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媒介）史书写

黄旦

摘要 本文梳理了现有中国报刊书写的两种路径，一种属于“现代化”逻辑，一种则是“革命史”逻辑，在这两种看似差异甚大的书写方式中，在史观及其对于报刊的看法上，却有着共享的前提和假设：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受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等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即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以及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

关键词 新报刊史书写 范式变更 历史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成绩卓著。别的不说，单是重大项目的不断产生，皇皇巨著的接二连三面世，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的确，近些年有些乏力，类似于猛冲过后的气喘吁吁步履沉滞。虽然还不能采用报刊史研究者的那种习以为常的表达——高潮之后的衰落，但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敞露出研究的单一和原地踏步般的茫然，也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针对此种状况，近些年来，我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针对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意见，也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研究中国报刊史的文章。前者是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批评，不断清理并明晰自己的想法；后者则是动手，尝试不同于既有研究的探索。批评也好研究也罢，均是从不同具体问题入手，有感而发，事先并无一个整体构想，大致是属于边读书、边思考、边研究的状况。有意思的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东西虽然杂乱却未必无序，相反，草灰蛇线，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显露出自身的某些轨迹和眉目。仔细一想，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人的思考总是受其知识积淀、学术趣味及经验感受所刺激，在一个时期，总会有其特定的学术兴奋点。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今重新整理思绪，把已有的这些思考和研究稍作梳理，姑且名之为“范式变更”意义上的“新报刊史书写”，尽管其认识之粗浅仍是在所难免。

冠之以“新报刊史”，自然是相对于已有的中国报刊史书写而言。在习惯上，“新”总是与“旧”拘牵一起，“新”为先进，“旧”为过时，“新”和“旧”被看成是一个前后承继和更替的过程，属于时间的范畴。因此先做一点说明是有必要的：此处的“新报刊史”之“新”，强调的是空间维度的新拓展，主要表示其视野不同于之前的报刊史，好比另取一条新径，另开一个新的窗口。借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新历史仅仅是从今天人们所说的不同‘视角’所写的历史。新历史想去记录的那类事实是不同的，着重点也是不同的，在所问的问题以及随之所用的方法上，兴趣已经发生了转移。因而，在什么东西构成证据，以及什么是‘事实’这些问题上，概念与词汇反映着观念的变化。”“新径”和“窗口”之辟，自有原来所不及之价值，但亦不必非以废除和取代它们为代价（当然不可能不遭受压力和冲击），我更愿意说是为丰富视角，各竞风骚，知长见短，激发想象，刺激变革，共同提高。由此说来，“范式的变更”，也就不等于库恩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套用一下时髦，新报刊史之“新”乃创新之“新”，非新桃换旧符之意。创新之“新”，意在导入研究的活力，摒弃“路径依赖”的惯习及其诱惑，不断探寻、体味学术求索之乐趣，展示报刊色彩斑斓之本真；新旧更替之“新”，则易陷入非此即彼，孰优孰劣，倘一不小心自我膨胀，就会流露出黑格尔所形容的“一种乞丐式的骄傲”。在学术研究当中，一个学者难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向往和渴望，以求取自我眼界和知识储备的最大可能之扩展，这是正常的，但要十分警惕未达绝顶人为峰，尚“站在城楼观山景”，就自以为“望断天涯路”，指点江山无知无畏。如此一来，即便真的有所推陈出新，亦可能是从一种单一跨入另一种单一，并且以藐视乃至扼杀其他可能为前提。进而言之，以“会当凌绝顶”的求索毅力，跳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展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山形地貌，或许是一种隐喻：它表征着一个学者，乃至一代代学者孜孜以求前赴后继的精神追求和梦想，更是喻意着他们学术生命之历程，尽管其推石上山般的宿命和结局都是早已明了的。

