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心”：电报网络与晚清政治的空间重构
摘要 本文从晚清电报进入、网络铺展及其嵌入政治传播的过程切入，结合电报传播的技术特性和传播模式，探察了新媒介与权力中心再造的复杂过程，这同时也是电报网络对驿传等旧媒介所建构、维系的空间与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构。电报官方控制的体制促成了统治者军事政治信息传播的强化，但也引发了晚清在全球空间中的进一步边缘化、信息传播中心的分化，特别是从内部动摇了旧有时空观念支撑下的统治合法性。作为新式流动空间，电报与新式日报的联姻，更直接促成了“想象的中国共同体”出现。帝制王朝的终结象征着无论何种权力中心及其合法性的再造，都必须面对新媒介所型构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
关键词 电报网络 再造中心 晚清政治 空间重构
引言：新媒介与时空感的变化
晚清五口通商之后，先是在上海与传教士合作译述、后因太平天国言祸逼走香港，却因此得以游历英伦、眼界大开的王韬，伴随着身体的流动，他的空间感也为之一变，且与新媒介紧密相连：
“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
毫无疑问，这位新型士大夫念念不忘的是“政治空间”。虽处江湖之远，忧的是“中州大势”。新媒介重塑了时空，“轮舟所指，百日可遍于地球”“历环瀛之远，视万里犹如咫尺”，于是，“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甚至“骎骎乎几有与中国鼎立之势，而似乎春秋时之列国”。对王韬们而言，早期“全球化”的体验蕴含着特定时代的切肤之痛：这是“不得不然”的“中国一变之道”。不得不变，首先是因为危机变了，所谓“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原来“我中朝素严海禁，闭关自守，不勤远略”“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系西北而不重东南”；而今“时异势殊”，天时人事都得面对“以大海为门户”的西方诸强国。
王韬的感受并非个案。新语词即是新媒介，它中介、促成着人们时空感的变化。大体从19世纪中期开始，伴随从“夷”到“洋”的转换，“外洋”对“华夏”的全方位入侵，于日常新语汇中即可窥见。从“洋人”“洋行”到“洋楼”“洋文”，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心目中，“远洋”已开始在时空序列中找寻着新的等级排序。由“夷务”变为“洋务”，晚清政治空间的重心转换，已预示了整个王朝秩序的动摇。
然而转换绝非王韬所见的那样简单。晚清时局的一大特点，就是边防海防往往同时紧张，也更难说有“全地球合为一家”式的乐观。而且，“由西北以至东南”横向空间的重心转换，显然还围绕着一个中心。那么，此处关心的问题是，此种新媒介对晚清政治空间的重构是如何发生的？特别是，电报作为电子媒介源头，又是晚清自强运动中“经营最为成功”的一个项目，当它的滴答声在晚清上空回响之际，帝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边缘”因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说，“中心”在哪里，谁又在“边缘”？电报网络是如何叠加、嵌入并改造着既有权力版图的？它在横向与纵向上引发了政治联系的哪些变化？王韬所见的那些政治力量，包括他自己以创办报刊方式投身其中，彼此间在发生着怎样的拉扯与纠结？
身处互联网时代，新媒介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delocalization）和“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已是老生常谈，但沉潜入具体时空的历史之旅，却提醒我们抽象理论永远有着自身的想象边界。本文对晚清电报的考察采取更为辩证的视角，认为新媒介同时展现了“去疆（地）域化”和“再疆（地）域化”、“离心的”和“向心的”，以及“虚拟的”也是“物理（实体）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拉力与趋势，在此过程中，权力中心不得不分化但也同时历经着“再造”。这些与“媒介”紧密交织的维度，诸如地理、实体、虚拟、流动以及制度等，它们作为特定实践活动的有机构成，也渗透在本文对“空间”（“网络”）的理解之中。由此出发，所谓晚清电报对政治空间的重构，就蕴含着多重景观或多种可能，比如“中心”与“边缘”的转换、旧中心的强化或分化、新中心的崛起或转化，乃至新旧中心的并立与鼎立，等等，本文将此多重景观置于全球空间、地理空间以及流动空间下进行仔细打量。所谓“中心”，就是指在空间关系诸如位置、方向与距离的等级体系中处于最优势地位的节点。
