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战胜利70周年
抗战七十周年思想遗产解读
张梧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博士后，青年学者。曾任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参与并承担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等项目的研究。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全球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获得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等奖项。已发表《从思想史路径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可行性研究》《重建主体：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政治解读》等文章。
挖掘抗战思想遗产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抗日战争，曾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70年后，今天的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呢？我想通过对比中日思想界对于这场战争的不同认识，重新审视中国抗战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思想遗产可能并不是直接现成留给我们的东西，需要我们挖掘，甚至于这些遗产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和研究。对于这场抗战的思想遗产，我大体上归结为三点：一是中国抗战能够帮助我们今天重新理解“东亚”；二是中国抗战能够帮助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现代国家”；三是中国抗战能够帮助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启蒙”。我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在思想上留给我们的三笔宝贵遗产，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梳理。
如何重新理解东亚？
首先，中国抗战的第一笔思想遗产就是让今天的中国人重新理解“东亚”。
东亚是我们国家周边外交当中非常重要的区域，也是70年前这场战争发生的主要空间。美国人把这块区域叫做远东，日本人把它叫做东亚或者东瀛。不同命名的背后，所表达出来的其实是不同国家对于这块区域的利益考虑和秩序安排。
当中国人谈到东亚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似乎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个现象促使我们思考东亚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把东亚，也就是把中日韩三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思考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产生了：东亚作为整体是不是能够成立，它的一致性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否有一种秩序，是否能够构成一个整体？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叫做“大东亚共荣圈”，中国似乎一直对此进行批判，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中国对于东亚地区有没有自己的战略性思考和战略性设想？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是否需要东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亚，东亚是否需要进行整合？东亚是相对于另外一个区域存在或者参照的，如果东亚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共同体，那么东亚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质是什么，是否有可能把东亚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概念，所有的这些问题，今天中国思想界很少有人讨论。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思想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不管他们是从战争之前对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也好，一直到最近，像日本历届首相所提出的东亚协同体也好，日本人对于东亚都有他们的战略规划。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这场抗日战争能够让我们思考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东亚实际上是没有中国的东亚，这是我所提出来的一个大家听着可能觉得玄乎的概念。
在东亚格局中中国缺乏战略设想
什么是“没有中国的东亚”呢？从地理上直观地讲，中国自然就在东亚之中，所以“没有中国的东亚”看上去非常违反我们的地理常识。那么“没有中国的东亚”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主要是指，中国并没有以一种主体姿态，而仅是以一种客体方式，以一种被动姿态被安排进了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之中。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形成自己的关于东亚地区的一种大格局大战略设想。在东亚问题上，虽然中国在地理上存在于东亚，但是没有成为东亚格局中一个有效的政治主体，这是值得忧虑的一种情况。
东亚曾经出现过几种秩序。晚清以来，首先是朝贡秩序，就是以中国为主体，当时的朝鲜、琉球等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形成了中华文明这一高级文明和其他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的文明共同构成的这么一个区域性的体系，这个体系也叫夷夏结构。甲午战争之后，朝贡体系走向了解体。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伊藤博文不允许李鸿章使用“中华”这个概念，因为当李鸿章使用“中华”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日本人成为“夷狄”，日本的伊藤博文对中国传统中的夷夏关系非常了解，也非常敏感。在伊藤博文看来，现在这种夷夏关系被颠倒了。过去中国代表先进文明，日本处于尚未开化的状态；而在甲午海战之后，日本代表了文明，而中国处于尚未被先进文明开化的野蛮状态。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刺激，因为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现在学生反过来打老师，老师竟然败给了学生，这促使中国人开始觉醒。所以说，甲午海战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一场醒国之战，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惊醒了过来，我们发现，中国不仅赢不了西方列强，甚至连原来的东瀛小国都赢不了。
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