主旨既是要谈范式变更，自然就避不开库恩。库恩以科学家群体如何看世界，即他们共享的本体论认识论为据，揭示出科学及其实践实质上是“一套特定的共有价值与一个专家共同体所共有的特定经验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保证了这一团体的大多数成员最终找出一组决定性的论证”，而且形成了一种共有的范例——范式。因而，范式是沉潜渗透在研究实践之中并对研究者起着支配作用的“意会知识”。科恩的立足点，是从科学实践入手而不是科学家群体的自我声称，这启示我将目光主要投射在报刊史的书写本身，至于书写者的表白和研究者的议论，均不能脱离书写空谈。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这里的关于报刊史书写的“范式”，倒是与海登·怀特“元史学”意义上的“深层结构”或“深层意识”有更多的亲近。原因当然不在于库恩的范式针对的是“科学”，其言说方式是科学式的，犹如怀特说的，“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全的”,而是因为库恩意在揭示“范式”与科学历史变迁的关系，重点是范式的来源、形成、作用及其在历史中的革命性断裂，从而颠覆了科学是积累式发展的固有结论。至于范式本身的结构，它是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和书写中体现的等等，并非他特别着力之处；而后者，正是怀特打算要做的，也是我意图探讨的。因此，我所谓的范式，是怀特意义上的历史叙事的范式，不是库恩展示的认识论层面的知识结构同质化或一种共有的科学意识形态，尽管从泛义上说，二者不可能没有关联，但各自的重点显然是有很大差异的。

怀特是用“元史学”来抽象概括历史叙事的基本形式结构及其类别。依他的意见，“叙事”是一种“元代码”，一种“人类普遍性”, “远非某种文化用来为经验赋予意义的诸多代码中的一种”。“有关共享实在之本质的跨文化信息能够得以传递”，就是借此得以实现。以“元史学”眼光看过去，历史不仅就是一种叙事形态，是“如何将了解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如何将人类经验塑造成能被一般人类，而非特定文化的意义结构吸收的形式”,并且不同的历史话语，都形成自己的一套言说形式，其作为一种深层的结构性范式，规制着历史学术实践。“每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都存在这样的一种范式”，并且它被历史学家不加批判地接受，否则所谓的历史叙事，压根就无从下手。恰如伯林说的，“模式，也只有模式，才能使所有事物产生、消失，并给予其目的，也就是说，是它们具有价值与意义”。“提供历史解释不仅仅是描述事件的系列，而是使其成为可理解的；使其成为可理解的，就是显示基本模式——不是若干个可能的模式之一，而是那唯一的计划。”“除非一个事件，一个人的性格，这一或那一制度、群体或历史名人的活动，被解释为它在这个模式中的必然后果（这个图式越大，即越全面，它就越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图式），否则，就没提供什么解释——因此也就没有历史叙述”。依此看，利奥塔说，现代性所面临的就是“叙事的危机”,未必是危言耸听。

现有中国报刊史存有叙述的“深层结构”——范式，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不少学者早就指出过。比如，“我们所编写的讲稿与教材，都不同程度地类似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一定程度上就已一语道破。当然，着眼于整个中国报刊书写的历史，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根据丁淦林先生的勾勒，中国新闻史书写或者说叙事，可分为两种“范式”。一是由戈公振、胡道静为代表，注重新闻传媒自身变迁，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等方面；一是自1956年《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延续而来的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迄今是影响未减。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上面的这些意见及其概括都切中肯綮，足以引发思考。然而，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赞同怀特说的，“叙事与其被当作一种再现的形式，不如被视为一种谈论（无论是实在的还是虚构的）事件的方式”,那么，讨论中国报刊史书写的重点，就应该是原有范式究竟是如何“谈论事件”而不是对象——研究什么。以奥德里库尔说法，“表现一种科学特征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而这，恰恰是之前关于范式讨论所忽略了的。换言之，在学术实践中，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并无必然关系，研究对象的变更，可能带来角度的变化，但未必就属于两种“范式”。在如何研究上陷入困境，试图通过研究什么的变化来打开通道，好比是撞了南墙又冲向北墙，韧劲固然可嘉，结果是不难想见。举一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有学者身体力行，试图以“竖三民”为点，“突破那种把报刊史写成革命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寻找按照报刊史本身的特点进行研究的道路”，此人就是当时正处于逆境中的复旦大学王中教授。他认为过去的报刊史研究着重于宣传“内容”，而忽视了“如何宣传”，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思想、宣传方法和新闻业务若干观点和问题”，在他看来，这才是报刊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其实，宣传什么与宣传思想或者策略，不过是一体两面。因此，尽管王中先生细致入微地揭示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的各自不同特征，它们公开的声称与内里修辞所含意义形成的微妙张力，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这几份报纸的具体感观和认识，迄今为止仍然是“竖三民”研究的典范之作，但他突破模式的设想却落了空，因为他仍然是在革命史轨道里，仍然是报刊如何为政治服务，其贡献不过是打开另一扇一直未受足够重视的侧门——革命派是如何使用报纸而有别于此前的宣传了什么。到最后，我们除了知道资产阶级的报刊不是一块铁板，而是拥有不同的策略、观念和方式从事各自的宣传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如果研究“如何宣传”，亦即报刊所具的“宣传思想、宣传方法和新闻业务”就是报刊史本身的特点，报刊史也就是“如何宣传”的历史。这种对报刊性质的认定及其历史事件的基本谈论方式，与其说是对原有路数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革命史”或者“政治史”范式的一种修补，添加某一部分内容的深描，这当然有重要价值，至少提醒我们要小心鉴别，不能随手套一顶革命派或保皇派帽子就万事大吉，但却无法成为突破原有模式的支点。因此，究竟是“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方面”，还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各自在研究对象或者研究重点上的差异，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范式的引线，但范式必然不以书写对象为根本依托。所以，我们需要转变一下角度，直接从“谈论事件的方式”插进去。