因而，所谓“重构”是指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新媒介与权力勾连的多种可能的实现，也是与旧媒介网络之间互相叠加、交错抑或分庭、抗礼的过程。用“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说法，“任何文明的基础是它与命运中创造的或不得不再创造的环境之间生命攸关的无限重复的联系”，因而，“人所受到的他的社会联系之网的束缚与他受到的空间束缚一样大”。反过来，新媒介对“空间”（包括旧媒介）的重构，也即是对特定“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新编织。二者作为与命运攸关的“环境”的“创造”与“再创造”，自然也是观念或文化的叠加与交错、对抗与更新之过程。
全球空间与王朝秩序的裂隙
“飞线”是因电报出现而产生的新词，首见于清廷与西方各国公使的往来照会中。事实上，直到1880年代之前，“电报”这一指称新传播技术的语汇在当时中国人的表达中还较少使用，早期的用语有“铜线”“发铜线”“铁线”“通线”“电气线”“电线”等，其中“铜线”与“电线”的出现较为频繁。正如“马上飞递”被用来形容王朝引为荣耀的官方传播系统——驿传，称电报为“飞线传音”“飞行投递”，无形中既透漏出对这一新传播技术驾驭时空能力的叹服，也隐含着从旧有传播制度出发对新事物的想象路径。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这种想象有一个近乎“盲点”的存在——海洋。据考源于殷商的邮驿，自古以来就以步行、传车和快马接力的方式，奔驰于广袤的陆路之上，魏晋时代出现了制度化的“水驿”和水陆相兼的邮驿，但船只也是往来于内陆的内河之中。换言之，在1871年由西方人铺设的海底电缆真正出现在清廷沿海之前，“飞线”对空间的重构，在清廷朝野官员乃至绝大部分士人的想象中，不言而喻地瞩目于大陆本土。一代名臣曾国藩1867年就称西人请办海底电缆的要求为“志大言夸，颇近虚妄”，怀疑中有几分“望洋兴叹”的无奈，“在彼苟确有把握，亦何必先为关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磁电报发明者莫尔斯早在1838年就把电报比作“通讯神经”，预言了一种通过消息传播“各地毗邻”的“地球村”前景。1858年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此种想象达到高潮：电报“注定要成为世界文明的力量”，因为“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建立一个更为亲密的联结，从而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引发一场革命”, “人们已经发现旧的排外和隔离体制是停滞的、自寻灭亡的”。1865年，为庆贺“国际电报联盟”这个“在现实中代表了现代史上第一个国际机构”的成立，有人撰文称“电报主要是一个世界发明。如果各国不能通过国际规则相互谅解，不仅不能普及这种通讯的强力手段，而且我们自问它是否存在”。
“世界发明”“亲密联结”“国际规则”之类，折射着那个年代由新媒介引发的“普遍联系的乌托邦”话语。及至1860年代中期，由电报联成“地球村”的想象逐步地走向现实。除了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重新铺设之外，英国组织了东方电报公司，凭借其海上霸权将海底电缆穿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并准备直达香港、东南亚；北欧的一些电报公司也合并改组了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试图经俄国西伯利亚向东亚扩展。在晚清政治中枢，英、俄、美、法等国驻华使节，也已频频以各种方式，或照会、或劝诱、或表演、或试探，力图使清廷接受这一新传播技术；来华商人也在上海、广州、福建等地向督抚关道提出要求；一位英国商人甚至已迫不及待地在吴淞至上海间架设了电报线，尽管随后“被乡民将电杆悉行毁去”。
在西人屡请、清廷屡拒之后，“同治九年定章”（后世也称“1870协议”）作为两种空间观念角力的结果，为西方人将电报“插入富庶帝国”之中打开了一道制度上缝隙。该政策的核心思路是试图为电报划定海陆边界，“禁阻”陆线设置，但“重洋大海之中，外国自行其法，则固中国力所不能禁止者也”, “中国沿海内洋，可听其在水底安放。惟线端仍不得上岸，俾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庶界限分明。”这一变通方法远可追溯15世纪末明朝之“海禁”，近与“租界”设立的思路相似，以为划定界址不许洋人“逾越尺寸”就可“永远相安”。
