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后澶渊时代：太平幻梦及其破灭

第一章　狂欢：天书封祀的缘起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907年，伴随着唐王朝的正式灭亡，天下再度分崩离析。中华大地上，北方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史称“五代”，南方则先后诞生了前后蜀、吴、楚、南汉等一系列割据小政权，史称“十国”。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重新开启了统一进程。

不过，对宋朝统一大业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同样随着唐王朝覆灭而迅速崛起的塞北契丹（辽）政权。公元936年，后唐太原守将石敬瑭与朝廷决裂，向契丹求援，最终借助辽朝的力量取代后唐，建立后晋，因此割让燕云十六州于契丹。所谓燕云十六州，包括五台山以北、以大同为中心的山西北部，以及雄安以北的京津冀地区。从此，河北地区失去了抵御游牧骑兵南下的天然屏障。这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没有石敬瑭的这一举动，两百年后女真南下灭亡北宋，三百年后蒙古继续女真的脚步南下灭亡南宋，都可能不会发生。

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对北方的强大对手辽朝非常重视，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将收复燕云放在计划的最后，终其一生也没能等到出师北伐的一天。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于公元979年亲自率军讨伐北汉，消灭了长城以南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后，移师燕云，结果大败而归。七年后，宋军再度北伐，同样丢盔弃甲，铩羽而返，从此太宗打消了收复故土的念想。

公元997年，宋太宗辞世，其子真宗赵恒继位。此时宋辽两国，关系颇为紧张。虽然真宗和其父晚年一样，并无意强取燕云，但因为此前宋人两度北伐造成的不信任感，契丹铁骑频频南下河北，扫荡掳掠，施以报复。不过，尽管辽朝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不时突破宋军边防，进入河北腹地，但始终无法摧毁河北宋辽边界宋方防线，只能骚扰一番后退出了事。

公元1003年，宋真宗的心腹宠臣王继忠在河北战场被契丹俘获，供出了宋军在河北的军事布置、应敌方案等重要情报。于是第二年秋天，契丹大军在太后萧氏、辽圣宗、权臣韩德让统领下，不与宋朝主力纠缠，冒险深入，直奔黄河。一旦渡河，大宋首都东京汴梁就近在眼前了。这种情况下，颇有英气的真宗御驾亲征，也来到了黄河岸边，踏上了前敌第一线。

两军对垒，是否决战对双方而言，都是生死存亡的抉择。对宋朝来说，稍有闪失，皇上可能被掳，首都可能陷落。而就辽方而言，战败的结果同样可怕，不但契丹大军回不了塞北，政权的三个主要掌舵人也将沦为阶下囚。就这样，公元1005年初，冷静的双方终于走出了宋朝两度北伐带来的信任危机，缔结了澶渊之盟，迎来了双方都渴求的和平局面。[1]

一、天书封祀的意涵

北宋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真宗向文武百官宣布，去年十一月底，玉皇大帝曾派使者降临，专门来见他这位人世间的主宰，告诉他，如果下个月在宫中正殿举行一个月的祭祀，玉皇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从十二月初一开始，真宗就遵照神灵的旨意行事。果不其然，今天在左承天门发现了挂在屋脊一角的天书！

于是，这一年的年号被改为大中祥符元年。一场延续十多年，直到真宗仙逝才告终结的盛大闹剧就此在锣鼓喧嚣中开场。

同年，天书又两次降临人间，一次还是在宫中，一次则是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作为名山之首的泰山。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也就是祭祀天地，被认为是天下太平的标志、帝王最荣耀的盛事之一。秦始皇、汉武帝之后，有机会享受这一荣光的皇帝，仅有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宗李治，和开元盛世中的唐玄宗李隆基。如今，天书的到来，让旷隔两百多年的盛典变得顺理成章。十月，宋真宗封禅泰山！寂寞的泰山终于又一次迎来了高光时刻——可惜，这是最后一次了。

从此，在当朝宰相带领下，举国若狂，各地纷纷出现奇花异草、一茎双穗的所谓嘉禾、枝条长到一起的连理木，甚至黄河变清等种种祥瑞（象征吉祥的灵异事物）。

三年后，真宗又在国民的请求下，来到汉武帝修建了后土祠的山西汾阴（今万荣县），再一次仿效唐玄宗，以极其隆重的仪式亲自祭祀后土地祇。

此后，一波又一波新的发现，不断将运动推向新的高潮。[2]

文献中，对天书封祀（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的缘起，有明确的说明：

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3]

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曰：“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缪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上曰：“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钦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也。”上曰：“何谓大功业？”钦若曰：“封禅是已。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4]