先看戈公振。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关于报纸的这个界定，蕴含着在戈氏看来报纸所不可缺少的两个原质，第一个是内容方面的，那就是新闻（时宜性与一般性的结合）, “新闻为报纸内容之原质”。由此看，说戈公振是以新闻为本位，也没有什么不对。然而，还有另一个与此并列的原质，即其“外观的原质”——“公告性”。“报纸之公告性，即消息传达之方法”，藉此决定了报纸不同于私函，后者不是如报纸一般，“写与多数不定之人”。因而就可下这样的判断，“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戈公振引经据典提炼出外观和内容的两个“原质”（“公告性”和“新闻”），既是为解决报纸是什么的问题，更是以此为自己预先筑起整个叙事的第一级阶石。“对于良史之才，历史的证据只构成了一些‘点’，他必须更进一步地根据这些‘点’而张开想象的网面”。戈公振的两个“原质”，就好比两条网维，织就了其“想象的网面”。据此，他方能顺利地“将了解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的东西”。

然而，两个“原质”在报纸的构成上是缺一不可，但重要性却有不同。“公告性”作为“消息传达之方法”，标志着报纸的“外观原质”，实际上奠定了报纸之所以是报纸的那个基质，没有“公告性”，新闻或许照样存在但不可能是报纸。因为“公告性”不是一般理解上的公开，而是标明报纸与民众的血肉关联，表示报纸的实质，是“多数民众或者至少对于某特别关系之内”，借此“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是也”。既然如此，“公告性”必定是恒定不变而且也是不能变的，尽管其程度可能有差别。与此不同，“新闻”则是不定的，是顺应社会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此种变化始终是在“公告性形式的限制之下”，被要求“适合于公告性的形式”。这样两个原质的变与不变，就构成了戈公振书写报刊史的第二级阶石：以公告性为尺度，以报纸内容变化为重点，确立叙述的逻辑，铺陈开报刊的历史。戈公振是以报纸的外观“原质”——“公告性”之形态（谁的公告，何种公告），来打量“新闻”——报纸内容原质的历史变化（公告了什么，如何公告，为什么是如此公告），并由此与社会需求变动发生连接。这，即是“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试图所要表达的大致意思。瞄一眼《中国报学史》的谋篇布局（官报、外报、民报），对于此种书写——“谈论的方式”，就有清晰印象。戈公振显然也因此碰到了困难，比如第五章的“民国成立之后”，就与全书逻辑不谐，看上去是不得已而临时处之。至于具体的展开，因无法完全纳入这样的架构而不得不模糊处之，则是随处多有，甚至连自相矛盾也在所不顾。好在以资料为长（相比较而言，戈公振的叙事能力似不如白瑞华），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被有所遮掩，至少显得不是那么扎眼。

