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译序

一、希罗多德生平及其写作背景

希罗多德（Ἡροδότος, 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前420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所撰写的《历史》犹如西方史学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被公认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叙事体历史巨著。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称他为“史学之祖”，这一称号无疑是对希罗多德历史地位的确当评价。

正如古希腊的许多著名人物的情况一样，关于希罗多德的生平，流传下来的可靠资料是极其稀少的。他本人在著作中很少叙述自己的经历，而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他也鲜有提及，且多语焉不详。因此，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于希罗多德生、卒之年和死亡地点，依然不能完全确定。希罗多德的出生地，是波斯统治之下的希腊城市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隶属于波斯帝国第一省区。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他既是一位希腊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波斯帝国的历史学家。希氏的父亲吕克瑟斯（Lyxes）是当地的富人，他的叔父（一说堂兄弟）帕尼亚西斯（Panyassis）是一位著名的史诗作家，据说曾撰写过伊奥尼亚诸邦建城的史诗，声名仅次于荷马。这种家境使希罗多德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天资聪颖的他自幼勤奋好学，对于赫西俄德（Hesiod）、赫卡泰欧斯（Hecataeus）、萨福（Sappho）、梭伦（Solon）等人的作品均耳熟能详。其时哈利卡纳苏斯的统治者乃是听命于波斯人的僭主吕戈达米斯（Lygdamis），他是那位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表现英勇的哈利卡纳苏斯女王阿尔特密希娅（Artermisia）的外孙。公元前461年，希罗多德家族参与了反对吕戈达米斯的斗争，但遭到失败，帕尼亚西斯被杀害，希氏因受到株连而被迫于同年迁居萨摩斯岛（Samos）。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不能不对其日后写作《历史》的政治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大约自公元前454年起，希罗多德进行过多年艰苦的游历，足迹遍及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他自己出生地卡里亚（Caria）地区，他去过邻近的伊奥尼亚（Ionia）、埃奥利斯（Aeolis）等地，还前往叙利亚（Syria）、吕底亚（Lydia）、弗里吉亚（Phrygia），向东深入巴比伦尼亚（Babylonia），也许还到过阿拉伯半岛（Arabia）；向南到过腓尼基（Phoenicia）、埃及（Egypt）和利比亚（Libya），最远抵达古代埃及的南端埃列凡提涅（Elephantine），向西到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他还横渡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前往拜占庭（Byzantium）、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向北渡过伊斯特河（Ister）进入斯基泰亚（Scythia），沿黑海北岸直抵顿河（Don，古称塔奈斯河Tanais）及其腹地。据后世研究者推算，他的足迹之广，东西、南北之间跨度分别都达到约1700英里。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时代，在交通设施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他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四处探访，克服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堪称壮举的长途跋涉。其间，他通过实地调查，亲自采访，眼界大开；他寻访名胜古迹，考察风土人情，搜罗民间传说和趣闻轶事；他一边考察征集，一边整理分析，从而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他写作《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其时，雅典国势如日中天，作为雅典帝国首都的雅典城已成为东地中海地区乃至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海陆交通枢纽；雅典当政者动用巨资大兴土木，各地的能工巧匠汇集于此，文人墨客纷至沓来，雅典成了名副其实的“希腊的学校”。希氏在雅典生活数年，期间与当时雅典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Pericles）以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Sophocles）等政坛精英或社会名流过从甚密；他积极参加城邦的文化教育活动，写诗作文，登台演讲；据说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众朗读，曾获得过一笔相当丰厚的奖金。

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和其他殖民者一道，移居到雅典在意大利建立的殖民城邦图里伊（Thurii），成为图里伊的公民；在那里，他专心著述，直至逝世。《苏伊达斯辞书》中提及的史料认为他最后死于马其顿，但似乎缺乏必要的佐证。希罗多德逝世的具体时间尚难以确定。不过，可以大致肯定的是，大约在公元前425年，他的《历史》就已经完成并且为世人所知。《苏伊达斯辞书》还提到，希罗多德放弃了自己的祖国而自称为图里伊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斯特拉波（Strabo）和普鲁塔克（Plutarch）等古典作家也称其为“图里伊人希罗多德”。相传后人在图里伊为希罗多德所立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斯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之最优秀者，他是在多利斯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躲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把图里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

 

古希腊史学从神话与史诗发端，到希罗多德以前，历时约数百年之久，可称为史学上的“孕育期”。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神话就是他们过去的历史，它们先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后又以英雄史诗的形式传承下来。虽然神话往往蕴含着历史的内核和某些真实成分，却不能等同于历史，因为它还包含了大量的虚构和传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神话的叙事的方式往往是从神意出发来解释人类的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以明辨真假为基本原则，并且试图以理性的方式、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本来解释事件与行为。韦尔南指出，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想方式逐渐从神话方式（muthos）转向理性方式（logos），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哲学的兴起。这种转变的核心内涵是，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认知能力的无限潜力以及自我感受的重要性，不再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社会和宇宙，而是以自身的认知力和自我感受来理解和把握。以神为中心的神话史观不得不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产生了历史学。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明显带有旧时代一些特点，又有许多突破和创新。这部划时代历史巨著在此时此地出现，决非偶然。

首先，希罗多德出生地所在的小亚细亚西部是当时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波斯帝国崛起之后，几乎征服了西亚、北非所有文明地区，促成了空前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另一方面，就爱琴海周边地区而言，公元前7—前6世纪，爱琴海东岸即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在吸收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赫梯（Hittite）、吕底亚等文明古国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希腊世界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因此，其时希腊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大都出生于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及其附近诸岛，史学家亦是如此。

其次，散文编纂形式的出现为史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前提。自公元前6世纪起，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某些城邦出现了“散文纪事家”（Logographoi）。他们以简单的、不讲求文辞修饰的散文把关于城市、民族、王公、神庙等的起源的口头传说记述下来。最著名的“纪事家”当数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他撰写的《大地巡游记》（Periegesis，或译《地理志》），以散文记述他亲身游历各地的见闻。赫氏的作品虽未能保存下来，但是对于曾经拜读过其作品的希罗多德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从其作品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感受到赫氏已经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他指出，“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显然，这些著作已具备历史著作的雏形。

最后，在哲学、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力图用批判的态度，探索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力图写出与历史事实相符的作品，希罗多德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历史”和“哲学”二词并无明确区分，被伊奥尼亚人称为ἱστορίη（历史）的，正是雅典人所称的φιλοσοφία（哲学）。二者均为探求真理的学问和活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旨在求真，从事“发现”真理，后者本意为“爱智”（热爱智慧）。在希罗多德时代，“历史”本意为“探究”“调查”之意。“历史”探究未知的领域，未知的世界，这和哲学、科学可谓殊途同归。而希罗多德的探究首先意味着游历、考察那些陌生的地区、陌生的国度，力求发现新的知识，新的史实。后世学者将希罗多德著作的题目定为Ἡροδότου Ἱστορίαι,按其原意应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即他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及至公元前4世纪，人们才开始把他所撰写的著作称为“历史”（接近于后世历史著作之意）。那些哲学家、科学家旺盛的求知欲，以及他们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勇气、毅力、思想和方法，都不能不给希罗多德以直接的影响。

