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样一个具有潜在政治性的民间信息网络，既依托于传统民间的社会关系，又加入了新的因素，形成了特定而难以复制的网络。问题是，市场为民间传播网络带来的新的变化，是否可称之为“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民间信息网络，与传统的政治信息传播网络又形成了怎样的关系？
官方政治信息传播自有严格的规则和范围，和田洋一们对传统社会专制而单一的信息传播体系总体特征的概括，基本体现的是社会信息传递基础设施设置的状况。国家控制着庞大的驿递系统来传递政治信息，驿递系统是整个政府信息流动的主要神经。以清代的情况来看，“邮”和“驿”合二为一，即官方的通信系统与官方的交通系统合二为一。邮驿系统以北京东华门外的皇华驿为中心，向全国辐射，达到各省省城，称为驿道，清后期称为官路。当然各省也修有官路支线以通达省内重要城镇和地区，是为大路。官路和大路目的是为保证中央之控制，因此是“高度集权政治的产物”。
具体说来，驿道分为北路、南路和西路。与伪稿案传播最为相关的是南向的四条干线，分别为浙江、福建驿道；江西、广东驿道；湖南、广西驿道；贵州、云南驿道。几个节点尤为关键：一个是江宁府的金陵驿和苏州驿，安徽、江西、广东和浙江、福建的驿路必经于此；一个是南昌府，福建与广东的官路交汇于此。至于作为伪稿传播的中心城市——汉口，其重要性在清代邮驿系统中并不突出，反倒是长沙、荆州的位置在贯通邮驿系统南路各线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
邮驿系统的范围即是如奏章、奏稿、邸报等官文书所流通的范围，这是一个由政治权力所保证的、封闭的传统政治信息传播网络。伊尼斯这样评价传统帝国所掌握的信息媒介，“帝国分郡而治，各郡以驰道和驿站相通。公文、书简与官报通过这个帝国路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上下传递。”因此，“帝国的组织倚重空间观念”。奏折、奏章等官文书本有利于政治统治权力在空间上的扩散。
现在，为政治权力所掌握的空间偏向的媒介，开始向民间社会扩散；基层官吏是靠近传统政治信息传播网络的，成为政治信息溢出的管道。由于不断有在野民人阅读邸报的记录，邸报是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向民间扩散的官方媒介。文学作品所记载的民间获得邸报的情形更是多样，邸报的研究者经常引述《金瓶梅》的一则材料，西门庆在其岳父被参革之后遣管家带着五两银子到县中丞那里抄录有关奏章与皇帝批示。而且小说中屡次出现西门庆花钱抄录奏章的情节，可见作为平民不能直接看到邸报，但仍能通过花钱看到。至于做官的亲朋之间私相授受邸报情形更是屡见不鲜。
但是，根据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统计，邸报的民间传播可能是明中后期才有的现象。邸报在文学作品中的出场，虽可追溯至宋代，但是限于名臣如欧阳修、苏轼、陆游、王安石的诗文。元代到明初，邸报的记载几乎绝迹。明中期又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末，几乎所有重要作家的诗文作品中均可看到邸报的影子，包括了数量众多无官无位的人们。
不仅邸报的社会传播如此，民间系统本身在明清所发生的变化，或可提供佐证。王鸿泰发现，明中期之后选秀女的谣言反复横扫明清社会，他借此说明全国有着一个脱离于国家控制的“全国性的资讯传播网存在”，并进一步指明了这一资讯传播网的特征，即“谣言蔓延的区域与商品流通路线有着相应的关系，大体上可以说：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以及运河沿线是商品流通的干线，也是资讯传播的主要线路”。
《中国报学史》也有一条材料说：“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一个山东人因为在西北地区经商，故而将京报带往西北经销，这条材料说明商贩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使得邸报的传播超出了由官方所控制的邮驿网络，它向民间的扩散方式不再牢牢地附着于原有的官方信息传递系统，而依据商业城市的连接和商业贸易的网络，进行跨区域、长距离的流动。
伪奏稿所呈现的社会无形之网，是明中期以后所渐次形成的新现象，它从传统的政治信息传播网络从衍生出来，但是因其具有了不同于政治统治的动力，而呈现出独立发展的逻辑。这一不同于政治统治的新动力，则来源于新的社会现实。这种新现实，既创造出信息节点得以连接成全国性网络的条件，也创造出政治信息媒介得以连接这些节点的基础。
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人正在被卷入市场，人们需要去关心可能影响他们现实生活的周围环境。虽然具体的数据存在争议，但是研究者们都承认，明清时期中国人口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特别是清初以后，人口更是急剧增长。这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首要的是人口、土地和粮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何炳棣认为，清代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一个人口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点大概是在乾隆十五年至四十年（1750-1775）间达到的。这恰好是伪稿案发生的时间。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巴库克（H. J. Habakkuk）则指出，增长的人口不断挤压经济资源，人们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这就会使得一个社会变得很脆弱。看来，18世纪中期的人们也许就处在这样的节点上，经济资源所能够承载的人口极限已经慢慢突显。