朝贡体系解体以后，东亚相对来说又出现了几种体系。首先是华盛顿体系。1917年苏联发生了十月革命，但苏联没有办法看住日本，美国出于其亚太战略考虑，对于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区域提出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华盛顿体系，不过华盛顿体系极为脆弱，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如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人们对于华盛顿体系能否有效维持产生了质疑。日本通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来试探美国人在东亚地区维系华盛顿体系的决心，结果美国人无暇东顾，所以说华盛顿体系很快就解体了。
在华盛顿体系当中，美国在中日之间是一种军事存在，那么在华盛顿体系解体以后，日本人就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看上去很美好，但实质上这是以日本为核心、以中国为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思路，中国就彻底地陷入被日本人宰割的境地。
打了8年抗战，或者说是14年抗战，中国好不容易成为二战胜利国，参加了开罗会议，也进入到了雅尔塔体系，但很不幸的是，中国虽然在名义上是大国，但不是实质上的大国，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话语权还很弱很弱。
在雅尔塔体系之后，美国人占领日本，在东亚地区美国成为区域性霸主，当时就选择了蒋介石，选择了中国。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雅尔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美苏之间发生了对抗，这样的对抗甚至影响到了中国的解放战争，也就是中国的内战，美国人一心想扶持蒋介石作为区域性的霸主，但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最后美国选择了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从而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所以，东亚秩序基本上为美苏对抗的格局所笼罩。
我们可以看到，从朝贡体系到华盛顿体系，从“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到雅尔塔体系，作为这片土地的存在者，中国没有提出过中国在东亚应该占有什么位置。不管这些体系如何交替出现，结果是，这些体系不是日本人的东亚就是美国人的东亚，而唯独没有中国人的东亚。中国人在东亚没有存在感，这种存在感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有主体性，不能以一种客体的位置，以被动的姿态，让别人来谋划中国在东亚格局中应该如何，中国应该提出属于中国人的东亚构想。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让中国重新理解这样一个东亚。如果我们把中国在东亚的位置仅仅理解为一种地理上的存在或者处于客体位置，以一种被动姿态出现在东亚，这对70年前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最大的亵渎。
对东亚现存秩序认知存在巨大差异
东亚问题非常复杂，最重要的复杂性就在于，不管现在的美日同盟也好，中国也好，我们对于东亚地区的现存秩序的认知存在一种巨大差异。从中国自身来说，“没有中国的东亚”的局面已经转变，现在的东亚再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抗日战争后，我们成了名义上的世界大国，经过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国拥有了独立主权，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成为实质上的世界大国，也成了东亚强国。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中国在东亚的存在不容忽视，但是反过来讲，美国和日本仍然停留在没有中国的东亚的这样一种设想中，换句话说，它们仍然想把中国以一种臣服者的姿态留给东亚，这种巨大的认知差异导致了今天东亚格局的紧张，导致了今天中日关系紧张，这就需要中国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重新思考东亚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东亚的麻烦
自从西方文明强势进入东亚地区，东亚问题就不是由东亚人民能够说了算的，不是关起门来就能够决定东亚命运的问题，而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世界性问题，东亚文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西方文明或者说来自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种纠结和冲突。这就是“东亚”的麻烦所在。
日本为什么发动甲午海战？当时的福泽谕吉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意思是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把甲午海战当做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视为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日本自居于文明的位置上。为什么？他们觉得日本才是东亚地区对于世界文明最早的接受者和最早的觉醒者，而中国仍然封闭、愚昧、落后，居然抗拒世界潮流大势。中国人不文明怎么办？日本人的答案就是“用武力帮助中国人实现文明”，这就是甲午海战时日本人的认识和逻辑。也就是说，当朝贡体系解体的时候，中国东方文明的这种巨大优势开始衰落，东亚的麻烦也就由此而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华盛顿体系，日本人又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给日本侵华战争披上了一件非常美丽的外衣，叫做为了东亚解放而战。
中日战争后期，日本和美国发生了太平洋战争，但是日本人不把这个叫做太平洋战争，而叫做大东亚战争。在战后审判中，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就讲，中日关系素来友好，因为美英西方世界的挑唆，使得两国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多，但没关系，“大东亚共荣圈”可以使中日关系更加友好。为了东亚价值观的建立和东亚文明的复兴，为了超越西方文明，加之东亚地区原来的中华文明处于衰落期，而西方文明与此同时又处于强势期，这些因素互相交织，形成了互相纠结的冲突，最终日本以“文明”的名义、以“解放”的名义和以“东亚”的名义来进行侵略战争。所以，中国抗战不仅是一种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文明之间的冲突。
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日本人对于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再加上他们面对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所曾经拥有的屈辱感，使其形成了极强的侵略性。以“文明”的名义是否可以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对中国人而言，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华文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即“只闻来学，未闻往教”。也就是说，当我的文明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我愿意其他地方的人来我这里学习，但是中国不会把文明送出去，传经送宝，强迫别人接受。这种文明基于一种极强的自信，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而不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文明霸权去侵略其他国家。