寇准是北宋前期的名臣，澶渊之盟中立有大功。第一则记载是说，他的对头王钦若为了排挤寇准，刻意在真宗面前贬低澶渊之盟，称之为“城下之盟”，即被对手逼到墙角，不得已之下树了白旗，换来的所谓和平条约。澶渊之盟能被比拟为城下之盟，是因为当时辽军深入宋朝腹地，真宗以“万乘之贵”亲临黄河岸边的澶州时，契丹大军就在城下。据说，在王钦若的提醒下，原本因澶渊之盟得意扬扬的真宗一下子变了脸色，话都说不出来了。

第二则记载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王钦若为了掀翻政敌寇准，诋毁澶渊之盟，让宋真宗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为了帮助皇上重新振作，王氏出了个主意，建议举行封禅大典，以此“夸示戎狄”，洗刷耻辱，用盛典向契丹证明，宋朝才是真正获得天命的正统所在。不过，封禅得有理由，最好是天降祥瑞，“希世绝伦之事”。就这样，天书出炉了。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相信以上记载，认为天书封祀是做给以辽朝为代表的四夷看的，是为了消解城下之盟的屈辱，重新树立大宋的伟大形象。但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这一看法，发表了修正意见。邓小南指出，从天书记载的内容看，其意义“不仅在于慑服北使（鹄按：澶渊之盟后逢年过节来宋朝的契丹使者）乃至外夷，更是要告谕海内，宣示给自己的臣民”。“对于赵恒来说，太祖建立的大宋皇权的权威，有必要再度向臣民隆重证明。”[5]张维玲则将这一事件放在五代宋初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有力地证明了天书封祀是宋初君主走出五代、重塑太平盛世的关键一环。[6]这些研究事实上将天书封祀中的辽朝因素挤到了边缘，为我们展现出这场运动的真正渊源与动力，从而为自北宋中期以来这段历史阅读者的普遍困惑——为何以宰相王旦为首的朝中君子不仅没有阻止，反而积极参与其中——提供了较合理的答案。

不过，即便是被削弱的契丹角色，在天书封祀的阐释中依然是个不谐之音。太平盛世并非可以任意塑造。张维玲指出，虽然宋太宗数度欲行封禅，终因时局不符合太平的条件而作罢，而真宗朝与辽国以及割据夏州（今陕北榆林）的党项势力达成了和平，才使封禅得以可能。[7]那么，到底真宗朝宋人如何看待澶渊之盟？如果盟约被视为屈辱的城下之盟，天书封祀的目的之一（即便只是之一）是夸示四夷，以此为遮羞布，那所谓的太平无非自欺欺人而已。我们就仍然必须追问：王旦等君子为何如此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追逐皇帝新衣的荒唐闹剧？

笔者曾对澶渊之盟的过程做过详细分析，指出真宗没有畏懦怯战，表现可圈可点，并无屈辱可言。[8]本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盟约签订后宋朝君臣对盟约的看法。

事实上，澶渊之盟后，北宋朝野上下，举国欢腾，普遍相信安史之乱引发的混乱局面，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至此才真正终结，可与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已经到来。东封西祀并非粉饰太平，而是真心实意的庆典。

二、时人的认识——屈而不辱

为人深信的天书封祀起于城下之盟说的证据，除了上引记载外，在史料中找不到其他有分量的佐证。对于上引记载的真实性，杜乐已表示出疑虑。[9]而笔者以为，此事断不可信。

王钦若构陷寇准说要想成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澶渊之盟的主角是寇准，而非真宗本人。但笔者此前已揭示出，虽然一度出现过短暂且合情合理的犹疑，真宗表现相当果敢，从亲征到盟约，都是他本人的主动决策。寇准固然立有大功，但也不过是辅助真宗而已。那么，王钦若诋毁澶渊之盟，就等于当面扇真宗一个大耳光。这，可能吗？

再者，澶州城下，主动权在宋而不在辽，宋方可战可和，形势对契丹更为不利。是真宗主动选择了求和，是双方都有意求和，而非宋人在辽军武力威胁下不情不愿地签订屈辱和约。即便和约已定，契丹仍不无惶恐，生怕退兵之际被宋军围堵追杀。[10]当时也的确有武臣请求阻截辽兵，但真宗没有采纳其建议。[11]此举并非出于懦弱畏敌，而是顾全大局。事实上，对于退兵之际劫掠宋朝百姓的契丹部队，真宗下令予以痛击，并与辽方交涉，要求释放所掠宋人。契丹因此约束部队，规规矩矩退出了大宋疆土。[12]