戈公振的“公告性”及其民众是借此“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倒很像一个人说的话，而且早于戈公振29年，此人就是塔尔德。他说：“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它来自私信和交谈，正在成为私信和交谈的最大的调控力量”。“印刷术的发明产生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公众”，这个公众是“纯粹精神上的集体，由分散的个体组成”, “他们的组合完全是精神关系上的组合”。戈公振这番话，也很像另外一个人的口吻，不过要晚于他24年，“只有当信息定期公开发送，也就是说能为大众所知晓的前提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可言”。说此言者，乃为大名鼎鼎之哈贝马斯也。东海西海，为何就如此这般心同此理呢？原因不复杂，戈公振和塔尔德、哈贝马斯一样，都是在启蒙运动所肇始的“现代性”脉络中，亦即“公共性”范畴理解和讨论报纸，重点是报纸和民意表达，某种程度上是对康德所谓“理性的公共使用”的解说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看，戈公振的报刊史书写，大致属于李怀印所总结的中国近代历史书写的“现代化”范式的一部分，“写史意味着建构一种宏大叙事，以支撑当时与民族建构和/或国家建设有关的各种方案”。因此，官报、外报和民报的历史，就是一个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乃愈见。所谓自由博爱平等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始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社，宏我汉京”的过程，最终不免产生“文学之兴衰，系乎国运之隆替”的感慨。也正是由此，使得戈公振对民国以来之报纸，“其精神远逊于清末”而深为不安和困惑。聊为可慰的是，人民在报纸长期熏陶下，终在“渐知个人之外”“尚有社会，尚有国家，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以此反观戈公振的“官报”“外报”“民报”之划类，以及在时间上止于民国建立，恐怕会令人产生更多的想象和读解。自然，在1949年前，循此范式的除了丁淦林先生提到的胡道静外，白瑞华、汪英宾等也可以归入其中，走得最远的要算是林语堂，为此甚至信口开河随意解释，连基本历史语境都可弃置一边。

以新闻传媒的内容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的中国报刊史书写，在广义上，属于中国近代史叙事中的“革命”范式，“强调革命主题，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民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最终取得了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就其特殊根源，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说，尤其是延安整风期间由此演化而来的党报基本思想。不过与中国近现代史不同，如果说延安时期的范文澜就在为革命叙事做努力，而且初见成果的话，那么，其时共产党人所关注的完全是报纸的现实运用，是如何发挥其在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而不是其来龙去脉和历史过程。可以这样说，在学科化之前，除了零星的文章，并没有构成报刊史研究的“革命叙事”范式，也没有享有盛名的报刊史家，这一点，与史学的状况大不一样。中国报刊史的“革命”叙事之正式起步，则是在1949年之后，与“50年代初，学习苏联经验，强调教材要完整，要有讲义和大纲”的高校教育变革有关，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56年初的《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及其座谈会，由此形成了“第一个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术团队、第一个讨论中国新闻史教学问题的座谈会”，并有了“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所以，报刊史的“革命”叙事是与新闻学科化建设相伴而行互为规定：“革命”叙事圈定了报刊史书写的基调、逻辑及其范围，报刊史的学科化，一举奠定了“革命”叙事的正统地位，“不仅成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依据，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卢卡奇说，“当革命成为衡量史学有效性的标准时，历史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同义反复——特定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历史的阐释，而后者又反过来使隐含于这些革命目标之中的革命行动的具体过程合法化”。开宗明义，报刊史的“革命”叙事，自然从“革命”而不是从“报纸自身”开始。在他们看来，报纸是什么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阶级斗争工具”论早就一言以蔽之。就其发生论，“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必定生存在不同政治制度中，成为不同政治权力的工具，比如就可区分为人民大众的报纸和专制主义的报纸。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很简单，生产关系决定了上层建筑，“新闻事业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面的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阶级利益决定上层建筑——报刊性质，性质决定了报刊的脑袋和实践，甚至对于新闻的兴趣都是有“阶级性”的。共产党的报纸是如此，以此类推，其他报纸也在所难免，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倒向另一面。如果说戈公振是由内向外，提取报纸的两个“原质”折射出报纸与社会的关系，那么，“革命”叙事则是自外入内，将阶级——经济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区别，直接植进报纸，从报纸的政治隶属及其立场，判定其在历史上地位：红与白，我与敌，不容半丝混淆，也不容一点骑墙，由此确立起报刊史革命叙事的基本前提。

前提既定，报刊历史展开的依据和评判标准也就随之明确，亲身参与1956年中宣部举办的报刊史教学大纲讨论会的廖盖隆，四年后，亦即在1960年，对于如何评定报刊与革命的关系以及报刊在其中的作用，有过这样一番的具体解释：

