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然这一传播网络是由这样一个个活生生的节点所构成的不均质的传播网络，那么问题是，作为媒介的孙嘉淦伪奏稿，又是如何将这一个个活生生的节点连接起来的呢？

相信伪奏稿大多数的传播者将伪奏稿看作是一则新闻，以奏折或者奏章为形式的新闻，而且史料显示，他们对这种以奏折为形式的新闻是司空见惯的。作为新闻的奏折或者奏章自有其民间的流通渠道，而伪奏稿即借助这一渠道而广泛流布。山西生意人李朝选在汉口做买卖，称其为何会抄回孙嘉淦伪奏稿时向官府供称：“小的是买卖人，只道是京报上的，就稍了回来是实。”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提塘吴士周辗转得到伪奏稿之后，“只道是起奏过的本章，自然上报，不知道是讹传，故此抄禀”。

奏稿作为官文书，本身象征着政治权力，而相比于西方国家，奏稿——一种官文书——在18世纪的中国，则构成了一种相当重要的新闻形式，这是特殊的历史现象。詹姆斯·凯瑞说：“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它是一种由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明的文明形式——主要由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发明……因此，它并不代表普遍的口味，也未必是合理的知识形式。”问题是，18世纪的人们将官文书看作是“新闻”，其背后所蕴藏的凯瑞意义上的“历史性的现实”是什么呢？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中产阶级发明了那种“人情味”的新闻，那么18世纪的中国人在说到“新闻”，特别是那些政事的时候，很大部分则是在说从邸报上所登载的奏章、上谕、人事任免。直到《时务报》时，主办者们还曾经因为“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试图不再登载上谕奏章，而招致各方反对，最后只能起而复录上谕奏章。至于早期新式报刊如《申报》者照录京报的上谕、重要奏折的更不在少数。所以，套用凯瑞的话来说，“邸报”所包含的官文书形式，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传统中国人对新闻的“口味”，至少是那些有关朝廷的新闻。

要说胆敢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之外，当朝不作第二人之想。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世。与当朝能臣尹继善、陈弘谋等官员不同，孙嘉淦不仅仅是一个干练的职业官僚，而且是个颇有学识的儒学研究者。他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又在国子监系统讲学，更编写过多本经学著作并刊行。1723年，孙嘉淦大胆对刚刚登基的世宗皇帝上书“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赢得直臣的声名。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帝刚一即位，孙嘉淦就上了奏章《三习一弊疏》，劝诫皇帝革除“耳习”“目习”“心习”三种不良习惯，亲君子而远小人。时隔百年的曾国藩仍然说《三习一弊疏》“为本朝奏议第一”。（《鸣原堂论文》）《清史稿》说孙嘉淦：“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孙嘉淦俨然是汉族文人士大夫传统的最佳诠释。假托孙嘉淦名义给奏稿增添了可信性．

奏稿传播的特殊性首在人们“抄写”这一行为上，要传播新闻，人们为什么不是仅仅满足于只是“听”奏稿的内容，而争相去“抄出”这样的奏稿？点到点的复制是通过手抄奏稿而实现的，这或许暗示了“奏稿”之所以能够扮演起节点之间媒介的原因。

的确，一开始人们是以口传的形式来传递这个新闻。依据史料所见，最早关于孙嘉淦奏稿的信息，起源于乾隆三年限于京城范围的一则流言。流言说，作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的孙嘉淦在左都御史任上，向刚刚即位的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密参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领侍卫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乾隆三年的京城流言虽然被皇帝严厉禁止，但直到乾隆九年，这一流言仍在流传，江西巡抚鄂容安告诉皇帝：“风闻九年正月江宁早有此语”。因此，此时，孙嘉淦上奏稿的消息，很可能仍然只是停留于口头的形式，并且开始向京城以外的地方扩散。

那最后为何这样一则限于口头的流言，会转变为具有实在文本的“手抄新闻”？米切尔·斯蒂芬斯说得好：“要传播新闻，书写还比不上交谈，除非有新的因素加入竞争：在广阔的地区定期传播新闻的迫切需要。”伪奏稿被讨论后，大量被抄写，然后被带到了远方；而将伪奏稿抄出带到远方的无一例外均为商贩。他们与通商之地往往言语不通、风俗各异。因此，奏稿、上谕、诏书，邸报等等，由于本身即象征着统治权力，是中国人耳熟能详、一眼即能辨认的政治象征——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意见（政治异见），必须假手于诏书、奏稿形式的原因——它有助于人们开启共同的语言，有助于商贸的开展。不管怎样，对往来于异地的客商们来说，奏稿都是接触当地的有效媒介。无论这则新闻有什么样的内容，由于它采用了奏稿的形式，无论处于何地的人们都能识别、理解并发生兴趣。奏稿的抄写，并远距离传播，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已与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要将这样的新闻传播至一个更远的地方；也意味着以“奏稿”“上谕”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符号为形式的“政治新闻”，成了一种黏合剂，成为人们得以沟通的媒介。当然，这绝不是否认其他基于文化心理而窥测朝政的动机去抄传伪稿，而是指出传统的原因之外，基于新的社会现实，手抄奏稿这一行为所透露出的新意义。

