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空间与“想象的中国共同体”

媒介可以作为认识上的隐喻。正如晚清官员士大夫从驿传下想象“飞线”，甲午后也曾有西人用“电报”来比喻“报刊”:“如果我们把中日战争对中国的作用比之为强大的电击，那么中国报纸可以比作电报线路，它把新思想像电流那样传播到各地。”“电流”的比喻，形象地道出了晚清另一种新媒介——“报纸”在政治变局中的角色：构筑传播“新思想”的流动空间。然而，绅商“通电”总与报刊传播如影随形的事实已说明，电报不仅仅是一个隐喻，它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晚清“报纸”的型构之中，其本身也即为一种新型流动空间。

“流动空间”对清廷并不陌生。换个角度看，驿传就是。当紧急军情经昼夜不停地“马上飞递”传至京师时，这些信息也同时将“边疆”从相距遥远之地“拔起”，一路带到了权力中枢，准确地说，是中枢权力掌控者的想象之中。清代中期用兵西北，“十全老人”爱新觉罗·弘历在接到驿传“红旗报捷”之际，曾有两次兴奋地连做十首七言“凯歌”，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对“流动空间”的激赏，同时亦将那种“虽处异地但宛若同在”的感受表露无遗：“可识众心同一志”“旧部新藩同贺喜”“五载勤劳同上下，鸿勋集总沐天恩”。

“众心同一志”“勤劳同上下”，看似是一种“有机体”，正如称驿传为“天下血脉”一样，但此种“血脉相连”的“有机体”只有一个“脑袋”，即帝王。有学者就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空间观念指出，早在先秦，周人就已发展了一套宇宙王权礼制，通过这些繁复礼制，“天子本人确保了也代表了空间和时间”“并非君王在时空里移动，而是时空随着君王的移动而展开”。从这个角度看，前及驿传的整个星形结构的设计，正是为了让举国空间围绕着帝王身体所在地而流动。

保证这一流动过程的安全、通畅与可靠，自然为历朝皇权所关切，清代尤甚。驿传隶属清廷兵部车驾清吏司，设马馆和捷报处，分辖马匹驿夫和信息收发；下行公文如“廷寄”由军机处直接封交，上行则由督抚提塘从各省驿站递至捷报处，经通政使司审核后递呈内阁；奏折则由各省大吏专差赍送，不经通政使司径由宫中奏事处直递御前。各地方设守、巡、道分管，并由各省按察使总核，加大其监察力度；各督抚也必须从兵部预领一定数额的勘合、火票，方能动用。同时，清廷对事关军国大计的信息传递的上下流动，如廷寄上谕、督抚重臣的奏折等，从包裹、封钉、交寄、转发、签收到核查的各个环节，清廷都有完详严密的程序规定和追查制度，“擅敢拆动以至泄漏者，无论官兵马夫，均按军法从事”，甚至遇有包封不谨、致使报匣夹板内公文“霉湿破损”者，也将逐级追查惩处。

此外，“统一时间是控制空间的基础”。清廷廷寄上谕已“速”到“六百里加急”，时人有“为前代所未有”之说。依据各省距离远近，清廷规定了地方公文至京的严格时限，甚至具体到“时”和“刻”，如江苏限14日4时、广西限23日11时4刻。一旦延误必定由兵部、通政使司、各地督抚环环相究、节节严查。

显然，如果驿传网络可称为“流动空间”，它也是一种“封闭式”的流动。在封闭的地理空间网中、在皇权与重臣之间，这种以“君王”为中心的循环往复式“流动”，如前所述，同时也联结着一整套由来已久的礼法体统。不仅军情要件，就是外围的邸报，传布范围虽稍广，但所传信息的选择、审核、传布控制权，也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属于“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的一个环节。

津沪线筹划期间即提议电报入京的出使大臣曾纪泽，出国前对西人电报书详加考究，抵达后一项重要功课就是编修汉字电码书；但行前两宫太后召对问及“奏报如何递来”，曾却于电报只字不提：“紧要事件须奏陈者，系交总理衙门代递。其寻常事件咨商总理衙门，或用公牍，或用信函，均由上海之文报局递寄”。个中原因，正是因为其所对句句关涉官方信息传递的体制，“寻常、紧急”“公牍、信函”、抑或奏陈还是咨商，各自都有规定也有其特定渠道，是关乎朝廷政体的大事。

