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滨下武志

朱荫贵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一线的年轻学者。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面，已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关于近代中国交通运输方面的研究很引人注目，尤其是在中国轮船招商局史的研究方面，可以说已站在了研究的最前列。

一贯重视从历史的角度对政府、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给予再评价，是朱先生研究的特点。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他重视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第一，对过去政府和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阻碍作用进行研究和评价，同时，提出新的问题和看法。第二，在此基础上，他从更加重要的方面，即政府和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积极性这一面进行了历史的阐明。而这一点，除了对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开放政策下的经济发展阐明了历史根据之外，还向人们提示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即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经济的研究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已有了相当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项目资助，朱荫贵先生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在东京度过了充实的一年研究生活。朱先生此次来日，与过去访日的学者相比面临着两个不同的任务。其一，过去选派学者长期访日，一般都是以掌握日语的程度作为选拔的前提。此次却不是这样，而是从专业领域中挑选优秀的研究者，让其承担到日本进行研究和学术交流的任务。其二，在日本的研究，应当以推进中日比较研究、中日共同研究，促进中日双方专业领域里的学术交流为目标。对于这两大任务，朱先生都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比较研究上还是在学术交流上，他都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研究成果看，本书的前身即朱先生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就是一个例证。从研究交流看，朱先生与以东京大学为主的许多大学及研究所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不用说，朱先生的日语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本人作为共同研究者中的一人，在此要对朱先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深深的敬意。

朱先生在日本集中全力于研究工作的精神，同样给日本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收集资料的场所来看，除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外，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和文学部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神户大学经济学部、神户市立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横滨开港资料馆、东京日本经营史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广泛查阅收集了有关日本航运史、公司史的资料和出版物，种种的努力，终于形成研究成果而汇集于本书之中。

朱先生在学术上的创见，首先是注意到迄今为止日本学术界也尚未认真探讨过的明治政府对经济活动所制定采用的带有强烈干预色彩和独具日本特点的“命令书”，并对之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在分析和评价中，朱先生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角色出发，在与中国洋务政策进行对比的同时，阐明和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的干预措施和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其次，朱先生通过对三菱·日本邮船会社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探讨，剖析比较了中日航运会社的经营、组织、人才培养等具体领域，并进一步涉及海运技术方面的中日对比，显示了极广阔的研究视野。再次，重视统计，强调通过统计数字对中日经济活动进行比较的重要性。虽然说统计数字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在进行中日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时，寻找可信可比的统计数字并非易事，朱先生制作和使用了大量的统计表，从数据方面对中日航运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可信度很高的比较研究。这一点，同样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

以上所举，不过是本书中凝结着朱先生研究热情和独创论点的若干成果。我确信，朱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日本学术界，而且对国际学术界也是一个大的贡献。同时，我也要为自己得到的很多启发而在此向朱先生表示感谢。

我想，朱荫贵先生在中日经济史比较研究中奠定的这一步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今后，中日两国的学者应当协作奋进，为取得更大更多的研究成果而继续努力。

1994年3月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