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建设“人的新农村”

《城乡建设》杂志社对如何深入理解“人的新农村”，并在实际工作中有效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组织探讨。

1.1.1　提升农民幸福指数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提出如下观点。

长期以来，我国对“人的新农村”建设力度不够。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易见成效的村庄整治，“钱多盖房子，钱少刷房子，没钱立牌子”，对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态、培育文明乡风等投入大、见效慢的工作则重视不够。有的地方忽略了农村的特点和农民的需求，把发展城镇的思路简单套用到农村工作上，以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农民住上楼房、通上水电暖就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经济基础对于农村发展至关重要，否则农村必然落后。但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除了对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文化、公共服务等诸多层面的需要。“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建设“人的新农村”的核心是要关注作为权利主体的农民，保护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把握好软硬件之间的平衡，既离不开基础设施改善和产业支撑，还要重视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

近年来，农民外出打工导致农村“空心化”，农村老人、妇女、儿童“三留守”问题突出，农村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有所增加，“人的新农村”建设亟须提上日程。针对这些情况，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持续提高农民素质、留住乡土文化和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等，都是推进“人的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解决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问题，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传统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承担，农村的公共服务是农民自己管理。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制度推进迅速。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很低，卫生、教育等领域公共资源在农村普遍稀缺。农村落后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落后。要加大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力度，把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把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放在新农村建设重要位置。只有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才能满足农业发展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更高需求，才能更好地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农民整体文化程度较低、年龄结构偏大，导致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缓慢。要创造条件为农村“造血”，让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成为农村的接班人。要用民主的办法搞新农村建设，真正把决策权交给农民。

留住乡土文化和农村生态文明。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也就是说，按届时总人口15亿计算，仍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建设“人的新农村”，不是要把农民都留在农村，但也不能照搬以往的做法。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城镇和农村应当各具特色，既不能有巨大的反差，也不能没有区别。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是缩小版的城市。要做好古村落、民俗村落和特色村落的保护性建设。只有传承乡村文明，保留田园风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新农村。

推进“人的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抓手。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建设“人的新农村”，是要全面提升农村幸福指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就要让农民无论生活在城镇还是农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和现代化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丰硕成就显然易见。随着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的推进，屋舍换上了新颜，“屋舍整齐”，不再是《桃花源记》中的憧憬；随着农村文明文化的普及，那一页页彩绘的民俗文化墙，述说着村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越来越高雅的追求；随着农村整体居民素质的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进，绘出了一副副乡村美景。

新农村的快速发展，在带来了农村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乡愁”。日渐显得陈旧的农村公共服务，让农村吸引不住年青的群体，农村“空巢”现象越来越明显；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在带来农村的生活环境的提高的同时，更带来了那再也回不去的乡愁；有些急迫的发展步伐，让乡村发展忽视了因地制宜和特色取胜，农村的生态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与生存的博弈。

这是时代发展对农村提出的新一轮挑战。如果不能让农村的公共服务跟得上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妇女即将成为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用传统文化留住村民心里的“乡愁”，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农村建设的同质化；如果不能保有农村的绿水青山，若干年后，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被开发的面目全非的“破旧乡村”。

顺时而动，乃是让时代“为我所用”的法宝。在“物的新农村”逐渐丰盛的同时推出“人的新农村”，这是让新农村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的又一高层次政策抉择：将基础设施建设加上“灵魂性”的指引，让“人性化”成为引领性的新政策。

1.1.2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提出如下观点：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生态保护和人居环境，牢固树立环保底线思维和生态安全红线意识，切实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抓好农村治污减排和生态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为建设“美丽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的城乡环境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给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农村环境一直是困扰和阻碍农村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难题。农村生态环境脆弱，一旦被破坏就难以恢复。再加上农民保护农村环境意识淡薄，农业生产生活和乱扔乱倒垃圾，造成了土壤和水源污染，严重影响人居环境和村民身心健康，严重制约了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农村生态环境关系到城乡的生态安全，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撑。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面对日趋严峻的农村环境形势，切实加强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守护“生态红线”，保障生态安全，留住有“人”的新农村，才是建设新农村的初衷和根本。为此，增强公众和村民环境意识，着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另外，注重环保项目审批和建设，严禁带有环境污染的项目在农村建设，稳步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坚决守住农村的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这片家园。继续开展生态城市、生态乡镇、生态村等环保创建活动，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夯实生态文明建设基础，等等。这样多管齐下，有效保护“生态红线”、保障生态不被逾越。

“生态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可见其重要性和意义之大。建设“人的新农村”，既需要“面子”更离不开“里子”，只有表里如一的新农村才叫人欣赏、才宜人居住、才让人向往。新农村生态环境搞好了，新农村才能称得上真正美丽。在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中游玩、摘菜、赏花、登山和居住，在民风淳朴的美丽乡村中品尝“舌尖上的乡村”，这些都带给了游客许多全新的生活体验，是时下城里人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和任务，让农村环境靓丽起来。农村的生态环境搞好了，有新鲜的空气可呼吸、有干净清甜的水可喝、有安全放心的粮食可吃，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促进农村变成景点、农产品变成旅游产品、农民变成旅游从业人员，促进富民强村和乡风民风文明和谐，让“人的新农村”美好蓝图呈现在世人眼前。

1.1.3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指出如下观点：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农村传统文化也面临重视和加强新农村传统文化的生态保护与发展极大的冲击。

一是传统文化失传。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农村中青年纷纷走出家门，离土离乡，到城市、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打工，谋求新发展、新生活，对一些商品价值低、缺乏现代气息、枯燥单调的传统民间工艺与艺术缺乏兴趣与热情，导致一些民间艺术传承后继无人。