希罗多德生逢希腊城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耳闻目睹弱小的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那无疑是当代最重大的事件。当时希腊诸邦的盟主斯巴达拥有重装步兵约8000—9000人；雅典公民总数不过约3万人，而据希罗多德（VII. 186）记载，薛西斯（Xerxes）出征时波斯帝国军队总数达500多万人，近代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个数字是明显夸大失实的。虽然如此，波斯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希腊人，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希腊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以少胜多，赢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促使他们当中那些有识之士进行反思：波斯人是如何兴起和对外扩张的？希腊人和异族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希腊人何以能战胜众多异族人？世界各地希腊族和其他民族的生活环境如何？有哪些趣闻轶事、独特的习俗和性格？取得过哪些令人惊叹的重要成就？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促使希罗多德下定决心，深入调查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和历史，撰写一部完备的著作，探究希腊人和异族人以及异族人之间纷争的起因和过程，以传诸后世。

二、《历史》的内容梗概

《历史》的主要内容，似乎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我国学者不知从何时起，给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希腊波斯战争史”，甚至认为《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这样的引申是否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使用希腊人、波斯人的概念，其内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皆有多层含义。当希罗多德在不同的语境下叙述希腊人或者波斯人、异族人的时候，同一概念的内涵有时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纵然我们可以使用“希波战争”（或“波斯战争”）的概念，其内涵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界定（有关讨论见下文）。希罗多德著作的题目为Ἡροδότου Ἱστορίαι，现代学者的任何其他引申，往往都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歧义和误解。

希罗多德的著作原本不分卷，后来被亚历山大里亚的校注学者分为九卷，每卷卷首分别冠以一位缪斯女神，故而《历史》又名“缪斯书”。传统认为整个著作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全书开篇至第五卷27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记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扩张经过，从居鲁士（Cyrus，约公元前600—前529年）率波斯诸部落揭竿而起、反抗米底人的统治，直到冈比西斯（Cambyses）不断向外扩张、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公元前558—前486年）改组波斯帝国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并且准备进攻希腊为止。希罗多德具体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亚等地区的地理、物产、历史和现状，并且详细介绍了各地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或者说，他记载了那个时代他所知道的所有异族人（非希腊人）的世界的状况，对希腊人和异族人发生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追溯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帝国的历史不是按照地理分区来描述帝国各地，而大致是按照波斯人征服这些地区的先后次序，由此勾勒出波斯帝国的轮廓。他率先叙述吕底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最早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而是因为他们是首先进攻和征服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一支异族人。每当述及一个地区的时候，他总是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说起，然后再叙述其居民的性格、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最后介绍其政治和历史。

从第五卷28章直到全书结束，为第二部分。希罗多德集中记述波斯战争的经过。从叙述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诸邦的暴动开始，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大流士镇压暴动并且出兵希腊、在马拉松（Marathon）战役遭到挫败，随后薛西斯倾整个帝国之力对希腊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率军在温泉关英勇战死、希腊联军取得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的胜利，直至公元前479年希腊人同时赢得普拉提亚（Platea）和米卡列（Mycale）之役的胜利、波斯势力退出爱琴海地区为结束。在第二部分，希罗多德集中记述军事、政治史。

然而，这样的划分未必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实际上，《历史》是以波斯的历史为中心，以波斯对外战争为主线，以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为重点，记述了亚细亚（Asia）、欧罗巴（Europe）、利比亚三大洲（即希罗多德所知道的陆地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地理、种族以及风俗习惯等，是一部高度统一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巨著。有研究者指出，希罗多德采用正叙与插叙交叉记述的方式，显示了他本人对于“比较重大事实和比较细小事实”的“高度的协调和综合能力”。而学界之所以认为“缪斯书”是以波斯战争为中心，并且将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主要是因为学者们都习惯地站在希腊的立场上，用“希腊中心观”去分析、研究这部著作，而不是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从希罗多德自己的表述（I. 5,95）来看，他所要撰写的正是一部波斯的历史。这一点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也看得出来。全书中心明确，线索清晰，重点突出，内容广博而统一。作者的写作方式是正叙与插叙相结合。正叙部分就是波斯的兴起和对外战争，它贯穿全书，自然是全书的中心和主干。苏联学者C. Я．卢里叶早就指出，希氏在前六卷论及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关系的时候，“是从波斯的观点，而不是从希腊的观点叙述的”。而插叙部分则是相关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是正叙的补充，起着丰富、充实著作内容的作用。希罗多德运用这种写作手法相当娴熟，他非常巧妙地安排所穿插的内容，并且知道应当怎样做才不至于影响整体的艺术效果。希氏将正叙和插叙完美结合，宛如“希腊悲剧中的对话和合唱队相互交替一样”。美国学者J. W．汤普森（J. W. Thompson）对希氏有过这样的评价：

 

这位“历史之父”赋予史学以庄严高贵的风格，这在过去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能够从他的时期以前的那些被看作历史的大量杂乱无章的材料当中，即时构思有条有理的故事；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他以前的任何作家。……尽管这部历史有记述文和轶事集的性质，但它还是具有无可争辩的统一性。使希罗多德的著作高出其他（著作）的是它表现了协调和综合的能力，这是他的前辈见所未见的，而且它还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尽管它实际上还很朴素。

 

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关于希腊城邦，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的内容，都是采用插叙的方式；倘若主要站在希腊人的角度上写作，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不把雅典政治家梭伦、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和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相关事迹以及斯巴达的历史作为正叙内容加以记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书结尾之处（IX. 122），作者对阿腾巴列斯（Artembares）向波斯人献计的记载，也大致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因此，希罗多德（I. 1）从一开始就“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展开他的故事；书中也屡屡把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的“起义”称为“叛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构思深邃，结构完整，力图把当时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展示给读者。全书各卷大致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卷（克丽奥，Clio，共216章）：主要叙述波斯的兴起和对吕底亚人、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巴比伦人以及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的战争；说明希腊人和异族人冲突的远因和近因。插叙了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的传奇身世，以及他在对外征服过程中所涉及的上述诸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

第二卷（优特尔佩，Euterpe，共182章）：主要叙述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的继位，以及他筹划进兵埃及的过程，插入了对埃及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俗以及宏大工程（金字塔、迷宫、运河等）的介绍；他特别提到（II. 164）:“埃及人分成七个不同的等级——他们分别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译员和船夫。”关于埃及的史料的主要来源就是作者的亲自观察，以及埃及孟菲斯、底比斯等地神庙中的那些知识渊博的祭司的口述。

第三卷（塔莉亚，Thalia，共160章）：主要叙述冈比西斯征服埃及，波斯帝国首都发生政变，高墨达（Gaumata，即巴尔迪亚[Bardiya]）短暂执政，以及大流士等人组成“七人帮”，密谋刺杀巴尔迪亚，成功夺得统治权，并且采取措施加以巩固，以及攻克巴比伦的经过；记载了政变者就波斯将采用哪种统治形式所展开的精彩辩论（III. 80—88），详细说明了大流士将其帝国划分为20个省区及其缴纳贡赋的情况（III. 89—97）。插叙了斯巴达人攻打萨摩斯岛的情况，介绍了印度、阿拉伯人的历史、风俗习惯和当地特有的一些动植物。