清廷着眼于物理空间隔离下的一个制度裂缝，旋即将古老帝国纳入到了现代通讯的世界性网络之中。1871年由丹麦大北公司主持的清廷沿海海底电缆竣工通报。伴随这条经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各口岸，通至上海的电报电缆的建成，在当时上海，北经日本长崎至海参崴可与俄国通报，南经香港可与欧、美通报。海洋不是终点。英国大东公司备忘录中针对“同治九年定章”即有明确记载：“事实上准许水线头置于领海内的船上，无须说即是一个登陆权”。可谓一言中的。清廷近海电缆铺设之前，美国旗昌洋行就建成了一条租界内的陆路电报线。其后，在上海工部局、公董局与各巡捕房、救火会、自来水塔之间，在大企业内部，也都纷纷设立了专用电报线，并通过口岸码头与水线相通。
西人电报公司备忘录中的“领海”一词，无疑是近代民族国家的空间观念和制度表述，自海通以来，至少清廷高官群体可能对之已不算陌生。1864年初，总理衙门即依据“内洋专辖权”成功处理过一次海运纠纷，其后更是将丁匙良所译《万国公法》印行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其中即有“管沿海近处之权”专节，甚至，1880年代初，李鸿章就如此为早年政策辩护，“查万国公法傍岸十里之海，皆隶属本国版图。中国初许英商于海边设线，原为力敦睦宜起见”。但是，熟悉归熟悉、使用归使用，“内洋”和“领海”的不同表述，还是折射着根本不同的空间观念。“内洋”的理解坐标，对准的依然是大陆。“同治九年定章”之所以成就洋人，也因在主事者以己度人的揣度中满眼只盯在大陆，以为“海底之说，皆其变计也”。
因而，王韬所洞见到的晚清从内陆到海洋的空间重心转换，并非仅仅是“由西北以至东南”的地理位移。哲学家黑格尔曾论及中国人面对海洋的态度：“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海洋研究学者也指出，“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心理上却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大陆国家，临海却背向海，近海却不倚仗海，这种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的分裂长久以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换言之，在漫长的王朝演化中，地理与文化早已进行了持久的互相编织。有研究者如此总结，“中国社会欢迎在运河上用人力拖拽的船运，而不喜欢海上贸易的离心趋势。而且运河所经过的都是开垦地区，它的组织可以与农村行政相协调。海运却是一件独立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竞争行为。”事实上，清廷早在19世纪初年就与海洋发生过一次“积极的关系”。1826年酝酿已久的“漕粮海运”成功实施，千余艘商船将百余万石粮食从上海顺利运抵天津。然而，废运河行海运，有所谓“木龙断，天下乱”之忧，与运河、木船相连的，是一整套从象征到实践都维护着“真龙天子”的空间组织模式。在对“天下乱”的恐惧下，清廷草草终止了这种尝试。
同样，当“飞线”实际上已将晚清纳入一张新的世界通信网络之中的时候，权力掌控者依然深陷在旧有的“社会联系之网的束缚”之中。从历史情境出发，与其说“束缚”不如说是自觉地经营与维护。就地理而言，这张旧有之网有一个“中心”占据着极其突出的位置，这就是由紫禁城层层外扩而成的帝国京师；就信息传播而言，有学者将这一网络描绘为“枝杆型”或“丁字型”，信息总是从最高权力中心，沿水平或垂直的渠道在统治集团内部流动。“空间”与“社会联系”又经历了“无限重复”的交织。1865年总理衙门要求各地将军、督抚“密为防范”洋人设电报的函件中，对此已表达无误：“中国地势与外洋情形不同，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百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制肘。”所谓“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 “递到”的端点，无须言明地是在京师、皇权和地方官员之间，“飞线”就被想象为对此空间网络“倍形制肘”。
事实也正如此。1875年前后因琉球渔船事件日本出兵台湾，清廷东南海疆再度紧张。借助外人手中的电报，危机中东南沿海的中外商民，早已得知日本进入台南的消息，而清廷却懵然不知。更为严重的，台湾驿传马匹羸弱、递信缓慢，“邮递艰难”、隔膜不堪，最终导致“日本窥伺台南，扎营业已旬月，郡中尚未得信”。在军报传递上远逊于外人，这对清廷是极大刺激，临危受命的沈葆桢在赴台巡视中奏称“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此外还有一种外交联系的需求，自1875年清廷开始派遣驻外使节以来，重要信息就已借助洋人的海底电缆传递；1878年远在伦敦的郭嵩焘，甚至还利用电报往来，与《申报》打过一场“名誉官司”。
清廷权力中心已切身感受到信息传播情势上发生的重大倾斜。京师与边疆之间、边疆内部之间，以及皇权中枢与远隔重洋的重臣之间，原有的联系之网和空间组织模式，在电报“闪电式传播”的映照下，已切实显示出了其“束缚”的一面。稍后西北的中俄危机、西南的中法战事，更将这种“束缚”显露无疑：赴俄谈判的曾纪泽的电报一日便到上海，但驿传至京却费十日。“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清廷电报态度和政策的“一变之道”，已是“不得不然”。