为解决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一个方法是向人口稀少的地区增加移民，以及推广甘薯、玉米等作物；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途径，则是农业商品化。黄宗智认为，清代是一个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交合的时期。农业商品化使得原有的生产方式，走向“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双重结合”的生产方式。贫农们出售高度商品化的作物，来换取粗粮，维持生计；对富农来说，种植经济作物提供了升入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一般情况下，农民们总是选择多种不同商品化程度的作物结合着种植土地，获得一定的利润。陈春声的研究亦显示，按照当时人口增长的趋势之下，广东的土地只要一半种粮食就可以满足全省的粮食需要。但是，广东却将其一半以上耕地用于种植甘蔗、桑树、果木等经济作物，即使做保守估计，种植非粮食作物的耕地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因此，它的粮食就得靠广西、江西、福建、湖南等省调入。
农业商品化的核心在于交易。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土地上城市数量成倍增加，扩展了商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苏州府在明正德年间有市镇45个，到清乾隆年间增至100个；松江府在正德年江有市镇44个，乾隆时增至88个；上海县在明代有市镇18个，至清康熙中叶增至35个……许多市镇在明清之际由乡村发展起来，成为拥有几千以至上万户人口的中小市镇。在18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密布着城市和市镇，形成一个商业网。”商业化趋势，造成了庞大的与市场紧密相连的人口，“市场参与的影响实际触及每一个生活领域”。一方面，越来越多人被卷入市场；另一方面，市场急剧的变动给人们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根据全汉昇对苏州和扬州米价的研究，相比于前代的稳定，18世纪的乾隆时代，米价上涨了4倍。米价的上涨是全国性的，同时其所反映的物价上涨遍及其他商品。这种持续的普遍的物价上涨，全汉昇称之为“十八世纪的中国物价革命”。
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农民经济的社会，正如吴承明所估计的，鸦片战争前，粮食产量的10%、棉花产量的四分之一、棉布产量一半左右，用于商品贸易。大部分的人口仍然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生活消费品都能自足，可以说物价的急剧上涨使各色人等所受影响不一而足。洪亮吉于1793年作《生计篇》道：“四民之中，各有生计，农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贾各以其赢以易食者也；士亦挟其长，佣书授徒以易食者也。”农工自食其力，即是具有商品性生产，但大多数产品仍然是自给；而士、商贾均需赢利谋生而易食，货币对他们来说至为紧要。人口的增长却使得“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人民的生计因此困顿。士农工商卷入市场的程度、方式不一而足，那么物价于生计之影响的程度亦各不相同，士商所受之影响（不管好坏）自然要大于自食其力的工农。总体说来，在这样的流通宽松、物价上涨的时代，那些能够抓住机遇，从市场中赢利的人们就有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但是，对于那些依赖于货币收入生活，并且货币收入远落后于物价上涨水平的人来说，在18世纪商业化趋势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压力之下，其生活所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一边是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卷入了市场，一边是物价的持续的剧烈的上涨。这一趋势将如何影响社会心理呢？孔飞力说：“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动。从历史的眼光看，当时经济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奋斗。”所以，就表现为频繁的官民冲突。乾隆年间江苏吴郡人顾公燮记载，乾隆初年米价十一二文一升，十三年涨至二十文一升。当时，“人情汹汹，怨抚军不平米价。”一个叫顾尧年的人自绑背负白纸，耳挂木牌，写着“为国为民非为己”，跪巡抚衙门外求平米价，“随行有万余人”。巡抚安宁震怒，逮捕顾尧年，致群情激昂，拆毁公堂，抢出顾尧年。后又抛砖掷瓦，挤毁辕门。官兵赶到后逮捕多人，众人才四散。当时朝廷对事件的处置是，顾尧年被杖毙，主要从犯两人永远枷号，剩下的人薄责省释。顾公燮所记录的乾隆十三年的这一事件表明，当市场中的人们生活受到了影响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将矛头指向朝廷。
因此，伪稿的传播者们无一例外均是依靠货币收入而生活的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难以预料的环境”，将使得人们更关注来自外界的信息，特别是政治信息，以消除生活的不确定性，来减轻生活的压力；人们也更可能对市面所流传的信息，产生过激的反应，或者是将其传递给别人，通过讨论形成共识，以纾解焦虑。也就是说，由于自身生活正在逐渐与市场纠缠在一起，这使得在关心政治新闻的时候，与他们的祖先们相比，十八世纪的人们更基于现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