在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进步的新闻事业对于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很重大的作用。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都是，首先是造成舆论（争取群众），然后是夺取政权，接着是改造生产关系和迅速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进步的新闻事业，是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的开路先锋。

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全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

廖盖隆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列宁逝世九十周年而作，但借此则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于新闻事业的阶级属性、斗争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及其实践原则，做了全面的说明。就廖盖隆的党内身份、地位和影响，他的文章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可以被认为代表着当时对于新闻事业性质和功能的总体认识，从中可以窥见那个教学大纲草稿的思想来源以及所要展开的思路。于是形成萨明所归纳的“两极性模式”, “阶级对抗决定所有成分的排列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后来革命叙事范式下的中国报刊史，就是由此排列出报刊的等级秩序：革命/反革命、进步/落后，并以此明确了其书写逻辑，这就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

既然如此，以“革命”为叙事动力的报刊史，“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也就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这首先体现在框架上。20世纪50年代依据阶级斗争表现形式所建立的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就毫无疑义地成为中国报刊历史分期的依据。这在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中国报刊史的“教学大纲草稿”中得以充分体现，并且很快就得到了大学教师们的认同，“对于大纲草稿所认定的基调和思路，毫无疑问地欣然接受”，甚至据说流露出“喜出望外”之情，因为此前熟知的都是国统区的那些报纸，所以都希望借此能补上之前不了解革命报刊历史之憾。自此之后，中国报刊史的书写就没有越出过这一框框。1985年出版的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其他中国报刊史书籍也大多如此。其次，时间——分期的确立，又决定了报刊实践的特征以及在摹写中要突出的。由此想起汉诺·哈特针对传播学研究历史所指出过的，“它们的作用是强化特定的立场，而不是回答传播学在社会理论语境下所面对的问题。”只需把其中的“传播学”换成报刊书写，完全可以说明分期和革命叙事的关系，从而“突出理论观点”“立论在先、叙述史实在后”在所难免，内容上“不够完整、不够全面”，缺少“全国观念”和“全局观念”, “只着意从言论和文章中分析报纸和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而对于新闻却很少顾及”,更严重的是给人造就“革命兴则报业盛，革命败则报业衰”的总体印象。

由此，总体而言，我赞同丁淦林先生说的，中国报刊史书写主要就是这两种范式。那么，如何评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呢？这部集聚了几乎全国所有报刊史研究者力量和心血的著作，其涉及之广，规模体量之大，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被公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显然不能避之不谈。

在该书的序言中，我们读到了对于新闻史有这样的理解：“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然而，该书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们所理解的新闻事业，就像戈公振所理解的“报纸”，或者廖盖隆所直言的“上层建筑”那样。但这并没有妨碍该书赋予新闻史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边际的研究范围：在宏观上，“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在微观上，则可以研究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可以是一类报刊，一类报人，自然也可以是某一家报刊、某个报人以至某个战役。当然，还要兼顾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后起之媒介。无所不包，也就等于无从下手，因为即便这样的无所不包是合理的，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我们仍然不能知道《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究竟是如何构想它的研究。“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或者想象地构成，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对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可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偏是省去了这一切，莫非它本来就抱持着一种想象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好在说到中国时，总算具体起来了，“中国有将近1300年的封建社会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资产阶级办报的历史，有大半个世纪无产阶级办报的历史”,由此让我们有迹可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走的是一条实用主义路线，用拼接手法，即将现代化叙事和革命叙事连线拼接，来搭建自己的叙述框架。就其总体轮廓，可以这样说，全书的前三分之一是“戈公振式”的（不过把官报变成了封建社会办报），以便可以描述“1300年的封建社会办报历史”和“100多年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历史”，后三分之二是“革命叙事”为主调，让“资产阶级办报历史”和“大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办报的历史”，就此有了展开的逻辑。这种“两段式”的叙事，分别应对于不同对象，可以纳入更多的内容，“革命叙事”所导致的逼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调整。不过，由于这两个范式是出于不同的前提和逻辑，这样的拼接，表面上似乎解决了困难，但全书前后却因两条叙事逻辑而自相矛盾无法统合，自然也谈不上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并没有形成自己独有书写范式，从而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整体上形成对于中国报刊及其历史的独特理解，外延上的扩展也变成一般意义上的为扩展而扩展。