尽管清廷很大程度上掌控着电报网络，但新媒介毕竟不是一套“电子驿传”，它所营构“流动空间”的方式，对王朝信息传播的体统已构成绝大冲击。

电报创设之初即归入“洋务”范畴，从举办动议到网络建成，总揽其事的是“实兼综乎六部”的总理衙门，而事实上多半掌控于北洋大臣手中。如此就将兵部、通政使司等衙门与之隔离了开来，军国要计的传递线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有清一代，因种种原因驿传并非废除，但“事关机要”的“军情、界务、边防等类”信息，径直电传至总理衙门，再由之“严密封送军机处呈进”却是有明文规定。同时，对信息机密的控制，不再依赖于各个环节的层层审核、查验和把关，而是系于两端的编码和译码。晚清政府因之不断地修订、更换电报密码本，朝廷、地方要员须随身携带，机密信息必定亲自翻译。据说军情繁绎之时，军机大臣们个个累得“乏极”。

电报的速度不仅简化了传递过程的中间环节，驿传传播下与中间环节相伴的“体统法制”，也消失殆半。这些“法统”体现为“繁文”和“缛节”：奏疏作为“上渎天听”的朝廷礼制大端，从奏事资格、行文格式、遣词用字乃至纸张尺寸、字幅大小、每纸行数、每行字数，都有规可倚，所谓“体统尊而法制一”；一旦违例，就会被通政使司“奏本题参”；地方官员送出奏折，往往还要伴以揖拜等仪式。奏议已是兼具官文书和文学体裁之一种，讲究“气盛”而“理显”，故要于“敷奏君上之体”下，“究利害”“研义理”“审人情”，甚至还用到“骈偶之体”。曾有人如此盛赞曾国藩的奏疏，谓“参用近时奏牍之式，运以古文峻洁之气，实为六七百年来奏疏绝调”。

换言之，帝制中国的奏疏制度与驿传制度紧密镶嵌在一起，二者在传递紧急军情要务的同时，也在共同营造着一种流动的“神圣空间”。正如乾隆在接获捷报时由衷地生发出“众心同一志”的浮夸想象，千里万里迅驰而至的奏疏中，也充斥着“仰见筹划”“洞微烛远”“感佩莫名”之类，陈词滥调固不待言，虚辞伪饰也不在少数，但正是千百次仪式化的重复，在印证、宣示和重演着“乾纲独断”在整个网络空间中的至上权威。由此也不难理解，津沪线甫一建成，自身尚捉襟见肘，清廷即以垫款方式帮朝鲜代建陆路电报，并立约享有25年的架线独占权。此举固然有地缘政治和军事考虑，但同时也是在“朝贡体系”江河日下之际勉力维系对“宗主藩属”关系的控制。

电报网络帮助清廷维系了“中心”的权威，但也削弱了它的“神圣”色彩。“机事”改用电报，不仅因时间紧迫免去了诸多“缛节”，且电文系经电报局翻译抄录，与具有审核参弹权的通政使司无涉，即使插手，于纸张字幅等项也无从查起；“电奏”作为晚清新的文书创格，也在删减着奏疏的“繁文”。时间挤迫再加“为节糜费”，电奏不得不“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与新的传播速度相适应，“电奏”在传播职能上对仪式化内容进行剥离，更重军事、政治信息控制的直接效果。流动空间中的“上行”变化也催带出“下行”的变化。1898年8月27日，清廷宣称“嗣后明降谕旨，皆由电报局电知各省”。从军情要政的“廷寄”，到宣示“皇恩”的“明谕”，全部由驿传转向电报，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预示着“君王”与“时空”传统关系的逆转：“时空的移动”已经逼迫着“君王的移动”，他的身体依然在紫禁城，但已经很难说再由之来“确保了和代表了时空”。