第四卷（麦尔波门涅，Melpomene，共205章）：主要叙述大流士在攻取巴比伦城之后，以斯基泰人曾经侵入亚细亚为借口，御驾亲征斯基泰亚，以及派兵出征利比亚的经过。斯基泰人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以“游击战”与波斯人周旋，使入侵者疲于应付，接连受挫。最后，大流士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侥幸逃离了斯基泰亚；回师途中，他派兵征服了色雷斯。其中插叙了斯基泰人的传说、历史和民俗风情，描述了“女儿国”中阿玛宗人（Amazons）的生活习俗。

第五卷（特尔普西科瑞，Terpsichore，共126章）：主要叙述波斯名将麦加巴佐斯（Megabazus）在公元前499—前494年间率军征服色雷斯，以及米利都等伊奥尼亚城邦发动反叛（所谓“伊奥尼亚起义”），火烧萨迪斯（Sardis）的过程。暴动领导人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前往斯巴达求援遭到拒绝，而雅典等邦同意出兵相助。其中插叙了有关斯巴达的政治、历史、风俗，以及雅典摆脱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克里斯提尼改革等内容。伊奥尼亚人的暴动和雅典人的行为激怒了大流士，一场大战势所难免。

第六卷（爱拉托，Erato，共140章）：主要叙述波斯人取得拉德（Lade）海战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平息伊奥尼亚暴动的经过；接着叙述大流士两次派兵出征希腊：第一次，公元前492年，波斯人在阿索斯（Athos）海角遭遇风暴，300艘舰船、2万多兵士葬身海底；第二次，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军长驱直入，攻克爱利特里亚（Eretria），随后在阿提卡登陆，双方在马拉松平原展开厮杀。结果，雅典人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其中插叙了斯巴达的政治、历史以及雅典与海上强敌埃吉那（Aegina）之间的争斗过程。

第七卷（波琳尼娅，Polymnia，共239章）：主要叙述大流士之子、波斯国王薛西斯举国动员，亲自统率海陆大军征讨希腊的经过。经过三年的准备，波斯大军再次出征，全军从赫勒斯滂海峡所架设的桥梁通过，进入欧罗巴；陆军经过艰难跋涉，抵达希腊人扼守的德摩比利（Thermopylae）关隘（即温泉关），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麾下的希腊勇士据险死守，奋起抵抗，使波斯大军一筹莫展；后波斯军出间道绕攻希腊人身后，列奥尼达率全体将士殊死搏杀，悉数阵亡。其中插叙了希腊的部分城邦结成反波斯联盟，共推斯巴达为盟主；详细介绍了波斯军中数十个民族的军事装备和他们各具特色的服装饰物。

第八卷（乌拉尼娅，Urania，共144章）：主要叙述希腊联盟的海军先在阿尔特密西昂（Artemisium）与波斯人展开海战，继而从那里撤离；雅典海军统帅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说服同盟海军在萨拉米斯附近集结，并且说服雅典人将其老弱妇孺撤往特洛伊曾（Troezen）、萨拉米斯和埃吉那，以及希腊联军最终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战后薛西斯准备班师回国，他接受玛尔多纽斯（Mardonius）的建议，留下30万陆军驻守色萨利（Thessaly），准备来年卷土重来。其中插叙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早期居民的介绍，以及泰米斯托克利和雅典海上势力的发展。

第九卷（卡利奥佩，Calliope，共122章）：主要叙述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以少胜多，击败波斯陆军主力，以及同日希腊联军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列，击溃了停泊在那里的波斯舰队的经过。米卡列战役之后，希腊联军乘胜向赫勒斯滂进军，围攻位于色雷斯的波斯据点塞斯托斯（Sestos）城。此时，希腊士兵思乡心切，厌战情绪渐渐滋长；孤立无援的波斯人在夜色掩护下逃离塞斯托斯，希腊人攻占此城，然后撤兵。全书至此结束。

三、希罗多德的主要贡献

《历史》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作为希腊乃至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既具有散文说书家那种有闻必录的特点，又具有客观求实、科学严谨的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列颠百科全书》“希罗多德”条目的作者强调指出：

 

希罗多德所著《历史》的总寓意：巨大的繁荣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它会导致衰落，特别在像薛西斯那样有骄傲和愚蠢伴随的话。薛西斯进攻希腊，按常人的全部推理来看应当是取胜的战争，但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希罗多德借此表明，“骄者必败”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教训已为他当时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所证明。希罗多德相信上天的报应是对人类邪恶、骄傲和残酷的一种惩罚，不过他在记述历史事件时重点放在人们的行动和品格上，而不强调神祇的干预。这种根本上是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西方史学史中乃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希罗多德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从希罗多德撰史的宗旨来看，他力图撰写一部人类文明世界的历史，视野之开阔，内容之丰赡，皆远远超过其前辈。作者开宗明义地申明自己写史的目的（I. 0）:“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这反映出他写史的宗旨，是保存人类的功绩，探求战争的起因，以为后世所借鉴。

本着这个目的，希氏全力以赴搜罗资料，记叙了当时那个“世界”的历史。他广泛采用口传史料，探索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传说往事、宗教信仰等等。

希罗多德强调通过他的主观努力，保存前人的功业，其实际目的是要通过对人类诸文明的叙述，从吕底亚人、埃及人、波斯人等诸民族的经历和克洛伊索斯（Croesus）、居鲁士、大流士等个人的命运中，使广大读者体悟出这样的道理：命运多变，世事无常。最富有的人未必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财富时常在更换它的主人；人们最好在事物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的初期就积极应对，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希罗多德对历史和现实发展变化规则的高度概括，而在叙述“多变”“无常”的同时，隐含着他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有常”，即某种规律或必然性的理解，他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于民族抑或个人，都应该随机应变，及早作出明智的抉择。

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明确提出自己著作所要记载的不是奇闻轶事，而是自己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是经过一番筛选探究，比较分析或某种认识方法加工后而得到的学术成果，在叙事连贯、有闻必录的基础上，论其原委，辨其真伪，把各地各族的历史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之中，同时，又以当代最重大的事件——波斯战争缀其始终。历史所记载的内容除了种种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原因”；希氏所说的“研究”，实际上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经验的行为，恰恰是系统的历史认识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

（二）能够综合地理解和探讨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希氏对于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看法，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虔心信神，甚至有些迷信，在其著作中屡屡提及梦、征兆、神谕以及因果报应的故事，津津有味地讨论神意及其表现；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伊奥尼亚唯物论和怀疑主义的观点，重视探析导致事物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其物质基础。

在希罗多德看来，神祇是爱嫉妒的。在人世间，越是强大有力的人，他们往往就会依仗自己的实力继续扩充势力，力图获取更多的东西，而神祇出于嫉妒，就越发要打击这样的人，使其身败名裂。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希罗多德的关于战争的叙述，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是在诠释一个古今通用的法则：物极必反，好战必亡。此前的强者，无一例外；现实的波斯，也注定如此。于是，不可一世的波斯人之所以败于马萨革泰人、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之手，也许就是因为波斯人的势力太强大了，人世间已无对手，因而其失败乃是天命、神意使然。