近四十年后，辽朝乘西夏叛乱之机要挟宋朝，名臣富弼为此出使契丹。面对辽主，富弼有这样两句话：“北朝（契丹）忘章圣皇帝（宋真宗谥号）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无得脱者。”[13]这是说，如果当初真宗采纳武将的建议，在澶州到宋辽边境这近千里的路线上，层层设防，契丹大军恐怕会全军覆灭。要知道，这是谈判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岂不弄巧成拙？

又过了三十多年，宋神宗在位时，宋辽发生边界纠纷，皇上向元老重臣征求意见。曾经担任宰相的曾公亮认为不能让步，如果因此谈判破裂，契丹入侵，宋朝完全有能力抵抗侵略者。为了鼓起神宗的勇气，曾氏举澶渊之盟为例，称当时辽军“一遇（真宗）亲征之师，狼狈请盟，若非真宗怜其投诚，许为罢兵，无遗类矣”。[14]试想，如果澶渊之盟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而曾公亮颠倒黑白、编造谎言，他就不怕谎言一旦被戳穿，反而会提醒神宗契丹很可怕吗？

随后，宋朝派出大科学家沈括去辽朝谈判。沈括当面斥责辽人不义，指出：“往岁北师薄我澶渊，河溃，我先君章圣皇帝不以师徇，而柔以大盟。”[15]强调当时形势对契丹非常不利，如果不是真宗主动选择了和平，辽军命运会很悲惨。与富弼相似，沈氏在外交场合提及此事，若是无稽之谈，岂非自取其辱？

要之，富弼、曾公亮、沈括三人的说法，容有夸张之嫌，但无疑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的：澶渊一役，宋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差，辽方的处境更为凶险——孤军深入千里，顿兵坚城之下——对宋而言，盟约的签订谈不上屈辱。

而史书记载王钦若进谗言诋毁寇准之后，面对辽使时，宋真宗仍然表现得非常平和与自信。就在天书降临的前夕，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契丹使者耶律元在东京汴梁招待外国使节的宾馆中，每天都能听到宋军操练的战鼓声，宋方接待人员恐怕引发外交争端，搪塞说，这是民间在演戏，在大摆宴席。消息传到真宗耳中，他对宰相说：“不若以实谕之。诸军比无征战，阅习武艺，亦国家常事耳，且可以示无间于彼也。”[16]皇上的意思是，不妨实话实说，现在两国和好，宋军不用再出征打仗了，就必须保持演习，这是一个国家军队的正常状态，并非是为进攻辽国而备战。真宗认为，坦诚相待，反而能增进双方的互信。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真宗不卑不亢，完全不像一个内心有浓重阴影、马上要着手一项旨在挽回面子的自欺欺人的荒唐事业的人。

后来，在天书封祀运动如火如荼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山东登州（今蓬莱）的地方官向朝廷报告，已经断绝与宋朝朝贡关系多年的高丽，突然派遣使者跨海来到登州，声称要到宋廷朝贡。地方官不知所措，请求中央指示。宋真宗召集宰执商议。王旦说，高丽历来是中原王朝的附属国，契丹崛起后被辽朝控制，与大宋断了来往。现在宋辽和好，高丽主动来朝贡，应该允许使者到京城来朝见皇上，契丹方面一定不敢有什么非议。而且使者离开高丽时，辽朝一定已经获知此事，如果契丹使者问起来，可以坦诚相告。

王钦若则有顾虑，高丽主动上门，恐怕是辽丽关系出现问题的缘故，如果允许高丽使者来京，时间上正好会撞上辽朝使节，难保不发生事端。但王旦坚持认为，四夷来中国朝贡，再正常不过，至于辽丽之间产生嫌隙，那是两国自己的事，宋廷保持中立即可。

最后，真宗夸奖王旦“卿言深得大体”，在京城正式接待了高丽使者。[17]如果真宗心虚，以澶渊之盟为耻，不大可能如此胸怀坦荡，不在契丹面前遮掩宋朝与高丽的交往。

澶渊之盟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宋辽皇帝兄弟相称，两国遵循严格的平等礼仪进行交往。其二，宋朝每年交付辽方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作为契丹放弃“关南”领土的补偿。所谓关南，是指石敬瑭所割燕云十六州中，后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9年（即宋朝建立前一年）北伐时夺取的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

