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与权力中心“再造”

有趣的是，王韬所谓的“由西北以至东南”，恰好可看作是对晚清大陆电报创办极适切的空间描画。西北的中俄危机、处理中的信息传递落于人后，是最直接刺激。曾在清廷海关任职一位英国人，即将中国电报的创办视作“中俄事变所带来的一个附带结果”。就架设线路而言，选择的却是沿海从天津到上海。这一线路，在请办者李鸿章眼中，上升到关乎整个帝国安危的高度，“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北洋南洋”的话语，有意无意间也隐示了电报对清廷官方联系在纵向与横向上的重塑。

1881年夏，津沪两端同时开工，沿运河迤逦而建。10月28日南北两线工程在山东境内会合。12月24日全线始行试通。四天后，全长3075里的津沪电报沿线各局试运行。这一天，六十五年之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定为“中国电报事业诞生之日”。

津沪线的开办和建成，《申报》称之“实为中国五千年来之创局”。从传播的角度看称“创局”也不为过，这不仅是指在广袤大陆的南北之间，第一次建立了一条能够控制时间、跨越空间的现代信息通道，更在于它进一步动摇、重构了古老帝国沿袭已久的权力网络。这体现为几个方面：其一，由津沪线始，晚清电报从连通外洋向内陆各个方向扩展，短时间内迅速建成了一个新的信息传播网络；其二，津沪线建设伊始就定下了“官督商办”的策略，尽管尚多窒碍，商人却已深度卷入到信息传输的核心权力空间之中；其三，也是由津沪线开其端，来自“行辕”和“商民”的信息，尽管存在等级不同，却有史以来第一次能以最快速度在同一传输网络上并行不悖。一句话，在“火轮舟车”带来了俨如“春秋列国”的局势之后，电报更是大大加速了清廷的权力分化。

然而，权力分化的同时也伴随着再中心化的运作。甚至，分化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重建中心的一个“意外”结果而已。

津沪线的空间本身就蕴含着与既有权力网络相叠加的意图，也指向着旧有网络重叠的中心——京师和皇权。“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在北方建立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控制一个可以供给首都丰富农产品的地区”。对自隋唐经济中心南移而形成的漕粮北运而言，京杭大运河无疑是关乎“首都供给”极端重要的生命线，所谓“国家大计，莫过于漕”，清廷正式将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与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作为“监视边疆”的驿传，更是自古隶属兵部，“置邮”是为“传命”，驿递乃“天下之血脉”, “血脉不容一日稍郁”；京师皇华驿作为京城大门，处于这个网络的最中心，以其为起点，直隶驿路的五条干线分别向东北、东南、中南、西北和西南五个方向延伸，所谓“全国无驿使不经直隶，直隶无驿路不为冲途”，其一省经费即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津沪线的具体选址，正是沿大运河“迤逦而建”，其之所以暂避北京，是因主事者“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或滋口舌”，期望“渐开风气，其于军国要务裨益实多”。然而等不及“风气渐开”，电报已逐段“侵入”京城：先是设至通州再“逐渐接展至京”，电至通州则“专马驿递，勿得片刻稽迟”；虽是片刻不得稽迟，但夜间“飞递”却有“重闉阻隔”，况且电报的应用已使权力中枢感觉到，“紧要事机，顷刻变迁，恐致殆误”，于是1884年在惊动了诸如步军统领衙门、户部、都察院、顺天府、内务府、奉宸苑、仓场侍郎等诸多衙门的配合下, “飞线”终于接入京城，实现了与中枢的连接。

没有网络支撑的“中心”很难称得上真正的中心，而中心的再造，也就是整个网络重构的过程。津沪线两端同时向东北、华中和华南方向延伸，仅三四年间，另外两大干线——由南京至汉口的长江线、由上海至广州的沪粤线相继建成，晚清电报网络的骨架初成。继而，从北京、汉口、广州又再次向内陆地区西北、西南等地延展；进而，不同区域的电报网络之间又实现了彼此连通。大体到1911年，晚清共建成电报线10万里，遍及青海之外的所有省区，基本构成了一个连接主要商业城市和战略要地的新的通信网络。