同时，希罗多德把伊奥尼亚科学家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的方法，运用于探索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战争的起因。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在研究每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当地生产、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详细记载了埃及人、巴比伦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状况，强调指出埃及、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的富饶、强盛和文化发达是与其农业、手工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兴盛分不开的；一些国家向外扩张的经济动因是掠夺财富、人口、占领土地。其二，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从来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地理环境对于古人的影响程度无疑更甚于今人。希氏强调指出，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由于土壤疏松肥沃、气候温和、灌溉便利，因此，这些区域的人民在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依然可以获得较好收成，从而为国势强盛和文化的繁荣奠定基础。这样，他实际上揭示了古代东方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发祥地的客观条件。其三，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既重视叙述一般群众的历史作用（如关于对埃及大批民众参与修建金字塔以及亚非欧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波斯人入侵的记述），又能较为中肯地评述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如他对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削平内乱、励精图治，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的丰功伟绩，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对于斯巴达人、雅典人当中那些抗击波斯入侵的领导人如列奥尼达、米太雅德（Miltiades）、泰米斯托克利以及普通民众的作用，都予以详细地描述和充分地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讨论人和国土的关系（VIII. 61），并且多次强调人性的弱点（VII. 16,49）。这些实际上又是他的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其四，在谈到希腊人和异族人战争的起因时，他明确指出，“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I. 1），但似乎并未把它视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谈到波斯入侵希腊的原因时，他认为波斯人以希腊人援助米利都人暴动为借口出征希腊，其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VI. 44）。关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原因，他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如波斯军队人数虽多，但成分复杂、劳师远袭、指挥不力、战术死板、地形不熟、贻误战机；而希军虽寡，但熟悉地形、士气高昂、以逸待劳、指挥有方、战术灵活得当，并且很好地把握住了战机。这样，希腊人和波斯人交战的最终结果自然就截然不同了。

希罗多德亲眼目睹过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盛况。然而，在希罗多德看来，希腊文化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东方文明古国，正如希腊的一句著名的谚语所说：“光明来自东方。”希腊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对东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此他陈述了大量相关的历史事实：东方诸民族的生产技术、神话、宗教、艺术、文字、文学、科学以及风俗习惯等等，无不影响着希腊人。他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已为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自从1980年英国学者O．穆瑞（Oswyn Murry）提出“东方化时代”（时间界定在约公元前750—前650年）的概念以后，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其他学者，如M．贝尔纳（Matin Bernal）和W．伯科特（Walter Burkert）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从诸多方面揭示了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重大影响。

在希罗多德的因果观中，宿命论和朴素的唯物史观等诸多因素是杂糅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对历史事物的分析往往具有双重性，如他在对梦作解析时，有时候认为梦是神托的，有时候又予以否认，而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VII. 16）；他还认为，冈比西斯的精神失常可能完全不是因渎神而受到的惩罚，而可能是生来所患癫痫所致。必须看到，直到古典时代，希腊普通民众科学知识有限，他们普遍是很迷信的，希罗多德往往能够对神谕、征兆等作出某种理性分析，说明他具有超出同代人的睿智。

（三）具有民族平等的思想。希罗多德是一位公正而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他不但能够理解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种种差别，而且以考察人类的不同特性和经验的广阔领域为乐事。希氏对他所涉及的世界各族持公正的态度，是《历史》的突出特色。正如美国学者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所说：“他的毫无偏见已臻极致。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但是希罗多德从来不这样。希腊和波斯争战的时候，他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但他也钦佩波斯人，也赞美他们。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赞叹的，即使在野蛮的斯基泰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美的东西。”无论是异族的，还是本族的，凡是美好的东西，凡是值得赞叹的，都予以肯定，尤其是对东方的文化倍加推崇。他指出，希腊的许多文化源自于东方，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更准确，希腊人所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几何学等等。

希罗多德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均把各自的习惯视为最佳，彼此应该尊重。他写道：“如果有人提议来评选出世界上各种风俗中哪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考察之后，他们就肯定选择本族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深信，你们自己的习俗比所有其他民族的习俗都要好得多。”据他记载，大流士在担任国王期间，曾召见一些希腊人，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就愿意去吃掉他们已故父亲的遗体。希腊人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诱使他们去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又把那些居住在印度、有吃掉自己的双亲习俗的卡拉提亚人（Callatians）召来，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的父亲的遗体。这些印度人立即大叫起来，认为国王根本不应提起这种可怕的行径（III. 38）。

在希罗多德看来，国家的政体，无论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抑或专制政体，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而是各有利弊。不过，由于他年轻时候在祖国的经历，他很自然地崇尚自由，讴歌民主政治。对于波斯人，他强调其侠义、诚实、组织严密，而且说他们勇敢过人（如他们与佩着护身装备的希腊士兵作战时，不穿戴甲胄）；同时也对波斯官僚贵族的残虐行为、后宫制度、洗劫城镇等行为，深感震惊。

希罗多德通过对埃及历史的实地考察，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记述了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学者。他认为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典章制度等，都和该民族所在地区的气候、土壤、物产有关。他着重观察各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尚，合理地解释希腊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利比亚人风俗和行为方式的差别。他认为自然环境有了改变，风俗习惯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希罗多德既然将人类的风俗习惯、文化制度的差异予以“自然”的说明，当然就不会在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有任何种族歧视了。由于他特别重视非希腊人的文化，曾被后世一些作家如普鲁塔克等诬为“亲蛮派”作家。其实这是对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误读所致。

（四）科学而多样的治史方法。《历史》内容浩繁，要写好这样一部史著，没有一套较为完善而且合乎科学的治史方法是难以完成的。希罗多德大胆创新，运用了丰富多样并且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

1．坚定执着的求真精神。“文史不分家”是古代作品的普遍特征，而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所记载的事实必须真实发生过。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求真意识，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尽量排除各种主观意识。在这方面，希罗多德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证据，即对事实的忠实的陈述，而不是史诗或戏剧中的神话和传说，一个是推究真相的活动。在搜集史料、考订史料方面，希罗多德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严谨并且善于存疑。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极其正直和诚恳的”。

求真精神是希氏治史方法的精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秉笔直书，兼收并蓄，富于批判精神。他非常坦率地陈述种种故事，不断地批评所使用的史料。他认为，只要他觉得是真知灼见，哪怕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也决不会避而不谈的（VII. 139）。尽管希罗多德对某些史料失于轻信，但就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他还是“精明而富于批评精神”的，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英国学者R. G．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因此，对于那些无法确定其真伪的史料，他一般采用客观的陈述，由读者自己选择正确答案。他写道：“就我本人而言，我的职责是报道我所听说的一切，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这部历史来说，这个评论都是适用的。”（VII. 152）正因为这样，《历史》所保存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其二，重视实地考察，强调独立思考。如果没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希罗多德长时间艰苦卓绝的实地考察活动，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他指出（II. 99）, “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希罗多德所搜集的史料不仅有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献和许多神话、传说、宗教方面的材料，还有丰富的遗物古迹、现实材料和各种民族学、人类学、动物学、农学、医学以及地质学的资料，其著作堪称一部“百科全书”。而作者只懂希腊语，当时能直接利用的希腊语文献极少，因此希罗多德撰写《历史》，首要地是靠他个人的观察和探询的资料。一方面，他周游各地，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每到一地，他总是向各种人等了解当地历史，特别是去拜访当地知识渊博的祭司。在调查过程中，一旦发现某个重大历史问题需要厘清时，便立即改变行程，不辞辛劳地去寻根问底，核对史实。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地考察（正合ἱστορίη本义）的精神，为其后西方古典史家所效仿，并且发展成为西方史学研究者迄今所尊奉的一个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他通过比较各种说法之异同，从中剔除伪史，保存信史。他常常举出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说法，然后谨慎地作出选择，肯定其中一种他认为是最合理的解释。在不能断定史料之真伪时，或者存疑，或采取“客观主义”态度。另外，他还能初步运用追溯语源的办法来取得古代历史的史料。古代的城市、民族和国家的名称往往是从其建立者或始祖的名字派生而来。他推论说，波斯人的名称源自波塞斯（Perses），希腊人是从希伦（Hellen），多利斯人是从多鲁斯（Dorus）衍生而来的。

