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又是什么东西
以上所说的只是什么是历史。那么,什么又是小说呢?
小说是“文学”之一种,这个回答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为文学来下定义,对本文来说就是离题万里了,只好不谈。此地我们只可说文学有各种偏向。那些偏向于音乐艺术的便是诗歌戏曲,偏向于哲学和宗教的则是一些散文和现代的朦胧诗。朦胧诗严格地说起来,应该不能叫“诗”——它是运用一种看不懂、念不出的“长短句”来表达一种模糊的哲学心态。至于偏向于历史的文学,甚至搞得和历史难解难分的文学,那就是“小说”了。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如是则上述有各种偏向的文学形式的作品,无一而非“史”——只是“小说”的“史”的偏向特别明显罢了。其实,我们要想给“小说”下个定义,实在也很难。在中国,“小说”一词首见于《庄子》,而《庄子》所说的小说也非我们今日所说的小说。《庄子》而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列有“小说家”。小说家虽居“十家”之末,它毕竟也是诸子之一。“诸子(如果)出于王官”,那么“小说家”也就有个做官的祖先,叫作“稗官”了。稗官也是政府的“高干”,其工作是访求民隐,专门记录不见经传、为士大夫“臭老九”所不屑一顾的街头巷尾之谈。
中国古代上层阶级的庙堂之议,牛皮夸夸,都成为“政府档案”,也是史学家著史的第一手资料;那闾巷的小民窃窃私议,就只是“小说”或“小道消息”,而算不得“历史”了吗?此吾为平民、愚民不平也。他们在历史上、社会上所占的分量,千万倍于简任以上高官和十三级以上的“高干”,他们的“舆论”(抬轿轿夫所讲的话),就只能算是“小说”了吗?
不过以上所说的只是古代中国的传统解释,到中古时期已有很大的改变。到近代,中国受西方影响,把西方文学中的novel和fiction翻译成“小说”,则此小说已非彼小说,小说的面向便宽广起来了,地位也陡然提高了。
胡适之先生把中国传统小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叫“历史小说”,这一类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都是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最后才由罗贯中、施耐庵等加以综合整理作为定型的;另一种叫“创作小说”,这种小说并没有什么历史演变的背景,只是一个作家的灵感“创造”出来的,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皆是也。
鲁迅把小说分类分得更细。但是胡、周二公都是治文化学的学者,发起议论来,总是以文衡文。胡适并说,一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文学方法变迁史。但是文学的方法,尤其是写小说的方法,何以变迁不定呢?他们搞文化史、文学史的人,都只从文化和文学本身去捉摸,他们忘记了或根本没有理解出,文化和文学之后还有个社会——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变动,只是它们背后那个社会变动的浮标而已。
前几年,我也曾“捞过了界”。因为我自己是搞社会史学的,我不自量力也把社会史上的法则运用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上去。我斗胆地提出,中国小说形式和方法的变迁,是从“听的小说”逐渐走向现代化“看的小说”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场经济供需律(law of supply and demand)的影响。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由于经济起飞、市场繁荣、中产阶级崛起,对“看的小说”的需求量陡增,所谓“维多利亚作家”的黄金时代才随之而起。
中国在十八九世纪,经济也相当繁荣,城市中产阶级渐起,对读品需求量大,于是大书贾和为书贾服务的金圣叹之流编书和批书的人物才随之而起。不幸的是,我国那时的“经济起飞”还未飞起来就垮下去了。国家强于社会的帝王专制和宗法制度,始终把中产阶级压住。中产阶级抬不起头来,对格调高的作品需要量就不会太大。在曹霑、吴敬梓等高格调作家饿死之后,便后继无人了。何也?供需律使然也!君不见今日台北读者的口味,吊高得吓死人;而“大陆同胞”还在大看其《小五义》!何也?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别也。经济起不来,文学口味也就高不起来也。据老辈沪人告诉我,今日台湾省籍厨师所烧的上海菜,便远高于今日上海籍的上海厨师在上海所烧的上海菜。笔者浪游两岸,知此评不虚也。经济飞不起来,连小菜的口味也提不高,况小说乎?
走笔至此,我对敝老师胡适之先生又要批评一下了。胡老师搞红学,把曹寅所掌管的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等看成为供应宫廷的机关,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据《江宁府志》,江宁织造盛时有纺机两千七百余架,每日可出缎千匹。江南的“贡缎”销行远及西欧,宫廷哪用掉那么多?
这些“织造”的产品,哪是只为供应宫廷之用的呢?它仍是当时中国——甚至是全世界——最进步、也是利润最大的工业。他们赚的钱太多,使政府红了眼,乃“收归国营”,由国家垄断包办罢了。康熙爷这一干法与汉武帝包办盐铁、酒榷,宋王爷包办官窑、汝窑的制瓷工业如出一辙。后来国民政府搞烟酒专卖,还不是如此?中共执掌大陆后,把所有民间企业改为“国营”,而某些负责国营“江宁织造”的经理,又是些像曹寅父子那样的草包官僚。生了些贾琏、贾宝玉一类的败子,把这国营企业一“国营”就是几十年,中国独霸世界的丝绸工业,也就江河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