从这个角度看，早年“禁阻”西人电报期间，清廷官员中从“风水”出发对电报的忧虑，可谓有“先见之明”:“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而此种别样想象的“流动空间”其要害在于：“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愿祖宗邱基，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电报“稀释”了王朝政治“尊君亲上”的法统，首先在统治者内部开始“消解”统治的合法性。

如果说日渐在清廷文书系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电奏”，是以“副作用”的方式，从官方通讯系统内部缓慢侵蚀着王朝政治的合法性，那么，报刊这一新型流动空间则是从一开始便与“神圣空间”相分立与并立。空间之“分庭”，相当程度上即隐含了彼此之“抗礼”。而且，在报刊自身的重构中，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从月刊到日报，乃至因电报而有了“号外”；弥漫的空间也越来越广，从海外、东南沿海以至遍及口岸城市，从早期的传教士报刊、西文报纸再到《申报》之类的中文报。自然，也包括与电报融为一体的通讯社。清廷近海电缆甫一出现，英国路透电报公司就将其远东分社设在了上海。

正如对民间报房和京报的控制，清廷很早也对这一空间深怀戒心。总理衙门筹划之初的六条章程中有一条即，“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请饬按月咨报总理处，以凭核办”。“禁阻飞线”期间，清廷对电报威胁的想象，正是与轮船、新闻纸联系在一起：“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观听。”“新闻纸”与电报的可能联姻，被另一位官员描述为“播散”的传播方式。

“播散”对应于驿传网络的封闭与机密。事实上，这也正是《申报》等以“新报”自我命名、从而区别于“邸报”的着眼点：后者“闻于朝而不闻于野”, “新报”却不仅能达上情，亦能宣民意。换言之，“新报”谋求的是空间之开放与信息之及时，也即民国新闻史家所总结的近代报纸的两大特征——“时效”和“公开”。《申报》宣称，它将把阅报者扩展至“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把报纸内容聚焦在以“新闻”的方式“书今日之事”，同时广求“名言谠论”; “今日之事”涵盖“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 “名言谠论”则“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

之所以有如此之“新”，在《申报》之流“原因谋业所开者”。“谋业”即将报纸视作靠信息传播获利的生意，与电报商人谋利仅靠“信息传播”不同的是，“新报”既依赖于“传递信息”（表现为报纸销售）；更主要的是靠吸引“告白”（广告）。事实上，这样一种与“邸报”“京报”相区别的报纸营业模式，正是欧美1830年代以来大众化报刊的“发明”。就报纸自身而言，“新报”是商品，要更好更大规模地销售，从而为广告获利打下基础，就必须主动搜集、快速传递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信息；就报纸作为新的异质空间而言，它之所以能与“神圣空间”“分庭抗礼”，相当程度上正是凭借自身经济实力的底气。当然，也离不开“租界”之庇护。

甲午之后，创办“中国报纸”传播“新思想”的士大夫们，也对这一新型空间有了真切的体悟。谭嗣同将“报纸”与“学堂”“学会”一道视为“新民”的三大要具，并认为“报纸”能突破后两者在空间上的局限，“学堂书院之容积，犹有限量”; “学会设于会城，会城以外，无由致其观听”；而“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这是从士大夫们更为关切的“新思想”传播的角度，呼应了《申报》创刊时所言，所谓“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 “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报纸”所营建的新型空间，区别于“户庭”和“会城”，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流动的，甚而可“无远弗届”地重叠于“天下”。同时，它还是“日新”的。谭嗣同与“同志诸友”之所以在《湘学新报》之后复创《湘报》，也在于前者“十日一出，至今日而已旧”，只有“日一出之”才合乎“日新之义”。