所以，极有可能是基于商业交往的需要，使得孙嘉淦上奏稿的信息需要以实在而具体的文本形式而出现，是促使孙嘉淦伪奏稿从口头流言向手抄新闻转化的动力。因此，处于信息节点之上的人们，很可能基于自身的需要，将一则口头新闻改造为一则手抄新闻。

遗憾的是，没有很多材料来向读者们展示处于信息节点上的人们如何再生产着这样一份手抄新闻，包括是如何从口头新闻转向手抄新闻的。当孙嘉淦奏稿获得它实在文本的形式之后，在流传中所发生的变化其实并不太大。但是人们会对其做一些细微的改变。

四川总督发现，他所缴获的伪奏稿中孙嘉淦的官衔并不一致，有的是孙嘉淦在乾隆刚刚登基时候所任官职“左都御史”，有的是伪稿案案发时他所担任的官职“工部尚书”。孙嘉淦从左都御史到工部尚书任上，中间相隔十几年，人们在传抄的过程中，是随着孙嘉淦官衔的变化而更改奏稿的内容。除却官衔之外，人们也会创造皇帝的批语。山东济南流传的伪奏稿上有朱批“该部知道”，而朝廷命官发现大多数的奏稿上其实是没有朱批的。

在湖南，教书先生龙乾惕不知从何处得到奏稿，在雇佣他教书的黄之銮所设的宴席上，他宣称自己有一个重要的新闻给大家看，但是黄之銮却回复龙乾惕说他已经看过，并且黄之銮所拿出的奏稿上还有“著孙嘉淦随驾南巡，有不是礼处，著再具奏”的朱批。很可能是黄之銮的奏稿看起来更像是真的奏稿，龙乾惕随即将朱批照抄在自己的奏稿上。

汉口天源行人参店的管账先生金汝政对奏稿的处理方式，可显示人们在各自的传播节点上对文本生产的多种方式。金汝政本来就喜欢收藏各种“悖言邪说”。他早已搜集了一本《推背图》、一张孔明碑文等，在朝廷看来带有诋毁朝廷性质的邪说。金汝政在店里看到奏稿，将其抄在《推背图》的后面，将所有收集来的“异端邪说”都汇集到了一起。

人们填充朱批以及龙乾惕照抄朱批的情节或许也说明，这一网络中的人们对政治性文本的解读和再造要看起来真实，即依赖于人们对政治过程的知晓。他们在奏稿上，模拟着皇帝的口气写上朱批，这或许是对政治过程的模拟；人们在各自传播的节点上的处理方式也是多样的。刘文鹏对奏稿在不同的节点上进行再生产的描述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孙嘉淦伪奏稿乃是“成于众口，传于众手的传说”。每个传播节点都有其处理信息灵活而特殊的一面，这是一个动态而难以一律的网络。

因此，或许可以说，商贸的发展使得民间网络传播节点的连接有了新的可能性，信息传播超出了依赖于既有的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信息传播网络。商业因素的加入，也使得民间信息网络，有了持续性存在的动力，并且在广袤的领域内，这一民间信息网络趋向于成为一个整体；奏稿等官文书本身又是政治性的媒介。因此，这一网络或已构成挑战和瓦解政治权力的某种基础。

如果说雍正皇帝改革通信制度，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皇帝书房中的秘密权术，而使其获得某种极致的专制权力的话，那么在孙嘉淦伪奏稿的传播过程中，皇帝的政治则变成了街谈巷议的对象，成为在餐桌上、衙门内、街头菜市场中聚众议论的主角。专制政治，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依靠神秘而得以维系的，皇帝认为，对待伪奏稿，民间的表现应当是：“虽示以伪稿，将茫然不知为何物，何论传抄，凡属传抄，皆幸灾喜事，不安分之辈”,伪奏稿的传抄者却不仅知其为何物，而且还能有模有样地模仿朝廷对官文书的处理过程而以假乱真。米切尔·斯蒂芬斯在《新闻的历史》中说：“政府就是表演，新闻是表演的舞台。假如没有能够触及广大民众的新闻体系，统治者就面临失去观众的风险。”如果说现代政治是建立在观看与被观看之上，那么在孙嘉淦奏稿的社会传播中，政府展示的这座舞台正在搭建之中，观众也正在聚集。在江西的饭局中，在粮道衙门的科房中，在王献有的米店中，朝廷的政治表演成了人们聚众观看、讨论的对象，一种社会交往。接下来的问题是，观众如何对台上的表演、对其他观众施加影响。由于缺乏合适的媒介，这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舞台已经依靠可持续性的市场力量搭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