总的来看，希罗多德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指明其出处、来源并加以评述，有时甚至对那些流行的故事加以尖锐的批评和嘲笑。而每当他掌握了一种他认为更为可信的说法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摈弃其他的说法。但是，由于辨别真伪是以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依据的，因而有时对某些确凿的记载也会作出误判，譬如他一口否定腓尼基人曾经绕行非洲的说法，却恰恰证明了故事的真实性。无论如何，希罗多德用这样的方法，把调查研究和人类知识的范围推至业已逝去的未知世界。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希罗多德由于善于提问，是能够从报道者的δόξα（意见）中抽出ἐπιστήμη（知识）来的，因而也就能够在希腊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中获得知识”。

2．推陈出新的历史编年法。希罗多德在选择、排列、叙述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作出合理解释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认识时序对解释因果的重要性；时间序列的确定，有利于人们理解事件的发生、解释某个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希氏独辟蹊径，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做法是把在波斯帝国所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纪年统一起来，将东方年代学的记录同希腊名年官纪年法联系起来，然后再插叙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事情，从而清晰地确立了记叙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这种将同一事件在双方编年史上加以对照，确立其时间定位的方法，开拓了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解释历史的思路。

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亚、利比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时，非常巧妙地将这些国家的重大事件、历史人物与波斯帝国的统治者联系起来，从而说明其所处的时代。目前史学界关于吕底亚、米底、埃及、波斯等国的某些历史纪年，就是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推算出来的。虽然某些年代有不少失误，但总的来说其准确性已经得到公认。国内一位古波斯史专家指出：“研究米底的历史主要是依据希罗多德的《历史》的记述。希罗多德是一位谨慎的历史学者。在营救当时已被普遍遗忘的以往事件的限度内，他的记述是可靠的。”

事实上，希罗多德的时间观念是比较清晰、明确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历史》的前半部分是按照波斯帝国发展的年代顺序写作的，后半部分是按照较为严格的年代顺序写作的”。可见，“希罗多德在心中一定有自己的时间观”。在没有任何标准纪年方法的时代，为了恢复历史事件的年代顺序，希罗多德要克服诸多困难。为此，他以波斯帝国统治者的当政时间为主轴，参照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事件来编排年代顺序。事实证明，这种纪年方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方法。

希罗多德指出，居鲁士打败米底人而创立波斯帝国，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战死（I. 214）；居鲁士死后，冈比西斯继承了王位，他在位时间为七年零五个月（III. 1,66）；冈比西斯死后，“冒充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的那个穆护斯美尔迪斯平安地统治了七个月”（III. 67）；随后，大流士成为国王，“统治波斯的时间总共为三十六年”（III. 88; VII. 4）; “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继承了王位”（VII. 4）; “在大流士去世的第二年，薛西斯就出兵去对付那些叛离他的人们”（VII. 7）; “薛西斯在收复埃及以后的整整四年间，一直在募集军队，作出征前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未满第五年的时候，他率领着一支大军开拔出征了”（VII. 20）。

希罗多德所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确定其中某一事件的年代，其他的年代也随之可以解决。他提到，薛西斯大军是在春天从萨迪斯出发远征的，而希腊海军在取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之后，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在科林斯地峡修筑壁垒，工程即将告竣时，因为发生日食而突然撤退（IX. 10）。据近代天文学家推算，此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480年10月2日。由此可以确定波斯帝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波斯国王薛西斯进军希腊的时间在公元前480年春天至10月初。根据这个年代，可以较为准确地推算出波斯帝国前期王表：

 

居鲁士：公元前558—前530年在位

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2年在位

伪斯美尔迪斯：公元前522年（3月11日—9月29日）在位

大流士：公元前522—前486年

薛西斯：公元前486年继位，前480年御驾亲征希腊。

 

经过希罗多德创新的这种纪年方法，虽然算不上完美，但仍为后世许多史家所效仿。全书所记载史事的年代顺序基本准确，但是这种编年法不能给读者以明晰的时间概念，而且有些年代也有错误。随着考古学、亚述学的发展，现代学者根据其他资料就相关问题加以比对、补充和订正。

3．视野广阔的历史比较法。希罗多德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世界历史的发展纷纭复杂、丰富多彩，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希罗多德自然要对他耳闻目睹的各种文化加以比较，而首先是把希腊人的文化与非希腊人（异族人）的文化加以比较；其次是异族人之间以及不同方言、不同区域的希腊人的比较。如他在书中就埃及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广泛的对比（II. 35—36）。希罗多德的历史比较范畴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习俗等领域，较好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材料，这无疑是他在史学方法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希罗多德从中凝练出许多精湛而发人深省的历史训诫。同时，通过比较，可以把陌生神秘、光怪陆离的异族文化展示在读者面前，虽然希罗多德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还较为原始朴素，但依然是希罗多德构建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

4．真实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写作方法。《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巨著，开欧洲散文文学之先河。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古典历史学名著，而且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作者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把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希罗多德是一位故事大师，极善于编排故事：完美的背景、统一的格调及逻辑上的因果顺序，都使得他的著作常常显现戏剧性高潮。他的这种才能在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生动细腻的描写、多样的选材以及语言的简洁明快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历史》虽然卷帙浩繁，但是读起来依然让人觉得饶有兴味，毫无枯燥之感。后人称赞他的成就，说他将“严肃的科学内容跟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述方法结合在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

首先，从《历史》的写作方法和结构来看，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一个贯穿始终的骨架故事中，又嵌入了一个又一个插话故事，甚至插话之中再插话，环环相扣，形成引人入胜的“故事链”，而这种写作手法恰恰是东方文学的传统特色。希罗多德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以最巧妙的手法配置各种素材，将其安插到最适当的地方。由一个主题转入另一个主题，通常都是自然过渡。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历史》就是以希腊人和异族人的冲突贯穿起来的，中间穿插了很多内容，如关于斯基泰人的部分，单独看似乎是相对独立成篇的，而在全书的框架中，它只是一个特大“插话”。因此，希罗多德的著作看上去结构凌乱松散，普通读者往往会被这种表面上的“形散”所迷惑，而其全书的布局实际上是相当严整的，是名副其实的“形散神不散”。

其次，希罗多德能够娴熟自如地运用、搭配各种不同体裁的素材，这是他的独创。纵观全书，希罗多德具有超强的驾驭各种素材的能力，这使其著作中的插叙及插入的小故事配置得相当精妙，犹如希腊悲剧中的对话和合唱队的交替出现一样，更增添了《历史》的艺术效果。鲁斯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希罗多德独创了一种文学形式，他把对因果关系的合理分析和对历史事件的巧妙叙述融为一体，并确为古代所有其他史家所仿效”。