还需要稍微提一笔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及其之后，不少学者以“职业主义”或“专业主义”为评判，关注中国报刊或报人的变化及其轨迹，甚至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尤其明显的是关于新记《大公报》研究。就其价值而言，主要是拓展出一种不同于“革命叙事”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于中国报刊的理解。不过此种研究说到底，实际也就是“现代化”叙事，亦即以戈公振为代表的书写范式的延续和变种，在书写路径上并无新的突破。

以上两种范式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认识不同，从而对于报刊及其功用的理解发生差异。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二者在史观及其对于报刊本身的看法上，却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前提和假设。

首先，二者都认为报刊历史是连续的、进化的。戈公振眼里的官报、外报、民报是如此，李龙牧的从“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到最后的“新闻事业和人民革命的胜利”也是如此。“进步作为一种谋划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式，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道德态度。这种解释不仅假设了过去导致了现在，而且假设现在比过去优越。发展预设了一种道德标准，可以根据它与今天相比较去判断过去的事件和人物，从而提供了对可以包含在历史话语中的事件、任务、制度等进行选择的指南”。与此相应，二者的叙事都是目的论的，也就是沿着时间的方向，前后相继，以线性的方式构成连贯的图景。“尽管历史学者由于做不到对过去的考察而受到阻碍，他们却知道事情结局的有利条件——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在理论上知道他们论证的结论和故事的结局。他们的结局到头来也会指向他们的开始”。

其次，时空的整合性，主要表现在一个空间——都是天然地以“民族国家”作为思考报纸的唯一单元；一个时间——统一的分期。他们假设“把民族看做一个有内聚力的集体主体”。在这样的意义上，“国家”成为报刊叙事的内在主体，“有益于国事”的大小，决定报纸的重要与否，只有被认为是重要的，才具有可能被书写的资格，否则就被边缘化甚至根本就进不了视野。不仅如此，由于以“民族国家”为界，就带来了双重的二元对立：时间上的传统和现代，以及空间上的中国与外国，由此，既可以线性方式展开报刊历史，同时又能够借此把中国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大势发生勾连，成为世界现代发展演变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无论是报刊还是媒介，在二者眼里，都是一种工具，是被人或者阶级使用的工具。人和报刊，除了表示一种主仆关系之外，就不存在其他任何内容。不仅如此，这个工具是本质性的存在，不受时间因素的制约，而且在所有地方都是一般模样，好似有一个天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报纸”样板。正如我之前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当“报纸”被当成了这样一个客观的“报纸自身”，成为书写报刊史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先验存在时，我们就缺少了对“报纸自身”的反思，必然把这样的“报纸”当成唯一的起点，来探究所谓中国报刊的源流，这不仅使得中国的报刊史几乎千人一面，更为严重的是，本来要“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的中国报刊史，却不具备从经验的过程去触摸分析报纸的历史眼光，于是也就始终说不清中国报刊是如何发生（比如为什么必须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说起呢？）。

于此而来，报纸的内容和功能就是报刊史书写的重点，报刊的历史就是报刊“使用与满足”的历史，从而形成了另一个双重二元对立：主客观二元对立和主客体二元对立。前者落实在报刊史中，就是现实与反映的关系，现实是客观的，报道是主观的，“媒体的作用是提供外在世界的表征——忠实的或不忠实的”。后者则把报刊看成是人使用的工具，或者是人的一种行动能力，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完全是一种“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在报刊史书写中，就具体演化为“社会需要”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功能主义公式，“仿佛社会是个能动的主体，而不是一个历史的传统，一个按行动者或主体的‘需要’和利益而变化的结构和过程。”恰如雷蒙·威廉斯所批评的：“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报刊发展的某些固定的说法，似乎很少是从报刊发展的史实中得出的，而更多的是出于附会。先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解释总体的文化扩展，然后不顾事实地把报刊史塞进去，使之与这种总体解释相吻合。”就此而言，说中国报刊史存在两种书写范式也不是太合适，就其“谈论事件的方式”看，其实是一种范式两种考察逻辑，除了各自的前提和结论，所有书写规范则是一模一样。

