世界金融危机长尾效应为中国国家话语权传播创造了历史契机。世界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尖锐矛盾，展现了中国的制度优越性，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日益高涨的“中国学”热潮。“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大国际媒体上。探讨中国高速发展原因、应对金融危机经验等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课题，这就为传播国家话语权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发展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国家话语权，它支撑着中国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三是信息化和传播全球化加剧了文明的交流和冲突，国际认同成为大国争夺的稀缺资源。网络和新媒体将全球民众纳入同一传播体系中，推动了国际传播时代的到来，缩短了各文明间交流的时空距离。随着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认同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对于增强国际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今世界不论是老牌西方强国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国际传播塑造本国新的国际形象，发挥文化优势，推动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国际认同。
四是全球价值观的多元化推动了价值观传播，西方价值观的传播受到多方挑战。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金砖五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多元化发展潮流势不可挡，多种非西方价值观也在加快国际传播的速度。例如，伊斯兰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迅速传播，在西亚、北非等地日益崛起壮大，中国、印度、巴西等多国文明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也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中国话语权的国际传播人人有责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和价值影响力远远不及经济影响力，甚至文化和价值影响力还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中国文化和价值影响力急需迅速提升，从而为中国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国内大力宣传弘扬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同时，要确立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战略，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意识形态和文化攻势，大力宣传和介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增强国际认同感，取得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把握好话语主动权，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传播好中国的和平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要突出“以谁为主”“怎么说”“说什么”的问题。
价值理念体系的国际传播，从本质而言是一种传播活动，它是国际传播活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国际传播活动的具体呈现很广泛，它与新闻事件的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文化的国际传播有同有异。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指的是对一个国家综合性的整体形象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它具体呈现为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民、环境等情况的描述和展现，包括通过大型国际活动来塑造一个国家的正面形象（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者通过宣传片来展现国家的人物与风范（如2011年初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国家形象既体现为一种符号和文化现象，本身也构成了文化的一环。所谓文化，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按照英国文化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的经典定义，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价值理念体系的国际传播，呈现的则是对各种抽象价值理念的直接表述或形象展现。
上述有关价值理念体系的国际传播、文化的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和新闻事件的国际传播四个层次都关系着国家话语体系建设。每一个层次都有许多的工作要我们努力去做，国家话语权的提升说到底是一个国家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全体人民的事情。
中国国家话语权建设的愿景
中国建立国家话语权的根本目标就是确立中国国家话语权的国际地位，通过制定有效的国家话语权的国际传播战略，有效化解中国和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国家间、地区间的冲突与矛盾，有效提升中国在和平发展中所应具有的国际新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有效承担中国在和平发展中理应承担的维护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和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国际责任。中国应寻求的是与西方等多方共处的世界多治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话语权建设有了很大突破。尤其是国际舞台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在对待中国周边国家重大问题上，提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跟周边国家关系比较紧张，或者是有意识形态冲突，或者是有领土争端。如今中国要发展，首先要解决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亲、诚、惠、容”是很好的概括，是对中国国家形象、国家立场很好的表述。在对待亚洲安全问题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等，这些提法都得到了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在对待欧洲问题上，提出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洲始终是我们可以发展的重要的可争取的力量，我们跟欧洲贸易量相当大。在对待非洲各国关系上，我们提出要共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了461项中非合作战略，提出“真、实、亲、诚”的合作理念和原则。非洲一直是我国很重要的政治伙伴和支持者，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发展的确也遇到了西方国家制造的许多麻烦，它们认为中国在那里搞的是“新殖民主义”。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渲染和报道，的确把我们勾画成跟老殖民主义者相似的那样一种面貌，这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在对待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时，我们应该提出弘扬丝绸之路的精神，坚持文明复建、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和平对话，不断深化中外合作这样一些理念。
在话语权建设方面，要不断扩大与各国之间的利益交集，回击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攻击。话语权的争夺就是面对面的争夺，软弱只会对我们的核心利益造成伤害。这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我们没有退路。要不断关注各个国家间的利益交集，只有你好、别人不好的这种发展，损人利己的发展，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要寻找各个国家之间利益的交集，扩大这种利益交集，促进共同发展。
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有核心内容。没有核心内容的话语体系建设可能会落得很空。话语体系建设当然要有中国文化因素，要有中国几千年来文明成果的因素，要有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经验的因素，当然也要有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因素。
加快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频率并扩大规模、加大力度
当今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的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衡量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文化软实力被描述为一个国家通过吸引与合作而不是高压强迫来实现国际目标的能力。对于快速成长中的中国来说，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家形象的塑造都要求我们充分运用悠久而丰富的文化资源。简单地说，就是大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多样化地推进国家话语权的建设。
一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文化强国的道路，在我国的经济综合实力明显提高之后，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选择。国际、地区间的冲突说到底是利益冲突，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既需要有坚持原则的抗衡和对峙，也需要有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弥合。文化交流与沟通是传达和理解国家立场与国家政策的重要途径。
二是充分认识文化传播的核心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在更广大利益共识和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缩小分歧，扩大共同利益，目前全球沟通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文化沟通。全面加强和促进多领域的文化交流活动和文化贸易活动，对于我国逐步形成一定区域乃至世界范围的文化优势十分重要。
三是深化对文化全领域参与和渗透的理解，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大幅度提升文化的参与度，使文化成为最重要的传播内容和交流方式，推动中国优秀文化以多种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区，为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和认识。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文化交流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文化的宣示和展示，更强调文化的参与和体验，没有这种亲身的参与和体验，对文化的理解则是很不够的。
四是文化的巨大魅力在于可以把持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的人团结起来。文化不同于意识形态，也不同于宗教意识，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可以把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团结在一起，帮助大家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棘手问题和重大国际挑战。中国并没有输出意识形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十分注意维护当事国的利益和权益，反对基于西方的价值观而产生的外交和军事干预。中国遵循和平发展理念，反对霸权主义和谋求世界与地区霸权，无意迅速改变和颠覆现行世界秩序。
五是借助国际上对中国友好的外国学者、专家和智库的良好作用，化解人们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例如，我们与澳大利亚中国学专家马克林教授的合作就很有启发，他对中国十分友好，专门写过《我看中国》这本介绍中国的图书。这本书出版后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习近平主席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国会发表演讲时，专门邀请了马克林教授，并在演讲中高度赞扬了马克林教授对中国的感情。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真实的中国。我期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未来若干年中，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定会得到极大加强。到那时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别人也不再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元素将真正融汇到世界发展的正道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