再次，《历史》的语言丰富多彩，词汇丰富，文笔华美，行文流畅可诵而有韵致。在述及传说逸闻之时，他使用了娓娓动听的民间故事语言；在表现宏大壮阔、情绪昂扬的场面时，他运用了阿提卡的悲剧词汇；在述说唇枪舌剑的论争辩难时，他采用了精巧的修辞学方法。《历史》之中不乏精彩的演说，这一点显然对修昔底德有直接影响，后世研究者对此往往有所忽视。总体而言，希罗多德的文体比修昔底德更为优美。此外，希罗多德还常常援引贤哲的名言或者格言，使其著作更富哲理。近代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赞赏希罗多德的作品，说他“有时是写给儿童看的，有时是写给哲学家看的”。

最后，希罗多德善于运用对比、对话来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或者揭示不同的风俗。他在描绘梭伦造访克洛伊索斯宫廷的情景时（I. 29—33），把夜郎自大、刚愎自用的克洛伊索斯和见多识广、聪明贤达的梭伦两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加以对照；他描述年迈多疑的米底国王阿斯泰亚基斯（Astyages），以映衬年轻果敢的波斯国王居鲁士；他把大流士即位时欢乐的场面与镇压叛乱时的惨烈场景相对比；在描写希腊人时，也运用比较的手法把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性格特征充分展示出来。这样，他笔下的国王、大臣、学者、医生、士兵等，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J. W．汤普森是这样评价希罗多德的历史文学成就的：

 

在所有曾经存在的历史作家中，希罗多德是最接近于不朽的了。公元3世纪撒摩撒达人琉细安（Lucian of Samosata）曾这样写道：“我虔诚地希望能够模仿希罗多德……他那令人愉快的风格，他那构思的技巧，他那伊奥尼亚语的天然魅力，他那万千警句构成的财富，或者是那成匹锦绣上的万千花朵中的任何一朵，如果学到手该多好啊！”

 

（五）首创历史叙事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古代的史书体例，大体有三种：以年代为中心的历史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传记体，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体。希罗多德开宗明义，申明其著作旨在调查研究（Historia），调研探究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人类学、制度研究、战争史。此前，编年体史著已经出现，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加以分类、梳理、考证，将其编纂成书，融入一个完整的体例之中，从而为后世的历史叙事体奠定了基础。这种体裁成为其后西方两千多年史著的正宗体裁。J. W．汤普森指出，“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却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

当然，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也有其时代局限，这与其自身经历有关。其一，希罗多德认为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主要表现为因果报应。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他认为因果报应的主要动力来自神祇、天命，但希氏明显更注重人事。其二，史料中有不少错误。《历史》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希罗多德不可能精通所有的知识领域。譬如他不谙军事，不善于描写恢宏的战争场面，这是他叙述军事活动时容易出错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在无法确认史料的可信度时，往往只是依据常识来判断其正确与否，因而也造成一些错误。如他断然否认腓尼基人环绕非洲航行的真实性，就是典型例证。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希罗多德本意只是把他所听到的传说记载下来，至于传说与历史真实之间有误差，那似乎不是希氏应该担负的责任。

希罗多德对后世西方史学影响深远，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重视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教育；二是注重实地考察；三是注重社会文化史；四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五是编纂体例经修昔底德的完善和发展，成为近代西方史书的正宗体裁。

四、几个相关问题

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们就希罗多德的成就和不足发表过各种各样的看法。自修昔底德以降，在欧洲学术界对希罗多德的批评之声不绝于书，而授予希罗多德“史学之祖”称号的罗马学者西塞罗，同时也称他为“谎言之祖”。古代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他们对希罗多德《历史》的误读。时至今日，关于希罗多德及其所记载的历史内容，他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研究者们的看法依然各不相同，这又牵涉到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总体评价。根据笔者的理解和研究，国内外学者曾经讨论的关于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许多问题，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某些几成定论的看法或许还值得重新推敲。以下仅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稍加讨论。

（一）关于《历史》的主题

在国内，讨论《历史》一书的主题似乎有些画蛇添足。国内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只要一提到希罗多德《历史》，往往随即就附加说明“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因此，希罗多德写作的主题即希腊人和波斯人（异族人）之间的战争，早已是不刊之论。希罗多德自己申明，要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这里的异族人，来自希腊文的“οἱ βάρβαρροι”（相当于现代英文的“barbarians”，通常被译为“野蛮人”或“未开化之人”）。然而，希腊文原意为“异语之人”，即“和自己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βάρβαρροι”就是指非希腊人，对于波斯人来说，“βάρβαρροι”就是指非波斯人，对于埃及人来说，系指非埃及人（II. 158）。这种称呼在某种程度上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gentiles”；也类似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鴃舌”之人（希氏在II. 57提到，多多纳的居民把异语之人称为“鸽子”，因为他们说话像鸟叫）。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个词尚无明显贬义。问题是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的争斗，究竟是不是流行于国内学术著作中的“希波战争”（波斯战争）的概念呢？

这里首先必须弄清“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概念。希罗多德著作中的“希腊人”“波斯人”，究竟具体指哪些人？笔者曾经把希罗多德著作中所有使用过希腊人和波斯人/异族人名称的地方都进行了查阅，结果发现希罗多德在使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在不同场合和语境下，往往有不同所指。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波斯人的概念，其内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民族的、地理的、历史的内容。

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希腊人”，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种含义：（1）原始的希腊人（指居住在北希腊弗提奥提斯[Phthiotis]等地的那些人，以下简称“希腊人I”）;（2）本土的希腊人（其地域大致和皮拉斯基亚[Pelasgia]相合，包括希腊半岛以及附近岛屿上的早期居民，以下简称“希腊人II”）;（3）世界各地的希腊人，即居住在欧罗巴、亚细亚、利比亚各地所有的希腊人（即所谓希腊世界的希腊人，以下简称“希腊人III”）;（4）有时用以特指某地区、某城市、某方言区或某一位“希腊人”。