作为最早的电子媒介，有线电报在点对点的信息传输上，与驿传似无二致，但两者传播模式还是有根本不同。尽管同为星形网络，驿传将人力、畜力发挥至极限，但同时也高度受制于地理空间，而电报网络的干线连接点之间，却能够通过彼此间的组合摆脱地理限制。因而，当电报网络展布于清廷大陆之际，“全国无驿使不经直隶”的局面、只有一个最大中心的传统星形结构已发生变化。早在1890年代初，清廷电报主事者就已指出：“一切要政朝发夕至，消息灵通。而事务之繁，责成之重，则以京城、天津、上海为转递各省及东南洋各国之枢纽。凡有总理衙门传奉谕旨，以及各省督抚、出使大臣来往官报，无不由此三处传达。”话语间一方面揭示了全国性信息中心的分化，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再造中心的自得。

就官方通信而言，天津、上海两座城市成为朝廷信息传播中心，津沪线之前就已成定局，但正是电报的出现，其中心地位才骤然凸显，电报体制也为之迅速调整。就天津而言，姑且不提政府从南方所得的所有税收和贡粮几乎都由传统沙船经大运河运抵天津，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津后，下辖地方的文报就汇集于此，同时靠轮船传递的入京文报亦由津转递。上海的地位更因“通外洋”而尤为重要。1875年清廷派遣驻外使臣之后，因外洋轮船往来“皆停泊上海一口”，故在沪成立上海文报局，专辖驻外大臣与国内通信。特别是1871年清廷沿海海线铺设之后，西方人就以上海为坐标，划分了彼此的势力范围。换言之，上海本身也成了西方各国在华角逐的信息中心。曾有士大夫如此表达：“电线近今遍行天下，而黄浦滩为天下之总汇”。

另一种空间权力的分化来自清廷电报政策本身，再造中心的策略同时引发了离心的趋势。这就是晚清电报“官督商办”、官电与商电并存的电报体制。

一方面，为抢占“天下之总汇”，原本于津沪线创办之初设电报总局于天津，上海只是六处分局之一，1884年电报入京前后，主事者即撤销天津电报总局，改设北洋官电局，总辖天津及以北官线，在上海设“中国电报总局”，实行“官督商办”；另一方面，商人介入也将一种不同的空间想象与规划直接带入到与清廷相争的位置。例如，作为上海电报局总办，郑观应在负责招商事宜时直言不讳：“为海防计，固宜先设津线；为商务计，亟宜添设江线，庶江海联为一气，呼吸相通”；津沪线自北至南绵亘三省，“所经之地，绝少商贾码头，其丝茶荟萃之区，尚无支线可通”；相反，在江浙和汉口长江沿线一带：“汉口茶市所聚，浙西丝斤所出，宁波亦徽茶口岸，三处商人，事关切己，商询情形，另思禀请设线者接踵而至。”津沪线之后，沪粤线招商章程十条，其中之一即是商人明确表明“切己”所在：“道里宜先约计也。查自江苏省苏州府经浙江……以达广州，似可按沿海州县驿站设线，杭、嘉、湖三府丝商码头，必得绕由经过，以顺商情。”

“绕驿道以顺商情”，晚清电报网络对空间的重构可谓亘古未有。不仅沪粤线，西南、东北及华中电报的举办过程中，也大致遵循有“商情”之处则给予“俯顺”的原则。仅以西北电线架设为例，由直隶保定府至陕西省城西安，商埠较多的一段归电报总局集股承办，西安经兰州至嘉峪关一线则由陕甘官办。换言之，重大军情要政的信息传递，已不再如原来由驿卒佩以“黄金眩目”的驿符，在地理空间上层层转递；原来处在整个驿传网络的最核心地带的直隶，所谓“无驿路不为冲途”，现在于电报网络中则由商人以“股东”身份据守，且面向商民开门营业。