因此，我们着力的新报刊史书写，试图要突破之处，并不是对于对象或者内容的选择（相反，并不在意是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范式），试图是要开拓出不同以往的“谈论事件的方式”。之所以有这样的冲动，是由于新媒体的出现，使我们从中得到了两个启示，从而让重新反思有了一个基础：第一，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会改变人们的日常存在方式及其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媒介的出现，都会构成一种新的网络，尽管其程度有别；第二，媒介就是信息，它绝非中立，情况恐怕正相反，技术具有自主性，“从根本意义上来看，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全部价值所在。如果它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它就毫无用处”。“决定”，就其普通含义，“意味着为某事物指引方向、决定其进程、使之明确地建立起来、确定其形态和构造”。这一点，在今天我们应该已有非常充分的切身体会和认识。如果这两条成立，就足以为报刊史书写打开新的缺口。就目前设想，新报刊史书写之“新”，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报刊（媒介）为研究视角，这就是说，所谓报刊（媒介）的历史，不是把报刊（媒介）仅仅作为一个对象，而是透视理解历史的一个窗口，好比英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与《传播的偏向》中所做的，以传播媒介的历史来展示人类文明的历史。

新报刊（媒介）史视野中的媒介是历史的，包含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类型，并由此认为，“现代媒介技术只是最新的技术形式而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既不能取代其他媒介及其形式，更不是“超越远古人类的传播技术形式中已经包括的各种类型的语言、手势、戏剧和社会形式”。其预设媒介不是被动的，不同媒介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从而影响或改变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的媒介，一般意义上我同意如下的说法，“媒介就是制约传播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定在通常所理解的媒介（比如：收音机、电视、印刷媒介以及因特网），我们就可以更为准确的方式说：媒介运作同时在四个层面：作为一种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组织的机器和在一个场景中组合内容的方式，以及作为接收体验的空间”。但这个表述不仅撇开了其他媒介，比如口头、书写，同时也存有含混之处，没有说清这四个层面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规则组合一起并共同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采用温纳关于技术的三个层面划分，技术首先意味着一种装置，即技术运用的物理装置；技术需要技法，亦即包括技巧、方法、步骤、程序等等的为完成任务的技术活动；技术也指称某一种社会组织，表示所有技术性（理性——生产性）的社会安排，而且“其统治活动的方向是从技术条件到人及其社会安排，而不是相反”。

第二，叙事路径是媒介实践。关于实践，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媒介研究学者中，有将之看成是人的行动，并提出“媒介实践”的研究新范式，由此把媒介研究从媒介内容或生产结构（尽管很重要）中解放出来，转向研究直接或间接关涉媒介的开放性实践。这样的实践进路可以有保留接受，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功能主义以及反映和被反映，受众或效果等等的研究，但必须驱除内中所包存的“工具性”意旨，也就是说，这一方式仍然把媒介看成是人的工具，要解决的是“在各种状况和情境中，人们用媒介作什么”。我们恐怕更要关注埃吕尔的说法，“技术是一种使用”, “在技术与它的使用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区分。个体面临着一个唯一选择，要么按照技术规则采用应当的方式来使用它，要么根本就不使用它”。由此，就像温纳说的，人在技术关系内被束缚。温纳就此告诫道，“人与人造工具的遭逢不能被总结为仅仅（或甚至主要）与‘使用’有关。你必须注意到，在一个工具具备任何实用性之前，人必须为它做出某种调整。你必须认识到，为了在生活过程中与工具相适应，要求个人和社会具备哪些行为模式。换句话说，存在明显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微妙但却重大的代价”。因而，“人们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藉此，我们更倾向于说，实践是“具身的、是以物质为中心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媒介实践所关注的重点，不仅是人们用媒介做什么，同时也是媒介使人做了什么，形成了何种传播形态，并由此产生何种改变，媒介与实践是相互影响和渗透。就这个角度看过去，媒介就成为构成、推动人类实践的基础要素，“对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个体特别的认知结构、人类社会关系的正式模式与控制这些领域的传播形式或传播系统的密切关联上”。正由于媒介作为人类的传播系统与人类主要的思维模式和经历有着如此强烈的联系，那么“传播的历史将比其他学科化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中心的地位”。