对如此想象的空间而言，电报是天然的盟友。因它与“日报”的联姻，晚清广袤领土上的“社会联系之网”发生了焕然重构。而“联姻”之可能，也恰在于清廷“官督商办”的体制，给民间通信在电报网络上留出了通道，虽然时时受到“中心”的压制，但与之联手的报刊，却以新的传播模式将通道边缘的信息予以千百倍的放大。这种传播模式以谭嗣同的譬喻，就是“不啻一一佛化百千身，一一身具百千口”，凭借印刷的机械复制，报刊摆脱了电报“点对点”星形网络的限制，而是以“点对面”的方式，将从电报那里接手而来的信息予以加工、印制，瞬息之间“播散”于千里之遥。后世将这一模式称为“大众传播”，另一个说法就是“中心——边缘”模式。显然，新的中心对旧的中心而言，“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已是“骎骎然几有喧宾夺主之势”。

电报在报纸的应用大体经历了从电传上谕、战事报道到日常化采访传输的过程。津沪线正式营运的次日，《申报》即借助电报刊发了一道关于查办渎职官员的上谕，这就是被后来新闻史著作称作“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并连续在头版刊登“本馆告白”，宣称此后将“不吝重资，与津友订定，请将每日京报上谕旨，由中国新设之电报局传示。”中法战争期间，电报传递的战事新闻频频见报，“昨有西友述及”“昨晚又有官场得福州发来官电”，将“开战原委”“马江形势”的消息迅速传播；诸如《申报》《字林西报》《字林沪报》等也利用电报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甚至将“新闻排定发印”后收到的电音，“特发传单（即号外），俾众周知”。

从《申报》这样的都市商业报纸开其端，电报应用渐融进各类报纸之办报常规。戊戌期间的办报风潮以政论报刊为主，但言论之外亦重电报新闻。《时务日报》宣称“各处如有异常紧要之事，均令访友即行电告，俾阅者先睹为快”;《国闻报》也规定，“日报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露透电报”。当亚欧之间“路程最短、速度最快”的京恰线（北京至恰克图）建成通报后，维新派的报纸也随之更注重新闻的采访工作；与维新派有着密切关系的《时报》，在1904年的“发刊例”中已明确宣示，“本报遇有紧要新闻特别电报，当发传单，以期敏速”。

民国时有人评价，“专电”和“特别通信”，成为“自戊戌以来”“发展报纸之利器”。所谓“发展报纸之利器”，亦是打造新型流动空间的利器。就像电报网络重新编织了京师与清廷各地的关系一样，报纸亦将京师及各地城市也视为自身空间网络的“节点”，通过采访网、发行网的布局，将之联络一气。《申报》以为“欲在中国之广行新报亦当从京师始”，创办三年后大张旗鼓进京销报；同时宣称“本馆立志，欲将中国境内各紧要消息采录无遗”；严复《国闻报》“略仿英国〈太晤士报〉”, “所请即《泰晤士报》馆所请之人”，据称“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访事之人中外凡数十位”。且如《时报》所云，20世纪初各报馆即已有一“通例”，彼此之间“悉与交换”，各自择佳者改写刊登，“使读者手一纸而各报之精华皆见焉”。

民国时新闻史家曾有洞见：“迨津京电线续成，朝野大事，亦间有电报传递者，由是社会知阅报之有益。”《申报》亦以鸦片战争中的社会传播状况为例，说明“日报”与“电线”之重要：“昔粤寇之乱，信息最钝，官场即以讳饰为事，民间亦无探听之路，彼时不独无电线，且并无日报，故两粤、两湖以及安徽等处已经蹂躏殆遍，而江浙犹晏然不知，一若相去不知几千万里也。”1880年代《纽约时报》在论及大清国为何没有“大众传播”时曾说，中国乡村存在着一种深厚的古代民主传统，一方面，农村士绅能代表乡民、向地方当权者反映其舆论；另一方面祠堂前的聚会或讨论，使他们能够就任何与自身有关的事情发表意见。《申报》与《纽约时报》的两种观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互为因果：长期以来由于官方封闭“讳饰”的垂直传播体制，各地“相距辽远之事，颇难早得确耗”，因而其所关心的“公共事务”限于祠堂前的议事，借助这种“古老民主”方式即可解决。