中日之间的传统价值观，即使有很多相似性，是否可以超越西方的现代性？经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大家对于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和弊病都有深刻了解，对于这种弊病的克服，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东亚文明的复兴和崛起？这个时候，仍然需要中国文明的智慧，就是“只闻来学，未闻往教”的态度，这是一种自信的心态，也是一种谦虚的品格。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信心态，对于西方文明或者因为妄自菲薄而盲目接受，或者因为自傲自大而不屑一顾，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由自卑进入自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自虐。
中日在东亚区域里所产生的这种复杂关系，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东亚问题是世界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问题，中日之间的和解并不仅仅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背后有中西方文明在东亚能不能够从交锋最后走向交融的问题。所以，重新思考东亚问题就是重新理解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就是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就是重新思考文明以及文明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展开，而不能以“文明”的名义进行侵略战争，我想这是抗日战争在思想史上给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重新理解东亚。这个背后也就是重新理解文明，重新理解现代，重新理解东亚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需要我们好好地进行认真思考和思索。
日本究竟有没有输给中国？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重新理解“现代国家”。抗战胜利70年，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日本人到底输给了谁。日本人对于这场战争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态，就是日本人在这场战争当中并没有输给中国人，而是输给了美国人，输给了原子弹。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胜利者？日本究竟有没有输给中国？日本在哪些方面输给了中国？难道我们没有任何优势，没有任何理由就赢得了这场胜利？难道我们仅仅依靠全球的反法西斯同盟这些外部因素就赢得了这场胜利吗？我们知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面对法西斯阵营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先欧后亚，中国抗战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难道仅仅是一个拖延敌人的“肉垫”？除此之外，中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有没有我们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
中国人的胜利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中日战争中日本人并不是输给了美国人，而是输给了中国人。因为当美国人决定打响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收割胜利果实了，就已经是在谋划战后秩序了。中国顶住了日本的侵略，中国人到底在哪些方面胜出了？我想中日之间的高下在于两种不同国家形态之间的高下。
有一个日本人非常有意思，他叫舆那霸润，在《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这本书里，他对于中日战争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他说日本人打这场战争有一种象棋思维，就是说我控制了几个重要的子，比如我有车、马、炮，然后我吃掉对方的车、马、炮，我就能够赢得整个棋局上的胜利；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思维呢？中国人是围棋式的思维，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强调迂回，强调战争中敌我双方面的互相转化。象棋思维是一种线性思维，围棋思维是一种面上的思维，他说象棋思维输给了围棋思维。
从日本人的反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形象化说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国家形态之间的竞争和比较。从最直观的意义上讲，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正因为日本是小国，所以日本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占领像中国这样的一些地方作为它的殖民地，支撑起它的发展。而中国地大物博，具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应该说持久战这样的战争状态是当时国共两党的一种共识。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前提就在于中国首先必须具备足够空间，能够进行有效的战略规划，所以蒋介石把首都迁到了重庆，共产党当时在延安，都在今天的中国西部。
中国和日本的差别
中国和日本之间难道仅仅是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异吗？并不是。我想把日本这样的一种国家形态称为装置化的国家，或者说机器化的国家，而中国的国家形态是一种有机体意义上的国家。为什么把日本称为机器装置意义上的国家呢？因为日本完完全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其资源紧缺，国土面积狭小，促使其有一种强烈的对外扩张的战略冲动，但是同时，它又有高度的动员性以及严格的组织性，日本国内对于这场战争的动员程度非常高。当日本把自己国家视为一台机器的时候，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国家主义，甚至于超国家主义，甚至已经进入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当把国家视为一台机器的时候，日本人也就把对方国家视为一种装置，以这么小的国家控制这么大的国家，就必须占据一些铁路线，控制一些运输命脉，占据一些大型城市，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办法对中国完成有效的统治和控制；反过来，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形成了一种有机体国家形态，这种国家形态内部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东部跟西部发展不平衡，空间上具有广博性和层次性，也就赋予了中国后来的战略相持阶段这样一个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两种国家形态的差异