虽然宋方做出了巨大让步，但在当时人看来，虽屈而不辱。堂堂天子，与北狄平起平坐，靠岁币换取和平，固然不是荣耀，然征诸历史，中原王朝称臣外夷，不乏其例，大宋与契丹兄弟相称，算不了什么。而中原与外夷交往，历来是赔钱的买卖。汉初对匈奴，同样靠岁币买和平，刘邦死后主掌朝政、威风八面的吕后仍不得不忍受奇耻大辱。而澶渊之盟规定，三十万金帛“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18]因为双方遵循严格的对等原则，宋朝只负责将岁币搬运到边境雄州（宋辽河北边境最重要的城邑，今河北雄县），由辽方自己来取。也就是说，至少在形式上，岁币的交纳并没有以弱事强的谄媚味道。

事实上，直至庆历增币发生之前，双方使节往来严格遵循平等原则，虽然偶有斗法，但宋人有礼有节，契丹并没有占到便宜。与汉唐初年向北狄屈膝相比，宋人没有理由感到羞耻。更何况，岁币并非无偿付出，而是辽朝明确放弃关南故地的补偿，对宋人而言，收获不可谓不大。澶渊之盟后，宋朝下层官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大臣普遍表示支持。

景德二年（1005）二月，曾于太宗、真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的吕蒙正，向真宗请求离开汴京，回老家洛阳养病。真宗召见慰问时，吕蒙正说：“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19]宋朝前期，三度拜相的，除了宋初名臣赵普外，就只有吕蒙正了。[20]这样一位元老重臣，对澶渊之盟评价很高。

景德四年十一月，天书降临前夕，真宗与枢密使王钦若、枢密副使马知节等谈到外患，马知节说：“西、北二方，久为外患。今契丹求盟，夏台请吏，皆陛下威德所致。”[21]所谓夏台，即割据夏州的党项李氏。宋辽澶渊之盟后，李氏也俯首称臣（详参下章及其附记）。马知节是王钦若的死对头，他在王氏面前如此颂扬澶渊盟约，却没有见到王钦若反驳。

同年十二月，真宗对宰执谈道：“比者，武将戎臣，多言与契丹和不便。”说武将对澶渊之盟颇有异议。而宰相王旦指出，文官中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但王旦同时强调，国家与契丹讲和三年了，士兵不用再上战场拼命，朝廷省下了巨额开支，而河北的老百姓也不用再为军队后勤疲于奔命了，对各方的好处都非常明显。副宰相冯拯则说：“边方不宁，武臣幸之以为利。”[22]认为武将之所以反对和议，是因为边境安宁了，武将们就缺少了立功的机会。

王钦若需要进谗言，才能打击寇准，这种说法本身也暗示当时舆论并不以澶渊之盟为耻。相反，泰山封禅大典完成后，王旦评论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昨陛下登封告成，天地助顺，盖人事和而天象应也。”[23]每年交给辽朝的岁币，不过是和议前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一，而宋朝人民，尤其是河北老百姓，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王旦指出，封禅庆典能顺利完成，没有出现异常天气或其他干扰性的异常事件，离不开老天的帮忙。而老天所以赐福，是因为“人事和”，即澶渊之盟的达成给大宋带来了一片祥和。

张其凡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天书封祀）闹剧的发生，与中唐以后二百多年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澶渊之盟后，“困扰中原士民二百多年的内乱外患，均告消除，社会进入了二百多年来从所未有的和平安定时期”。太平盛世成了当时人的共识。[24]

宋神宗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提到真宗封禅泰山时说：“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虏，犹间入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余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25]意思是，天宝末年，天下大乱。真人（赵匡胤）建立宋朝，平定天下，但西、北两方面还分别存在夏州割据势力与契丹辽国，不时入侵。到景德元年离天宝末年二百五十多年了，才与契丹实现和平，党项李德明也接受了宋朝臣属的地位，从此不再有战争，天下的老百姓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一直到今天。曾巩认为，通过澶渊之盟，真宗为唐玄宗末年安禄山叛乱引发的长期动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正是因为澶渊之盟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真宗才会去泰山封禅，向天地报告喜讯。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真宗朝君臣上下，举国若狂，最初都毫无保留地投身庆典。[26]也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真宗在天书封祀运动中，亦步亦趋地效仿唐玄宗。[27]道教信仰固然是原因之一，宋真宗以此宣示天下，开元盛世再度降临，也是关键。二百五十年纷乱，终于彻底结束了。对于澶渊之盟，真宗恐怕很得意。

但历史的吊诡是，约四十年后，庆历增币打碎了盛世幻象。在契丹赤裸裸的落井下石、恐吓要挟面前，宋人感到了屈辱。增币之后，富弼因谈判有功晋升翰林学士，但他坚决拒绝，理由是：“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讨元昊（李德明的儿子、反叛的党项首领），未暇与敌角，故不敢以死争尔。功于何有，而遽敢受赏乎！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28]虽然一矢未发，一兵未交，庆历增币才是真正的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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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丹自建国至澶渊之盟，与中原政权的历史纠葛，详参拙作《南望》。