二是传统工艺的消费意识、消费行为及其思想文化的影响，另外又受到当地传统工艺生产者的市场竞争所左右，导致一些传统工艺发生“变异”，改变了传统工艺原来的民族风格、制作工艺和原义，丧失了“本色”，显得不伦不类。这不但损害、贬低了当地传统工艺品的声誉、形象和价值，还因失去“个性”而最终导致对外地游客吸引力的丧失，使其面临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境。

三是传统文化产品受到“市场失调”的冲击。以广东肇庆市闻名中外的端砚为例。端砚曾是封建王朝贡品，端砚精品历来以高文化品位享誉于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端砚产品开发规模不断扩大，出现市场失控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末，肇庆年产端砚只有几百枚；至1979年，年产量达7万枚；80年代末发展到年产30万枚；到了90年代，年产量达到50万枚。大规模的端砚开发，导致市场供求失衡，引发恶性竞争，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乱挖乱采，砚石资源浪费、枯竭；假冒伪劣端砚产品充斥市场，市场萎缩、不景气；恶性竞争损害了端砚声誉，严重影响端砚文化的传续与可持续发展。

四是农村传统文化被破坏。这种现象在农村城镇开发以及乡村旅游开发中较为普遍。不少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名城在城镇化过程中往往重开发而轻保护，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许多有价值的街区和建筑遭到破坏，甚至有的地方拆除真文物，大造假古董，搞得不伦不类，破坏了名村、名镇、名城风貌。浙江舟山定海旧城的破坏，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地强行拆除旧城的主要街区和有价值的历史建筑，造成对名城无可挽回的破坏。在广西桂林地区，自然景观与少数民族风情结合，资源优厚，十分适合旅游观光。当地政府在多年的民族工作基础上，建立了一批民俗旅游村，创造了民俗就业、文化扶贫和农村致富的机会。当然，这种工作也导致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有些村寨民俗的传承就脱离了原有的民俗环境和民族空间，标价售出，变成了摇钱树。

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一般具有多种功能，诸如文化功能、旅游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等。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淀，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是一种独特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传统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功能和作用也越来越凸显。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加以挖掘、开发和利用，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传统文化产业。例如，剪纸手工业、雕刻工艺产业、编织产业、文化旅游业、乡村民俗旅游业等。

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资源也面临着保护不当、过度开发、人为破坏、自然退化等突出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非常尖锐的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导致传统文化的生态危机，危及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要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避免对农村传统文化做重大的改动，杜绝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破坏，防止和减缓农村传统文化的自然退化。这是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核心问题，也是落实生态文明观、促进农村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建设新农村、繁荣农村文化事业过程中，必须把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并将生态保护意识贯穿于始终。

农村历史文脉、古老民居祠堂、纪念性建筑等文化遗产，年久失修，或自然破损，或人为破坏，要加以珍惜与保护。要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投入，通过调查、规划、维修与保护性开发等措施，赋予农村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如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渼陂村被誉为“庐陵文化第一村”，是第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当地政府围绕把渼陂古村打造成露天型江南古村博物馆的目标，编制了《渼陂古村保护建设规划》，规定了保护范围，请文物部门进行了文物普查，邀请知名专家对古村的历史渊源和建筑风格进行论证，挖掘文化底蕴，为古村保护开发提供理论基础。近几年，投入建设资金达600多万元，新建了具有深刻庐陵文化内涵的石刻牌坊，硬化了进村道路和牌坊小广场，修复了游步道和村内水系，“小桥流水人家”初见雏形；对渼陂村内破损严重的革命旧居旧址、明清民居等进行维修，有效地保护了各种古建筑。这一举措，为国家对农村传统文化实施保护开发树立了典范。

1.1.4　推进新型乡村文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提出如下观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布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农村正在由人口“空心化”逐渐转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并产生大量的“空心村”。农村空心化直接导致农村“三留守”人口增多、主体老弱化和土地空弃化。此外，一些传统技艺、乡风民俗也濒临失传。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村庄正在日趋离散，村庄的传统和记忆被消解，村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信任、乡规民约等秩序也日益弱化和丧失。

我国要探索乡村文明发展之路，应着力把乡村建设的过程变成发现和重塑乡村价值的过程，变成生产要素向广大农村倾斜转移的过程。目前，我国有不少地方已经在新乡村文明之路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

（1）特色古村落的“保护开发型”　如云南腾冲县和顺古镇、安徽黟县西递宏村是这方面的代表。西递宏村的徽州古民居，以其保存良好的传统风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为新农村建设的范本。西递宏村每年将门票收入的两成左右用于文物保护，在建立健全30项遗产保护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实施了“遗产保护、业态升级、设施配套、交通优化、社区和谐、机制创新、管理加强”七大系统建设。

（2）风景秀丽村落的“农家乐型”　这些村落利用农村特有的田园风光、古村民居和农家生活，开展“吃农家菜、住农家屋、干农家活”的农业旅游主题经营活动，同时推进环境整治和电网、饮用水等工程建设，加速农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现代化。以四川、重庆等地农村为代表的“农家乐”，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形式。

（3）修旧如故的“社会协助型”　引入社会资本、民间智力，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以河南信阳市郝堂村为例，具有豫南风格的狗头门楼、灰砖居民楼、依水而建的小桥……在尊重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前提下，采取“一户一图纸”，对村落和民居进行功能性改造，保护了承载人们记忆的乡土建筑。

（4）现代新村的“村企一体化型”　利用当地龙头企业带动，实现资金、技术、人才、土地和文化等生产要素在农村的优化配置，实现村庄变社区、农业现代化和就地城镇化。河北曲周县白寨生态中心村成立了富民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中法生态养猪”项目全产业链布局的同时，立足培育新农民，精心定制文化套餐，拓宽发展视野，让农民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就能享受现代城市生活。