“官电”“商电”并存于电报网络之中，其空间划分的大体原则是，凡“商货稠密地方”，线由商建、设商电局；边疆内陆地区，则由清廷“特准”地方官员架设官线，设立官电局。在最终建成的晚清电报网络中，官电局155处，商电局239处，就线路而言，商电分布在沿海和内地的工商城市间，且与外洋相连，官电则多在联系边疆地带，各自辖有4万多里的线路。

空间上并存并非意味着权力上的对等。尽管在具体线路、官报价格上“官”确实对“商”多有俯顺，商电局在诸如经营管理上也多有自主之权，但是，天津电报总局成立之初出台的《创办电报局招商章程》，就已明确表达着“官”在空间网络中的主导地位：电报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电报入京时官电与商电在空间上的等级区隔，也是明白象征：一路“专递官信”引入总署，一路“用便商民”置于城外；紫禁城的城墙依然是官、民区分的森严界限，城内者称“官电局”，城外者称“商电局”，且官商两局随后就有名称上“内局”“外局”的分别，这正是朝廷“内廷”“外朝”政体制度的延续，与奏疏驿传体制下的“廷寄”“明发”一脉相承。

空间上的等级划分也体现于递报的时间等级之上。电报局制定的递报等级规定，一等电报为头等官报，二等是电报局往来电报，三等是加急加费电报，四等是一般收费电报。所谓“头等官报”是指，“凡奉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公务电信，请于报信纸面盖用关防，居中验明，随到随发”，其内容正是朝廷军国要政，不仅不“领资”，且始终居于优先传发的地位。这个基本等级的划分，直到清末一直未变。甚至官报还有扩张。在清末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之际，清廷制定的《各省报灾电报暂行章程》将“头等官报”权限下放至“道府镇将以下各文武官员”，准其就“非常灾变”事项使用“一等加急”发报，提前至各等报之上，并照半价收费，而对“非常灾变”的定义是，“遇有大队贼匪窃发，攻犯城邑”; “或聚众滋事”，最后才是“洪水爆发等情事”。

清廷主事者就整个电报体制所作的解释，更是清楚地表明了“官督”对权力网络的全面掌控。“中国各路电线，均由各省督抚奏明国家特准中国官商自行开办”, “中国电线统归国家特准办理”, “应归南北洋大臣管辖”。这个解释显示，无论官办、商办，都属于“国家特准”，都要接受自上而下的“统辖”。其次，就官电局与商电局的具体关系而言，尽管“官电”要借助“商电”干线与朝廷及他省联系，同时也要“代民传信”，故在业务上听从于商电局，但是，在总体上“商办”地方事宜“要地方官做主”；接线事宜才要与“电局商量”。

在前面提及的清廷关于“电报枢纽”的自得话语中，只字不提两大干线节点——汉口和广州，这绝非意味着它们不重要。事实上二者的地位非同一般。以汉口为例，1895年甲午之战日军占领威海关头，清廷紧急设线从西安至襄阳，以备京津沪线一旦被阻，京师仍可经保定、西安以至汉口、上海，保持南北联络畅通。这一对比显示，从“电报之用，本以用兵为先”的观念看出去，某个空间只有与朝廷“调兵遣饷”发生密切关联时，其重要性才能为中心所承认。不仅仅汉口，几乎所有的“商电”所及之处，在晚清电报网络中都居于这种地位。因而，当清季全国局势处于岌岌可危之际，将所有商电统一收归“国有”、地方官电统归中央，便是合乎逻辑的“再集中化”策略。

综之，军事始终是清廷利用电报重构政治空间的核心着眼点。“电报之用，本以用兵为先”，这一观念也始终渗透、主导着晚清电报的布局、管理及具体的传播过程，保证了作为信息生意的电报，从属、服务于朝廷的军事、政治控制。早在1892年李鸿章为保证线路安全而订的处置律令，正是“比依”驿传：“不论官电、商电，是窃、是毁，不计赃数，但经拆断，均请比依驿站马夫处送公文事干军情沉匿者杖六十徒一年例，拟杖六十徒一年”，严重者处斩首刑罚，“比照土匪滋事从严承办”。