[2]　天书封祀的详细经过，可以参考汪圣铎：《宋真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7—142页。

[3]　《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62，真宗景德三年二月戊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89页。

[4]　《长编》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第1506页。关于此事的不同记载，参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以“天书”和玉皇、圣祖崇拜为切入点》，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第57—58页。

[5]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16—317页。

[6]　张维玲：《经典诠释与权力竞逐——北宋前期“太平”的形塑与解构（960—1063）》，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15年，第23—40页。张女史惠赐大作，谨致谢忱！

[7]　张维玲：《经典诠释与权力竞逐》，第35—40页。

[8]　林鹄：《南望》，第258—287页。

[9]　杜乐：《宋真宗朝中后期“神圣运动”研究》，第58—59页。

[10]　《长编》卷58，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戌，第1292页。

[11]　《长编》卷58，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第1293页；乙未，第1297—1298页。

[12]　《长编》卷58，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庚寅、甲午，第1294、1296页。

[13]　《长编》卷137，仁宗庆历二年七月癸亥，第3283—3284页。

[14]　《长编》卷262，神宗熙宁八年四月丙寅，第6397页。

[15]　《长编》卷265，神宗熙宁八年六月壬子，第6497页。

[16]　《长编》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第1509页

[17]　《长编》卷83，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月丁巳，第1898页。所引史料涵盖了“后来，在天书封祀运动如火如荼的大中祥符七年”至此处“在京城正式接待了高丽使者”这三段内容。为了避免繁琐，没有在每段话的末尾或每次直接引文出现时一一出注，而是在相关内容叙述完毕后一次性出注。本书自始至终采用这种出注方式，甚至有时会出现对所引史料进行转述、分析长达五六段后才出注。下面不再一一说明。

[18]　《长编》卷58，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李焘注引景德元年誓书，第1299页。

[19]　《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丁未，第1320页。

[20]　《宋史》卷265《吕蒙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48页。

[21]　《长编》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第1505—1506页。

[22]　《长编》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第1514页。

[23]　《长编》卷70，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第1578页。

[24]　张其凡：《宋真宗“天书封祀”闹剧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载《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190页。

[25]　《曾巩集》卷30《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41页。

[26]　《长编》卷68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四月甲午条（第1530—1531页）载：“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杨亿草诏，有‘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等语，上曰：‘朕不欲斥言前代帝王。’遂改云：‘朕之是行，昭答玄贶，匪求仙以邀福，期报本而洁诚。珪币牲牷，并资丰备，服御供帐，悉从减省。’”何冠环据此以为，杨亿是在“婉转地提出异议”。（《论宋初功臣子弟马知节（955—1019）》，载《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其说似不可从。细揆文意，“不求神仙，不为奢侈”应当是杨亿“斥言前代帝王”，借以歌颂真宗之语。又《长编》同卷是月戊戌条（第1532页）云：“（上）命皇城使刘承珪、龙图阁待制戚纶、崇仪副使谢德权计度封禅发运事。纶上疏言：‘臣遐览载籍，验天人相与之际，未有若今炳焕者也。请诏侍从大臣，摹写祥符，勒于嘉玉，藏之太庙，别以副本秘于中禁，传示万叶，世世子孙，恭戴天命，无敢怠荒。然臣窃谓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托国家之嘉瑞，浸生幻惑之狂谋，或诈凭神灵，或伪形土木，妄陈符命，广述休祥，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少君、栾大之事，往往有之。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参内景修行之要，资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极以御烝人，宝太和而延圣算，仰答天贶，俯惠群黎。’上嘉纳焉。”邓小南认为戚纶对天书不满，其疏意在进谏。此说似亦不确。戚纶此疏，在全面肯定天书的同时，只是提醒真宗，防止小人借天书“妄陈符命”，“乱天书之真旨”而已。正如邓先生所指出的，戚纶“参预了东封西祀、继修礼文的几乎全部过程，一度恩赐甚盛”。（《祖宗之法》，第330页）至于《曾巩集》卷42《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所谓“祥符、天禧之间，学士（纶）以论天书绌”（第565页），不详所以，然为后事，非祥符初年戚纶之态度。

[27]　张维玲：《经典诠释与权力竞逐》，第51—52页。

[28]　《长编》卷138，仁宗庆历二年十月丙午，第3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