在这个前提当中，我们并不是以战争或者军事为首要目的，而是把人民组织起来，以一种有机方式团结大家。这就是毛泽东所坚持的敌后抗战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因此，中国跟日本与其说是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两种国家形态的差异，一种是装置化国家，一种是有机体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再思考日本人究竟输给了谁，中国在什么意义上是胜利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中国要不要像西方民族国家那样，将国家作为单一的同质化机器，或者高度发达的一种机器，并赋予其侵略性和进攻性。中国与中华文明相匹配的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乃至于国家心态，究竟应该是什么，我想这是这场战争提出来的问题。
一场被遗忘的思想运动
最后，应该谈谈如何理解启蒙。这个问题似乎与抗日战争隔得很远，但事实上一点都不远。思想家李泽厚曾经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两个主题之间有双重变奏，一个主题叫做救亡，一个主题叫做启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不顺利，是因为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任务，在这场70年前的抗战当中，中国有没有启蒙？当然有。我们先不讲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昆明所成立的西南联大，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我们民族非常优秀的学者开创了今天很多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单单就讲启蒙，就要谈到有一场被遗忘的思想运动，叫做新启蒙运动。
当年的新启蒙运动就是在日本侵略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生的，像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这样的一些理论家以及党外的张申府这样的一些文化人士共同发起过一个新启蒙运动，运动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把救亡和启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时新启蒙运动的干将陈伯达在30年代写文章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启蒙思想就是救中国的思想。这种启蒙思想当然跟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这种“启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李泽厚所讲的“救亡压倒启蒙”里的“启蒙”是一种西方现代化意义上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启蒙，强调个体理性、个体觉醒、个体自由以及平等民主，构成了五四运动的主流——科学与民主，强调的是个体对于当时的封建专制下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一种对决，寻求的是个体独立和个体解放。
新启蒙跟整个民族存亡的关系
抗战以后，这种个体意义上的启蒙与整个民族之间的存亡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当时新启蒙运动所重点要解决的问题。这场新启蒙运动的背景就是当时的民族文化危机，它直接冲着谁去的呢？就是当时的“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他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王道乐土的学说，用儒家的系列学说来为日本人的侵略进行文化上的美化，寻找合法性。郑孝胥的观点是什么呢？日本比中国文明、比中国优越，我们就应该向日本学习，就应该接受日本的统治。传统的儒化教育就被郑孝胥这样的文化汉奸亵渎了。儒家思想的主流绝对不是对外来侵略轻易屈服，恰恰要坚守大局。正因为儒家思想被践踏了，当时的新启蒙运动再去谈儒家思想，再用儒家这种复古思想来促使每个国人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就不行，就要寻求一种具有民族风格、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形态，需要新的文化形态来解决。
从破坏走向了建设
因为当时的人民被日本统治者和汉奸视为一种奴隶，因此新启蒙运动第二个任务，除了要建设一种具有民族形态的新文化外，就是要面向大众进行精神上的国防动员，促使整个民族的觉醒，这两个任务决定了，新启蒙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那个启蒙有很大不同，它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的“新”在于从破坏走向了建设，新文化运动过多地强调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落后性的批判，因此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是破坏性的，在“破”的基础上再寻求“立”。而在新启蒙运动中，人们突然意识到，外来思想不能够解决中国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我们也不能一味地依靠复古、依靠原来的那些东西拯救中华民族，我们需要新的民族性民族文化形态。
第二，新启蒙运动的“新”体现为从个体走向民族。当时的张申府、艾思奇等都在重新思考什么是理性、什么是自由等，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最后构成了新启蒙运动。它的“新”就体现在它从个体解放走向了整个民族解放，不再满足于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因为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是以强大国家构建为前提的，没有国家独立，谈不上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因为个体价值仍然需要国家保护。如果我们都亡国亡种了，还有什么理由、资格谈个人的这样一种价值呢？
第三，新启蒙运动的“新”体现在它从精英走向了大众。今天我们看新文化运动，当时的各种主角都是精英人物，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精英之间展开，没有非常有效地深入民众之中。而抗日救亡形势下的新启蒙运动，文化的重点不在精英层面，而放在了大众层面。抗日战争的精神国防动员，使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深刻意识到了现代国家观念的重要性，都深刻意识到了中华民族与个体价值之间的血肉联系。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新启蒙运动具有什么价值或者内核呢？我想引用新启蒙运动主要参与者张申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相对于新文化运动而言，新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科学与民主，首先要自主”；第二句话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我觉得这两句话代表了整个新启蒙运动的诉求。首先，“科学与民主，首先要自主”，新文化运动崇尚的是科学、民主这种以个体为本位的现代价值观，但是现代价值观要以民族存在、国家独立为前提，所以“首先要自主”。