尽管直到临近覆灭之际，清廷才开始在新军中以建制化方式组建电信部队，但已经嵌入到朝廷权力中枢的电报网络，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从军事上保证了“中心”的稳固。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曾专为电报司职人员请功，认为战争期间，“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有研究者指出，全国电报网的建成，加强了清廷军事、政治信息控制能力，自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外侮日深、国内却一直没有太大动乱，一定程度上与借电报“闻讯立动、消患于未萌”有很大关系。

内政如此，外交也如是。晚清电报网络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电报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际电报的接线区域遍及沿海与边疆，接线国家也包括了丹、英、法、俄、美、日、德、荷及朝鲜。曾有研究者指出，大体在1860年代前期，伴随李鸿章及其一批专心于国家事务的“新官僚”的崛起，在上海进行的中国外交实践中“一个时代结束了”，也即“个人外交”和“地方自行决断”时代的结束。而“新官僚”们包括总理衙门这样的新型机构，之所以能“专心国家事务”，正是倚助于电报。换言之，因应电报的出现，一方面与西方的横向联系更深地介入到晚清政治运作之中，另一方面，这种介入因有了电报网络逐渐被纳入朝廷中枢。

在垂直联系强化的同时，电报网络也加强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横向联系。帝制中国的王朝历来都强调中央与行省之间的垂直联系，除了与自然屏障相伴的交通不易的限制，例如大部分省界是山脉、湖泊和河流，更重要的则是对“横向结盟”和地方主义的防范，驿传网络一个中心的星形结构，也是为此设计。李鸿章请办津沪线奏章中所谓的“自北洋以至南洋”亟需“通气脉”的说法，已显示了晚清变局中的跨省控制问题，特别涉及诸如兵工厂、纺织厂、冶铁厂、矿务局等大型项目的运作方面，电报为督抚重臣之间的沟通所倚重，也是自然而然。最为典型的当属1900年庚子国变中的“东南互保”。在朝廷信息到达地方大大延迟的同时，南方诸省的电报联系却畅通无阻。电报局督办盛宣怀频频致电“东南三大帅”，在其与上海的英美诸领事间联络磋商，达成“互保”意向；其后，又先后电联江西、浙江、山东、四川等各地督抚，将“中南”“西南”纳入“互保”范围。盛本人被谀奉为“此等通天澈地手段，无人能为”“国不遽覆”，盛“实总其枢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十年过后，绵延了两千余年的王朝帝制就“遽然覆灭”。同样发生在1900年的电阻皇储废立事件，已充分显现出在官方通信之外，清廷社会亦有了某种跨越国界、省界的横向空间联系，并且创造了以电报为直接参与的政治表达形式——“通电”，将一种新的力量以跨越时空的方式逼迫进清廷的权力中枢。更具反讽的是，最初策动者，即来自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其联名上海绅商名流1231人，“公凑电资”，电致总理衙门，反对清廷立储以废黜光绪，被称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在康有为等保皇党人的策动下，一时间出现了海内外电报抗争的表达热潮，从广西、广东、湖南、湖北以至陕西，“凡四十六埠”，士绅教民纷纷“集资发电”；海外更是遍及河内、新加坡、檀香山、吉隆、温哥华等地。这些“上达天听”的请愿电报，又被海内外的《苏报》《申报》《沪报》《中外日报》《清议报》《知新报》等同时报道，影响也如涟漪般层层扩展。

围绕电报网络，清廷最后一次重塑“中心”的努力，是将其体制由“官督商办”一变为“商股官办”（1903年—1908年8月）、再变为“收归国有”（1908年8月—1911年）。历时20余年，清廷的电报话语已由“用兵为先”调整到“电报为交通全国机关”，所谓“系属于商民者事小，关系于国家者事大”。对商电而言，商人由原本的结盟者，变为“层层重剥、节节为难，实于电政迭生阻力”，在参与26年之后被彻底排挤在外；而对地方官员控制的所谓“省线”而言，“电报之设，义重交通，必须有居中驭外之枢机，乃能收指臂相连之实效”，因而必须“集权中央”“界限分明，是权归一”。终于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电报网络完全掌握在了“中央”之手。1911年，上海电政局移设到北京。从天津到上海以至北京，电报的管理机构回到了离朝廷最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