电报与报纸所打开的那条“（探听之）路”，通向着一种新的空间。新的空间就意味着新的社会组织方式。“通电”之下有“万口沸腾”之说，借助电报表达异见者，显然已不再是帝王想象中那种“众心同一志”的有机体。以“群学肆言”翻译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严复，已是敏锐地意识到报纸所蕴含着的新的“谋吾群之道”，其报取名《国闻报》，意思异常鲜明：“上至君相，下至齐民”，通过对“内地边地”“中国外国”的“寻常”和“重要之事”的“观览明晓”，达致“群强”“国强”。

这是一种对“中国共同体”的想象。这种“想象”，在那些能够成为晚清报刊“读者”的人群之中，无论多寡，也会被再次生产出来。在新的“流动空间”中登场的，已远远超出了“将帅”与“朝廷”间“入告”和“发纵”的封闭循环。陈炽将报纸称作“国之利器”“不可假人”；梁启超则汪洋恣肆，以“第四种族”为报纸命名，定其两大“天职”为“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一句话，“报馆有益于国事”。1910年的《民立报》发刊词更是直接将之灌注于标题之中：“中国万岁《民立》万岁”。于右任对报纸的自我期许殷殷道出了“想象的中国共同体”之情怀：“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则团体日固”。

在如“电流”般传播着的“新思想”中，诸如“国民”“国魂”“民族”等新词，一时成为报章语汇中的时兴者。此种“想象的共同体”已然跃出了“四民社会”的模式。清季围绕电报网络所展开的“集权中央”的种种制度化实践，包括“交通全国”的电报话语转型，既是缘于此空间的侵迫，也是反向对之规制的企图。

这些企图、策略包括：或制定“报律”、以严酷手段迫害、打压民报；或自办官报，进行宣传控制；或巧立名目，以“报纸津贴”拉拢、收买；类似地，针对电报费用高昂，清廷专门规定了“北京官电津贴”，电费“由本埠各官署与报界分任之”。针对“通电”，成立于1906年邮传部制定《限制收递电报章程》，饬令上海电政局，“所有绅商各界，发致政府各署之电，如无官防钦印可用，皆令取具铺保，乃得代递，否则退还”；且规定“其有毁谤朝政、坏人名誉等电，尤须确有保证，以备裁判”；并明白宣称这一规定延伸至海外，“在外华洋侨学生，可就近交驻扎各国之中国驻使或领事代发”。用目今的话来说，这是对电报网络中的行动者施以“实名制”加“连坐”的控制方式。

再进一步，清廷覆灭的前夜，“全国交通机关”已经与“军事机关”相连：电报局官员已经成为清廷“自上而下”信息控制的“在编人员”, “查各省电局总办由军谘处派为通信员，探报军国要件，以资参考，自应照准办理。”“国家交通之枢机”，先一变为信息检查机关，再变而为兼做军方的特派机构。几经变革，作为清廷“变法自强”而创办的电报，最终又在体制上与“兵部”建立了联系。

然而，帝制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尽管对信息流动的控制似颇有心得，却也从未真正有效地解决过“流民”“流寇”难题。更何况，新的流动空间已经开始形成力量的凝聚和固结。除了报刊，思想的传播也造就了新的“电流”，戊戌后各地出现了诸多新学堂，造就了大量新式学生；一种被称作“中等社会”的新社会阶层似乎确已出现。因流动空间的叠入，整个晚清社会联系之网的上下之间、横向之间，都在寻找新的方向和联结模式。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此可谓“先知先觉”，与严复相类，他认为报纸是“最宜”的“缮群之道”，其机关报以“民”为名，但依凭的却是负有“天职”的少数人——

“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

此段言简意赅的描画，几成对晚清之后、20世纪中国政治传播的“预言式”写照。历史的断裂之处，可能会以新的替代方式予以弥合。当时空转换，少数“最良之心理”的“先知先觉者”，努力寻求“策群”的“最宜之治法”之际，事实上也就是重建新的权力中心之时。而作为“流动空间”的媒介，也必然会被吸附在新的“中心”周围，因为它被赋予承担的，是要将某种“主义”灌输人心而“化为常识”、以备实行。履行这一“天职”本身，就是再造“中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