第三，在史观上，不抱持本质论和连续进化的目的论，因为“目的论是一种既不能为任何一种经验所证实也不能为任何一种经验所驳斥的信仰形式”。相反，我们是将报刊（媒介）看成是变化的、不断构成的甚至是断裂的。不同媒介的产生，不仅不代表着链条式的持续进步，哪怕同一种媒介的变化，也未必就是“不断成熟”的过程。舒登声所举的两个例子应该对我们富有启发。他说，在18世纪前期的美国，“似乎只要有一个印刷商，就有一个办报模式”，而且它们在印刷商眼里，“既不是政治工具，也不是新闻采集机构”。他所举的另一个例子，即是稍微了解美国新闻史的人都知道的发生在1735年曾格案。在这个案例中，汉密尔顿的辩护并没有法律依据，他之所以能被允许在法庭上大谈新闻自由和公义并且辩护理由被评审团所接纳，是因为他幸运地面对着一个给予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意图掌握法律解释和定义事实权力的陪审团。最终他的辩护成功了，但并没有成为判例。他所说的这些，完全打破了现有的各种定论和印象，根本纳不进“目的论”的轨辙。所以，新报刊史书写在史观上暂且以李怀印所谓的“在时和开放”命之，由此打破目的论结果驱动的书写方式，从而不仅可以重新发现目的论史观中所遗弃了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向多种可能性，展示出能启人思考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报刊历史图貌及其意义。

第四，既是如此，新报刊书写将根据报刊（媒介）的不同情况，研究的不同问题，来确定不同的分析单位及其规则，不一定非以“国家”为唯一视点。因为在我国不同的具体地域，所生长的报刊是多种多样，根本不能以一个抽象的“国家”所能容纳，更不是有秩序有先后地一统在国家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新报刊史书写不仅对于分析的单元抱着开放的态度，同时更乐意把报刊看成是具有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地方性实践”，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报刊的历史。

第五，新报刊（媒介）史书写避免“本质论”（比如有一个先定的报纸），报刊史家无权构造一个人造的报刊，而是应该描述一个实在的经验的报刊。任何关于报刊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报刊实际所呈现的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的，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辨而已。要了解报刊或者定义报刊，除非去了解其实际作为，没有别的途径。报刊根本就没有“本性”——一种单一的或同质的存在。现在被人指认的“本性”，是对报刊现象的抽象概括，实际是报刊的技术的和社会的某些特征，它可以作为参照，但不能作为唯一标准，并消除建立在“本质论”基础上的“二元对立”，即所谓的新与旧、中与外。我们既不打算延续“冲击——反映”的路子，也不打算“在中国发现历史”；既不是“中体西用”，也不是“西体中用”，而是把不同的因素（比如传统-现代、中-西等）看成是一种相遇和对话，是“知识视域的融合”所具有的“双向辩证的关系”, “我们在其中的推测都是被我们兴趣的对象所强加和修正的，从前的一切，无论是自身或他者的文化，既被揭橥也被建构，既被发现也被想象。”

第六，关于报刊史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构成部门，或者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其基本前提是，有一个总体的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活动，总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好比一座房子，由各个空间区隔所构成。关于报刊史的另一个理解是，报刊不只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对象，而且它的历史就是总体社会的一个侧面，因为总体总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各种关系和因素之中，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报刊实践，所谓的总体社会现象不过为一个不推自垮的空架子。若仍以房子为比，此时的报刊就不是属于其中的一个部分，而是直接与房子存在及其相貌息息相关的一个动力因素。在这样的思路中，报刊就成为一个尺度或理论视野，以此分析、揭示中国历史是如何在报刊的作用下波澜起伏、兴衰变迁。新报刊史书写所坚持的正是后者，要将报刊作为一种原创的动力，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出一个独有的面向，并由此努力与其他的历史研究形成对话，同时也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上述我们对新报刊史书写的这些粗浅想法，绝不敢说已经很全面，更谈不上完善。当然，我们会照这样的思路一直不断探索和尝试，同时也不断通过研究进一步明晰自己的想法和路径。威廉·詹姆斯曾说过，实用主义作为一个方法，让哲学的“性情”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报刊史研究和书写生发出新的性情和色彩。拓新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既然路是人走出来的，那么走多了也就能形成坦途，哪怕遍布荆棘，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原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本文有所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