从另一个角度看，清廷权力中枢在空间上之“退”，正是西方人之“进”。据说清廷近海海底电缆铺就之际，莫尔斯曾在纽约出席中美间通过伦敦中转的第一次通报。在华西人隔着大洋表达了对发明家的敬意：“莫尔斯教授能够生见电报交通中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报道并刊登了电报全文。“最伟大的成就”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电报在中国的使用，是同苏伊士运河通航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将晚清近海电缆与苏伊士运河相提并论，是把西方与清廷的联系，置于全球交往的背景下看待：在运河（和蒸汽船）大大缩短了货物运输时间的同时，电报又将跨洋信息传播从航运中分离出来。信息与运输（transportation）的分离，并以消除时间限制和地理障碍的方式得以传播。并非巧合，empire（“帝国”）和imperialism（“帝国主义”）的词汇，也正出现在1870年代。正是凭借电报的技术特性，西方国家由殖民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帝国中心加速了与殖民地边缘的联系，并摆脱了原先与脆弱的沟通技术相伴随的“边缘”像“中心”一样强大的情形。
与苏伊士运河联手，电报加速了对晚清与西方贸易关系的重构。1870年代之前，晚清商人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尽管存在着不等价交换，但市场上价格的季节变动，基本上由中国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而凭借着运河、汽船和海底电报，在英国本土的商人“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贸易的局面”，因为“只要打出一个电报”“便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要的任何订货”，从而诸如丝茶这样“重要大宗货物的价格”，一变而成“是在中国以外决定的”。此等“市情朝暮反复，洋商操纵自如”的另一面，就是“自洋人设立电线以来，华商日困”。
口岸敏感士商们已敏锐地意识到，泰西诸国今日“挟电线”等“以凌侮我中国”背后，实有着跨越大洋而来的一整套殊异的社会组织模式：“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郑观应在商言“商”，落笔却是一种天然的政治视角：“原夫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通过“纳税”这一中间环节“寓兵于商”，西方人“富”与“强”的关系昭然若揭。因而，王韬、郑观应们所表述的电报之于“自强”“富国”的意义，实际已指向了布罗代尔所说的一种新的“文明基础”，是对“环境（空间）”“生命攸关”的“不得不再创造”，从而实现对“社会联系之网”的重新构造。王氏指出，“顾富强之效，则在开矿辟地，造电气通标，筑轮车铁路”；郑氏则就设电线呼吁，“若中国毅然举行，推广其用，更与商民传信，酌费照收”，则“收入源源不绝，利赖无穷，诚益国便民之要务也”。
因袭电报而来的空间转换已是不争事实，清廷权力中枢的再造也就成为无法回避的紧迫需求。1877年10月，全长95里（从今日的台南到高雄）的台湾电报线完工。具体主事者对“电报之利”说得很清楚：只要“起止由我、操纵由我”，就能避免“太阿倒持”；其利首在“军情可瞬息而得，文报无淹滞之虞”；如中外事端发生，“电报卯来，精锐辰集”，军事上胜负之券可操；当有“内”事肇生之时，官方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闻萌糵，夕压重兵”。频频出现的“军情”“文报”“精锐”“重兵”之类的语词，后来被凝练为官方一句通行表述：“电报之用，本以用兵为先。”
事实上，除了边疆，督抚重臣也已在权力辖区内试办。据史料记载，1877年6月15日，连通李鸿章行辕至上海制造局的上海电报第一次发电。电文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对“飞线”传播时间的检验，密切联系着“行辕”的特定空间，这与莫尔斯在国会大楼里将第一次电文献给对上帝的惊叹（“What hath God Wrought”, “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再造”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控制意图，从未离开晚清电报的左右。尽管围绕新媒介，权力的组织方式和具体行使方式，都已发生重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