而《历史》中“波斯人”的概念，至少有四种含义：（1）“波斯”的波斯人，即波斯最初兴起之地的波斯人（以下简称“波斯人I”）。这里的“波斯”明显是指与“波斯人I”相合的地域。（2）波斯帝国的波斯人，他们常常被希腊人混称为“米底人”（以下简称“波斯人II”）。随着波斯领土的不断扩张，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的波斯人被派往帝国各地。（3）泛义的波斯人，即包括波斯人在内以及被他们征服、统治的诸民族，即所谓“异族人”。《历史》开宗明义要探讨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纠葛及其原因，这里的“异族人”，显然是泛指非希腊人，而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与波斯对外征服和扩张的过程同时扩大的，它包括波斯统治下的巴比伦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印度人等许多非希腊语民族，甚至一度包括那些投靠到波斯人一边的希腊人（以下简称“波斯人III”）。（4）有时用以特指某地区、某城市或某一位“波斯人”。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有多种“组合”，而且在“波斯人III”之中，有时也包括居住在波斯帝国境内（如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或者在波斯统治者强制之下而从命出征的希腊人（如爱琴诸岛和希腊本土的某些人）。因此，希罗多德所说的希腊人和异族人的丰功伟绩显然是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全世界的居民；而作者强调了希腊人和异族人的冲突，这里主要指“希腊人II”和“波斯人III”之间的冲突。这就是说，希罗多德心目中的“希波战争”大致是指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与以波斯人为首的诸多异族人之间的战争，而“波斯人III”当中一度还包括“希腊人III”和“希腊人II”的一部分。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希罗多德为什么在历史著作一开始（I. 2）就说：“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个很地道的波斯人的概念，认为很久以前腓尼基人的那些劫掠行为，开启了一系列祸端。因为在波斯人的心目中，亚细亚自古以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随后，希罗多德（I. 4）又指出，“但是接下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在他们未对欧罗巴发起任何袭击之前，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侵亚细亚了。”这里是指希腊人所发动的特洛伊战争。如果按照波斯人的看法，是腓尼基人最早惹下的祸端，但是那似乎不是什么不义之举（劫掠女子），而真正可以称得上战争远因的，就是希腊人入侵亚细亚，就是侵略了波斯的领土，或者至少是曾经侵略过波斯人的“领土”。后来，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爆发波斯战争。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所谓“希波战争”（波斯战争），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和异族人（非希腊人）之间的“世界大战”；而这里的异族人（非希腊人）之中有时又包括一部分希腊人。同样，希罗多德《历史》前半部分的丰富内容，并非枝蔓丛生的“战争背景”，而恰恰就是他的主题（他还不止一次指出他所写的某些内容是题外话）。希罗多德自始至终都是从波斯人的视角来理解这场战争的，波斯人离开了欧罗巴，退回亚细亚，就是退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了。这就是说，波斯人在欧罗巴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攻下，自然就是双方战争结束的明确标志。据此我们可以确信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二）波斯战争的起因和结束时间

如上所述，在希罗多德著作中，按照他对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理解，所谓“波斯战争”，大致可以按两个层面来理解：（1）狭义的波斯战争，即通常我们学术著作所说公元前500年开始、前479年结束的那场战争；（2）广义的波斯战争，泛指历史上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的各种武装冲突。现代研究者一般按第一层面理解波斯战争，而希氏则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波斯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雅典人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伊奥尼亚人）起义，而波斯人借机报复。事实上，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起义之前，已被波斯人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是隶属于波斯帝国的臣民，雅典人支援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暴动，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在波斯人看来，都是对波斯帝国事务的干涉和对帝国边疆地区的袭掠。对于帝国的主人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如果任凭域外的弹丸小邦在帝国境内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那帝国秩序如何维持？因此，从波斯人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的直接起因，就是雅典人对波斯领土的入侵和袭掠。

当然，客观地说，波斯战争的真正起因，是波斯人对外侵略扩张。毋庸否认，对外扩张和征服是奴隶制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方式，古代世界奴隶制诸强国的兴起，概莫能外。不过，举凡对外战争，侵略者往往总要寻求莫须有的理由或者借口。波斯人是如此，雅典人或马其顿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必须注意到，雅典自梭伦改革以后，公民集体内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已经逐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虽然在扩张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值得一提的是，雅典人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不久，即击败卡尔基斯（Chalcis）人，并且在卡尔基斯的领土上安置了4000名殖民者。不过，雅典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他们在陆军方面要想与老牌霸主斯巴达抗衡，尚需时日。数年之后，米利都人领导了一场反波斯的暴动。对其时东地中海及周边国际形势不甚了解的雅典人意识到这是向外发展的大好机遇，他们贸然出兵亚细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关于《历史》一书是否完成，近代以来研究者们大致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希罗多德写到普拉提亚和米卡列战役便戛然而止，希腊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结束，该书至此理应告一段落；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的结尾实在算不上完美，而且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远未结束，只不过是转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已。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说是因为作者的遽然离世，似乎和修昔底德的经历颇有些类似。

这两种观点看来都有相当的道理，但又都存在一些缺陷。我们不妨稍加分析。波斯战争是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波斯人是战争的发动者，是矛盾冲突双方的主要一方。因此，波斯战争何时结束，首先要看波斯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地站在希腊人角度去观察思考这个问题，故而才有前一种观点的出现，并且相当流行。而后一种观点则是枉顾历史上冲突双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观察该历史事件，从而出现不应有的偏差。其实，当希腊人攻克波斯人在欧罗巴的最后一座据点时，希腊人认为战事已经结束，希腊反波斯联盟的盟主斯巴达人不再主持对波斯的战争，就是明证。如果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尚在持续，那么整个公元前5世纪都没有完全停止，直至公元前4世纪末，难道这也可以定为波斯战争的第三、第四甚至第五阶段吗？

如上所述，希罗多德把公元前479年年底希腊人攻占塞斯托斯作为波斯战争的终点，符合他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古代作家修昔底德和晚后的演说家等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提及波斯战争时，在时间上都是有特指的。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著作，大都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前479年。而国内的著作，通常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定在公元前449年的所谓“卡里阿斯和约”。这样，许多学者进而认为，希罗多德仅仅记载了波斯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罗多德的著作，没有完整记载波斯战争的全过程。对此，我们不敢苟同。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公元前449年，据说雅典人卡里阿斯（Callias）与波斯人签订了一个和约，史称“卡里阿斯和约”。多年来，学术界对该和约签订的时间以及是否确有其事一直都颇有争议。这主要是因为修昔底德在其历史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及此事。修昔底德（I. 23）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决出了胜负。”事实上，在希罗多德以及其他希腊人的心目中，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其结束的突出标志就是希腊人把波斯人赶回了本土（亚细亚），而不是双方签订一个什么和约。况且希罗多德有时间、也有热情继续写下去，希罗多德写到这个时间，显然是他自认为已经完成了写作任务，达到了写作的目的。据此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全书至此结束完全符合作者写作的初衷，《历史》无疑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三）对希罗多德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

希罗多德是一位划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学等很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缺点的关注似乎超过了他的成就。他用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探究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都明显存在着褒修昔底德，贬希罗多德的倾向。突出表现是，对于修昔底德继承其前辈的优良传统往往轻描淡写，对于修昔底德批评希罗多德的只言片语则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甚至有所夸大。例如，人们往往注意修昔底德著作中记载或编写了许多精彩演说，其实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的舌辩之士也不乏高论；又如，虽然与修昔底德相比，希罗多德不太善于描写战争的场面，但是希氏叙事、讲故事的才能更胜一筹；再如，人们注意到修昔底德对神谕的批判，同时强调希罗多德对神谕很崇信，然而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希氏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对神谕作了某种否定：最崇信神谕并且最慷慨敬神的克洛伊索斯，反而遭到神谕的最严重愚弄，以至于痛失爱子、身败名裂；希氏在VII. 188—190对于风暴起因及后果的分析，说明他对神意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希罗多德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探究的是全人类之事，而修昔底德主要着眼于希腊人的世界。此外，希罗多德颇具批判精神，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如希罗多德（II. 99）指出：“以上所谈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民族认同意识实际上是逐步形成的。超越城邦的泛希腊民族认同意识，必然是与城邦范围内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互为消长的。在城邦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城邦公民的集体意识，而不是所谓“希腊民族”的民族意识；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切不可因为希腊诸邦相互援助而把雅典人或其他希腊人想象为无私的国际主义者。希罗多德提供了确当的历史证据。马拉松战役阵亡者尸骨未寒，雅典人便迫不及待地对外扩张。在希腊抵御波斯入侵的联盟成立之后，“希腊使者求援，其他各邦各自心怀鬼胎，没有愿意出兵相助的”（VII. 165—169）。这些城邦之所以静观其变，其目的无非是对于交战双方都可以作出圆满的交代。因此，希腊诸邦内政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扩大本邦的利益，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谓“希腊全民族”的利益。