其次，日本侵略者及其文化汉奸，用儒家思想来为他们辩护，因此仍然需要“打倒孔家店”，但是“打倒孔家店”的目标不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而是要“救出孔夫子”，也就是要把孔子思想的真正面貌揭示出来。从封建皇权的专制体系中“救出孔夫子”之后，孔夫子的儒学精神不再依附于权力。
张申府的这两句话非常形象地揭示出了新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巨大差异。刚才我讲到，新启蒙运动是一场被遗忘的运动，今天很少有人再提起，但是新启蒙运动的成果一直留了下来，这些成果我主要谈两点。第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所谈到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提法和思路其实就源于当时的新启蒙运动。第二，新启蒙运动当时的参加者有很多是共产党的高级理论家，比如陈伯达、艾思奇，这些人到了延安以后仍然把新启蒙运动精神贯穿了下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很重要的建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本土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光从党内理论路线之间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其实是非常狭隘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满足党内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需要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主要地源于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络，这个内在脉络恰恰是通过新启蒙运动而得以揭示。新启蒙运动给当时的中国留下了非常巨大的财富，就是任何外来思想都要本土化，包括两个层面上的本土化：第一层面，首先是大众化，掌握了群众才能够真正实现有效的本土化；第二层面，必须民族化，与我们的民族精神连接起来，这就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拿到中国进行一些修修补补就大功告成了。事实上，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不变的实体，这种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作为外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真正变成内在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这首先就要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之间的一个连接点。
新启蒙运动精神没丢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不仅针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践论》跟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矛盾论》跟《易经》的这样一种辩证法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对于中国文化的继承来说，我们也许对于儒家精神、儒家理论继承得很少，但是对于《易经》的这种辩证法继承了很多，我们在小学学到的很多成语其实都是辩证法意义上的成语，比如刻舟求剑，告诉我们事物在不断地运动；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毛泽东的《矛盾论》其实也经过了跟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一种衔接，才形成了这种产物。但是他不是直接以原教旨的儒家文化原生形态或者复古形态出现，它需要创新，所以说新启蒙运动虽然在思想史上被人遗忘了，但是它的精神没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两个果实之中，改变了我们，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性格。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抗日战争之后开始成为真正的中国的党，具有中国思想，成为服务于中国、立足于中国大地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在抗战之前的六大党章里，第一条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抗战胜利以后，到了七大，党章第一条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再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言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政党。所以，新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是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重新吸收、重新理解、重新改造，创造出了属于中国当代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文化。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索和重视的思想遗产之一。
把苦难转化为智慧
新启蒙运动在抗战中这样一笔宝贵遗产不能被轻易抹杀，它使我们重新思考启蒙运动，重新思考民族与我们个体的自由、民主、平等。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合理反拨，解决了救亡和启蒙之间的两难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新启蒙运动为代表的中国抗战思想遗产，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启蒙，什么是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启蒙。面对抗战中所处的东亚格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东亚，背后实际上应该思考什么是现代、什么是文明，文明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面对日本这种国家机器和装置，我们需要思考，对于中国而言，什么才是符合中华文明的合理形态。面对日本人的文化侵略，我们开始思考什么是启蒙，这就是中国抗战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与其说这些问题在抗战中得到了解决，不如说这些问题都是抗战给我们今天每个中国人提出来的，促使我们从思想史的深度去重新理解70年前的这场战争，通过抗战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呈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在思想上的开放性。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种苦难转化为智慧，不能站在思想文化哲学的高度上理解抗战，仍然停留在一种偏见或情绪之中，仍然停留在一种历史的恩怨之中，或者停留在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躁动之中，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辜负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不仅是一种辜负，也是一种亵渎。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