如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波斯人的开疆拓土之功，客观上加强了近东地区诸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人们对古代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波斯大军，浩浩荡荡，途经之地，弃石即可成山；人畜饮水，河流顿时干涸；仓皇撤军时，吃野草，啃树皮，艰难跋涉，终于重返亚细亚。在他看来，这些情况如同修筑金字塔、迷宫一样，都是值得惊叹的，而希罗多德实际上是以赞叹的口吻来记述这些人类业绩的。

应该看到，希罗多德著作内容广博，这同时也是他“错误百出”的重要原因；如若按照某些近代研究者的设想而压缩叙述主题，肯定可以少犯错误。传统认为他在叙述史事的时候，枝蔓横生，偏离主题，殊不知很多被认为偏离主题的内容，恰恰就是其正题的内容。

希罗多德招致指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虽身为希腊人，却并未自始至终地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写作，相反，他的立场多变，常常批评希腊人，甚至站在异族人甚至是希腊人的仇敌波斯人的立场上撰写他的著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甚至在那些习惯地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中国学者看来，他的这种做法都是难以接受的。其实，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客观求实、秉笔直书的体现。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称道的修昔底德史学的客观主义思想，必须根据历史事实重新加以审视。

希罗多德的“世界性”视野，显然是植根于波斯帝国这个“世界级”的帝国。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世界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希罗多德也是第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及其对人类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世界文化宝库里一份绚丽多彩的宝贵遗产。

五、关于《历史》的抄本、校勘本、注释本和译本

（一）主要抄本和校勘本

一般来说，抄本主要包括纸草和手稿两类。希罗多德著作现存的主要纸草和手稿如下：

以上手稿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佛罗伦萨系列和罗马系列。前者主要包括手稿A和B，后者主要包括手稿D、R、S、V。其他手稿被认为介于两个系列之间，具体说来，手稿C和E与手稿A、B更吻合，而手稿P更接近于手稿D、R、S、V。对手稿重要性的判定不同的校勘者们也存在一些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佛罗伦萨系列具有相对的优越性，但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两个系列都很重要。迄今发现的希罗多德手稿A年代最久，约10世纪；而发现的纸草最早的年代为公元1世纪。

校勘本建立在纸草和手稿的基础上，是文本研究的前提。近代以来，西方古典学者在对古代抄本精心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多种校勘本。目前较为常见的希罗多德《历史》的古希腊文校勘本主要有三种，分别属于：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比代古典丛书（Collection Budé）和托伊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

1．牛津版希罗多德校勘本由修德（C. Hude）校勘，两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08年首次出版，1927年第三版。前言用拉丁文撰写，对主要的手稿和纸草进行了概要介绍，正文为古希腊文文本，正文下方是校勘记，没有译文。在正文之后附有名词检索表，人名、地名合在一起编排。虽然出版年代较早，但牛津版希罗多德校勘本是英语学界最为常用的版本。

2．比代版希罗多德校勘本由勒格朗（Philippe-Ernest Legrand）编订，他不仅独自完成了文本校勘，而且进行了全书的法语翻译，共有11册，由美文出版社（Les Belle Lettres）于1932—1954年出版。希罗多德《历史》的每一卷为一册，左页是法译文，右页是希腊文，希腊文正文下方有校勘记；另外，还有单独的两册，分别为“导论”和“索引”。文本正文基本沿袭了牛津版校勘本，但校勘记更为详尽，与牛津版最显著的一个差别是卷首语中采用了“图里伊的希罗多德”这一说法。

3．托伊布纳版希罗多德校勘本由罗森（H. B. Rosén）编订，两卷本，由德古意特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分别在1987年和1997年出版，没有译文。希腊文正文下方不仅有详尽的校勘记，而且列出了相关文本被后来古代作家引用的出处及摘要，还包括古代学者编订的评注（scholia）和词汇（Λέξις）。需要指出的是，托伊布纳版校勘本虽然出版时间较晚，但在一些文本的判断上存在争议，所以没有完全取代牛津版校勘本。

（二）常见的注释本和英译本

国际古典学界不仅对希罗多德文本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历史》的解读也正在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了解已有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查阅注释本，最为常见的希罗多德全书注释本有两种。

1．由豪（W. W. How）和威尔斯（J. Wells）编订的《希罗多德历史注释》（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ces）。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12年出版，1928年进行了修订，纠正了一些错误，同时补充了一些注释，并增加了一篇长文《波斯战争中的武器、战术和战略》（“Arms, Tactics, and Strategy in the Persian War”）。它分为两册，涵盖了《历史》所有九卷内容。该注释本所依据的校勘本是牛津版。

2．由奥斯温·穆瑞主编的注释本《希罗多德历史注释（全四卷）》（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IV）。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此前，大卫·阿舍里（David Asheri）等人编订了新的校勘本（Roma: Fondazione Lorenzo Valla, 1988—2006），每册正文后边附有意大利文评注。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其评注部分翻译成英文后出版，目前只出版了一册，包括《历史》前四卷。编订者在英译过程中，对评注内容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反映了希罗多德研究的新近成果。

随着对希罗多德著作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文本进行重新翻译和解释的成果也日益增多。百余年来，出版过多种英、法、德、意、俄、日、波兰等现代文字的译本。最为常见的英译本有：

1．乔治·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的译本。译者乔治·罗林森乃是发现、解读《贝希斯敦铭文》的亨利·罗林森（H. C. Rawlinson）之胞弟。兄弟二人对古代东方历史文化皆有精深研究，他们与J. G．威尔金森爵士（Sir John Gardiner Wilkinson）合作翻译希罗多德全书（4册）于1858—1860年出版。后来历经多次修订，被收入《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1988）第六卷。该译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希罗多德著作的一种标准译本。该书新近版本参阅《人人丛书》本（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salind Thomas,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97）。

2．哥德利（A. D. Godly）的译本。它是“洛布古典丛书”中的英译文。译文忠实流畅。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20—1925年首次出版，之后屡次修订，共分为四册。尽管出版时间较早，但该译本仍然被研究者们所重视。

3．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的译本。它是“牛津世界经典”（Oxford World's Classics）丛书中的一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译者本身曾翻译过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他的希罗多德译文经常被研究者引用。该译本附有注释和索引，对读者有一定帮助。

4．安德烈·珀维斯（Andrea Purvis）的译本，亦即由罗伯特·斯特拉斯勒（Robert B. Strassler）主编的《地标希罗多德》（The Landmark Herodotus）译文。该译本力求与希腊文原文对应，尽量保留原文的句式结构和叙述风格。此外，在页边有提示性摘要、年代以及丰富而精美的插图，绝大部分地名都在地图中加以标识。书后的若干专题论文和检索表对了解希罗多德著作的研究状况大有裨益。

徐松岩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